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智光秀——他的人生和濃尾故事（四） I
元亀二至三年間（1571—2年），三位舉足輕重的大名相繼死去。先是西国雄主毛利元就，元亀二年六月以高齡75去世，由年僅19歲的嫡孫毛利輝元繼承。東国的北条氏康，歿於“比叡山燒打”事件不久後的十月，享年57。比起甲斐的武田信玄和越後的上杉謙信，北条領離京都更遠，但能直接決定這倆的進退方向。氏康嫡子北条氏政襲封後，立即與武田家重修舊好。之前信玄侵攻今川氏，單方面破壞了“甲相駿三国同盟”的緣故，氏康與信玄絕交。而信玄的另一個死對頭上杉謙信，為領內“一向一揆”困擾，又受北条家牽制。兩方狀況趨穩，使得信玄能夠傾力西上討伐他指為“天魔”的織田信長，甚至宣稱要直上京都，給織田信長和徳川家康都造成了一次他們人生中最驚心動魄，也是最能引發後世無限想像的打擊，尤其是德川全軍潰敗的遠江国三方原之戰（元亀三年十二月），在美濃東部還俘獲了岩村城中的信長的姑母於艶和當時應該還不到15歲的信長五男御坊丸（即後來的織田勝長），卻在節節勝利之際重病發作，不得不撤收大軍，翌年四月去世，終年53歲，由28歲的四男武田勝頼繼任家督。
依血緣傳承権力，而且権力幾乎為一人終身持有的制度，往往難以保證的是繼承者的器量——先天的身體素質，後天的教養成果，乃至繼位時的年齡，這些不可預知的狀況都可能成為決定未來走向的因素，或者，受到一人的認可並非全部人的認可。於是，主少國疑、多子奪嫡、權臣亂政的情況時有發生。這些是毛利家、北條家、武田家和織田家都會面臨的問題。更現實的是，這些新家督自身，還有他周圍微妙的人事，身邊都什麼人，怎樣影響決策，圈外人並不能知曉，也就無法從初始就斷言他們的作為能到哪一步，惟到如今回顧，方知某時即局勢變化的開始。 對於足利義昭來說，毛利元就和武田信玄，兩個他希圖賴以壓制織田信長的人物，在最至關緊要的兩年間就這麼沒了。新的家督，算不上真正認識的人。而這不僅意味著尚需更多時日和往來方能建立起可靠的人際關係，也意味著這些人際關係，這幾位新人物主導下的團體，到底還能給他帶來多大的幫助，成了疑問。但信玄病危的情況被武田家秘而不宣，對外只說是信玄讓位給武田勝頼，自己隱居了。而這段時間裡，義昭更加積極地為打倒信長而活動。 早在元亀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剛參加比叡山之戦的明智光秀，又率千餘兵入駐摂津国高槻城。翌日至三十日間，一色藤長、上野秀政、三淵藤英等其他幕府“奉公衆”成員也率部出陣摂津各處或奈良。由於記錄這次行動的存世史料都只來自旁觀者（《言継卿記》、《尋憲記》），目的為何已經不完全清楚，但顯然出自足利義昭，而不是信長的指令，似乎是義昭進行的一次演習。 足利家臣団中對信長的態度，也早已分成了激烈對立的兩派。義昭的近臣上野秀政，是活躍的反信長派，已經在足利家臣団圈子中傳話，要時刻準備著為打倒信長而戰鬥。細川藤孝卻跟上野秀政一直不對付，還是公開的親信長派人物，為此以蟄居引義昭來看他，再向其“諫言” 。而義昭對藤孝此舉僅僅“表示惋惜”。他的態度顯得不這麼明朗，大概也是因為仍要等待時機以積累勝算。 元亀三年（1572年）正月到三月間，義昭暗中聯絡三好義継、岩成友通、松永久秀、伊丹親興、池田知正、畠山昭高等畿内領主，要求他們遞交效忠的誓書。而本願寺法主顕如與武田信玄還是連襟，於是足利、本願寺、武田成了三方同盟，再加上此時就在同信長鏖戰的浅井長政和朝倉義景——前來京都聯絡將軍的武田家臣穴山梅雪（信玄的女婿），在歸程中向他們告知了義昭和信玄對付信長的戰略意圖，“信長包囲網”此時才真正結成。 比起足利家奉公衆，在京都之外五畿内的其他地方，悪性事件要來得更直接。早在元亀二年五月，北河内守護三好義継為独占河内一整国，得到松永久秀的聯合，並依久秀之計誘殺了交野城主安見右近，而這是南河内兼紀伊守護畠山昭高的陪臣。由於義継是義昭妹夫，普遍相信這次行動得到義昭默許，意在任由自己的嫡系人馬擴大勢力。這一來引起了昭高對義昭的敵意，轉而向信長靠近。但這又引發治下国人，特別是家中權臣·南河内守護代遊佐信教跟昭高之間的齟齬。他們以畠山足利同祖，還是170年前的幕府管領畠山基國的子孫，自當堅決擁護足利將軍。同三年（1572年）閏一月，畠山昭高又遭遊佐信教刺殺未遂。儘管昭高並沒有死在當時，但顯然家臣和国衆已經失控。 更大的衝突發生在同年四月中旬另一個“三管”後裔的家裡。細川昭元配下的家臣三好為三、香川元成出奔，投靠同族三好義継，引發三好義継、松永久秀再次攻河内。河内的交野城也再一次成為雙方爭奪的交點。信長和義昭都出兵來調解，織田家派出柴田勝家、佐久間信盛、滝川一益。明智光秀則以幕府奉公衆的身份，跟細川藤孝、三淵藤英、上野秀政一道。然而在一封織田軍先鋒諸將通知交野城的書信中，光秀卻又跟柴田勝家、佐久間信盛、滝川一益連署，激勵城守將片岡彌太郎堅持到他們來到。這次交戰雙方的首要兩人已經有著明顯的派系色彩，昭元傾向信長，義継則是義昭妹夫並已經向義昭宣誓效忠。所以這次衝突僅僅是讓他們各自退兵的結果收場。看似雙方誰都沒有為此付出代價，也就沒有誰吃更大的虧，卻赫然使義昭和信長之間的矛盾到達臨界點。 信長終於耐不住對義昭當面的不客氣，特別是在同年七月中他在近江東部的虎御前山引姉川之水攻小谷山城下町，並再度擊破來援的朝倉、浅井聯軍之後。此戰之中，由於朝倉軍分兵湖西，目指京都，光秀奉信長之命，以坂本、堅田之兵，進攻海津、塩津兩砦。當地的地侍集團，《信長公記》稱之為“江北一揆”，準備給朝倉軍帶路。由於當地多山，光秀打的是一場較艱苦的反遊擊戰。 待戰況趨穩後，九月末，信長以向將軍諫言的形式，呈上了《異（意）見十七條》（《信長公記》、《尋憲記》有記載），基於《殿中御掟》及其《追加条条》的精神，嚴辭譴責義昭破壞“条条”約束和“違亂”之事有十七，頭一條就批評義昭身為最高位的人臣之一卻怠於職守，對朝廷愈加不如往昔恭敬，其餘各條非常嚴重的指控不一而足，且把責任歸到義昭一人，不遺餘力地貶損他的道德水準和名譽，例如，將軍明明聽到外界風言將軍與信長不和，甚至說信長逼得將軍把家寶轉移出京之類的話，義昭卻沒有任何作為去平息，令曾經為營造二条城等事苦勞奔波的信長深深傷心（第四條）；賀茂神社的土地也敢拿來封賞給岩成友通（第五條）；第十條說到了“元亀”年號“不吉”，卻還要朝廷改元（為何會覺得“不吉”，語焉不詳，一說是“元亀”聽起來像“元歸”），改就改罷，将軍又不為宣旨改元的儀式掏一文錢；義昭買斷、囤積米糧，再出賣到京都市中以斂金銀，堂堂将軍居然搞起買賣，“前所未聞”（第十四條）；将軍的“側近衆”開銷與日俱增，暗示莫非有搜刮、貪墨之行（第十五條）；甚至倒賣本應用來“奉公”的兵糧和武具（第十六條）。第十三條提到了明智光秀，說義昭居然要光秀去收京都“山門領”（寺院和神社的領地）的“地子錢”——“地子”，即地租，日本又叫“地代”，放在時代背景下這裡確切地說應該是“加地子”，即“年貢”（年度農業稅，這部分理論上該歸朝廷）之外，農村向世俗政権（幕府、名主、荘官）交納的其他各種名目“加收的”來源於農產或產品交易的賦稅的統稱（信長的下文也說明了這一點，強調他們武家攤派、徵用任何物質都只能是臨時的，是非常時期武家向人民租借），以錢幣的形式交納則稱“地子錢”。然則農村的產出既被算做獻給寺院的供養，則是不用再向武家交這份錢的，信長這是在指責義昭加苛雜與百姓。所以最後說，（幕府）欲壑難填，“百姓都已經把這兒（足利家御所）叫作「悪御所」啦”（這裡有雙關諷刺的意味，“悪御所”的原話是“あしき御所”，日本語中“あしき”念“ashiki”，而“足利”讀作“ashikaga”。） 如此文句，義昭感受的羞辱可想而知。元亀四年二月，義昭暗中向各地方發出“御内書”，正式下令武田、朝倉、浅井、一向宗四方出兵圍攻信長，還以官位拉攏安藝国的毛利輝元和備前国的浦上宗景，求兵入京。經過三好義継和岩城友通的聯繫，四国的三好長逸也決定加入。在京都，義昭則調動勞力深挖二条城堀（壕溝），收集弾薬。這些工作動靜都很大，旁人都知道他這是在備戰，自然無法脫離信長的耳目範圍。 山岡景友，義昭任命的山城半国守護，出身於近江甲賀郡的鄉侍家族，其時34歲的他此前是近江国三井寺光浄院的住持（天臺宗），義昭上洛期間落腳該寺院而相識。當時的名山古刹，某種程度上就是地方上的“大學”（“大学”和“学院”當時都是京都的幾所皇家高等學府專名），收集著各種典籍，不止是佛經。許多和尚因此成為將軍或大名們的教師、顧問和秘書，還出現了專業分科的趨勢。當他們鑽研兵書、戰史和政治道多過經律論時，就擁有了高於“田舍侍”們的理論素養。原來法名“暹慶”的山岡景友就是這樣獲得了將軍義昭的賞識和任用。在他的組織下，以近江境內琵琶湖西南的石山、今堅田兩砦為前沿據點，近江一向宗和傾向寺社的鄉侍團夥“甲賀者”和“伊賀者”（“忍者”的原型）率先行動。而這個石山砦，恰恰挨著信長封給光秀的領地滋賀郡。 得知畿内兵馬集結，特別是大和守護松永久秀居然在沒有通報他的情況下派兵進駐山城国，信長明白義昭有舉動，遣朝山日乗、島田秀満、村井貞勝對義昭下最後通牒：除非義昭送一名近親或者數名幕府奉公衆為人質，寫下誓書求和解，否則織田軍將橫掃京都，按信長的話說是，“讓京都遍地火與血”。義昭斷然拒絕。 在這個關頭，儘管信長的《意見書》中把光秀說成好像是義昭的幫兇，光秀與山岡景友之間並沒有經過太漫長的通牒和交涉，他就此正式加入信長一方。從另一方面想，既然信長能知道義昭要光秀做甚，那麼就意味著跟光秀有關的事情可能正是光秀告訴信長的。這等於是在光秀領內，打起了真正意義上的義昭和信長的第一戰。義昭在一份給近江前方家臣的書狀中（二月十九日），說到了他對光秀此舉的看法：明智那傢伙神智不正（正体不明）了吧，去他的罷。義昭顯得氣憤中帶著些無奈，這似乎也在他預料中。二月二十四日，明智光秀會同駐劄近江境內的織田家臣柴田勝家、丹羽長秀、蜂屋頼隆以下各部，奉信長命攻擊石山砦。兩日後山岡景友棄守退卻。織田軍接著進攻今堅田砦，二十九日，光秀所部率先破之，“一番槍”（首功者）即明智秀満。 對於光秀的這次抉擇，其實沒有太多實質的信息可供今人從他的立場去解釋動機。兩種可能的情況存在。一是比較顯而易見的，農本社會的普遍倫理，即地緣和人情的因素決定取捨：光秀他作為一個長期與織田家諸將並肩作戰的美濃人和斎藤道三的親戚，自然而然的選擇。這還頗有點像明智氏的祖先土岐頼貞和他的兒子土岐頼遠，身為幕府御家人，先支持後醍醐天皇打倒鎌倉幕府，卻又在“建武新政”崩壞，足利尊氏和後醍醐帝決裂時，又轉而支持同出於源氏的足利家。幾乎與此同時，細川藤孝和荒木村重，兩個眾所周知與光秀關係匪淺的人，也投靠了信長。荒木村重趁機趕走仍要追隨足利幕府的家主摂津守護池田知正，完成了又一次“下剋上”。另一種解釋，成立的前提在於光秀對寺社勢力的態度，多大程度上和信長一致：和尚本該自顧念經，而不是放下經卷，到這個紛亂的俗世中來招是搬非。這實際上也是對信長，乃至整個織田集団的政治理念和宗教政策的普遍解讀。如今義昭和有僧侶背景的山岡景友偏是要組織這些的“一揆”來對付信長，光秀於是站到了對立面。光秀作為接手滋賀郡——比叡山廢墟和其原“山門領”的領主，或許並不喜歡，也不打算讓構成寺社武裝的鄉侍們，繼續在這片地方發揮他控制之外的影響力，無論他們是哪一宗的，又受誰支持。 說起日本的“武士”——將軍、大名和他們的家臣的統稱，如今常見的定義和描述是 “軍事貴族”、“封建社會的統治者”、“相當於歐洲中世紀的騎士（knight）”，然而除了“samurai（侍）”和“武士”之外，還有一個沒那麼廣為外國人知，但也時常出現在各種政令文獻中的名稱：“武家奉公人”，或簡短些的“奉公人”，而這個名字，其實才最能反映他們的價值觀和“權力理念”——他們的一切權利，包括對兵權、警察權、司法權、行政權、財產權的掌握，以及各層級相應的分工和特殊待遇，都是為某個超越了出身地域、直系血緣和個人（主人）的、概念抽象的集體——“公”而存在的，或者說是“天下”，因為“天下為公”。如信長和義昭的《条書》顯示的，當時還有另一個用來指代“國家”和“國家權力”的名詞就是，“公儀”。 幕府之外，還有朝廷。令制官位和其高低秩序，某種意義上才更具有根本的權威。於是，這成了許多武士，各層級的都有，在衝突動盪中將自己的抉擇正當化的依據。這是過去一再上演的事情。信長如此，光秀亦如此。以後的秀吉和家康也依然如此。 三月初，義昭通知各地領主，信長屢次無禮冒犯誣衊將軍，遂與之絕交，還反過來以信長的《意見書》為其罪證。同時義昭也在肅清畿内親信長的城主。身居摂津国中島城的細川昭元，再次遭到三好義継和松永久秀攻擊，不敵降服（二月十七日）。摂津国高槻城主和田惟長（和田惟政之子），突遭家臣高山友祥（右近）砍傷（三月十一日），逃離国城之後，一說傷重不治，一說淪為浪人。這起事件的來龍去脈至今不詳。一說是三年前導致和田惟政戰亡的摂津州內戰爭的延續，惟長本欲設計除掉原為摂津守護池田氏家臣的高山友祥和其父友照，卻被有備而來的友祥反擊，一如美濃的竹中重治奪佔稲葉山城。一説是三年前池田、和田兩家紛爭時站在池田一方的荒木村重鼓動高山父子，為的是徹底除掉和田氏以獨佔摂津。村重當時已有背離義昭、投靠信長之意，而眾所周知和田惟政曾經救義昭於危難中。但村重傾向信長，惟長亦傾向信長。現代以來普遍認為高山友照、友祥父子虔誠，重操守而品格高尚，非無故反叛之人。從另一方面來想也可稱之為“死忠”，或許高山父子依舊效忠足利幕府和舊守護池田氏，所以似乎也是信長、義昭兩派爭端的反映，一如河内、紀伊的畠山尾州家。信長安排在京都擔任市政官“京都所司代”的村井貞勝，在幕府奉公衆包圍其宅邸前，及時得脫出。 義昭清楚跟信長的決戰即將到來。他安排奉公衆和丹波領主宇津頼重、内藤貞勝、内藤如安（貞勝義子，松永久秀之侄，即後來明代中國史籍中的“小西飛騨守”）等實際負責守衛二条城，自己退往京都西北方的等持院。彼処供奉著他的祖先，足利尊氏以來的歷代足利將軍。而信長也終於三月下旬親率柴田勝家、佐久間信盛、羽柴秀吉、蜂屋頼隆、中川重政以下五千人馬入京。明智光秀所部一千人不僅為先鋒，光秀還代表織田家在山城国逢坂迎接細川藤孝、荒木村重兩人及其部眾來跟信長會合。織田軍至此已有萬餘之眾。他們團團包圍了號稱能夠容納數千人，此刻內有千余名射手的二条城。正如“二条”這個名字顯示的，此處距離大內只有一條路之隔。信長本人起初駐劄在三条河原的知恩院。千鈞一髮之際，信長對義昭表示依然願意和解，甚至提出用嫡子織田信忠（時年18）跟義昭交換人質。遭到義昭拒絕後，四月二日，信長移師向等持院，如上個月聲稱的，織田軍一路洗劫、焚燒“上京”即京都北區各處街市、居民區、寺院，搗毀幕府家臣甚至親義昭的公卿們的住所。至於“下京”，因街道社區的領袖“町年寄”們，他們都是定居市內的豪商，及時向信長送錢告饒，得以倖免保全。如此織田軍從京都各處（含上京）收得銀子2100匁（“匁”，或書作“文目”，日本銀幣單位，相當於一枚開元通寶的重量）。天龍寺妙智院在送銀子的路上被亂兵劫走，還又通過愛宕山的寺院聯繫到富豪吉田氏借了三枚十兩的金子（時價27石米），才找到光秀和藤孝送上。
朝廷當然不能坐視京都這樣變成修羅場，派関白二条晴良帶著勅命，面目嚴正，但口吻還仿佛是商量或說調停似地要求雙方停手。見是関白都來了，信長爽快地接受了勅命。而義昭，翹首以盼的各家大名都沒有如期而至，也只得無條件同意停戰（四月七日）。這大概就是信長的目的，他此時只是要破壞義昭的首要經濟來源，恫嚇義昭。 信長急於從京都抽身，也是出於對武田家的擔憂。當時他還不知道武田信玄將死。他在進軍京都前，還打算請信玄之父武田信虎出面說和。武田信虎，這位耄耋之年的前甲斐守護，人如其名，在信長他們都還是赤子頑童的享禄·天文年間（1528—40年代），他就把信濃守護諏訪家、駿河守護今川家、剛佔據相模的伊勢家（後北条）、関東管領上杉家都打了個遍，使歴史悠久的甲斐武田家在亂世中沒有像大多數舊名門一樣衰弱反而更加強大，卻在32年前造訪女婿今川義元家時被信玄取代（關閉邊境關所不准他回家），先後流落東海和畿内，此前以將軍客卿的身份過活。 和議一成立，織田軍當即退出京都市內。明智光秀部回歸坂本。但信長率柴田勝家、佐久間信盛、丹羽長秀、蒲生賢秀等部織田軍主力轉兵近江，順手攻下六角承禎的據點鯰江城，並以近江的百済寺一貫支援六角家為由燒毀之，才回到岐阜。這座寺院奉聖德太子，即西元7世紀初飛鳥時代的廐戸皇子（用明天皇之子）為開基之祖，那是一位推崇佛教，使得漢譯佛典大量引進，被視為文化史上開啟文明新階段的重要推動者。這樣一座寺院的歷史當然比延暦寺還古老。 義昭經過這一戰明白京都難守，且不宜當作戰場。七月三日，他安排三淵藤英等奉公眾諸將和幾位親近的公家守衛二条御所，自己先到丹波国搬兵，再轉進山城国南部的槙島城。該城位於宇治川和巨椋池中的一座風景秀麗的同名島嶼上，等於有著天然的護城河，還能容納他剩餘的三千七百餘兵。65年前大内義興和足利義材上洛時，也曾在這裏駐兵。此處更接近本願寺和那些對義昭態度友好的西国大名。當地土豪槙島昭光支持義昭，立即著手擴建城防。 信長也早料到義昭肯定不甘罷休，也判斷出義昭下一步將退守到淀川下游的據點，還已計畫如何在水上攻擊陸地城堡。辦法則是使用能夠裝載大鉄砲的大戰船，此刻丹羽長秀就在琵琶湖畔監督施工。 初七日，織田軍再度進京。此時信長已不擔心武田軍西上。這一回，信長親自乘坐有著百枝船槳（包含舵）、可以裝載大鉄砲的戰船“百櫓艇”，順著琵琶湖和鴨川之水開進京都，距離皇宮中心最近可以只有500米左右。聽聞織田軍的炮聲，二条城中的公家首先出城投降。不出数日，守城主將三淵藤英在弟弟細川藤孝的勸說下終於也開城投降。織田軍接著南下，十八日佔據宇治川兩岸，等於包圍了槙島。 面對織田軍的戰船，無論他們要從遠處開火射擊，還是運兵到島上攻城，義昭原以為可以依仗的天險和城防都變得毫無招架之力。經過本願寺從中斡旋，義昭同意信長的條件，以剛過周歲的兒子（義尋）為人質，自己去到河内国。據說信長當時還允諾義尋成年時立為將軍。 義昭路上依然顯得狼狽不堪，居然還遭遇搶劫，被奪走幾件衣物。織田家的人們聞之嘲笑他“貧乏公方”，將軍大人變窮光蛋了（《信長公記》）。二十日，義昭到達三好義継的居城，河内国若江城。 幕府奉公衆中的多數人留在了京都，有前文提到過的細川藤賢、三淵藤英、三淵秋豪，除了一些級別高的直屬於信長，其餘或跟從細川藤孝，大部分被歸入明智光秀旗下。例如一個叫伊勢貞興的，他當時只是12歲的少年，義昭把他安排在二条城守軍中，是因為他作為一個功臣家族的代表，對室町幕府有著特殊的意義。如果生在一個泰平年景順利長到成年，他大概將會像祖先一樣出任幕府的“政所別当”。而相模的後北条家其實也是這一家族的旁支。 義昭離開京都的一刻，長期以來被標注為室町時代，乃至足利幕府完結，信長取而代之執掌“天下大權”的標誌事件。以信長為中心的視角看來似乎是的。就在義昭離開京都的同月二十八日，朝廷終於換掉了信長不喜歡的年號，改元“天正”——典出《老子》：“清淨為天下正”。此外，大概後世也有人希望在他們看來敢大不韙的足利尊氏開創的政権存在時間短一點比較好。但個中的詳情要複雜得多。首先，朝廷雖然馬上接受了信長取代足利氏掌權的這一事實，卻沒有立即正式剝奪義昭的將軍職以及“源氏長者”等相關由將軍兼任的各種榮譽頭銜。這使得不止義昭自己一個人認為，他仍然有資格支配各国幕府料所——這也確實是他後來的生活費來源；乃至於有權力號令全國各地的其他武士——也確實有一些足利家臣，如一色藤長、上野秀政，繼續追隨他左右，儘管他們在後世都不如細川藤孝和明智光秀出名，但確實堪稱足利家的忠臣。此時義昭顯得只不過重複了義稙、義晴、義輝等將軍的遭遇，而他也沒理由不像先祖父兄和五年前的自己一樣，尋找其他大名的支持，再伺機殺回京都。 其實，信長也是懂的。他比誰都清楚，殺掉一個幕府將軍在道義上會有多麼的不利，所以他對家臣們說，依然會“以恩報怨”對待義昭。但他就是要看看還有誰繼續跟從這位將軍，然後再討伐之。畿内各處還不穩定，不僅足利氏的影響猶在，也意味著信長的権威還不穩固。此前的六月二十五日，試圖投奔信長的畠山昭高終於被遊佐信教殺害。昭高之兄、同樣被遊佐趕走的前守護畠山高政以為弟報讐的名義反攻，卻兵敗河内。畠山家的這一支“畠山尾州家”（因世代獲任令制官職“尾張守”而得名）沒能挽回戦国時代以來每況愈下的運勢，最後只留得一個土豪林立、他們家從來沒有能穩固統治的紀伊。高政三年後鬱鬱而終。又十年後畠山尾州家因紀伊国衆對抗羽柴秀吉而徹底失去了大名身份。仿佛是宿命，至此，“三管”的嫡系後裔們，就算不說沒落，也全都跟著室町幕府退出政治舞臺的中心了：斯波義銀因祖先是織田氏的主家，而今地位反轉，便不再用“斯波”苗字，改稱津川氏，作織田家的臣下和親族；細川昭元四年後和信長的一個妹妹犬之方結婚，並受領信長偏諱改名“信元”。因家族先前顯赫的歷史，他們都還獲得信長的照顧，但都沒有誰從制度上獲得比信長的尾濃親信們更高的世襲罔替的權力或更大的封地。就連只不過是細川家旁支的細川藤孝，為了向信長表忠，也棄用跟足利家淵源太深的“細川”苗字，改稱長岡氏，緣於先祖的勝龍寺城，位於舊都長岡京故地。 所以說，就算這時還不是足利幕府真正的覆滅，卻也是“戦国終焉”過程的開端。此前歷經近十年才一統尾張，又十年才拿下美濃，一路走來如今已經40歲的信長，將如旋風一般橫掃畿内和近国。也是由此開始，織田軍，不再簡單的是一家戦国大名武裝的概念，也不僅僅是比別家更龐大的人數規模，而是更強有力的戰時後勤保障體系，更多新奇的裝備，更不制於天地人的戰法，超過之前任何一家只守住一国一城的大名和武將們的視界。 而明智光秀也就這樣成了連接著兩個時代的人物。 與信長親自攻打京都、槇島同時，木下秀吉也在帶兵圍攻岩成友通的山城国淀城。因二条城降伏，秀吉得到明智光秀、細川藤孝和三淵藤英加勢。又秀吉和光秀說得岩成家臣諏訪飛騨守等多位高級陪臣為內應，八月二日城落。岩成友通剛跳出城外就被藤孝的家臣斬殺。織田軍在荒木村重的配合下，再接再厲攻下摂津国中島。高山友照、高山右近父子投降織田軍。“三好三人衆”的另一人三好長逸，在加入義昭陣營之初即駐守中島城，所以可能也死在了這裏。此後再見不到關於他的消息。加上同樣下落不明也從此再不見於確實歴史記載的三好宗渭，十年前在四国和畿内風雲一時的“三好三人衆”，終究算是滅亡了。岩成家的那位諏訪飛騨守，後來成為光秀的家臣。 織田信長這次進攻京都並畿内，朝倉、浅井兩家卻不能像三年前那樣出兵支援義昭，可見衰弱。信長遂立即將重兵再次圍攻淺井長政的居城近江小谷城。又一次，朝倉家仍派大軍來援，也號稱有數萬之眾。然而這次朝倉家內部已經被朝倉義景這些年來一連串踟躇和失策的表現搞得人心離散。八月中旬起，因朝倉軍數位大將表示願為內應，信長認為朝倉軍似乎更好打，索性親率大軍主力先攻越前。半個月不到的時間裡，朝倉軍節節敗退。而相對的，織田軍則真可謂趕盡殺絕。連尾張宿將佐久間信盛，都被信長嫌其部眾殲敵不厲，遭到信長當眾叱責到不禁流淚。待織田軍殺到越前主城一乗谷城下時，朝倉義景不經死守便棄城，與家人逃往他以為還有支持者的同国大野郡。但在二十四日，原本隨義景逃亡的、曾經多次戰役中替義景擔當總大將的朝倉景鏡，帶著義景的人頭，並押送著義景的母親、妻室、嫡子和一些義景的近侍來見信長，說義景已於四天前在大野郡的賢松寺切腹（他逼的）。 美濃舊主一色龍興，也作為朝倉軍的一員戰死在了刀根坂，即織田軍殺入越前的途中，終年26。他在三好家瓦解之後，投奔了另一個信長的死敵。而幹掉他的，正是“西美濃三人衆”之一氏家直元（卜全）的長子氏家直昌的部眾。據說信長得知這個內姪子的死訊時，當場對家臣們表示痛惜（《信長公記》）。 在此期間，曾經在朝倉家待過的明智光秀，不斷在勸說越前的故人們投降。其中包括之前幾次交手都讓織田家軍吃了不小苦頭的前波吉継，他在不久之後被信長任為越前守護代，還受領信長偏諱改名“桂田長俊”。若非這些光秀和朝倉家臣的通信有紀錄下來，或許光秀在永禄年以前有沒有在朝倉家活動，都要成為一個可能受質疑的問題。 二十七日，信長不讓大軍解散，就回師近江小谷。但光秀沒有跟從，而是跟滝川一益一起，以“奉行”的職務留在越前，後來又再有津田元嘉、木下祐久、三沢（澤）秀次三個“代官”協從他們，作為信長的代理進行戰後處置。津田元嘉，是信長的姐夫。而三澤秀次是光秀的“与力”，即副手（最近的研究認為，三澤秀次可能和溝尾茂朝，即溝尾庄兵衛為同一人物）。光秀的工作，主要是為越前各地的荘園頒發來自信長的“所領安堵状”，還為市鎮的“座長”，即商會的會長（“座”即行會、“基爾特”之謂），頒發新的任命狀和“諸役免除状”（顧名思義即減免部分商家為大名承擔的役）。這些因光秀的署名和花押而產生権威效力的書狀，作為產権證明留存到後世。由皆為濃尾出身的奉行，而不是新任的“守護”或“守護代”來行使這些職責，反映出信長嘗試對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進行更直接和深入的支配，以使其中收益為初步成形的新中央政権所独占。 與此同時在近江，徹底孤立無援的浅井長政，送妻子於市和她所生的孩子們出城後，率殘部又跟織田軍打了一番，才同其父浅井久政切腹。《淺井三代記》說，起初信長還是希望年僅29的長政活著降服的。事實上浅井家的舊主、原北近江守護京極氏就得到了信長的禮遇。於是他派美濃籍家臣不破光治為使者，甚至許以大和一国（奈良所在的大和州，今奈良県）。對此，長政雖說回絕，但仍在回書中表示“（信長的）此厚意代代弗敢忘卻”，“惟願信長公……以令妹之故”，“容得‘小谷之方’存生此世”，以“弔浅井家之菩提”（祭拜和超度浅井家的亡者），還幾次強調“女子不當為信長公憎恨”，“姬等亦無罪之人”。當時隨於市離開小谷城的有三個女兒，最大的名叫茶茶（おちゃちゃ），只有七歲。長政之母小野殿和嫡子万福丸也還活著。按此說來，長政留給信長的遺言可謂飽含敬意和謝意的，還有要浅井家的遺族全心侍奉織田家的意思。“小谷之方”直意是‘小谷城的夫人’，一般認為這是人們對於市的稱呼，但這裡也可能包括了小野殿。顯然，長政以為信長應該還能存亡續絕，加上有於市在，終不會殃及老幼婦孺。 然而這次，信長並沒有。當他看見弟弟織田信包帶著久別的妹妹出現的一刻，自然“甚喜”（《信長公記》）。但半個多月後，想起浅井久政就來氣的他——他認定是久政破壞了兩家關係，下令把長政之母小野殿，酷刑折磨至死。再一個月後，輪到在越前被搜出的万福丸，他原本是在開戰前被家臣帶到越前避難兼做人質，誰曾想朝倉家竟還亡於前。万福丸的生母，是六角家出身的長政前妻，還是於市，至今無從考證。關鍵的生年不明。但長政夫妻的年紀都不滿30歲，而其只有“万福丸”這種幼名，看來至多十齡出頭，仍未元服。遭受同樣結局的還有朝倉義景的親族。浅井久政、長政父子的人頭則早在小谷城落的第二天，就同朝倉義景的一起被送到京都獄門口示眾。而這還不是三人身後“旅程”的終點。天正二年（1574年）織田家的新年宴會上，眾將發現宴席中居然擺著三人的骷髏頭，被塗上了漆，還鎏以金箔。而信長，還是像搞一場惡作戲般，對著長政等人的骷髏，開懷暢飲。《信長公記》的這部分足夠“曲筆”的紀錄，在後世被文藝家們演繹成各種更駭人、更具情感衝擊力的場面，例如信長把三人頭蓋骨當酒器，甚至強迫明智光秀等將乃至於市以之喝酒什麼的。庶幾解釋後來發生的驚天反轉。焦點集中在光秀身上。確實光秀在此期間的身份尤其特殊，朝倉義景算得上他的故主。所以無論如何，這在後世大抵是相當可怖而震撼的事情。 浅井家被消滅後的下個月，羽柴秀吉也加入到越前的戰後管理中來。“越前三代官”之一的木下祐久是他的“与力”。光秀和秀吉同在越前的時間，大致到九月。由於秀吉長期在横山城與浅井軍對峙，又在攻滅浅井家的這一戰中擔任先鋒，在戰後獲信長賜予浅井舊領坂田、浅井、伊香三郡（近江国有12個郡，明智光秀領琵琶湖西的滋賀郡，其餘為佐久間信盛、丹羽長秀、蒲生賢秀等人領有）。昔日在尾張為“守護代”的兩織田氏，也就各管四郡而已。秀吉還獲得令制官位“筑前守”。秀吉由此晉級為信長的大名級家臣。更高的也就是佐久間信盛和丹羽長秀。 相比之下，光秀的地位此時不及秀吉了。而“大名”這個詞的意思也在此時悄然變化。信長並不嚴格按過去鎌倉、室町兩幕府的先例，既沒讓舊管領、舊守護家族等名門僅僅因為血統就原樣獲得他們祖先曾經擁有的權力，即使他們繼續以武士階級一員的身份效命於他，他也不以“国”和“郡”為單位來分封守護大名，反而“守護”、“守護代”這些前幕府特色的官職名至多再過十年就統統消失在新政権的架構中。信長任命的各城主，管理的地域範圍有大有小，都直接受命於他，因人設事，而且連帶居城都是臨時性質的，並非永久歸此人所有的私人物件。再到大概半個世紀以後人們說到地方領主，即“大名”的政府，不論封地大小皆稱為“藩”，而這些大名，又被叫作“藩主”、“藩侯”。 秀吉沒有沿用浅井家的小谷城。與昔日大名喜歡在易守難攻的高山建築城堡不同，秀吉在位於琵琶湖東岸的地勢平緩、交通便利的今濱地方建新城，還取信長的偏諱更名為“長濱”（今作“長浜”）。城防則依靠更厚實更堅固的多重石造高牆，並引湖川之水為護城河（水堀）和生活用水。這一來，反而使城有了更廣闊的容量，能聚集更多的人口，成為一座能容納十多萬人的城市的核心——當各種手工製品的工匠，特別是鍛冶鉄器的，還有各種產品的銷售者，全都定居在城堡下的“城下町”（城下的街市），城主就直接支配著領內的商業和手工業生產。這既是秀吉的建城理念，在後來還變為全國的風潮。長浜始終算不得一座大城市，但緊接著出現的更大的、至20世紀超過千萬人規模的都市圈——有好幾座還都跟秀吉有關——播磨、摂津和大阪的城市群，江戸，名古屋，無不是這樣發展起來。這如今被普遍視為執權者的利益動機的層面上，日本城市化的開端。這跟世界其他地方有著同一個邏輯：把各有其功能的人儘量集中到權力機構容易見到人的範圍裡，由此也降低人與人之間利益交換的成本。反過來，那些要躺著當清閒大爺，卻又嫌下層人物們聒噪醃臢的，從來要出亂子，某種意義上，武士就是這樣取代京都貴族們成為實際掌權者的。但意義還不止於此。隨著鍛冶行業都被強制遷往城下町，農村不單從此不能自行生產兵器，就連鉄質農具都要從城裏的領主処申請。困擾戦国大名的農村“一揆”問題就這麼從経済上解決了第一步。 完整内容见blog 夏夜竹林（简体字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