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剥金庸武侠的皮

《飞狐外传》
武侠小说作为类型作品，其主题基本聚焦在主角的成长叙事，金庸的《飞狐外传》尤其如此，以令人激动的成长寓言深植于人道主义的武侠写实传统，抛弃史诗神话的宏大建构，单纯地写一个理想主义的古典侠士胡斐。在胡斐行侠江湖的橙色岁月里，一路上的美女不过是上帝对他的考验，其所秉持的理念不断受到蛇的诱惑，此时此刻，胡斐呈现出哈姆雷特式的彷徨与犹豫。行动或迟疑，都是在选择，而人生最难的就是选择。作为英雄之后，胡斐最终承担前人的重负，坚守了个人性的理念。他与红花会的诸位当家颇有渊源，跟赵半山乃是生死之交，但在《雪山飞狐》里，胡斐依旧以个人性的姿态行走江湖，并没有加入追随体制化的组织红花会，真正的侠士，敢于面对强权，敢于拒绝体制的召唤，游离于江湖主流的意识形态之外。红花会领袖陈家洛与朝廷大帅福康安相貌神似，这绝非偶然，两个人其实是一种人，对政治成功的渴望，陈家洛梦想推翻一个皇帝，取而代之。而胡斐呢，只想做一个自由自在行侠江湖的普通人。在此意义上来说，胡斐亦成为一个“有问题”的人，一个脱离组织的人。他没有被红花会散播的反清复明的道德大义所迷惑，而是义无反顾的孤单上路，以胡家刀法抗拒人世间的虚无，或许，惟有在天下第一毒物七心海棠的主人程灵素那里，他才感受到一丝平安与喜悦。金庸凭借《飞狐外传》以朴实简洁的叙事，卸下武侠作品一贯的奇观形式，强调了观念对人性的压抑，对“侠”的存在做了充满想象力的书写。
《连城诀》
金庸小说一个鲜明的特征即是越是长篇气势越足，长篇的形式提供了写作者发挥的空间与时间。而他的中篇武侠，按长篇水准来说，怕是勉强及格（与金庸自己作品相比较而言）。不过亦有例外，譬如《连城诀》，一个冤狱故事以武侠形式缓缓展开，背后又隐藏着一个寻宝的叙事，而其主题则是探讨人类内心的黑暗。爱情、阴谋、宝藏、秘笈等等，几乎所有的流行元素皆包含其中。但很奇怪，这本书特别不像武侠小说，仿佛乡下人的故事。然而“人淡如菊”，凄清而又甜蜜的菊之恋却抢尽了小说男主的风头，最后印在脑海里的只是丁典与凌霜华的爱情故事，凄美、感伤、哀艳，淡淡的花香仿佛还在绿波如水的月色下弥散。然而，毒在人心的深处，爱在此时此刻，呈现出无力之感。对人性的恶，做了淋漓尽致的书写，让人难于呼吸。或许作者才展开笔墨，写了一段人淡如菊的美丽爱情，稀释一下满纸的人性之罪。《连城诀》的书写，乃是金庸对过往记忆的一次凭吊与回首，字里行间充满了感伤气息。然而追忆却让这段叙事变得滑稽与嘲讽，乡下少年被动的江湖之旅，以奇观的方式呈现，留下落花流水的印迹，浪漫与血腥杂糅在一起，以及不可思议的囚室之爱，让我们看到世间的阴暗，人性的丑恶。作为武侠小品，《连城诀》可称完美，只是没有金庸长篇那种生生不息的磅礴气势，读起来就觉得若有所失。
《射雕英雄传》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的第三部武侠作品，写于1957年到1959年，先在《香港商报》连载（《射雕英雄传》后记）。此书是金庸武侠创作上确立自信心的一部作品，奠定了金庸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宗师地位，而后他连写了《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两部相关长篇，一部比一部成功，形成了金庸作品的中心部分。通过“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空间坐标，金庸划定了小说的内在思路与故事背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绰号有传统武侠小说的影子，但也成了后来无数武侠作品竞相模仿的写法。《射雕英雄传》可以说是一部武侠小说的典范之作，在武侠小说史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射雕英雄传》的根基在于儒，“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又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郭靖实践了这些古代儒家的理想。然而儒家入世的民本主义所设定的仍然是思考和行为着的个人与他所属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道德责任，并不曾要人们为外族人的利益而承担道义责任。在这一点上来说，《天龙八部》中的主角萧峰则面对了比郭靖等人远为艰难的选择。
《书剑恩仇录》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第一部武侠作品，却已呈现出大家风范。虽然是金庸的试笔之作，并非他的最成功作品，仍然显露了作者流淌全书的惊人才华。事实上“书剑恩仇”正可以作为一个象征，蕴含了作者以后一切作品的内在因素。“恩仇”是人类所具有的喜怒哀乐的感情，喜乐的执着凝聚为“恩”，哀怒的执着凝聚为“仇”，而“剑”是一种实践恩仇的力量，它将“恩仇”这两种极端的感情导致为生死，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然而金庸作品的特色是“剑”上还有“书”，也就是对以上所有这一切的思考与超脱。一“书”一“剑”，以“书”为主，形成了贯穿金庸全部作品的两条主线和基调。《书剑恩仇录》中人物众多，个性突出者为数并不少。譬如奔雷手文泰来、无尘道长、赵半山、武当高手张召重、陆菲青、余鱼同、李沅芷、霍青桐等，皆栩栩如生。但男主角陈家洛却不讨人喜欢，可能也是金庸小说中最失败的男主角。作为当时天下第一大黑帮组织红花会的龙头老大，文才武功，均是一时之选。可是看来看去，陈家洛都显得猥琐，小肚鸡肠。谈情说爱，让霍青桐伤心欲绝。江湖争霸，没有任何的政治头脑。他劝乾隆放弃本身的皇帝宝座，重新再做一个皇帝。这是怎样的一种脑残？
《神雕侠侣》
作为“射雕三部曲”的第二部，《神雕侠侣》写于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其主题探讨传统对个人成长的压抑性以及内心受创引发的精神危机，而主角杨过的身上同时又隐含着西方反叛精神的印记。《射雕英雄传》的巨大成功，让续篇背负重担与压力，如何在一个完美人格（郭靖）的照印之下，主角具有自己个性的叙事，乃是小说必须完成的使命。金庸采取了亦正亦邪的人物构架，穿插历史的进程，并让笔下的虚构人物与真实的历史比肩而立，至于杨过以绝顶武学之石击大汗蒙哥，不过乃是史诗神话之后的余波。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后半部开始出现一些奇人异士，譬如圣因师太、人厨子、转轮王张一氓、百草仙等等，与金庸之前书写的人物有了明显的区别，这为后来《倚天屠龙记》与《天龙八部》里的各色神通人物做下了铺垫。《神雕侠侣》用力写情，然十六年之约，又隐约透散出爱的无力感。或许对于作者来说，越是用力所写的念念不忘，越不容易讨好。反而“风陵夜话”等章节，写的清淡婉约，令人怀思不已。另外书中两个少年，大是关键性人物，郭襄与张君宝。前者创立峨嵋派武学，才有后来灭绝师太的出场；后者虽着墨不多，却是武学不世出的一代宗师张三丰，武当内家拳派的创始人。此两人又带出“射雕三部曲”之第三部的叙事因果，与宋辽元历史的交汇融合在一起，反省迷失年代青年的神话性所作所为。
《侠客行》
以两个人相貌近似写小说的冲突，并不算好的构思。作者亦自知此问题，这种坚持的叙事，其实值得玩味。当然《侠客行》的重心并不在此，金庸在后记里，提及此书乃是写人的情感纠结：石清夫妇对儿子的爱怜。作者如是说，但读者未必接受。小说里的主角由不识字而破解侠客岛武学，加上后记里所说的“各种牵强附会的注释，往往会损害原作者的本意，反而造成严重障碍。”很让人怀疑金庸的反智主义，更为接近的说法或许乃是现象学的本源，回到事物本身，虽然作者本意未必如此。传统小说是对冒险的叙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武侠小说更是如此。它强调的是江湖多风波，处处危机四伏。但金庸能够通过各种不同的叙事手段，旁枝斜出，留下诸多空白，把读者引导在另一种隐含的故事想象之中。譬如《侠客行》里的张三李四，其所拥有的赏善罚恶令，就以不可思议的奇观让人震惊。王怡兄曾经质疑过赏善罚恶的程序正义性，确实如此，这种道德张扬的江湖利维坦，可以任意主宰其他江湖豪客的生死，而且打着正义的旗号，尤其值得警惕。曾经的历史，已经多次验证了这种道德审判的巨大危害性。金庸以充满戏剧性的叙事，夸张变形的人物白描，在《侠客行》一书里，寓言式地再现了人的存在困境：我是谁？
《鹿鼎记》
康熙奇人韦小宝的存在，乃是金庸告别武侠之作的《鹿鼎记》一书的标志。由一个近乎没有武学基本功的江湖混混引领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参与历史，创造历史，充满俯拾皆是的嘲讽与金庸一贯的幽默，或许隐含着作者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抑或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批判？这样一部不像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作为金庸的封笔之作，其实透散出种种信息。在韦小宝闯荡江湖与浪荡皇宫的戏剧化叙事里，分明可以看到作者字里行间对历史幽微的洞察力。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皇宫上下的权力之争，神龙教的漫画式书写，郑家子孙的不肖行径，无不印照历史的喟叹。在这样的背景里，我们目睹江湖上一幕幕喜剧化的草莽风云，感受到拉伯雷式的狂欢。《鹿鼎记》对庙堂与江湖的双重书写，互文性的两般对照，展现的乃是作者对中国历史的外源性批判。至于火枪道具的出现，意味着武学叙事的终结。一个机器时代的到来，以武为手段的侠义英雄，已成前朝故事。
《倚天屠龙记》
《倚天屠龙记》乃是金庸武侠小说“射雕三部曲”的第三部，但小说的叙事与前两部已经有了很大的疏离，把时间的跨度拉长到近百年。在《倚天屠龙记》里，金庸继续自己虚构历史的野心，明写张无忌个人性的江湖之旅，暗写大明王朝数百年基业的兴起。作为与元朝政府持不同政见的地下组织明教的带头小哥张无忌无疑更具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在他的视野里，武当山上的那些叔伯们才是他的归宿，那里才是他作为一个人生存的根基所在。而江湖上的争霸与美女的诱惑，仅仅只是过眼烟云，犹如野地上的灰烬与时间长河里的骷髅。小说把史诗神话与个人成长结合起来，书写一段九阳神功的复活记。虽然主角的主线部分乏善可陈，但小说的旁枝斜出，精彩纷呈。譬如那个性情古怪的蝶谷医仙，诡异莫名的紫衫龙王，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光明右使，这些奇特的人物在历史的创世纪面前，多少流露出作者挑战正统叙事的努力。至于野心家朱元璋夺位的象征式白描，似乎印证历史的吊诡。在故事的尾声，画眉奇峰突起，与《笑傲江湖》令狐冲被任大小姐所拘束的无法自由交相辉映。或许，在金庸的内心深处，自由可望而不可及吧。
《天龙八部》
乔峰是个英雄，刚一出场就光芒万丈，就连武学大理论家王语嫣小姐也是佩服的紧：“这位乔帮主武功如此了得，我表哥跟他齐名，江湖上有道是‘北乔峰，南慕容’，可是……可是我表哥的武功，怎能……怎能……”至于另一位武学爱好者风波恶的反应则是：“这……这是‘擒龙功’吧？世上居然真的……真的有人会此神奇武功。”金庸笔下的主人公很少有像乔峰这样甫一出场就是绝顶的武学高手，一般的主人公都有渐渐成长的背景，武功由低到高，而乔峰没有。这个特例也预示着乔峰不平坦的人生历程与险恶的江湖之路，至于后来背负十字架上的种种磨难，理所当然。说英雄，谁是英雄。《天龙八部》并不是要描写一位伟大的英雄，而是写一位悲剧人物在极端困境下的自我反抗与自我挣扎，更具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由神到人的转变，预示着作者思想观念的境界提升。在这样的氛围里，《天龙八部》的主人公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受尽磨难，甚至失败丧命。人生能够常住不灭，恐世间将更无趣味。人世无常，或者正是很妙的事罢。萧峰的故事在人世无常的境地里带给我们永久的悲剧感，让我们唏嘘之余，又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悲凉。
《笑傲江湖》
金庸先生暂时抛开自己所擅长的大历史环境，笔锋所至，就象他笔下的令狐冲一样“歪歪斜斜地刺出一剑”，成就了一曲“自由主义”的绝唱。我的朋友王怡说“令狐冲是一个江湖之上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金庸笔下，我们看到只有令狐冲在精神上是作为一个个体，而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当中的成员而出现的。为了强调个体的纯粹性，金庸甚至破天荒地只字不提他的身世。”《笑傲江湖》是一部寓言式作品，对人性及中国历史有深刻的揭示。《笑傲江湖》没有明显的历史背景，正如金庸所言：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金庸借虚构的江湖争霸来影射中国三千年的政治斗争，于是小说体现了一种寓言化的本质，一种人性的大丑恶与大善良。《笑傲江湖》对武学的超脱令人耳目一新，“无招胜有招”这一石破天惊的构思体现了金庸作品灿烂夺目的思想内涵。 但金庸在虚化《笑傲江湖》的历史背景时，同时虚化了小说里的自由主义倾向，而加强了道家的无为主义的政治学和任自然的人生哲学，前者的代表是少林的方证大师和武当的冲虚道长，后者的代表是华山的令狐冲和衡山掌门莫大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