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尾耳草：威廉•卡洛•威廉斯
帕斯 蔡天新 译
在我们这个世纪的头一个三分之一时间里，英语文学发生了变化，它影响到诗歌和散文，造句法和敏感性，想像力和韵律学。这种几乎同时也出现在欧洲大陆和拉丁美洲的变化始于少数几位诗人的创作，他们差不多都是美国人。在这些开拓者的行列中，威廉•卡洛•威廉斯占据了一席之地，并且他是惟一处于中心地位的。与庞德和艾略特不一样，他宁可隐居在纽约郊外的一座小城镇里，也不愿移步去伦敦或巴黎；他也不像华莱士•斯蒂文斯或e．e．肯明斯，他们尽管留在了美国，气质上却是世界主义的。而威廉斯从一开始就企图寻找一种诗意的美国精神。事实上，正如他在那篇优美的文字《在美国的谷仓里》（1925）里所阐释的，美洲不是一个既定的现实，而是某种需要通过我们的双手、眼睛、头脑和嘴唇加以改变的东西。美洲的现实是物质的、精神的、可视的，尤其重要的是：可以表述的。对于一个美洲人，无论他说的是西班牙语、英语、葡萄牙语或法语，他的语言不同于原始的欧洲语言。美洲的现实不仅是由我们发现或构筑的，更是由我们表述出来的。
1883年，威廉•卡洛•威廉斯出生于新泽西州的鲁斯福德。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波多黎各人。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医学，在那里遇见了庞德（他们的友谊维持了一生）和女诗人H．D．（希尔达•杜利特尔），她把这两个年轻人同时给迷住了。在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威廉斯到莱比锡作了短时间的儿科研究。1910年，他回到鲁斯福德并定居下来，两年以后他娶了佛洛伦斯•赫尔曼，这一婚姻维系了终生，同样持久的还有他承担的双重职责：行医和写诗。虽然他住在乡下，但却不是孤陋寡闻：他沉溺于这个世纪时髦的艺术和智力活动，多次去欧洲旅行，结交英国、法国和拉美作家。他的文学圈子不断变化且好恶分明：庞德、玛丽安娜•莫尔、华莱士•斯蒂文斯、艾略特（威廉斯对他又爱慕又责难）、e．e．肯明斯，等等，还有年轻的詹姆斯•劳克林和路易斯•茹可夫斯基。他对艾仑•金斯伯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波及到罗伯特•克利莱、罗伯特•邓肯和查尔斯•汤姆林森①的诗歌（后者是个年轻的英国诗人——非常英国化——受到了一位几乎是毕生推行诗意的反英语语风并不厌其烦地声称美国英语不是真正的英语的人的推崇）。1951年，威廉斯第一次遭受了中风的打击，但他依然又活了十二年，并把自己献给了文学事业，罕见的多产：数种诗集，克维多②的译本，回忆录，各种讲座和全国性的朗诵。1963年3月4日，他死在他出生并度过了一生的地方：鲁斯福德。
威廉斯的著作甚丰且种类繁多；诗歌、小说、文论、戏剧和自传。他的诗被收入四卷本的全集：《早期诗作》（1906—1939），《后期诗作》（1940—1946），《勃鲁盖尔的图画》（1950—1962）和伎佩特森诤（1946—1958），后者是一部五册的长诗。另外，还有一本薄薄的散文诗集《地狱中的科拉》（1920），有时会使人想起那个时期布勒东和苏波的自动写作。但在摄取法国诗人创立的形式的同时，威廉斯改变了它并使之成为探索语言和集体无意识的各个层面的方法。《地狱中的科拉》是一部只能由美国诗人完成的书，并应该参照随后出版的反映威廉斯美国精神的ars poetica③——《在美国的谷仓里》来阅读。我不准备谈及他的小说、故事或戏剧片断。我想说的是它们是他的诗歌的扩张和照耀物就足够了。诗和散文之间的界限，总是很难划定，这一点在威廉斯身上显得更加微妙。他的自由诗非常接近散文和日常用语，就像是被说出来而不是被写出来的。他的散文却是有韵律的，像被诗歌——不是通常意义下的诗歌而是字句的潮涨潮落产生的诗歌——的波浪浸洗过的海岸。
从他开始写作起，威廉斯就表现出对意念的不信任。这是对为那个时代大多数诗人所接受的象征主义美学的一种抵触，在威廉斯那儿，美国式的实用主义和他的医生职业紧密相连。在一首著名的诗④里他为他的探索下了定义：“没有意念，意念只寓于事物之中”。但是事物总是在它的另一面，事物本身是不可触摸的。威廉斯的出发点不是事物而是感觉，可是感觉又是无形和即时的；我们对于纯粹的感觉无能为力：那容易引发混乱的状态。感觉是模棱两可的：它既进入我们内部又把我们和事物区分开来。感觉是我们进入事物之门，同时又是我们走出事物之门，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事物，为了使感觉与事物的客观性一致，必须要把感觉变成事物。改变的实施者是语言：感觉变成了字面的物体。一首诗是字面的物体，其中两个矛盾的特性——感觉的活力和事物的客观性相互溶合了。
感觉是在想像力的作用下转变成字面的物体的，在威廉斯看来，这种想像力与电、蒸汽或煤气并无本质的区别。在1923年写下的一些随笔（包括再版的《春天和万物》中貌似散文的诗歌）中，威廉斯指出想像力是“一种产生物体的创造力”。诗歌并非感觉或事物的相似物。想像力并不表现而是产生了什么。它的产品是诗歌，是在此以前并不真实的东西。诗意的想像力产生了诗、绘画和大教堂，正如自然力产生了松树、云彩和鳄鱼。威廉斯与传统的美学较量，艺术并不模仿自然，而是模仿它们创造的过程。它不复制产品而是复制生产的方式。“艺术不是反映自然的一面镜子，而是与自然竞争的想像力。诗人变成了自然的一部分并像自然一样工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西班牙语批评家并未注意到这些观点与文森特•维多夫罗⑤的宣言和声明中提到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事实上，它们出现在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的诗人和艺术家的作品中（例如，勒韦迪，他引导维多夫罗进入现代诗歌），但是北美和拉美之间的相似性仍然是十分显著的。双方都把亚里士多德美学中的一些术语颠倒过来，使之适合于现时代：想像力，正如电一样是能的一种形式，诗人是发送器。
威廉斯的诗歌理论和维多夫罗的“创造主义”是非常相似但却相互对立的。维多夫罗在诗中发现了近似于妖术的东西，就像早期的僧侣营造雨一样，他想营造诗歌；威廉斯可不喜欢妖术，他把诗的想像力看作是可以进行科学实验的材料。维多夫罗有时表现出孩子气的自负，他说，“诗人是一个小小的上帝”。这种说法对于那位美国诗人来说是无法苟同的。他们的另外一个差异是：维多夫罗热衷于字面的物体，这种物体不仅不模仿甚至否定实在的对象。艺术成了一种逃避现实的工具，他的一本书的题目《方形的地平线》表露了他的观点。这是一种无谓的尝试：如果我把抽象派画家的作品与显微镜和望远镜下看到的物体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我们无法摆脱自然。对于威廉斯来说——他特别受到胡安•格里斯的例子的启发和激励——艺术家们要把想像的事物与现实的事物区分开来：立体主义的现实不是桌子、杯子、烟斗和报纸，它们是一些别的现实，其真实性不容置疑。这里“别的”现实并不意味着它们不是真实事物的现实，“别的”事物有时也是“同一”事物。威廉斯指出，“在胡安•格里斯的作品里，山和海不是山和海而是山和海的画像。”诗中的事物不是事物本身，它已经变成别的存在，事物本身也成了智性的符号。
威廉斯不喜欢模仿的现实主义使他接近另外两位诗人：豪尔赫•纪廉⑥和弗朗西斯•蓬热（这是巧合而非相互影响）。纪廉的一行诗表明了他们对于符号的共同嫌弃——小鸟啁啾并非为了优雅。优雅的意愿真的不存在吗？不！它们悄然进入到诗中，甚至没有引起诗人的注意。“优雅的意愿”不再是实在的鸟儿而是文本意义上的。诗中的事物如同象征主义诗中的意念一样无法触及。词就是事物，是词意所指的事物。只要不丢弃符号，我们就无法丢弃意义，也就是语言本身。不然的话，我们会被逐出宇宙。人们触摸到的每一件事物都蕴涵着意义。人们发现事物转变成意义的存在：它们不是什么，而是意味着什么。甚至“没有意义”也是一种意义。当意义接受良知的检阅并扪心自问时，它到达的是一个荒谬的极端。意义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存在两种相反的意义：它是我们进入事物的缝隙，也是我们逃离事物的缝隙。
意义可以永无休止地挖掘，它努力减少作为感觉对象的现实性和作为相应于某个意念、定义或“信息”的惟一事物的现实性。为了保护诗歌免受意义的侵犯，诗人们强调了语言的物质性。在诗中，符号物质化（听觉和视觉上的）的重要性比起语意学上的性质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者说，意义返回到声音中变成声音的仆从。诗人害上了思乡病，只有有同感的人才能体会到。在蓬热那里，这一过程通过散文和诗歌，怪诞的幽默和共同的感觉之间不变的游戏来完成。结果产生了新的东西：客观规律。同样，我们可以嘲弄意义，加以拆散、粉碎，但我们无法消灭它：无论是整个的或者活的蠕动的碎片，就像蛇的一节节肢体，意义将重新出现。一方面，对世界创造性的描绘转变成对世界的一种批评（道德家的蓬热）；另一方面，又变成了一种抒情诗（风雅的蓬热，滑稽的格拉西安⑦）。在纪廉那儿世界和事物的庆典产生了历史、讽刺诗和挽歌：又回到了意义。威廉斯对语言的模棱两可的特性的解释是——作为事物的词和作为意义的词是不同的。他不是一个拥有历史背景的欧洲人，历史正等待着他去创造。他没有用散文的标准来修正诗歌，也没有把幽默转变成诗歌文雅的老师。相反，散文成了诗歌赖以生长的土地，而幽默则刺激了想像力。威廉斯是诗的种籽的播撒者。如果能被诗意的想像力所灌溉和照耀，美洲的语言就是一粒埋下的种籽，这颗种子必定会破土而出。
意义和事物之间的部分和解，肯定是片面的和临时的。意义——在纪廉那儿表现为对世界的批评，在蓬热那儿表现为对语言的批评——而在威廉斯那儿，变成了服务于事物的一个活跃因素。意义成了物体的助产师。他的艺术追求：“用隐喻使得人与石头和解”，这位美国男子，他的风景画和谈话，摆在无声的物体旁边。诗歌是一种隐喻，物体在里面说话，语词不再思想，而成为可以感知的物体。眼睛和耳朵：分别是可以听见的物体和可以描绘的词语。威廉斯既是客观主义者茹可夫斯基和奥本（注重用“眼”），又是黑山学院派奥尔森、邓肯和克利莱（注重用“耳”）的良师益友。想像力不仅能看见，它也能听见；不仅能听见，它还能说出。为了寻找属于美国的语言，威廉斯发现（听见）了基本的度量，一个可变化尺度的计量器，带有三度重音的基调。“我们一无所知，除了舞步”，他说，“这个度量是我们已知的一切。”诗中的事物是大众语言的变化。通过语言，威廉斯完成了从事物和感觉到真实世界的跳跃。
《佩特森》体现了威廉斯的上述追求，威廉斯从诗中的事物进入到诗中的系列事件。单一的和多重的系列：单一是作为一个人的城市，多重是拥有许多鲜花的女人。《佩特森》展现了美国东部一座工人城市的历史和一个人的传奇。城市和人融合在一起，在震耳发馈的咆哮声中，在从高山的石嘴间流泻而下的瀑布的映像中。佩特森就建立在山脚下。大瀑布是语言本身，永远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永远迷失在追寻自己说话的意义中。大瀑布和高山，男人和女人，诗人和老百姓，前工业时代和工业时代，波状的语无伦次的嘈杂和对度量、意义的探寻。《佩特森》是现代美国诗歌涌现出的诗意的浮世绘，它介乎于希腊史诗和政治经济学论文，《神曲》和新闻写作之间：大量片段的汇集，形式上容易使人想起庞德的《诗章》。
所有这些诗歌，被一个愿望所困绕，那就是表达和制定出美国的现实。诗人们都是惠特曼的追随者，或多或少他们的目的是想实现《草叶集》的预言，只不过他们是在相反的方向上。惠特曼的主题是美洲未来的化身。美洲的民主是欧洲人以国家为基础的趋同在一块特殊的土地和社会上再次生根，其特殊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个社会这块土地不是一个传统而是延伸到未来的燃烧的现在。这是一次具体和普遍、现在和未来的联姻。庞德、威廉斯其至哈特•克莱恩处在这一婚约的另一面，他们的诗篇证实了这项计划的失败。这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辉煌的失败。大教堂是基督教来世的毁灭，而美国的大都市和郊区则是未来活生生的毁灭。在那些巨大的工业字纸篓里，哲学和道德的进展止步不前。现代世界使得未来的巨人不再出现，相比之下，过去的巨人——印加人、罗马人、中国人、埃及人——更像沙滩上的儿童城堡。
威廉斯的诗歌是庞杂无序的。除了紧凑的有魔力的或写实的片段以外，还有冗长的拆散的大部头。有些是为了反对《荒原》和《诗章》而写就的，并从与这两部著作的争辩中脱手。这是它主要的限制，阅读它依赖于别的阅读，因此读者的判断注定要转向比较。庞德和艾略特对世界的观察是阴暗的。他们的悲观本能地带上封建的乡愁和前资本主义观念。对金钱和现代作风正义的责难使他们很快变成了保守派，在庞德身上，就有了法西斯的姿态。尽管威廉斯的观察也非乐观的——这怎么可能？——其中却没有其他年代的怀旧。这本来可以成为一种优势，但却没有：威廉斯缺乏哲学的或宗教的体系，缺少意念和信仰的一致性。他最接近的传统（惠特曼）提供给他的是某些奇特的东西。在威廉斯的构想的中心（他的短诗不同）存在一种空白，这种空白正是当代美国文化的空白。《荒原》的基督教特性是真实的，并被燃烧成了灰烬。在我看来，它不会再长出新叶，但它的确曾经是中心，它像是从陨落的星星发出的亮光，依然能够触摸我们。我在《佩特森》里找不到任何相似的东西。如果与《诗章》进行比较，威廉斯也不占优势。美国拥有帝国的权势，如果庞德做不了维吉尔，他至少也是一个密尔顿：他的主题是一个伟大权势的败落。美国取得了世界但却失掉了灵魂，失掉了未来，惠特曼所信仰的普遍的未来。也许正是由于他的诚实和美德，威廉斯不曾看到他的祖国帝国的面孔和它的凶猛的程度。
《佩特森》既没有统一性，也没有《荒原》的宗教真实感——尽管艾略特的宗教情感是消极的。《诗章》更是一首广袤和丰富的诗歌，是威廉斯的作品无法可以相比的。一个诗人的伟大不在于他占有的空间，而是取决于他的作品的强度和完整性，还有它们的生动性。威廉斯是现代美国最生动的诗歌的作者。伊沃•温特斯⑧说得好，“赫里克⑨不如莎士比亚伟大，但也不差，且会流芳百世……威廉斯几乎像赫里克一样不可毁灭；在这个世纪的末端我们将会看到他被认可，还有华莱士•斯蒂文斯，作为那个时代两位最优秀的诗人。”这一预言比温特斯期望的提前实现了。至于威廉斯关于新世界诗歌的想法——他真是他那个时代最美国化的诗人吗？我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另一方面，我认为他是最清新的和最明亮的，像饮用水的流动一样清新，像在南塔刻特一间刷白的房子里，一张未油漆的木桌上玻璃瓶里的水一样明晰。有一次，华莱斯•斯蒂文斯曾称赞他是“当代诗歌的狄奥根尼斯⑩。他的灯笼日夜燃烧着，自我之光的一颗小小恒星。它是太阳的对应物和补充，那盏灯笼照亮了自然光无法抵达的地方。
1970年夏天，我在剑桥的丘吉尔学院翻译了六首威廉斯的诗歌。以后我又在两次冒险的旅途中翻译了一些，一次是去韦拉克鲁斯⑾，另一次是去锡瓦塔内霍⑿。这些作品都不是直译，直译不仅不可能而且应该受到责难。它们也非再创造（但愿如此！）：它们是相近的，有时是一种换位。最令人遗憾的是我在西班牙语里找不到等同于威廉斯的韵律。但是与其陷入译诗的无休止的纠纷，我宁愿讲述我和他的会面。唐纳德•艾伦寄给我一首诗的英译（式废墟的圣歌》），译文在两方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是译得漂亮极了，二是译者是威廉•卡洛•威廉斯。我渴望认识他，有一回我去纽约，我请求唐纳德•艾伦带我去见他，正像此前他带我去见肯明斯一样。一天下午我们在他鲁斯福德的家里拜访了他。那时他已经瘫痪。房子是木制的，在美国是属于大众化的，这更像是一位医生而不是诗人住的地方。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少矫饰的人了，与祭司恰好相反（适成对照）。他被诗歌而非诗人的角色所占据。睿智，宁静，不怎么看重自己，这一点正是拉美作家所缺乏的。在每一位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和拉美作家身上——尤其如果他是个无神论者或革命分子——总有圣职人员隐匿着；而在美国人中间，坦然、怜悯和民主政治的人情（在这个词的真实意义上）打破了职业的界限。许多像美利坚一样坚固诚挚的关系不断涌现犹如一刻不停的喷泉一样，这一点令我惊讶不已。或许这和美国民主的宗教渊源有关，这种民主是从宗教团体到政治领域的一种转化，是从全体教徒的封闭空间到公共广场的开放空间的一种转化。在我们这里，民主本质上从一开始就是反宗教的，它并非不顾政府而强化社会，而是不顾教会强化了政府。
威廉斯不如肯明斯那么健谈，他的谈话驱使你热爱他而不是崇拜他。我们谈到墨西哥和美国。很自然我们把话题转到寻根上来。我告诉他，我们的根被过去的丰富淹没了，而你们却被未来的巨大重力压迫着。他赞同并给了我一份刚出版的小册子，它的作者是一位年轻的诗人，威廉斯为它写了序言，这正是艾仑•金斯伯格的《嚎叫》。几年以后我又一次见到了他，就在他去世前不久。虽然疾病严重摧残着他，他的心情和头脑依然未受损伤。我们再次谈到了三、四个或七个不同的美洲⒀，谈到红色、白色、黑色、绿色和紫色……他的夫人佛洛塞⒁和我们在一起。说话间我想起了《水仙花》，他那首写了一生的伟大的情诗。此刻，当我忆及那次谈话并写下这篇文字，我在心里摘下一朵五色的花，并闻着花的芳香。“奇异的香味”，诗人自语道，“道德的香味”。其实什么香味也没有，“如果不是因为想像力作用的话”。这难道不是诗歌最好的定义吗？诗是因为想像力而说出的一种语言。在另一首诗中他谈到，“虎尾耳草是开在我户外岩石上的花。”虚幻的花朵影响了现实，筑起了联结人类和事物之间的桥梁，正是诗人使得世界适宜于居住。
1973．1．20 锡瓦塔内霍
①Charles Tomlison（1927- ），英国诗人，曾在美国执教。译注，下同。
②Gomez Francisco de Quevedo，（1580-1645），西班牙作家，流浪汉小说的代表人物。
③ars poetlca，拉丁文，意为诗艺。
④即指《佩特森》
⑤Vicente Huidobro（1893-1948），智利创造主义诗人，长期旅居欧洲。
⑥Jorge Guillen（1893-1984），西班牙诗人，曾在美国执教。
⑦Baltasar Gracian，西班牙哲学家，作家。
⑧Yvor Winters（1900--1968），美国诗人，评论家。
⑨Robert Herrick（1591—1674），英国诗人。
⑩Diogenes（公元前412？一公元前323），古希腊哲学家，犬儒主义者。
⑾Veracruz，墨西哥海滨城市，溯临墨西哥湾。
⑿Zihuatanej。，墨西哥海滨城市，濒临太平洋。
⒀可能指不同种族肤色的美洲，说不同语言的美洲，或不同地域的美洲等。
⒁Flossie，即佛洛伦斯•赫尔曼，威廉斯在诗中用佛洛塞称呼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