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岂止张爱玲（一）

从民国范儿开始在知识界走红以来，出现了大量研究民国人物的文章著作，其中尤其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民国的知识分子，其次是民国女性，“民国女子”开始成为一个常见和走红的术语，这个词最先是来自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他用来形容张爱玲，但是无论是张爱玲和胡兰成，前者不能作为民国女性的代表性人物，后者也无法代表对这类人物的判定，民国女性的主流气质和张爱玲是不吻合的，相较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民国是一个大时代，这个定义的意思是占据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精神是一种虚假的稳定和繁荣，对个人生活的书写是主流文学中的常见气质，我们疏离于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知识分子不再是社会的先行者和灯塔，中产阶级沉浸在消费主义的热潮中，民众中有一种常见的非政治化，这个时代的英雄不是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和关心公益的律师及司法界人士，他们被排除在社会的主流舆论之外，这个时代的英雄是企业家和娱乐界人士，而对他们的崇拜可以说是一种表面化的，我们只认定了他们的财富和美貌，以及随之而来的肤浅的成功学，对于这种成功之后的问题却没有要深究的意思。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国迥异于这个时代的气质，成为一种大时代的象征，国家民族的话语占据了主流空间，大时代一般都是乱世，旧的社会秩序崩溃了，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整个社会处于迷茫和待整合之中，这样的时代尤其需要有英雄气质的先行者，而张爱玲和胡兰成都是疏离于这种气质之外的，虽然一般都认为张爱玲爱上胡兰成是一个错误，但其实这两个人的精神特质有一种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是主流文化之外的个人主义者，而且不是一种肤浅无依托的个人主义，这两个人都有自己一套可自圆其说支持其行为的哲学，张爱玲是用个人情感对宏大叙事的解构，胡兰成是用民间文化对于儒家意识形态的解构，胡兰成笔下的民间虽然是高度美化和艺术化的，但是他仍然在一种内质上把握到了中国民间的礼乐本质，胡兰成陛下的民间，疏离于政治，将天下大事看做闲话与说书，真正永恒的是一日三餐自给自足的日常生活，和这种生活中存在的朴素情感和人间味道，这种民间接近于诗经和乐府诗，只不过胡兰成是一个真正的虚无主义者，张爱玲还是有一种更严肃的底子在，这是他们曾走到一起最终却一定会分道扬镳的原因所在。对于国家民族大义毫无兴趣，胡兰成虽然也在政府任职，曾作为政论界的出色代表，但是他对政治始终有一种渔樵闲话般的观赏意味，对他所从事的政治，他总是有一种没有真正当真的味道，张爱玲对于主流叙事更是用解构的眼光来看的，香港陷落是为了成全一段爱情，她的散文中也描写了自己在香港轰炸中仍然执着于世俗生活的细节，当他们所处的时代过去之后，我们处在和平的环境中，很容易欣赏这种对于世俗生活的审美化态度，但是如果在语境中回到那个时代，就会发现这种态度虽然有它哲学上的自成其说，但内核仍然有一种精神的苍白和平庸，一个深刻的真正的作家绝对不可能只满足于自己的日常生活，而无视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恶，宏大叙事也不是简单的解构一下，就可以随便丢掉的，胸襟更为广阔、思想更具深度的写作者，必然会触及到宏大叙事和我们的普通生活之中的互动意义，从而引发真正深刻的思考，这正是无论是张爱玲还是胡兰成，都无法成为一流写作者的原因所在。 张爱玲不能成为民国女性的代表者，除了她精神上的缺乏厚度之外，还在于她生命力的孱弱，她在50时代之后基本上就失去了创造力，而且她终其一生没有走出胡兰成的阴影，张爱玲的后半生如同一个虚假的影子，始终笼罩在前半生的阴影之下，而真正的民国女性，是在个性解放潮流之中，充满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的人，她们的代表，应该是那些充分表达自我的诗人和小说家，是关心国家民族未来的律师和社会活动家，是积极投身社会变革的新闻界和政界商界人士，在这个民国，这种女性一直都是一种绵延不断的存在，她们是丰富的，多面的，她们的意志、才华和创造力，她们对自我和社会未来的探寻，都使得百年之后的我们这个时代，成为一种苍白的印证。 相较于近代西方女性来说，中国女性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仿佛隐身的存在，近代西方的历史是不断突变的历史，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女性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从乔治桑到斯塔尔夫人，从勃朗特三姐妹到乔治艾略特，西方女性在历史中不仅贡献了她们的才智和创造力，还以极富个性的形象给予后人以启迪，但是在中国五千年仿佛静止的历史中，中国女性的形象是一种惊人的苍白，在晚明以前，中国女性的形象要么是红颜祸水，要么是残忍充满野心的宫廷政治参与者，除了李清照是一个例外之中，中国传统女性也没有留下自己对于历史的记录和书写，更没有留下自己对历史有意义的个性，只有到了晚明的个性解放潮流到来时，在儒家思想之外，才出现了具有反叛意义的女性形象，这就是以柳如是为代表的名妓文化，但是虽然她们是名妓，但是其身份和社会地位仍然是很低的，而这种个性在历史上也仅仅是昙花一样，到了清朝全面的社会控制到来之后，女性的地位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虽然有些研究证明了清代江南有一种才女文化，但是这种文化仍然是局限于闺阁内部的，而且是作为男性文化的补充和观赏出现的，她们对于整个社会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存在，而且男性在欣赏这些闺阁文化的时候，有多少真正的欣赏仍然是一个难以严明的问题。 但是清代的女性文化并非全然毫无意义，可以说，清代的才女文化是在一个狭隘的意义上对晚明女性解放的继承，清代尤其是康熙乾隆年间最大的特质是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中国古典文化走到了它的盛期，和路易十四的宫廷一样，是一种高度文明化的文化，这种文化一种意义是带来文学中的诗意和精致，这种文化的深层社会心理是繁荣中的闲暇和对多种事物的欣赏，这时人的心态会更开放和文明，会更倾向于欣赏社会中多样化的事物，这是才女文化兴起之后的社会动因，其次，这种文化会带来一种高度的自我意识，即相较于以前的时代，人们会更加认识到自我的个性，需要一种文化上的自我表达，诗歌是这种自我表达最常见的工具，《红楼梦》是这种自我表达的高潮与终结点。 此外，晚明的个性解放潮流虽然在清代成为了过去，但是对之后的社会心理并非毫无影响，张爱玲曾说中国是一个爱情荒的国家，的确，在晚明以前，中国人虽然创造了大量的艳体诗、宫廷诗，但是女性在这些诗歌中的地位仍然是物化和程序化的，这些诗歌中没有女性的独立个性，也没有男女之间真正的平等，而对个性的欣赏、男女之间真正的平等和独立，是我们认为是近代爱情的特征之一，也是两性之间真正产生眷恋和情感互动的基础，这些只有在晚明的个性解放潮流之中，才有一种实际上的到来，这种文化和心理在清代并没毫无保存，从纳兰性德的词作和红楼梦中，都可以看到一种真正的爱情的温柔心理，以及对女性身份发自内心的欣赏，在对江南才女文化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心理在一些男性身上的影子。 但是在中国的古典文化中，尚不能带来女性的真正解放，只有在近代的社会崩变和意识突围中，女性才能真正找到她们遗失的自我，所以说女性解放并非一个孤立的事物，它是和整个社会的开明解放息息相关的，近代女性的第一次解放是在晚清的思想变革中，从梁启超开始，晚清的思想变革开始摆脱了物化的阶段，真正触及到了人们的内心世界，这种触动不仅是之于男性，也在于以秋瑾、吕碧城等少数女性，只是晚清相较于五四时期，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的个性解放，这时候的先行者是孤立的、是极少数，社会大环境仍然是保守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新女性，身上还有一种极端和激烈，秋瑾扮作男子，一生投身于革命之中，吕碧城终生未婚等，都可见她们与传统决裂的激进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