（录入）西班牙内战（1936-1939）布努埃尔
14. 西班牙内战（1936-1939）
1936年7月，佛朗哥带着他的摩洛哥军队进逼西班牙，誓言推翻共和国政府并 重新建立秩序。我的太太和儿子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已回巴黎，只剩下我一个人留 在马德里。一天早上，我被一阵爆炸声和炮声惊醒，一架共和国政府的飞机正在 轰炸孟塔那山丘的陆军营房。
这个时侯，全西班牙的营房早已塞满了士兵。一群长枪会的兵士已经进驻孟 塔纳山丘，连续好几天他们从营房的窗口不断对外扫射，杀死了许多老百姓。7月 18日的清晨，一群由阿札那共和政府的突击队所支援的工人队伍，全副武装进攻 那些营房，10点左右战斗结束，长枪会的兵士和叛变的军官全被处决，这场战斗 终于揭开了西班牙内战的序幕。
说来难以置信，革命战争真的爆发了。从我的小房间里头，我不断听到远处 的机关枪声格格作响，还看到一群工人和吉普赛人拖着一门大炮从我窗口底下经 过。我们酝酿多年，也是我个人期待多年的一场革命行动终于在我眼前展开了， 但我却觉得讶异和震惊。
两个星期之后，著名的艺术史学者埃利?福雷（Elie faure）来到马德里，他 一向热烈拥护共和政府。有一天早上，我去他住的旅馆看他，我看到他穿着睡袍 站在窗口，望着街上的示威游行，看到全副武装的人们，他竟情不自禁地哭了起 来。
有一天，我和他在街上看到几百个农夫，四个人一排，身上背着来复枪 或手上拿着镰刀和草耙，在街上踏步前进，他们极力装出一副受过训练的样子， 我们都难过得掉下了眼泪。
这股武力起初扬威耀武，颇有不可一世的气概，然而，1936年的11月，一支 训练有素的共和政府军队一出现，这只农人武力随即宣告瓦解。我不是历史学家 ，对于1936年在我国家所发生的这些事件及其所造成的裂痕，我无法不偏不倚地 去加以公平描述，我只能够描述我所看到的，以及我所能记忆的。大体而言，当 时的马德里仍然还在共和政府的控制之中，但佛朗哥的军队在攻陷沙拉孟加和柏 哥斯等城之后，已经进逼到托雷多了。在马德里城里，法西斯分子到处制造事端 ，教士和有钱的地主据说支持长枪会——也就是当时的法西斯党，因而他们的地 位岌岌可危，随时有被共和政府抓去处决的危险。战争开始时，无政府主义者释 放出所有的政治犯，并将之编入有无政府主义联盟所控制的民族同盟军队。无政 府主义联盟中有许多极端分子，譬如，他们发现有人在家里供奉宗教神像，及不 由分说抓到市郊的一座公园处决掉。许多人常常在晚上无缘无故被带走，大家都 会这样说，他们被带到公园散步去了。
那时候，你和无政府主义者讲话时，一定要以“朋友”称呼，和共产党讲话 则称呼“同志”，否则随时都会有对你不利的事情发生。还有，在公共场合不能 乱比划手势，否则会被误认为是法西斯党而被当场射杀。在街上开车的时候最好 在车顶上绑一两床棉被，以免被流弹击中。有钱人家的子弟出门时，大多尽量打 扮得寒酸一点，最好像个工人，以免被共产党找麻烦。其实，共产党反而建议工 人穿白色衬衫，系白色领带，以示区别。
有一天，我一位画插画的朋友翁达隆告诉我说，我电影公司的一位导演海列 迪亚被逮捕了（他为我拍过《朱安西蒙的女儿》一片）。他是前共和政府总理里 维拉的表弟，由于这层关系，战争爆发后，每天不敢回家睡觉，到处躲躲藏藏， 有时晚上还睡公园的板凳，虽然如此小心翼翼，最后还是被一群社会主义者逮住 了，并很快宣判死刑，马上就要执行枪决了。那天我一听到这消息，马上赶去罗 特班斯片场，我到达那里时，片场的工人正在开会，我问他们海列迪亚的下落如 何，他们说他“很好”，那些人并没对他怎样，我请求他们组成一个代表团和我 一起去情愿，请求他们释放他。于是几个人带着来复枪和我一起去，我们到达那 里时，大门口只有一个守卫，来复枪放在膝盖上，懒散地坐在那里。我仔细一看 ，这个家伙前天晚上还和我一起吃过晚饭，我以带有威胁的口吻跟他说，我想见 他的上级。
“嘿，布努艾尔，”他冷淡地说，“你来这里干什么 ？”
我跟他说我们不能随便处决任何人，更不能因为海列迪亚是里维拉的表弟就 要处决他，何况他自己本身行为良好，并没犯什么过错。从片场和我一起去的那 几个工人也不断帮我为海列迪亚说话，最后，他终于被释放了。后来他逃到了法 国并加入长枪会，内战结束之后他回到西班牙继续当导演拍电影，甚至还拍了一 部歌颂佛朗哥的电影！我最后见到他是在1950年代的一次戛纳影展会场上，我们 一起吃午饭，并聊了很久。
在这段混乱的时期里，我和卡利洛攀上了不错的交情，他是社会主义联合青 年会的秘书长。有一次我跑去找他并向他要一枝手枪，因为在这么混乱的局势里 ，身上有枝枪以求自卫似乎是必要的。
“一枝都不剩了。”他打开抽屉给我看。
后来我好不容易弄到了一枝来复枪，记得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来到独立广场 ，一场枪战突然爆发，许多人躲在屋顶上往底下射击，有的躲在车子后面射击， 有的则躲在屋里从窗口往外射击。我迅速躲到一棵树后面，拿出我的来复枪，可 是却不知道要往哪里射击好，我发觉有枪也是麻烦，后来我就把这枝来复枪还了 回去。
战争爆发后的前三个月最为混乱，主要是因为整个局势失去了控制。我一向 反对传统，是个热烈的革命分子，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传统的既有秩序，如今事 情真的发生了，我发现我已被推到了一个火山口，竟感到害怕不已。许多人借革 命的名义，到处破坏掠夺，简直是肆无忌惮，目无法纪。我看到一群工人开着一 部卡车到市郊的圣心耶稣教会纪念馆，在那里成立作战总部并当场砸碎耶稣的雕 像。我痛恨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许多人一旦抓到权力就大搞破坏行动，这类疯 狂的行径使得大家忘却了引发这场战争的目的了。
我每天晚上前去“作家与艺术家革命协会”参加聚会，在那里我见到了许多 老朋友——阿贝尔第、柏格明、新闻记者瓦尔加及诗人亚尔托拉奎尔等人。我们 的会议经常为我们这个协会是否应该保持中立或摆明立场而争论不休。我自己的 立场，在情感上或智识上来讲，比较偏向无政府主义，可是就最基础的本性而言 ，我倒是很渴望和平和秩序。我们每天总是争论不已，但永远只是停留在理论的 阶段，从未真正有过决议付诸实际行动。
佛朗哥的军队继续挺进，不断攻陷许多城镇。另一方面，我们的协会仍在继 续争论要不要向无政府主义靠拢，然而，无政府主义者的许多作为却令人十分心 寒。他们大肆杀害教士，我自己虽然反对宗教，但对他们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屠 杀，却觉无法宽恕。有些教士最后只得靠向共和政府，有的走向法西斯主义。在 这场战争里，没有人能够保持中立，但绝对也不会有人去向无政府主义主义者臣 服，去和他们共同编织西班牙第三共和的乌托邦美梦。
有一段日子我感到非常害怕，我住在一栋豪华的中产阶级公寓里，时时刻刻 都在担心无政府主义者会随时闯进来，并对我说“要带我出去散散步”，我能够 反抗吗？怎么反抗？我能够对他们说什么呢？
战争期间，马德里盛传许多匪夷所思的小故事，我就听说有一群修女在从修 道院前往教堂的途中，看到一尊圣母玛利亚抱着耶稣基督的雕像，修道院的院长 手拿木槌和凿刀，上前把圣母玛利亚手中的婴孩敲下来带走，临走时还对圣母玛 利亚的掉想说：
“如果我们打赢这场战争，我们会把您的儿子送回来的！”
共和政府的阵营里大家意见分歧不一，而共产党和法西斯党一心一意要赢取 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却宣称他们已经胜利了，并已经着手在建 造他们的理想社会。有一天，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杂志编辑在卡斯提亚咖啡馆碰 见我，他对我说：
“我们已经在托勒顿建立了一个社区，一共有20间屋子，你要的话，可以分 一间给你。”
我听了之后，既惊讶又愤怒，因为这些屋子的主人不是被他们逼迫逃离就是
被他们处决，他们居然还在为此洋洋得意，编织者他们的乌托邦美梦。更可笑的 是，托勒顿距离佛朗哥的军队才不过几公里远，随时都有可能被接收，那些无政 府主义者居然还能在那里大做美梦。
有一次我和音乐家雷玛恰在一家餐馆用餐，这家餐馆的老板的儿子是个无政 府主义者，有一次在和法西斯党长枪会的战斗中身受重伤，被抬回这里的医院治 疗。那天，我们正在用餐的时候，一群全副武装的无政府主义者闯了进来，大叫 ：“致敬!朋友！”接着大嚷要酒喝，我看不过去，我对他们说，这里老板的儿子 为他们作战受伤，正在医院治疗且命在旦夕，他们不去山区作战，却来这里作威 作福，是不是说不过去？他们变得清醒了些，随即起身离去，当然，酒也一起带 走了。
每天晚上，无政府主义者的军队都会下山来到处搜刮酒物，不断骚扰老百姓 ，逼得许多人纷纷投向共产党。其实，战争刚开始时，他们的表现非常不错，势 力越来越强，不但纪律良好，而且战斗力旺盛，全力以赴在为主义和理想拼命， 我觉得他们是一支可寄予厚望的革命力量。然而，如今却堕落得如此彻底，我恨 他们比恨法西斯党还还甚，说来悲哀，却是千真万确。早在战争爆发之前，这层 怨恨就已经开始了。1935年，“伊比利半岛无政府主义联盟”策动一次大规模的 建筑工人罢工，我那位无政府主义朋友亚辛（他曾资助我拍摄纪录片《无粮之地 》）告诉我说，当时有一个共产党代表团来见这次策动罢工的领袖。
“在你们的队伍中有三个警察的密探。”他们跟这位领袖这样说，并举出这 三个人的名字。
“有密探又怎样？”这位领袖反驳道，“我们早就知道了，让我坦白告诉你 ，我们喜欢警察的密探甚于喜欢你们共产党！”
我一向对无政府主义者有一种浪漫式的同情，但是却无法忍受他们极端和狂 热的行为。譬如说，他们一碰到身份是工程师或具有大学文凭的人，即不分青红 皂白加以逮捕或处决。在巴塞罗那的一家炼铁工厂里，他们处决了厂长以及所有 工程师，只是为了证明没有上层的专家领导，光凭工人本身，照样可以把工厂经 营得很好，甚至更好，结果他们制造出来的坦克根本不堪一击。
总之，那时候的局势带给我的感觉就是混乱和没有安全感，眼看着一场古老 的革命之梦就要实现之际，我只感觉到恐怖和悲哀。
有一天，从一位共和政府的人士口中传来了洛尔卡的死讯，这真是一个晴天 霹雳。在马德里念书时，我和洛尔卡的感情最为融洽，简直情同手足。怕《一条 安达鲁狗》一片之前，我们的友谊曾经有过一阵低潮，他来自安达鲁西亚省，那 时候他觉得我拍《一条安达鲁狗》是故意给他难堪，他逢人便说：
“布努埃尔拍了一部短片，叫做《安达鲁西亚之狗》，那只狗就是我!”
1934年，我们恢复了友谊，并且和好如初。我总觉得他很爱好虚名，很在意 外界对他的看法，虽然如此，我还是很喜欢和他交往。佛朗哥和他的军队进入马 德里的前四天，他突然决定回格拉纳达老家避难。
“佛烈德利珂，”我说，我想极力劝阻他离开，“现在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 ，最好不要随意走动，你回到那里不见得比这里安全。”
我们每一个人劝他的话，他都不听，结果第二天带着既紧张又害怕的心情离 开了马德里。对我而言，他的死讯的确犹如晴天霹雳，我从未见过像他那么完美 的人，他的诗和戏剧暂且不谈，他的人的确无懈可击，他自己本身就是他的艺术 杰作。任何时候，不管是坐下来模仿肖邦弹钢琴，或是即兴表演哑剧，或是表演 某一戏剧里的某一角色，他都非常迷人。他朗诵诗文也很有一套，我们被吸引住 的，常常不是诗文本身，而是他的朗诵姿态以及声调。他热情、有才华，而且又 年轻，前途不可限量。我在大学时代遇见他之前，只是个体能发达的运动好手而 已，认识了他之后，才真正窥探到了文学艺术的殿堂，他像一股火焰，燃烧了我 并促使我脱胎换骨。
他死后遗体始终未被寻获，谣言因而四处流窜，达利甚至还恶意中伤说，他 的死可能牵涉同性恋行为。我知道不是。他回格拉纳达之后跑去和一个叫罗萨尔 斯的诗人住在一起，罗萨尔斯是长枪会的会员，他家和洛尔卡家是世交。洛尔卡 那时候认为和罗萨尔斯住在一起会很安全。一天夜里，来了一群人（没有人知道 他们是谁，事实上他们是谁已经不重要了），带头的人好像叫阿风索，他们不由 分说把他逮捕，用卡车把他和一群工人一起押走，很快就被处决了。我可以想象 到他的痛苦和恐惧，我日后时常想起这些。
——手工录入自布努艾尔•《我的最后一口气》
1936年7月，佛朗哥带着他的摩洛哥军队进逼西班牙，誓言推翻共和国政府并 重新建立秩序。我的太太和儿子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已回巴黎，只剩下我一个人留 在马德里。一天早上，我被一阵爆炸声和炮声惊醒，一架共和国政府的飞机正在 轰炸孟塔那山丘的陆军营房。
这个时侯，全西班牙的营房早已塞满了士兵。一群长枪会的兵士已经进驻孟 塔纳山丘，连续好几天他们从营房的窗口不断对外扫射，杀死了许多老百姓。7月 18日的清晨，一群由阿札那共和政府的突击队所支援的工人队伍，全副武装进攻 那些营房，10点左右战斗结束，长枪会的兵士和叛变的军官全被处决，这场战斗 终于揭开了西班牙内战的序幕。
说来难以置信，革命战争真的爆发了。从我的小房间里头，我不断听到远处 的机关枪声格格作响，还看到一群工人和吉普赛人拖着一门大炮从我窗口底下经 过。我们酝酿多年，也是我个人期待多年的一场革命行动终于在我眼前展开了， 但我却觉得讶异和震惊。
两个星期之后，著名的艺术史学者埃利?福雷（Elie faure）来到马德里，他 一向热烈拥护共和政府。有一天早上，我去他住的旅馆看他，我看到他穿着睡袍 站在窗口，望着街上的示威游行，看到全副武装的人们，他竟情不自禁地哭了起 来。
有一天，我和他在街上看到几百个农夫，四个人一排，身上背着来复枪 或手上拿着镰刀和草耙，在街上踏步前进，他们极力装出一副受过训练的样子， 我们都难过得掉下了眼泪。
这股武力起初扬威耀武，颇有不可一世的气概，然而，1936年的11月，一支 训练有素的共和政府军队一出现，这只农人武力随即宣告瓦解。我不是历史学家 ，对于1936年在我国家所发生的这些事件及其所造成的裂痕，我无法不偏不倚地 去加以公平描述，我只能够描述我所看到的，以及我所能记忆的。大体而言，当 时的马德里仍然还在共和政府的控制之中，但佛朗哥的军队在攻陷沙拉孟加和柏 哥斯等城之后，已经进逼到托雷多了。在马德里城里，法西斯分子到处制造事端 ，教士和有钱的地主据说支持长枪会——也就是当时的法西斯党，因而他们的地 位岌岌可危，随时有被共和政府抓去处决的危险。战争开始时，无政府主义者释 放出所有的政治犯，并将之编入有无政府主义联盟所控制的民族同盟军队。无政 府主义联盟中有许多极端分子，譬如，他们发现有人在家里供奉宗教神像，及不 由分说抓到市郊的一座公园处决掉。许多人常常在晚上无缘无故被带走，大家都 会这样说，他们被带到公园散步去了。
那时候，你和无政府主义者讲话时，一定要以“朋友”称呼，和共产党讲话 则称呼“同志”，否则随时都会有对你不利的事情发生。还有，在公共场合不能 乱比划手势，否则会被误认为是法西斯党而被当场射杀。在街上开车的时候最好 在车顶上绑一两床棉被，以免被流弹击中。有钱人家的子弟出门时，大多尽量打 扮得寒酸一点，最好像个工人，以免被共产党找麻烦。其实，共产党反而建议工 人穿白色衬衫，系白色领带，以示区别。
有一天，我一位画插画的朋友翁达隆告诉我说，我电影公司的一位导演海列 迪亚被逮捕了（他为我拍过《朱安西蒙的女儿》一片）。他是前共和政府总理里 维拉的表弟，由于这层关系，战争爆发后，每天不敢回家睡觉，到处躲躲藏藏， 有时晚上还睡公园的板凳，虽然如此小心翼翼，最后还是被一群社会主义者逮住 了，并很快宣判死刑，马上就要执行枪决了。那天我一听到这消息，马上赶去罗 特班斯片场，我到达那里时，片场的工人正在开会，我问他们海列迪亚的下落如 何，他们说他“很好”，那些人并没对他怎样，我请求他们组成一个代表团和我 一起去情愿，请求他们释放他。于是几个人带着来复枪和我一起去，我们到达那 里时，大门口只有一个守卫，来复枪放在膝盖上，懒散地坐在那里。我仔细一看 ，这个家伙前天晚上还和我一起吃过晚饭，我以带有威胁的口吻跟他说，我想见 他的上级。
“嘿，布努艾尔，”他冷淡地说，“你来这里干什么 ？”
我跟他说我们不能随便处决任何人，更不能因为海列迪亚是里维拉的表弟就 要处决他，何况他自己本身行为良好，并没犯什么过错。从片场和我一起去的那 几个工人也不断帮我为海列迪亚说话，最后，他终于被释放了。后来他逃到了法 国并加入长枪会，内战结束之后他回到西班牙继续当导演拍电影，甚至还拍了一 部歌颂佛朗哥的电影！我最后见到他是在1950年代的一次戛纳影展会场上，我们 一起吃午饭，并聊了很久。
在这段混乱的时期里，我和卡利洛攀上了不错的交情，他是社会主义联合青 年会的秘书长。有一次我跑去找他并向他要一枝手枪，因为在这么混乱的局势里 ，身上有枝枪以求自卫似乎是必要的。
“一枝都不剩了。”他打开抽屉给我看。
后来我好不容易弄到了一枝来复枪，记得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来到独立广场 ，一场枪战突然爆发，许多人躲在屋顶上往底下射击，有的躲在车子后面射击， 有的则躲在屋里从窗口往外射击。我迅速躲到一棵树后面，拿出我的来复枪，可 是却不知道要往哪里射击好，我发觉有枪也是麻烦，后来我就把这枝来复枪还了 回去。
战争爆发后的前三个月最为混乱，主要是因为整个局势失去了控制。我一向 反对传统，是个热烈的革命分子，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传统的既有秩序，如今事 情真的发生了，我发现我已被推到了一个火山口，竟感到害怕不已。许多人借革 命的名义，到处破坏掠夺，简直是肆无忌惮，目无法纪。我看到一群工人开着一 部卡车到市郊的圣心耶稣教会纪念馆，在那里成立作战总部并当场砸碎耶稣的雕 像。我痛恨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许多人一旦抓到权力就大搞破坏行动，这类疯 狂的行径使得大家忘却了引发这场战争的目的了。
我每天晚上前去“作家与艺术家革命协会”参加聚会，在那里我见到了许多 老朋友——阿贝尔第、柏格明、新闻记者瓦尔加及诗人亚尔托拉奎尔等人。我们 的会议经常为我们这个协会是否应该保持中立或摆明立场而争论不休。我自己的 立场，在情感上或智识上来讲，比较偏向无政府主义，可是就最基础的本性而言 ，我倒是很渴望和平和秩序。我们每天总是争论不已，但永远只是停留在理论的 阶段，从未真正有过决议付诸实际行动。
佛朗哥的军队继续挺进，不断攻陷许多城镇。另一方面，我们的协会仍在继 续争论要不要向无政府主义靠拢，然而，无政府主义者的许多作为却令人十分心 寒。他们大肆杀害教士，我自己虽然反对宗教，但对他们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屠 杀，却觉无法宽恕。有些教士最后只得靠向共和政府，有的走向法西斯主义。在 这场战争里，没有人能够保持中立，但绝对也不会有人去向无政府主义主义者臣 服，去和他们共同编织西班牙第三共和的乌托邦美梦。
有一段日子我感到非常害怕，我住在一栋豪华的中产阶级公寓里，时时刻刻 都在担心无政府主义者会随时闯进来，并对我说“要带我出去散散步”，我能够 反抗吗？怎么反抗？我能够对他们说什么呢？
战争期间，马德里盛传许多匪夷所思的小故事，我就听说有一群修女在从修 道院前往教堂的途中，看到一尊圣母玛利亚抱着耶稣基督的雕像，修道院的院长 手拿木槌和凿刀，上前把圣母玛利亚手中的婴孩敲下来带走，临走时还对圣母玛 利亚的掉想说：
“如果我们打赢这场战争，我们会把您的儿子送回来的！”
共和政府的阵营里大家意见分歧不一，而共产党和法西斯党一心一意要赢取 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却宣称他们已经胜利了，并已经着手在建 造他们的理想社会。有一天，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杂志编辑在卡斯提亚咖啡馆碰 见我，他对我说：
“我们已经在托勒顿建立了一个社区，一共有20间屋子，你要的话，可以分 一间给你。”
我听了之后，既惊讶又愤怒，因为这些屋子的主人不是被他们逼迫逃离就是
被他们处决，他们居然还在为此洋洋得意，编织者他们的乌托邦美梦。更可笑的 是，托勒顿距离佛朗哥的军队才不过几公里远，随时都有可能被接收，那些无政 府主义者居然还能在那里大做美梦。
有一次我和音乐家雷玛恰在一家餐馆用餐，这家餐馆的老板的儿子是个无政 府主义者，有一次在和法西斯党长枪会的战斗中身受重伤，被抬回这里的医院治 疗。那天，我们正在用餐的时候，一群全副武装的无政府主义者闯了进来，大叫 ：“致敬!朋友！”接着大嚷要酒喝，我看不过去，我对他们说，这里老板的儿子 为他们作战受伤，正在医院治疗且命在旦夕，他们不去山区作战，却来这里作威 作福，是不是说不过去？他们变得清醒了些，随即起身离去，当然，酒也一起带 走了。
每天晚上，无政府主义者的军队都会下山来到处搜刮酒物，不断骚扰老百姓 ，逼得许多人纷纷投向共产党。其实，战争刚开始时，他们的表现非常不错，势 力越来越强，不但纪律良好，而且战斗力旺盛，全力以赴在为主义和理想拼命， 我觉得他们是一支可寄予厚望的革命力量。然而，如今却堕落得如此彻底，我恨 他们比恨法西斯党还还甚，说来悲哀，却是千真万确。早在战争爆发之前，这层 怨恨就已经开始了。1935年，“伊比利半岛无政府主义联盟”策动一次大规模的 建筑工人罢工，我那位无政府主义朋友亚辛（他曾资助我拍摄纪录片《无粮之地 》）告诉我说，当时有一个共产党代表团来见这次策动罢工的领袖。
“在你们的队伍中有三个警察的密探。”他们跟这位领袖这样说，并举出这 三个人的名字。
“有密探又怎样？”这位领袖反驳道，“我们早就知道了，让我坦白告诉你 ，我们喜欢警察的密探甚于喜欢你们共产党！”
我一向对无政府主义者有一种浪漫式的同情，但是却无法忍受他们极端和狂 热的行为。譬如说，他们一碰到身份是工程师或具有大学文凭的人，即不分青红 皂白加以逮捕或处决。在巴塞罗那的一家炼铁工厂里，他们处决了厂长以及所有 工程师，只是为了证明没有上层的专家领导，光凭工人本身，照样可以把工厂经 营得很好，甚至更好，结果他们制造出来的坦克根本不堪一击。
总之，那时候的局势带给我的感觉就是混乱和没有安全感，眼看着一场古老 的革命之梦就要实现之际，我只感觉到恐怖和悲哀。
有一天，从一位共和政府的人士口中传来了洛尔卡的死讯，这真是一个晴天 霹雳。在马德里念书时，我和洛尔卡的感情最为融洽，简直情同手足。怕《一条 安达鲁狗》一片之前，我们的友谊曾经有过一阵低潮，他来自安达鲁西亚省，那 时候他觉得我拍《一条安达鲁狗》是故意给他难堪，他逢人便说：
“布努埃尔拍了一部短片，叫做《安达鲁西亚之狗》，那只狗就是我!”
1934年，我们恢复了友谊，并且和好如初。我总觉得他很爱好虚名，很在意 外界对他的看法，虽然如此，我还是很喜欢和他交往。佛朗哥和他的军队进入马 德里的前四天，他突然决定回格拉纳达老家避难。
“佛烈德利珂，”我说，我想极力劝阻他离开，“现在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 ，最好不要随意走动，你回到那里不见得比这里安全。”
我们每一个人劝他的话，他都不听，结果第二天带着既紧张又害怕的心情离 开了马德里。对我而言，他的死讯的确犹如晴天霹雳，我从未见过像他那么完美 的人，他的诗和戏剧暂且不谈，他的人的确无懈可击，他自己本身就是他的艺术 杰作。任何时候，不管是坐下来模仿肖邦弹钢琴，或是即兴表演哑剧，或是表演 某一戏剧里的某一角色，他都非常迷人。他朗诵诗文也很有一套，我们被吸引住 的，常常不是诗文本身，而是他的朗诵姿态以及声调。他热情、有才华，而且又 年轻，前途不可限量。我在大学时代遇见他之前，只是个体能发达的运动好手而 已，认识了他之后，才真正窥探到了文学艺术的殿堂，他像一股火焰，燃烧了我 并促使我脱胎换骨。
他死后遗体始终未被寻获，谣言因而四处流窜，达利甚至还恶意中伤说，他 的死可能牵涉同性恋行为。我知道不是。他回格拉纳达之后跑去和一个叫罗萨尔 斯的诗人住在一起，罗萨尔斯是长枪会的会员，他家和洛尔卡家是世交。洛尔卡 那时候认为和罗萨尔斯住在一起会很安全。一天夜里，来了一群人（没有人知道 他们是谁，事实上他们是谁已经不重要了），带头的人好像叫阿风索，他们不由 分说把他逮捕，用卡车把他和一群工人一起押走，很快就被处决了。我可以想象 到他的痛苦和恐惧，我日后时常想起这些。
——手工录入自布努艾尔•《我的最后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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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ane 转发了这篇日记 2010-03-04 22:4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