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读过的好书，原来都拿过这个大奖
十年前「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颁奖现场，获奖作品《退步集》的作者陈丹青说：
我们的世代，可能是一个书籍不断增多，而书籍的影响日渐可疑的世代。书籍的市场并不等于影响，好书与读者则需要彼此寻求与辨认。
十年后的今天，第十二届文津奖正在热评中，马上将于世界读书日（4.23）揭晓。这对当下仍然认真而笨拙地写字、做书、读书的人来说，是件格外珍贵的事。
在新一届获奖作品揭晓前，蜗牛选出了十本往届文津奖获奖作品，分享给大家。ps. 这些书都可以在蜗牛上直接搜索阅读。
读者风木：
最近看过最有趣的书，好几次哑然失笑。
也看过一些董桥写的搜集旧书的文章，董桥写的当然更精致高雅再略有些人性温暖之类，但总是让读者仰望，这本书写得完全没有一个大藏书家的高冷，经常是一副市井小民的嘴脸，尤其是失书记中很多自己的贪小便宜，耍小聪明，走走后门，得之洋洋自得，失之捶胸顿足。完全是一个平常人的模样。
虽然作者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普通人，但是自带的土豪光环还是会不经意的显现出来，比如几十万一点小钱，想和人一起和买一批二十亿日元的书之类的，但是确实没有让你感觉炫耀，只是他真实的想法而已。文笔平常，内容有趣。
作家杨葵：
年轻的沈从文，觉得文学是个能独立存在的东西，立志要用半个世纪的努力做好这件事，“和世界上最优秀作品可以比肩”。具体点说，他曾以契诃夫为标杆，想着若干年后，可以凭自己几十本小说集，像契诃夫那样。
然而世事无常，1949年后他放弃了已经成就不凡的文学创作，从此直至八十年代因为时势变化，以及海外夏志清、司马长风等人沈从文研究的内输，沈从文小说得以一浪高过一浪的再版重版，这当中的三四十年，沈从文都经历了些什么？
近年不少文章、专著都探索了这一问题，个人觉得张新颖教授这本《沈从文的后半生》，给出了最详实、最精彩的答案。
作家桑格格：
这本书来到我的生活中实在是太晚了。真的，如果早一点知道一些科学知识，可能很多让我后悔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作为一名文科生，我对科学的态度是很复杂的：第一时间是抗拒，觉得那些理性的东西是我不可能理解的，就像是小时候的噩梦—数学一样，在我的生活中的作用就是彰显自己的智商低下……
等我怀着忐忑的心情阅读了松鼠们的这套科学杂文拼盘，我终于想，其实我的智商还是可以的，只是小时候读到的那些科学有点太板着面孔了。
这本书不仅在语言上让我这个文科生很能接受，谈及的事物更是暗合了很多日常生活。我感谢这本书的作者们用这样有趣的语言告诉了我很多科学知识，如果科学可以这样阅读，也许我不会成为一名写字的……
领读人芷菱：
看到消息，周有光先生去世了，高寿114岁。这两年我曾采访过的老先生先后去世了好几个，历史名家来新夏，《国富论》的译者杨敬年等等，虽然都是高寿去世（杨敬年先生大概108岁），听到消息还是很难过。
他们都是非常睿智、慈和、善良的老人，且因为时代政治原因，人生中经历了大起大落，各种坎坷磨难。我接触到的他们已是落尽铅华，豁达明智，对人生并无怨尤。
周先生100多岁高龄，仍头脑清晰，对人类历史文明道路，中国社会发展的前路等洞若观火。对他们只有敬仰二字可以形容。
文津奖颁奖词：
梁鸿文本中让我常常陷于无法自拔境地的，是作者每每从具体事件幡然而及的叩问。作者似乎是在有意地铺设场景，却在读者深陷其中后施之叩问。这时，我们的思索与结论已经无处逃遁。
因为，这叩问，因作者对梁庄历史的深刻体恤而深邃，因其身体走出梁庄，而精神始终没有须臾离开而充满切肤之感，因在梁庄中国之外有北京中国的参照而富于时代气息，更由于一个学者、文学工作者长时间思考的磨砺而一针见血。
作家张佳玮：
这本书的有意思处，在于它的站位不丁不八，讲1977年以来的台湾时，夹杂了许多个人意见和个人角度——换言之，有点儿像在看八卦杂志。台湾偏小，历史又不长，所以岛内故事尽收眼底。
作者年龄不算大，讲述历程又包罗万象。有些东西很眼熟，比如小虎队、林志颖、罗大佑；有些东西只在CCTV里才能看到，比如服兵役、老兵们和马英九。
从一个偏八卦的切入点，平心静气不带锋芒（或者装得平心静气不带锋芒）的跟你聊台湾编年体八卦。听过的当重温共同记忆，没听过的当扫盲。就是这样一本聊天书，好像综艺节目里台湾街头巷尾挑大学生讲真人秀。政治话题于百姓不过日常话题，宋吕马陈这些政治人物和日常生活吃喝拉撒便放在一起谈论。
领读人梁文道一千零一夜：
我在陈丹青的《荒废集》里读到一个故事。话说胡适晚年被人问起“现在正闹着革命，你说要是鲁迅活到今天，他会怎么样”？胡适的答案是：“你放心，鲁迅是我们的人，他是不会屈服的。”
胡适、鲁迅的差异何其之大，向来被后人看成是不共戴天的论敌，他怎么会说“鲁迅是我们的人”呢？他所说的“我们”又是什么意思？我想，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共同感了。
大家尽可以有南辕北辙的不同主张，但不能不保持对异己的基本信任、基本尊重；这种信任与尊重不来自外在的表面的礼貌与虚伪，它来自大家对共同底线的信守。
从这个角度看，《重新发现社会》不啻是熊培云兄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期盼：让我们重新发现我们是谁，让我们回到共同的底线。
领读人顾红清：
你说，“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
“你哪里 ‘平庸’了？”我说，“‘平庸’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将来的事业一定比不上你，也比不上爸爸——你们俩都有博士学位。”
这段话曾经让我泪目——刚当妈妈的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看**家书，比如傅雷家书、亲爱的安德烈、刘墉的家书，等等。也许是初为人母的焦虑，我会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担心自己没有什么好教给儿子的……
看了《亲爱的安德烈》后，有一种释然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同为女性的视角，也许是因为看了他俩母子一开始的各写各的，到最后聊音乐、聊道德、聊世间贫苦的这种磨合……
只有我们用无条件的爱对待自己、对待孩子，内心才会更多释然。允许自己可以说错话，允许自己可以办错事。不论别人如何评价我，我在自己眼里永远是在前进的；不论我优不优秀，我都是值得被爱的。
领读人蜗小牛：
评价一本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正常，对于这本神书蜗小牛只有几点要说：
一是作者曹天元是1981年出生于上海，中学毕业后赴美国和中国香港读书，主攻专业为生物化学和电子工程，写这本书的时候据说才22岁，还算是个帅哥，曾任CCTV新科动漫首席品牌顾问、北京交叉点击文化传媒公司品牌总监，并不是四五十岁的大学教授。
二是这本书被很多读者亲切地称为中国的《时间简史》，甚至比《时间简史》生动得多。
三是从科学性，文学性，艺术性综合评分来看，这本书口碑不输大刘的《三体》，豆瓣评分比《时间简史》和《三体》都高，有9.3分。
四是他和杨振宁没有关系。
领读人梁文道一千零一夜：
现在的中文是“性”泛滥，什么都要加个“性”，“可行性”如何，“教育性”怎么样，到处都是性。就跟我们平日里在街上看到的那些性病广告一样，很腐烂。
这还属于比较显眼的，还有些不显眼的。比如我们行文里常常出现这么一个词——“人们”，这个词在1949年以前是不多见的。而中文是不需要“人们”这种表述方式的，我们用“人”一个字就可以了，“人”既有单数的意思，也有复数的意思，不需要讲“人们”。
这都属于很怪的中文，所以当初我看到陈丹青的文章就觉得很惊讶，他年纪并不是很大，而且过去印象里他是一个画家，但是看他的文章就会发现他的中文有股纯正之气，不知道是怎么来的，相当难得。
我们的世代，可能是一个书籍不断增多，而书籍的影响日渐可疑的世代。书籍的市场并不等于影响，好书与读者则需要彼此寻求与辨认。
十年后的今天，第十二届文津奖正在热评中，马上将于世界读书日（4.23）揭晓。这对当下仍然认真而笨拙地写字、做书、读书的人来说，是件格外珍贵的事。
在新一届获奖作品揭晓前，蜗牛选出了十本往届文津奖获奖作品，分享给大家。ps. 这些书都可以在蜗牛上直接搜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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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风木：
最近看过最有趣的书，好几次哑然失笑。
也看过一些董桥写的搜集旧书的文章，董桥写的当然更精致高雅再略有些人性温暖之类，但总是让读者仰望，这本书写得完全没有一个大藏书家的高冷，经常是一副市井小民的嘴脸，尤其是失书记中很多自己的贪小便宜，耍小聪明，走走后门，得之洋洋自得，失之捶胸顿足。完全是一个平常人的模样。
虽然作者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普通人，但是自带的土豪光环还是会不经意的显现出来，比如几十万一点小钱，想和人一起和买一批二十亿日元的书之类的，但是确实没有让你感觉炫耀，只是他真实的想法而已。文笔平常，内容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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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杨葵：
年轻的沈从文，觉得文学是个能独立存在的东西，立志要用半个世纪的努力做好这件事，“和世界上最优秀作品可以比肩”。具体点说，他曾以契诃夫为标杆，想着若干年后，可以凭自己几十本小说集，像契诃夫那样。
然而世事无常，1949年后他放弃了已经成就不凡的文学创作，从此直至八十年代因为时势变化，以及海外夏志清、司马长风等人沈从文研究的内输，沈从文小说得以一浪高过一浪的再版重版，这当中的三四十年，沈从文都经历了些什么？
近年不少文章、专著都探索了这一问题，个人觉得张新颖教授这本《沈从文的后半生》，给出了最详实、最精彩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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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桑格格：
这本书来到我的生活中实在是太晚了。真的，如果早一点知道一些科学知识，可能很多让我后悔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作为一名文科生，我对科学的态度是很复杂的：第一时间是抗拒，觉得那些理性的东西是我不可能理解的，就像是小时候的噩梦—数学一样，在我的生活中的作用就是彰显自己的智商低下……
等我怀着忐忑的心情阅读了松鼠们的这套科学杂文拼盘，我终于想，其实我的智商还是可以的，只是小时候读到的那些科学有点太板着面孔了。
这本书不仅在语言上让我这个文科生很能接受，谈及的事物更是暗合了很多日常生活。我感谢这本书的作者们用这样有趣的语言告诉了我很多科学知识，如果科学可以这样阅读，也许我不会成为一名写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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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人芷菱：
看到消息，周有光先生去世了，高寿114岁。这两年我曾采访过的老先生先后去世了好几个，历史名家来新夏，《国富论》的译者杨敬年等等，虽然都是高寿去世（杨敬年先生大概108岁），听到消息还是很难过。
他们都是非常睿智、慈和、善良的老人，且因为时代政治原因，人生中经历了大起大落，各种坎坷磨难。我接触到的他们已是落尽铅华，豁达明智，对人生并无怨尤。
周先生100多岁高龄，仍头脑清晰，对人类历史文明道路，中国社会发展的前路等洞若观火。对他们只有敬仰二字可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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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津奖颁奖词：
梁鸿文本中让我常常陷于无法自拔境地的，是作者每每从具体事件幡然而及的叩问。作者似乎是在有意地铺设场景，却在读者深陷其中后施之叩问。这时，我们的思索与结论已经无处逃遁。
因为，这叩问，因作者对梁庄历史的深刻体恤而深邃，因其身体走出梁庄，而精神始终没有须臾离开而充满切肤之感，因在梁庄中国之外有北京中国的参照而富于时代气息，更由于一个学者、文学工作者长时间思考的磨砺而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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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张佳玮：
这本书的有意思处，在于它的站位不丁不八，讲1977年以来的台湾时，夹杂了许多个人意见和个人角度——换言之，有点儿像在看八卦杂志。台湾偏小，历史又不长，所以岛内故事尽收眼底。
作者年龄不算大，讲述历程又包罗万象。有些东西很眼熟，比如小虎队、林志颖、罗大佑；有些东西只在CCTV里才能看到，比如服兵役、老兵们和马英九。
从一个偏八卦的切入点，平心静气不带锋芒（或者装得平心静气不带锋芒）的跟你聊台湾编年体八卦。听过的当重温共同记忆，没听过的当扫盲。就是这样一本聊天书，好像综艺节目里台湾街头巷尾挑大学生讲真人秀。政治话题于百姓不过日常话题，宋吕马陈这些政治人物和日常生活吃喝拉撒便放在一起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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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人梁文道一千零一夜：
我在陈丹青的《荒废集》里读到一个故事。话说胡适晚年被人问起“现在正闹着革命，你说要是鲁迅活到今天，他会怎么样”？胡适的答案是：“你放心，鲁迅是我们的人，他是不会屈服的。”
胡适、鲁迅的差异何其之大，向来被后人看成是不共戴天的论敌，他怎么会说“鲁迅是我们的人”呢？他所说的“我们”又是什么意思？我想，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共同感了。
大家尽可以有南辕北辙的不同主张，但不能不保持对异己的基本信任、基本尊重；这种信任与尊重不来自外在的表面的礼貌与虚伪，它来自大家对共同底线的信守。
从这个角度看，《重新发现社会》不啻是熊培云兄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期盼：让我们重新发现我们是谁，让我们回到共同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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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人顾红清：
你说，“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
“你哪里 ‘平庸’了？”我说，“‘平庸’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将来的事业一定比不上你，也比不上爸爸——你们俩都有博士学位。”
这段话曾经让我泪目——刚当妈妈的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看**家书，比如傅雷家书、亲爱的安德烈、刘墉的家书，等等。也许是初为人母的焦虑，我会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担心自己没有什么好教给儿子的……
看了《亲爱的安德烈》后，有一种释然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同为女性的视角，也许是因为看了他俩母子一开始的各写各的，到最后聊音乐、聊道德、聊世间贫苦的这种磨合……
只有我们用无条件的爱对待自己、对待孩子，内心才会更多释然。允许自己可以说错话，允许自己可以办错事。不论别人如何评价我，我在自己眼里永远是在前进的；不论我优不优秀，我都是值得被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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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人蜗小牛：
评价一本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正常，对于这本神书蜗小牛只有几点要说：
一是作者曹天元是1981年出生于上海，中学毕业后赴美国和中国香港读书，主攻专业为生物化学和电子工程，写这本书的时候据说才22岁，还算是个帅哥，曾任CCTV新科动漫首席品牌顾问、北京交叉点击文化传媒公司品牌总监，并不是四五十岁的大学教授。
二是这本书被很多读者亲切地称为中国的《时间简史》，甚至比《时间简史》生动得多。
三是从科学性，文学性，艺术性综合评分来看，这本书口碑不输大刘的《三体》，豆瓣评分比《时间简史》和《三体》都高，有9.3分。
四是他和杨振宁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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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人梁文道一千零一夜：
现在的中文是“性”泛滥，什么都要加个“性”，“可行性”如何，“教育性”怎么样，到处都是性。就跟我们平日里在街上看到的那些性病广告一样，很腐烂。
这还属于比较显眼的，还有些不显眼的。比如我们行文里常常出现这么一个词——“人们”，这个词在1949年以前是不多见的。而中文是不需要“人们”这种表述方式的，我们用“人”一个字就可以了，“人”既有单数的意思，也有复数的意思，不需要讲“人们”。
这都属于很怪的中文，所以当初我看到陈丹青的文章就觉得很惊讶，他年纪并不是很大，而且过去印象里他是一个画家，但是看他的文章就会发现他的中文有股纯正之气，不知道是怎么来的，相当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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