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 | 谈谈哲学

Gilles Deleuze

谈谈哲学[1]

吉尔·德勒兹&让内特·科洛贝尔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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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内特·科洛贝尔：您刚刚出版了两本书，《差异与重复》（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和《斯宾诺莎与表现的问题》（Spinoza and the Problem of Expression）。并且另一部更新的著作，《意义的逻辑》（The Logic of Sense）即将付梓。在这些书中，是谁在言说？

吉尔·德勒兹：无论我们在何时书写，我们都是作为他者（someone else）而言说。并且乃是某种特殊形式（form）通过我们而言说。例如，在古典世界，言说者是个体（individual）。古典世界完全建立在个体性形式之上；个体与存在共存（我们在作为个体化了的最高存在的上帝位置中能看到这一共存）。在浪漫世界，乃是个人（persons）在言说，这截然不同：个人被界定为与表象（representation）共存。这些是语言和生命中的新价值。今天，也许自发性（spontaneity）逃离个体的程度与逃离个人的程度不分轩轾，这并非简单地由于无名的力量（anonymous powers）。长久以来，我们一直陷入两难选择：要么你是个人，要么你是个体，或者重新陷入无名的无差别海洋。然而，今天，我们正在发现一个诸特殊性（singularities）的世界，这些特殊性是前-个体的，非个人的。他们不能被化约为诸个体或个人，亦不能化约为一个无差别的海洋。这些特殊性是动态的，他们闯入、盗窃、偷走、前后交替，就像被赋予了王权的无政府（anarchy crowned），居住在一个游牧民的空间。根据界限和围栏在稳定的诸个体中划分一个固定的空间，与在一个无围栏或无所有权的开放空间播撒诸特殊性，二者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诗人弗林盖蒂（Ferlinghetti）谈论了第四人称单数（the forth person singular）：这就是我们试图表达的东西。

让内特·科洛贝尔：这就是您如何看待你所解读的哲学家的方式吗？将他们视为开放空间的特殊性？直到今天，我经常想将您所做的工作与一个舞台导演在呈现（illuminates）书写下来的戏剧文本时所做的工作进行比较。然而，在《差异与重复》里，这一比较已经发生偏转：您不再是一个解读者，而成为一个创造者。这一比较究竟还有效吗？或者，哲学史的角色变得不同了吗？哲学史是您所寻求的革新风景（renews the landscape）的“拼贴画（collage）”吗，，或者它是融入文本的“引文（citation）”吗？

吉尔·德勒兹：是的，哲学家们经常对哲学史感到棘手；这个问题非常可怕，很难轻易地将哲学史抛诸脑后。正如你所说，也许用某种演出（staging）来取代它是处理此问题的适宜方法。演出意味着书写下来的文本将被其他价值、非-文本的（non-text）价值（至少在其通常意义上）所呈现：以某种哲学剧场（a theatre of philosophy）来代替哲学史的确可能。你说由于我的差异概念，我已寻求了另一种更接近于拼贴画而非剧场的技术。即那种你在波普艺术中所看到的拼贴术甚或系列之起源（the genesis of series）（有着细微变化的重复）。但你也认为我并没有完全成功。我相信我在论意义的逻辑一书中走得更远。

让内特·科洛贝尔：特别打动我的是您与您笔下的作者之间的友谊。有时您似乎过于偏心：例如，当您对柏格森思想的保守方面保持沉默的时候。另一方面，您却对黑格尔毫不留情。这是为什么？

吉尔·德勒兹：某个事物，如果你不敬佩它，不热爱它，你会对其不置一词。斯宾诺莎或尼采是那种批判和摧毁的力量无可比拟的哲学家，但是，这一力量总是源于肯定（affirmation），源自欢愉，源自对肯定和欢愉的热忱（cult），源自生命的迫切需要（exigency），即对抗那些使生命受损和蒙羞的人。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哲学自身。不过你在问我另外两个哲学家。确切地说，凭着我们方才讨论的那些演出或拼贴的标准，从某种视保守为整体的哲学中抽取出并非真是特殊性的这些特殊性的这一做法是可容许的：这就是我为柏格森主义及其生命影像（image）、自由影像或心灵疾病所做的事情。为什么不是黑格尔呢？这个嘛，有些人不得不扮演背叛者的角色。黑格尔的哲学事业是给生命“增加负担”（burden），用每个负担压垮生命，调和生命与国家及宗教，将死亡铭刻在生命之上——这是一项使生命臣服于否定性的恶魔般的事业，一项怨恨和不愉快意识的事业。通过这一否定和矛盾的辩证法，黑格尔顺理成章地既在右翼又在左翼（神学，唯灵论，专家政治论，官僚主义等等）激发出各种背叛性的话语。

让内特·科洛贝尔：您对否定性的敌意使得您将差异和矛盾呈现为相互敌对（antagonistic）。诚然，黑格尔辩证法中的诸对立面的对称对立（the symmetrical opposition of contraries）证实了您的观点，但是这一关系是否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为何您只是暗示性地提及这一点？您对弗洛伊德文本中的冲突-差异之关系（the conflict-differences）的分析，如此富有成效的分析，揭露了众多错误的对称性：性施虐/性受虐，死亡本能/死亡冲动——难道不能将同样的矛头指向马克思吗？

吉尔·德勒兹：你说的没错，但是马克思从黑格尔中的这种解放，马克思的这种重新征用（reappropriation），马克思的这种对差异性机制和肯定性机制的呈现，这难道不就是阿尔都塞（Arthusser）如此令人敬佩地正在完成的东西吗？无论如何，在这些错误观点之下，在这些错误的对立之下，你会发现诸多更具爆炸性的（much more explosive）系统和不平衡中的非对称性整体（例如，商品拜物教，既是经济学的，又属精神分析学的）。

让内特·科洛贝尔：最后一个问题，与马克思那里的“未被说出之物（un-spoken）”有关：我清楚地看出您的哲学与比赛（play）之间的关联，并且我将这一关系理解为斗争（contestation）。但是它能否拥有一个政治维度并且有助于革命实践呢？

吉尔·德勒兹：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首先，存在着诸多友谊或爱的联系，它们并不等待、并不预示革命，尽管它们在其自身的解释中是革命性的：它们在自身中有一种斗争的力量，这一力量适宜于诗性生命，例如垮掉的一代（beatniks）。相比与马克思主义，它们与禅宗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是在禅宗中存在着有效的、爆炸性的东西。因为对于社会关系而言，让我们假设哲学在这一或那一领域中的任务乃是寻求让某个特殊情况（instance）通过它而言说：古典世界中的个体，浪漫世界的个人，或者现代世界的特殊性。哲学并不带来这些情况的实存：而是透过自身来吐露它们的心声。但是他们的确实存，在历史中被生产出来，并且它们自身依靠社会关系。那么好了！革命将是这些关系的转化，这些关系契合于此一情况或彼一情况的发展（例如在1789年“阶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个体）。真正的革命问题，一次没有官僚主义的革命，将是关于新社会关系的问题，在这种关系中，特殊性登台表演，能动的弱势族（minorities）活跃在没有所有权或围栏的游牧空间内。

（石绘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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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译自Gilles Deleuze, Desert islands and Other Texts, Edited by David Lapoujade, Translated by Mike Taormina, MIT Press, 2004, pp143-145. 原文出自让内特·科洛贝尔（Jeanette Colombel）主持的一次访谈，《文学半月刊》（Le Quinzaine litteraire），第68期，1969年5月1-15日，第1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