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大公司请名家设计总部大楼，它们想要满足的除了虚荣心还有什么？

                
                 
本文作者： 李麑
Eric Philips 是建筑事务所 NBBJ 亚洲合伙人，他还清楚地记得，直到三年多以前，NBBJ 在中国遇到的科技公司都有相似的焦虑，“他们好奇亚马逊最新的办公室里有什么，关注 Google 把足球桌搬进了办公区，流动餐桌、咖啡吧……他们敏感于美国同行在自家办公室里的风吹草动，有的恨不能把一切原样搬过来。”
也有迷茫者直白地表示：“我也不确定要的是什么，可能就是那种工作氛围吧，不如你先给我看案例，等到了对的地方我再告诉你。”
而如今，面对设计师参考图片中的懒人沙发和乒乓球台，NBBJ 的中国甲方开始追问另一个问题：“这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
早在 2012 年，NBBJ 就为阿里巴巴设计了支付宝的总部大楼，这幢呈“之”字型伸展的办公空间预计将于今年 6 月竣工，其地上建筑面积超过 80,000 平方米。曾有人戏谑这幢楼的形态，从高空俯瞰是一个翻版的“ORZ”（网络象形符号，带有“膜拜”或“沮丧”之意）。
Eric Philips 这样解释这个方案的设计理念：“正如支付宝在虚拟世界里建立的那个强大的城市商业中心一样，我们想在建筑中也体现这种资金和商品自由流动的场景，创造出模拟互联网交易节点的一系列连接点，或者说，像繁华商业区的主要商业街一般的流畅之感”。
 
                
                  NBBJ 1943 年成立于美国，1990 年代因参与北京饭店的改造而进入中国市场。这家公司的特色之一，是为众多科技大公司设计办公空间，包括 Google、亚马逊、三星、腾讯、阿里巴巴等。除此之外，以医疗建筑为主的公共项目也在它们的业务范围之内。
2017 年 3 月 20 日，这家事务所正式公布了阿里巴巴新总部办公区方案。新建筑位于杭州西溪园区四期，占地面积达到 180,000 平方米，预计将于 2019 年建成完工。
NBBJ 并非唯一一个与阿里合作打造建筑空间的乙方，澳洲建筑事务所Hassell 曾在杭州城的另一侧滨江区设计了另一栋阿里总部，而西溪园区的一期是日本建筑师隈研吾设计的“淘宝城”。隈研吾设计的办公楼群组围绕着中心一整片湿地景观分布。
新项目的特色是，为了进一步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NBBJ 在临近的地块利用相对分散的绿化做文章，办公空间围绕数个内部庭院展开，所有员工的工位距离户外空间的步行距离均在一分钟之内。
 
                
                   
                
                  “我们相信，与自然环境更近的距离可以提高人脑的活跃度，可以激发创意产业者的思路。”Eric Philips 对《好奇心日报》说。 NBBJ 在2014年开启的一项研究基金计划就提出了这一理论，他们与神经科学、社会及行为科学领域的学者合作，探索这些学科与建筑设计之间的交叉领域。首期项目的合作者是华盛顿大学分子生物学教授 John Medina。
因为体量够大，为阿里这样的大企业建造办公大楼可以验证不少交叉领域里有待证实的理论。比如，已故的地理学家 Jay Appleton 提出“瞭望-庇护理论”（Prospect-Refuge Theory），它通常被用来解释开放式办公给人带来的焦虑感——因为生物本能，人更倾向于在一处开阔可以观察到四周但仍然拥有保持相对独立私密的空间内工作，如同置身旷野中的洞穴——按照这个理论，一个开放的办公空间有必要添加几个“洞穴”。
不过 NBBJ 的项目依然有超越设计本身的意义。一方面是因为巨大的体量通常会彻底改变所在地的环境、基础设施甚至是社区文化，另一方面，对阿里巴巴、腾讯、三星这样的公司而言，建筑也是企业形象必不可少的一环，正如一个城市往往拥有自己的地标一样，这些公司也需要一个足够有“份量”的房子来标识自己。
【地标！地标！】
比较 NBBJ 与阿里巴巴合作的两个项目之间的差别，Eric 认为 2014 年 9 月阿里在纽交所正式挂牌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除了两个项目在建筑尺度上的不同，“如今，这间跨国公司需要考虑的是全球市场将以怎样的目光凝视自己”。
 
                
                  “在美国谈论建筑，我们很少使用‘标志性’、‘与众不同’这些词，我说的是文化的差异，并无优劣。实际上，我可以理解这里的人们对地标的执着，中国语境中，天际线、建筑的高度和造型长久以来占据城市话题的讨论聚焦点。”
早期的科技创业者并不在意办公室的外观，无论中外。在硅谷，创业者的生生死死再稀松平常不过，仅改变内部空间设计从成本上考虑更划算。Facebook 当年入驻的办公室原本属于一间名为 Sun Microsystems 的公司，后者破产后被 Oracle 收购。Mark Zukerberg 将 Sun Microsystems 的标识板翻转过来，在背面刷上自家标志性的点赞按钮，还保留了许多玻璃上的前人商标。这种“反审美”的黑客“混不吝”依然延续到了他们的新的总部，即便邀请曾经打造西班牙古根海姆博物馆的 Frank Gehry，设计出的新总部 MPK20 ，比起其他科技巨头，仍然显得低调，随处可见外露的管道和电线。当然，这一次他们打造了一个足有 9 英亩的屋顶花园。
 
                
                  “当然，如果遇到一个坚持奔着标新立异去的甲方，我和我的团队仍然会觉得紧张，特别是当他们除了这一点之外别无他求。”通常在项目启动会议中，Eric 请客户列出他们建造企业总部办公楼的五点需求，再让他们依次排序。“往往最终，地标让位于功能”，功能、使用效率都排在前位，没有人希望建筑有太多冗余的空间，其他的往往是成本和时间，“标志性有时也会出现在名单里，但如今，几乎没有人会把它排在首位”。
尽管地标不再是唯一目的，近年来全球科技巨头打造总部大楼的热潮，仍然诞生出不少地标建筑。Norman Foster 为苹果在库比蒂诺设计了一个巨大环形的“宇宙飞船”，人们惊叹于曲面玻璃、抛光混凝土的顶板，这个环形建筑的设计和施工技艺媲美这家公司设计的产品。
BIG 和 Thomas Heatherwick 为 Google 设计了可移动的半透明玻璃帐篷群。Google 在 2015 年的一篇官方博客中做出说明，“不同于建造一个无法移动的钢筋水泥块，我们将创造一个轻质的、模块化的可移动的建筑体，半透明的帐篷内是可控的气温湿度，树木、景观、咖啡吧和自行车道穿过这些建筑体”，他们试图打破建筑与自然之间的明确分界。与之类似，NBBJ 为亚马逊在西雅图设计的总部则直接建造了三个玻璃穹顶，在巨型温室内再造自然。
剔除单纯的地标冲动，这股热潮背后还有什么？
 
                
                   
                
                   
                
                   
                
                  
【什么样的办公室，可以带来创造力？】
Eric 多次提及一股几乎不可逆的热潮，即全球的科技巨头都坚信脑力工作者，特别是跨越不同部门拥有不同知识结构的人相遇会激发灵感。基于此，建筑设计师希望在最大程度上“制造”这种不带有明确目的性的“偶遇”，他们模拟街道生活、复制城市的功能，希望能将公司内的公共空间打造出社区感。
当然，也有反对者质疑，如何才能测量这股对“社区”建设的冲动是否真的有价值，特别是当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这些作为科技巨头的甲方如何定义“社区”。
1930 年代，为了寻找一处僻静的地方方便实验，AT&T 贝尔电话实验室在新泽西郊区建立了第一个企业园区。如今，在 Facebook 园区内，除了常驻的医疗团队、健身设施、自行车道、放映厅、干洗服务，几乎没有什么是在这里得不到的。科技巨头在园区内提供了一个传统社区所能提供的几乎一切功能，除了和你接触的人都和你供职于同一家公司。经历过单位体制的中国人对这种内向型的社区生活并不陌生。
腾讯的深圳新总部大楼位于南山区滨海大道，不同于其他选址郊区的科技公司，腾讯没有广阔的土地，只能选择“向上”。两座塔楼由三座位于不同高度的天桥连接，预计将于 2017 年 7 月完工。如何连接起两栋超高层建筑的内部空间成为打造“垂直社区”的重点，人们可以通过三座天桥平行移动，在此偶遇。
 
                
                  NBBJ 为亚马逊的西雅图总部设计了三座钢化玻璃与低能电子衍射科技打造的低能耗穹顶温室“球体”（Sphere）。其内部将种植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 3,000 种植物，亚马逊的员工将在这座穹顶温室内相遇、交流、享用午餐。球体设计也连接起了亚马逊的办公塔楼，整体工程预计将于 2021 年完工。
亚马逊和腾讯都放弃了选址远郊，复制一些城市的功能再造一座迷你城。它们站在繁华的市中心，并将街道生活延伸进入办公空间。走进亚马逊西雅图总部的一楼，恍惚踏入的是一个寻常的商场，你可以在这里找到花店、杂货铺和咖啡厅。
 
                
                  “有一种典型的批判，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将员工‘绑’在公司内，我无法赞同。如今我们对‘工作’的定义不再有清晰的时间界限，一声哨响开工，再一声就可以收拾下班，如今创意工作者还能分得清工作和生活吗？我们建筑师也是一样。而大家在做的，就是为这种工作范式的转变提供必要的设施。”
Eric 强调从街道到办公空间的无缝衔接（Seamless），“对于每一个在此工作的人，你无法确定街道生活在何处戛然而止，而工作时间又在哪里开启。我们可以就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混合做一系列文章”。混合这条边界并非新闻，一如人们揣测当年的创业者出于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打造乌托邦的憧憬投身远郊的企业园区，这一次人们把赌注放在另一头，要求活力和街道复兴，或者干脆模拟一座城市。
尽管设计师为了制造园区内的偶遇绞尽脑汁，仍然有隐形的墙将他们与城市阻隔。亚马逊令人瞩目的穹顶竣工后，短时间内并不会对这座城市的公众开放，这仍是属于这间跨国公司的私家花园。
【大公司造办公楼，到底会改变什么？】
人们赞叹苹果新总部的飞船造型和建造工艺，这是一座可以独立运转的迷你城，甚至可以说它与所在城市库比蒂诺既有的城市肌理完全割裂开来——后者只是传统的西海岸小城，红砖平瓦。
2012 年，《纽约时报》曾引述一位苹果高管的话：“iPhone 面向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销售，除了设计出更好的产品以外，我们没有义务解决美国这个国家的问题。”建筑评论人 Alexandra Lange 指出，将“国家”换成“库比蒂诺”同样成立，这些科技巨头并不必然在意与所在城市发生联系——乔布斯可能不太同意这个评论，因为他向库比蒂诺市政管理者申请建楼的时候，可没忘了强调自己和这里心心相印，他承诺说，要恢复库比蒂诺原本拥有的大量杏树。
当然，并非所有企业只满足于打造一座内向型的迷你城。实际上，无论有意无意，这波总部建设热潮都影响到了都市景观。
位于加州圣何塞的三星总部大楼同样出自 NBBJ，如同任何一个靠汽车驱动的城市一样，这里缺乏可以步行的公共空间。NBBJ 在建筑里设计了真的能供人们行走的通道，内部庭院可以供人们驻足、休憩。不同于三星这个素来以等级森严闻名的企业，Eric 强调，这是三星在设计始初就明确表达的需求——创造一个这座城市缺乏的公共空间。一幢10层的塔楼如同三明治结构，除了底层的中央庭院，建筑中间有步道。中央庭院内的运动场、艺术区和咖啡店都将部分对外开放。
 
                
                   
                
                   
                
                  Google 、阿里巴巴等企业也逐渐展现出向园区外的城市空间延伸的冲动。2011 年 3 月，Facebook 曾赞助了一场园区外的跨界活动，名为 Hack-A-Thon，邀请建筑和城市规划设计者，对其园区所在地及周边地区，包括沼泽地景观之间的联系提出创新方案。在 2015 年 Google 介绍总部设计方案的那篇官方博客里，他们谈到为本地社区增设自行车道和零售机会。2016 年 11 月，Google 首次与其总部所在地山景城地方政府商议在园区附近修建住宅区。阿里巴巴也研究起如何为员工子女的教育提供资源。
当然，大公司入驻某个社区，最直接的影响往往是房价上涨。硅谷不仅是一个科技创新的例证，也是大公司如何改变房地产价格的最好说明。当年 Twitter 惹恼旧金山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大公司盖总部大楼对其所在的城市而言并不总是一个正向的影响，而是更接近于一个矛盾体。
像阿里巴巴这样的科技巨头，从不再盲目崇拜地标建筑物，到打造内向型社区，这样的变化对他们、对城市本身而言意味着什么？
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改变一定会发生。Eric 接触的中国科技企业已经开始和设计师讨论，是否能够打开至少部分开放一度封锁的园区，让城市的其他部分融入进来，他对讨论结果保持谨慎的乐观：“可以感受到，类似的对话已经开启”。
（文内未标明出处图片均由NBBJ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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