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死亡一定是悲伤和哭泣吗？我们那些老观念真的要改改了
《请讲》
“恳请你们用正能量的方式来对待我必须会来临的死亡。”台湾作家琼瑶关于尊严死的话题一度被刷屏被热议，那么，什么方式是正能量的方式？我们如何正确对待生和死？
“死亡不是狂热的、挣扎的，死亡可以是美丽的。”
“在我的追悼会上不要放哀乐，我希望放《红梅赞》。”
“不要老在临终的人边上擦眼泪、哭，而是要让他（她）回忆这一辈子做了什么，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
这些观点是不是颠覆了你以往对待死亡的看法？是的，对于生和死，我们都应该换个角度。
4月18日夜，上海复旦大学校园，在《秘密花园》、《第九交响曲第三乐章》的音乐声中，一场关于生和死的讨论静默开场。
生死两相安，就是这场论坛的主题，这是复旦大学生命关怀协会举办的生命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也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创建9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一部分。由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上海市抗癌协会、复旦大学伦理医学研究中心、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复旦大学生命关怀协会承办。论坛中，四位来自不同学科的重量级嘉宾，从医学、护理学、社会学等角度与大家分享他们眼中的生命与死亡。
论坛主题“生死两相安”，正确对待死亡，方能深刻理解生命。复旦大学 供图
1.怎样让死亡变得有尊严？
“其实生和死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我认为死亡是生命发展必然的结果，生下来其实就向死亡走了一步。所以有人说，其实精子和卵子结合，其实是百分之百死亡率的疾病，因为最后精子和卵子结合后成了胚胎，成了小孩，还是百分之百会死亡的。所以对于生和死，我个人认为是应该很健康、很豁达地看待。”论坛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的观点激起大家的共鸣。
“我觉得生命教育特别重要，在世的人能正确地看待生命，能看到生命的价值，临终的人，能够平静地，有尊严地，没有痛苦地走，离开人间，其中生命教育特别重要。”复旦大学护理学院院长胡雁从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角度剖析了她理解的生和死，“我看到了很多临终的患者，现在有一些治疗，或者说有的创伤性的抢救，是不是最需要的，是现在我们探讨的特别多的话题。怎么样能让患者平静，安详，有尊严地离开，这一点对我们医务工作者来说，特别重要。临终的人能够善终，生者能够善别，善生。”
作为主要从事重大疾病最后阶段治疗以及身心关爱方面的医护人员，胡雁对生和死有着很多的感触，她说，“临终关怀自然是希望临终病人能够走得安详、平静，很多愿望都能够得到实现，但现状是大多数的病人在临终阶段都只是在接受抢救。但是对于肿瘤患者来说，在生病治疗期间，他们可能已经接受了很多的痛苦，在最后阶段，没有其它治疗方法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安宁疗护。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在治疗期间原本一直都是要坚持通过治疗生存下来这样的态度，但是经过了好几次上呼吸道大出血之后，到了最后一刻，他选择了不抢救，可这个做法遭到了身边所有人的反对，配偶反对，子女反对，最后他还是离开了，但是他的离开是非常痛苦的。所以从这些案例中，我就会去思考怎样让死亡变得有尊严，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有很多措施让死亡变得安宁，减少死亡的痛苦，而不是在最后阶段面对各种插管，各种仪器，接受各种有创性的治疗，使得最后一刻充满了痛苦。我们需要从社会角度，医护人员的角度以及政策上面去思考这个话题。”
闻玉梅院士对此也深有感触，她举了一个自己身边的例子，“我的老师临终时身上插满了管子，他要把这些管子都拔掉，不想这样痛苦，可是却没有成功，因为要等儿子来，所以家属很重要，我们要爱护我们的家人。还有医生方面也非常重要，一位病人90多岁切开气管治疗，我问为什么已经90多岁还要采取这样的治疗方式，医生说病人就是需要这样的治疗来延续生命，老人意识清楚，医生面对一个脑子清楚的病人就有抢救的义务。”
“死亡不是狂热的、挣扎的，死亡可以是美丽的。”已经从医30年的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分党委副书记顾文英坦言，“人生最后的阶段就是一个哲学的阶段，和世界的交流是最真诚的。”
顾文英现场说了一个故事感人至深，“曾经一位年轻的父亲，孩子出生没多久，他就患上了晚期肝癌，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没有剩下很长的时间，他曾经问我：他想送给孩子一份礼物，应该送什么。那个时候的我还很年轻，也没有提出什么建议，过了几天，这个父亲很兴奋地拿了一个工具箱给我，说这个工具箱可以伴随孩子一生的成长，希望他自食其力，有担当。已经过去了20多年，这个男孩已经长大了，我想他也知道他父亲对他的期望。”
2.患者家属隐瞒病情真的好吗？
生死两相安，让逝者走得“安”，让生者同样也很“安”。作为家属，第一时间从医生那儿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之后，如何和患者去沟通，是选择隐瞒还是如实相告？
“有些癌症病人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生了什么病，病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死，非常不人道。”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分党委书记顾东辉批评说。
“关于疾病告知，家属会觉得隐瞒是为了不让病人承受更大的打击。但其实对病人来讲，通过家人的泪水、医生的话语，他早早知道自己现今的情况。因为身体是自己的，他最能感受到自己其实已经在面临最后的结局，这个时候他的内心是孤独的。”顾文英认为，“我觉得疾病的告知应该是由医生、患者、家属共同参与的一个共识的阶段。”
她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2008年我的先生被确诊罹患了晚期肺癌，我当时拿到疾病告知书的时候，自己也列下了很多病人将要经受的痛苦，也去学习了临终关怀方面的知识。这个时候我告诫自己说，此时此刻我要扛起这份责任，我就用自己学到的疾病告知的一些方法，渐渐告诉我先生真相。这个时候，我们相拥在一起，那时我感觉疾病告知以后才是陪伴的开始。我们约定以后的日子一定不以痛苦和泪水相伴，我们要一起度过这段最最美好的时光。我知道，尤其是中青年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任何的语言其实都是于事无补的，除非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然后我送了他一本《西藏生死书》，这本书是2003年在援藏时当地的一位医生送给我的。我当时去援藏时看到西藏的医生和病人相处得非常融洽，我就问当地医生，是什么力量让医患关系如此融洽，他就送了我这本书。因为有了宗教信仰，身、心、灵就有了安顿，他也渐渐接受了用平常的心态对待这一切。我们非常温馨而圆满地度过那段日子，我觉得我们没有遗憾。”
“学会和医生交流，是病人和家属的第一课，也是第一关。”2011年4月因患乳腺癌去世的复旦大学教师于娟生前在《此生未完成》中写道：“更多时候，这种交流技巧对病人十分重要。虽然我这点是弱项，更不懂如何让别人在短时间内喜欢不卑不亢的自己，但是，我是病人，病人直接交流远比家属来得直接、坦荡、柔弱。大凡医道中人，多有慈悲心，多少因人而异，看到垂死弱病之人难免心生悲悯，继而在交流中相比家属，病人有些磕碰冒犯也不太在意。所以我的经验是，如果可以做到让病人直接和医生交流，那么最好直接对话。不过，据我了解，癌症病人很多自己并不知情，像我这种厚脸皮可以直面生死，和医生讨论自己活两年还是活一年半的病人很少。”
“我想说的是平静地死去，需要个人、家属、医生三方面的全面考虑，有人开玩笑说：过去有开后门的，现在没有了，但是最不能开后门的就是死亡，除非你自己选择结束生命，这就说明生命的过程是自然的，要让人好好地走，开开心心地生下来，开开心心地死去，平静而美好地死去。”闻玉梅院士总结说。
3.怎样让死亡也传递正能量？
之前激起社会争议的琼瑶在给儿子和儿媳的那封公开信（《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中，交代自己的身后事这样说道：”如果活到老年，走向死亡是“当然”，只是，老死的过程往往漫长而痛苦，亲人“有救就要救”的观念，也是延长生命痛苦的主要原因！我亲爱的中维和琇琼，这封信不谈别人，只谈我——热爱你们的母亲，恳请你们用正能量的方式，来对待我必须会来临的死亡。”
那么，什么方式是正能量的方式？
“正能量，就是我们的亲人要离开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悲伤、不要流泪，而是帮助他回忆一生中最开心的事情。”闻玉梅院士感慨道，“我有一个很好的研究生时的同学，后来因为肾功能衰竭去世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结果就要求：‘在我的追悼会上不要放别的音乐，要放柴可夫斯基的《第一交响曲》，因为这是我一生最喜欢的乐曲，不要放那些哀乐。’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要给人正能量，因为我想我的亲人，包括我自己，总是要走的，走的时候应该回忆这辈子开心的事情，帮助他去回想当年我们一起做了什么，他喜欢什么，我觉得这样就会给他很大的安慰，真的不要悲伤。我很同意琼瑶说的这些，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我的年龄也不小啦，也八十几岁了，可是我也很坦然地对待，我也在想我走的时候，我要放什么音乐。我希望放什么音乐，我已经告诉他们了，我希望放的是《红梅赞》，红梅花儿开，万丈的冰雪脚下踩。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觉得正能量很重要。不要老在临终的人边上擦眼泪、哭，而是要让他（她）回忆这一辈子做了什么，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这才是正能量。”
“所谓正能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患者能够看到，能够回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能够让他没有遗憾，反思自己的一生，有很多很开心的事情，这点特别重要，就是调整他的心态，特别是临终病人的心态。”胡雁补充说。
4.为何去看病人不能哭哭啼啼？
胡雁坦言，“特别忌讳的是家属或者朋友探视一个临终患者的时候在哭，患者本来心情是很平静的，然后又走向了很悲哀、很灰暗的心境。因为临终的病人非常的敏感，所以我们能够给予他的更多是一种抚慰。在现在的安宁疗护里面，我们更理性的一点是‘生命愿望’，就是在临终病人很清醒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为时不多了，他能够制作一份自己生命的愿望，包括‘我的追悼会要放什么音乐？我走的时候要穿什么衣服？我要葬在哪里？我怎么样和其他人告别？我要给至亲写什么样的信？’这其实对于临终的病人来说，就是最好的‘善终’，他会很安静、宁和地结束他自己的一切，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他要‘道别’的、‘道谢’的、‘道歉’的这些都在最后能够做到，我想从家属或者从医护人员来说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我们所讲的‘善终、善别、善生’。”
顾东辉从心理学角度分享了他的看法，“第一是哭的话，会加剧病人的痛苦，第二是让病人有一种感觉‘是我带给你们更多的痛苦，你们原来很高兴，看到我的情况让你们痛苦，痛苦是我引起的。’这样病人反而会有一种自责，这会雪上加霜。家属的痛苦是正常的，要让他们有一个过程，过了两个礼拜，慢慢就会自然恢复了，这是家属从痛苦到平静然后面向新生活的正常周期，这也是对生命规则的理解。‘正能量’就是要达观，达观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临终病人总会过世的，家属要接受现实，但是更应该面对未来。要让逝者安心，家属能够过更好的生活，接受亲人过世的事实，这样对家庭对社会都是很正面的。”
毕淑敏在《预约死亡》这样写道：当死亡一定要降临的时候，就像一个婴儿的诞生，我们要做的是让它到来的更为舒适和顺利。
这句话也很好地应和了论坛的主题——讨论死，是为了更好地生。
（复旦大学陈晶晶、陈莉霞、高舒婧、黄轶婕、裴月、王欣同学对此文亦有贡献，特别鸣谢）
澎湃新闻记者 洪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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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恳请你们用正能量的方式来对待我必须会来临的死亡。”台湾作家琼瑶关于尊严死的话题一度被刷屏被热议，那么，什么方式是正能量的方式？我们如何正确对待生和死？
“死亡不是狂热的、挣扎的，死亡可以是美丽的。”
“在我的追悼会上不要放哀乐，我希望放《红梅赞》。”
“不要老在临终的人边上擦眼泪、哭，而是要让他（她）回忆这一辈子做了什么，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
这些观点是不是颠覆了你以往对待死亡的看法？是的，对于生和死，我们都应该换个角度。
4月18日夜，上海复旦大学校园，在《秘密花园》、《第九交响曲第三乐章》的音乐声中，一场关于生和死的讨论静默开场。
生死两相安，就是这场论坛的主题，这是复旦大学生命关怀协会举办的生命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也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创建9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一部分。由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上海市抗癌协会、复旦大学伦理医学研究中心、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复旦大学生命关怀协会承办。论坛中，四位来自不同学科的重量级嘉宾，从医学、护理学、社会学等角度与大家分享他们眼中的生命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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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题“生死两相安”，正确对待死亡，方能深刻理解生命。复旦大学 供图
1.怎样让死亡变得有尊严？
“其实生和死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我认为死亡是生命发展必然的结果，生下来其实就向死亡走了一步。所以有人说，其实精子和卵子结合，其实是百分之百死亡率的疾病，因为最后精子和卵子结合后成了胚胎，成了小孩，还是百分之百会死亡的。所以对于生和死，我个人认为是应该很健康、很豁达地看待。”论坛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的观点激起大家的共鸣。
“我觉得生命教育特别重要，在世的人能正确地看待生命，能看到生命的价值，临终的人，能够平静地，有尊严地，没有痛苦地走，离开人间，其中生命教育特别重要。”复旦大学护理学院院长胡雁从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角度剖析了她理解的生和死，“我看到了很多临终的患者，现在有一些治疗，或者说有的创伤性的抢救，是不是最需要的，是现在我们探讨的特别多的话题。怎么样能让患者平静，安详，有尊严地离开，这一点对我们医务工作者来说，特别重要。临终的人能够善终，生者能够善别，善生。”
作为主要从事重大疾病最后阶段治疗以及身心关爱方面的医护人员，胡雁对生和死有着很多的感触，她说，“临终关怀自然是希望临终病人能够走得安详、平静，很多愿望都能够得到实现，但现状是大多数的病人在临终阶段都只是在接受抢救。但是对于肿瘤患者来说，在生病治疗期间，他们可能已经接受了很多的痛苦，在最后阶段，没有其它治疗方法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安宁疗护。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在治疗期间原本一直都是要坚持通过治疗生存下来这样的态度，但是经过了好几次上呼吸道大出血之后，到了最后一刻，他选择了不抢救，可这个做法遭到了身边所有人的反对，配偶反对，子女反对，最后他还是离开了，但是他的离开是非常痛苦的。所以从这些案例中，我就会去思考怎样让死亡变得有尊严，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有很多措施让死亡变得安宁，减少死亡的痛苦，而不是在最后阶段面对各种插管，各种仪器，接受各种有创性的治疗，使得最后一刻充满了痛苦。我们需要从社会角度，医护人员的角度以及政策上面去思考这个话题。”
闻玉梅院士对此也深有感触，她举了一个自己身边的例子，“我的老师临终时身上插满了管子，他要把这些管子都拔掉，不想这样痛苦，可是却没有成功，因为要等儿子来，所以家属很重要，我们要爱护我们的家人。还有医生方面也非常重要，一位病人90多岁切开气管治疗，我问为什么已经90多岁还要采取这样的治疗方式，医生说病人就是需要这样的治疗来延续生命，老人意识清楚，医生面对一个脑子清楚的病人就有抢救的义务。”
“死亡不是狂热的、挣扎的，死亡可以是美丽的。”已经从医30年的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分党委副书记顾文英坦言，“人生最后的阶段就是一个哲学的阶段，和世界的交流是最真诚的。”
顾文英现场说了一个故事感人至深，“曾经一位年轻的父亲，孩子出生没多久，他就患上了晚期肝癌，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没有剩下很长的时间，他曾经问我：他想送给孩子一份礼物，应该送什么。那个时候的我还很年轻，也没有提出什么建议，过了几天，这个父亲很兴奋地拿了一个工具箱给我，说这个工具箱可以伴随孩子一生的成长，希望他自食其力，有担当。已经过去了20多年，这个男孩已经长大了，我想他也知道他父亲对他的期望。”
2.患者家属隐瞒病情真的好吗？
生死两相安，让逝者走得“安”，让生者同样也很“安”。作为家属，第一时间从医生那儿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之后，如何和患者去沟通，是选择隐瞒还是如实相告？
“有些癌症病人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生了什么病，病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死，非常不人道。”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分党委书记顾东辉批评说。
“关于疾病告知，家属会觉得隐瞒是为了不让病人承受更大的打击。但其实对病人来讲，通过家人的泪水、医生的话语，他早早知道自己现今的情况。因为身体是自己的，他最能感受到自己其实已经在面临最后的结局，这个时候他的内心是孤独的。”顾文英认为，“我觉得疾病的告知应该是由医生、患者、家属共同参与的一个共识的阶段。”
她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2008年我的先生被确诊罹患了晚期肺癌，我当时拿到疾病告知书的时候，自己也列下了很多病人将要经受的痛苦，也去学习了临终关怀方面的知识。这个时候我告诫自己说，此时此刻我要扛起这份责任，我就用自己学到的疾病告知的一些方法，渐渐告诉我先生真相。这个时候，我们相拥在一起，那时我感觉疾病告知以后才是陪伴的开始。我们约定以后的日子一定不以痛苦和泪水相伴，我们要一起度过这段最最美好的时光。我知道，尤其是中青年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任何的语言其实都是于事无补的，除非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然后我送了他一本《西藏生死书》，这本书是2003年在援藏时当地的一位医生送给我的。我当时去援藏时看到西藏的医生和病人相处得非常融洽，我就问当地医生，是什么力量让医患关系如此融洽，他就送了我这本书。因为有了宗教信仰，身、心、灵就有了安顿，他也渐渐接受了用平常的心态对待这一切。我们非常温馨而圆满地度过那段日子，我觉得我们没有遗憾。”
“学会和医生交流，是病人和家属的第一课，也是第一关。”2011年4月因患乳腺癌去世的复旦大学教师于娟生前在《此生未完成》中写道：“更多时候，这种交流技巧对病人十分重要。虽然我这点是弱项，更不懂如何让别人在短时间内喜欢不卑不亢的自己，但是，我是病人，病人直接交流远比家属来得直接、坦荡、柔弱。大凡医道中人，多有慈悲心，多少因人而异，看到垂死弱病之人难免心生悲悯，继而在交流中相比家属，病人有些磕碰冒犯也不太在意。所以我的经验是，如果可以做到让病人直接和医生交流，那么最好直接对话。不过，据我了解，癌症病人很多自己并不知情，像我这种厚脸皮可以直面生死，和医生讨论自己活两年还是活一年半的病人很少。”
“我想说的是平静地死去，需要个人、家属、医生三方面的全面考虑，有人开玩笑说：过去有开后门的，现在没有了，但是最不能开后门的就是死亡，除非你自己选择结束生命，这就说明生命的过程是自然的，要让人好好地走，开开心心地生下来，开开心心地死去，平静而美好地死去。”闻玉梅院士总结说。
3.怎样让死亡也传递正能量？
之前激起社会争议的琼瑶在给儿子和儿媳的那封公开信（《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中，交代自己的身后事这样说道：”如果活到老年，走向死亡是“当然”，只是，老死的过程往往漫长而痛苦，亲人“有救就要救”的观念，也是延长生命痛苦的主要原因！我亲爱的中维和琇琼，这封信不谈别人，只谈我——热爱你们的母亲，恳请你们用正能量的方式，来对待我必须会来临的死亡。”
那么，什么方式是正能量的方式？
“正能量，就是我们的亲人要离开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悲伤、不要流泪，而是帮助他回忆一生中最开心的事情。”闻玉梅院士感慨道，“我有一个很好的研究生时的同学，后来因为肾功能衰竭去世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结果就要求：‘在我的追悼会上不要放别的音乐，要放柴可夫斯基的《第一交响曲》，因为这是我一生最喜欢的乐曲，不要放那些哀乐。’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要给人正能量，因为我想我的亲人，包括我自己，总是要走的，走的时候应该回忆这辈子开心的事情，帮助他去回想当年我们一起做了什么，他喜欢什么，我觉得这样就会给他很大的安慰，真的不要悲伤。我很同意琼瑶说的这些，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我的年龄也不小啦，也八十几岁了，可是我也很坦然地对待，我也在想我走的时候，我要放什么音乐。我希望放什么音乐，我已经告诉他们了，我希望放的是《红梅赞》，红梅花儿开，万丈的冰雪脚下踩。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觉得正能量很重要。不要老在临终的人边上擦眼泪、哭，而是要让他（她）回忆这一辈子做了什么，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这才是正能量。”
“所谓正能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患者能够看到，能够回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能够让他没有遗憾，反思自己的一生，有很多很开心的事情，这点特别重要，就是调整他的心态，特别是临终病人的心态。”胡雁补充说。
4.为何去看病人不能哭哭啼啼？
胡雁坦言，“特别忌讳的是家属或者朋友探视一个临终患者的时候在哭，患者本来心情是很平静的，然后又走向了很悲哀、很灰暗的心境。因为临终的病人非常的敏感，所以我们能够给予他的更多是一种抚慰。在现在的安宁疗护里面，我们更理性的一点是‘生命愿望’，就是在临终病人很清醒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为时不多了，他能够制作一份自己生命的愿望，包括‘我的追悼会要放什么音乐？我走的时候要穿什么衣服？我要葬在哪里？我怎么样和其他人告别？我要给至亲写什么样的信？’这其实对于临终的病人来说，就是最好的‘善终’，他会很安静、宁和地结束他自己的一切，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他要‘道别’的、‘道谢’的、‘道歉’的这些都在最后能够做到，我想从家属或者从医护人员来说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我们所讲的‘善终、善别、善生’。”
顾东辉从心理学角度分享了他的看法，“第一是哭的话，会加剧病人的痛苦，第二是让病人有一种感觉‘是我带给你们更多的痛苦，你们原来很高兴，看到我的情况让你们痛苦，痛苦是我引起的。’这样病人反而会有一种自责，这会雪上加霜。家属的痛苦是正常的，要让他们有一个过程，过了两个礼拜，慢慢就会自然恢复了，这是家属从痛苦到平静然后面向新生活的正常周期，这也是对生命规则的理解。‘正能量’就是要达观，达观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临终病人总会过世的，家属要接受现实，但是更应该面对未来。要让逝者安心，家属能够过更好的生活，接受亲人过世的事实，这样对家庭对社会都是很正面的。”
毕淑敏在《预约死亡》这样写道：当死亡一定要降临的时候，就像一个婴儿的诞生，我们要做的是让它到来的更为舒适和顺利。
这句话也很好地应和了论坛的主题——讨论死，是为了更好地生。
（复旦大学陈晶晶、陈莉霞、高舒婧、黄轶婕、裴月、王欣同学对此文亦有贡献，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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