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弦的前世今生（中期）
寻寻觅觅求古弦
江苏一带的琴人一向在上海就可以买到杭州回回堂的丝弦，后来抗战爆发，1939年时回回堂的丝弦已经断档，于是琴家吴景略和庄剑丞到杭州想要找人继续生产，却发现卖回回堂丝弦的老三泰早就歇业了，而杭州也已无制弦之人，能买的只是旧的存货而已，原来“回回堂”已经不复存在！
他们又急急跑到了苏州，发现另外一个稍有名气的梁景春丝线坊居然也早就关门大吉了……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连这些有名气的商号都已销声匿迹，更何况那些规模更小的作坊呢？
可是没有弦，琴还怎么弹？无法弹琴，琴艺也就断绝了！难道就让这悠悠的千年遗音如此泯灭吗？怀着对古琴的热切之心，这些琴人发誓要将丝弦技艺重现人间，最终，他们寻找到了一位制弦高手，名为方裕庭。
方裕庭，1885年生，是浙江萧山人，幼年随父移到苏州，他从十六岁时便开始学习弦线制作，1919年开了作坊制作普通弦线。
吴景略等人找到他后，依据在琴书上能见到的传统造弦方法，加以研究。弦家按古书试做，琴家则操琴评弦，然后又互相修改和切磋工艺，如此反复摸索多时，才成功恢复了失传的古琴丝弦手艺。
1943年，古琴丝弦的生产终于得到恢复，定名为“今虞琴弦”。由于方裕庭本是做二胡、琵琶之类弦线的，其所制古琴丝弦的质量实际上依旧逊于古时，更不用说和回回堂这样的“高山”相比了。但幸运的是，我们的丝弦，终于没有彻底消亡在历史中，它艰难地回来了。
在“今虞琴弦”面市之前，吴景略先生也指导过一家名为“振昌成”的作坊造弦。
1941年11月8日张子谦先生在《操缦琐记》中写道：“振昌成所制弦已有八分成功，再事研究可瑧完善，景略指导之功不可没。”第二年琴弦造出来了，1942年9月1日，张子谦先生又写道“振昌成所制弦已相当良好，每付须新币廿四元，未免太贵，余购二付。”
或许是太贵的缘故，或许又加之社会动荡，最终振昌成丝弦也销声匿迹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
那时候的物资匮乏，因为丝弦制造需要极高品质的蚕丝，丝弦虽然回归，却也步履维艰。
而琴家查阜西先生一直在努力奔走，战后，他利用在航空公司工作的便利，多方觅取，一直给方裕庭提供原料。建国之后，原料依然紧张，而且由国家统一供销，不可随便买到，他也四处呼吁，争取优质丝。
制弦也不单单是把蚕丝绞合缠绕就完成的，还要在特制的胶汁中浸渍熬煮，白芨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味中药。
1960年初春，方裕庭告诉查阜西，乐器厂买回的是白术，已经没有白芨了。查阜西之前已经邮寄了五两，这次又多方搜寻了八两半去应急，甚至请滁州琴友根如和尚帮忙种植白芨。
查阜西十余年来，为寻制弦原料四处奔走，可谓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中国古琴界有此类人在，这承载着千百年来文人精神的太古遗音，就永远不会断绝。
可惜由于蚕丝的品质问题，再加之方裕庭与一九五四年加入生产合作社，琴弦的质量已经无法保证了。自七十年代吴景略研制出钢弦之后，丝弦也迅速地被钢弦所取代，约到八十年代后期，“今虞琴弦”也终告停产。
一片痴心终不改
但是钢弦只是解决了生产问题和丝弦的部分弊端，对于弦的音色等关键部分，并没有解决，尤其是其浓重的金属音为许多琴家诟病。
随着民族传统音乐观念再度复兴的思潮，不少前辈对于丝弦的使用推广工作再度走入大陆琴人的关注点。香港的苏思棣、黄树志先生、苏州汪铎先生、美国的唐世璋先生都为丝弦的发展推广工作不遗余力。
尤其是香港琴家黄树志，倾注大量的精力和心血，自费几十万，跑到苏州，找到方裕庭的后人，再次将丝弦复活，甚至到日本取经学艺。他高价去买3A级的真丝，大量造出来送给有古琴的人。光送人丝弦，就花了27万。
他制出的“太古琴弦”，较以往生产的丝弦水平更有进步，已在“今虞琴弦”之上。只是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中，在受到的各种冲击下，也难以为继……后来他开始使用6A级的真丝，质量更好，张力已能够超过标准音高而不断！但是每副成本已高达500多块……
丝弦市场需求量太小了，能靠着制弦赚得一口饭吃，实属难事。方裕庭的儿子，方荣林从1959年开始跟着父亲学艺，一学就是11年，丝弦厂停产后，他也不再做这一行了。
直到2000年，临近退休的他居然重拾手艺，开始做弦。方荣林说：“现在，弹古琴的人已经习惯钢弦，使用丝弦反而成了‘非主流’，这是个遗憾。”或许是对这门古老技艺的传承使命感，他建立了自己的作坊，2006年他开始收徒，目前已经能够年产400余套了。
方裕庭唯一一个还在坚持做弦的弟子，名叫潘国辉，而弹指间潘老也已年逾古稀，最让他担忧的是，无徒可收，会让这绝处逢生的古琴弦制作技艺会再度失传。
幸运的是，潘老的女儿潘赟在他的熏陶下喜欢上了古琴，也对古琴弦的制作颇为感兴趣，于是她毅然辞掉公司的白领工资，向父亲学艺。潘赟说：“父亲年纪大了，这门技艺需要一个传承人。父亲做了50多年的琴弦，我要继承发扬下去。”
一片痴心终不改，方聚精诚金石开。一代又一代的琴人、弦人，发愿纯朴，为丝弦的发展、传承，一步步前行，让古老的琴音延续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