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墨观］Welcome to my world
周六受邀去参加了一位前同事办的家庭烧烤聚会，驱车半小时，跨过了一条高速，一条河外加一条火车线便到了她家住的区。曾听她聊起过她的家人， 知道她丈夫来自于汤加，他们有两位非常可爱的女儿，仅此而已。途中边开边找路的同时，自己的好奇心也像水银柱一般蹭蹭上涨。
来墨市的六年，很少涉足city的北边，说起来就像在南京仙林读了本科硕士的人没有去过龙江一样，下一句你一定要问，你这六年都是窝在宿舍看电视剧的吗？不尽然。其实对于在墨尔本生活的人，一个人的生活半径确实可以小到可怕。因为墨市的城市基本是扁平状铺开，所谓的city centre只是CBD，外加州政府的办公楼，那么对于家住20公里开外的普通市民来说，根本就是一年也去不上三次的陌生地，因为一切的公共公用设施在自己家住的区应有尽有。所以我这个脚下闲不住的人也只是跑遍了墨市的东南区而已。
不知道是不是好奇心作祟，进入Ivanhoe 的地界，觉得空气都不太一样，这里的建筑虽然算不上新，但是墙缝里透露出的是稳重安详。一条heidelberg road 贯穿其中，渐渐升高的地势不知不觉就把人带出了城市。而对于大部分在city上班的人来说，工作的种种， 随着在天际线上越变越小的city的高楼，也逐渐被抛弃在脑后。
找到了门牌号后发现前门已经打开，里面传来孩子们笑闹的声音，穿过前厅，看见同事Kate穿着彩色的吊带裙，和她的大女儿在厨房里准备晚餐，她的小女儿混在一群孩子中，很难识别。这时男主人从后院推门进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那感觉就像我们已经认识了很久。我问Kate是否需要帮忙，她笑着摇摇头，说她的女儿要烤的蛋糕一切已经就绪，让我们跟她老公去后院歇着。
四五点的阳光依旧有些刺眼，如果坐在阳光下没有墨镜还是有些勉强，便找了块树荫下坐了下来。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同僚，Marcelo，目前正是博士的最后一年，他那倦怠表情我再熟悉不过了。我告诉他我刚刚博士毕业，他不经意见流露出的羡慕的眼神立刻让我觉得有些愧疚感。毕竟他正处在最艰难的阶段，我不应该表现得过于轻松。通过跟他的聊天，我也慢慢了解到他所面临的生活学业压力比我的大得多。一方面他面临着不能按期完成论文的压力，一方面又面临着回国发展还是在澳洲谋生的艰难抉择，因为他必须在提交论文后回到祖国智利，至于以后能不能回到澳洲工作，还充满了未知数。我们就大学的方方面面聊了很多，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们竟然遇到了许多相似的文化冲击，对于澳洲高等教育的利弊和学者的围城也有着类似的困惑。
就在我们俩互吐苦水的时候，他的13岁的大儿子端了一盘菜坐了下来，出生在澳洲的他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丝毫没有一丝西班牙语的口音，身穿着球衣的他反戴着棒球帽，看上去就是一个酷酷的不羁少年，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大方地伸出手跟我问好告诉我他叫Martin。他还告诉我，他今天上午刚刚参加了一个慈善立桨冲浪板活动，在海湾附近划行了十公里。早早地出发，和其他成年人一行五十人，拼劲了全力终于划到终点，克服了体力和心理上的极限。
接下来，我们一边吃着烧烤一边听Martin侃侃而谈，从他最爱的橄榄球队聊到了他对老家南美足球的热爱。从他那儿还得知他的爸爸有十个兄弟，太祖父母都是近百岁高龄，都住在圣地亚哥，他很期待能够回到一大家人的身边。他的祖父最近因为中风每况日下，他很想回到祖父身边陪他安享晚年，但心里已经充满了对澳洲的不舍，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回到澳洲。短短一刻钟，我被这位年轻人的成熟和有担当深深打动。
这一晚遇到了不少类似Marcelo和Martin一样勤勤恳恳地工作和生活的年轻人。和同龄人相比他们出于对学业的追求还尚未或者才刚刚开启职业生涯，经受着学业和工作的双重考验，远远算不上什么人生赢家，甚至大多数人在生活上还过得有些拮据。但是这些人，也包括我自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自己生存状态的知足，以及对周遭事物的包容。我们用自己的知识从事着一些创造性的工作，虽然并不一定能直接转化为财富，但是却各自用不同的视角不断观察审视我们周围的事物。在知识领域我们是精神上自由的个体，但在现实社会，我们又充分体验到了生活的艰难。对知识的追求造就了一颗颗包容的心，更巩固了自己坚守心中理想的信念。
来墨市的六年，很少涉足city的北边，说起来就像在南京仙林读了本科硕士的人没有去过龙江一样，下一句你一定要问，你这六年都是窝在宿舍看电视剧的吗？不尽然。其实对于在墨尔本生活的人，一个人的生活半径确实可以小到可怕。因为墨市的城市基本是扁平状铺开，所谓的city centre只是CBD，外加州政府的办公楼，那么对于家住20公里开外的普通市民来说，根本就是一年也去不上三次的陌生地，因为一切的公共公用设施在自己家住的区应有尽有。所以我这个脚下闲不住的人也只是跑遍了墨市的东南区而已。
不知道是不是好奇心作祟，进入Ivanhoe 的地界，觉得空气都不太一样，这里的建筑虽然算不上新，但是墙缝里透露出的是稳重安详。一条heidelberg road 贯穿其中，渐渐升高的地势不知不觉就把人带出了城市。而对于大部分在city上班的人来说，工作的种种， 随着在天际线上越变越小的city的高楼，也逐渐被抛弃在脑后。
找到了门牌号后发现前门已经打开，里面传来孩子们笑闹的声音，穿过前厅，看见同事Kate穿着彩色的吊带裙，和她的大女儿在厨房里准备晚餐，她的小女儿混在一群孩子中，很难识别。这时男主人从后院推门进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那感觉就像我们已经认识了很久。我问Kate是否需要帮忙，她笑着摇摇头，说她的女儿要烤的蛋糕一切已经就绪，让我们跟她老公去后院歇着。
四五点的阳光依旧有些刺眼，如果坐在阳光下没有墨镜还是有些勉强，便找了块树荫下坐了下来。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同僚，Marcelo，目前正是博士的最后一年，他那倦怠表情我再熟悉不过了。我告诉他我刚刚博士毕业，他不经意见流露出的羡慕的眼神立刻让我觉得有些愧疚感。毕竟他正处在最艰难的阶段，我不应该表现得过于轻松。通过跟他的聊天，我也慢慢了解到他所面临的生活学业压力比我的大得多。一方面他面临着不能按期完成论文的压力，一方面又面临着回国发展还是在澳洲谋生的艰难抉择，因为他必须在提交论文后回到祖国智利，至于以后能不能回到澳洲工作，还充满了未知数。我们就大学的方方面面聊了很多，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们竟然遇到了许多相似的文化冲击，对于澳洲高等教育的利弊和学者的围城也有着类似的困惑。
就在我们俩互吐苦水的时候，他的13岁的大儿子端了一盘菜坐了下来，出生在澳洲的他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丝毫没有一丝西班牙语的口音，身穿着球衣的他反戴着棒球帽，看上去就是一个酷酷的不羁少年，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大方地伸出手跟我问好告诉我他叫Martin。他还告诉我，他今天上午刚刚参加了一个慈善立桨冲浪板活动，在海湾附近划行了十公里。早早地出发，和其他成年人一行五十人，拼劲了全力终于划到终点，克服了体力和心理上的极限。
接下来，我们一边吃着烧烤一边听Martin侃侃而谈，从他最爱的橄榄球队聊到了他对老家南美足球的热爱。从他那儿还得知他的爸爸有十个兄弟，太祖父母都是近百岁高龄，都住在圣地亚哥，他很期待能够回到一大家人的身边。他的祖父最近因为中风每况日下，他很想回到祖父身边陪他安享晚年，但心里已经充满了对澳洲的不舍，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回到澳洲。短短一刻钟，我被这位年轻人的成熟和有担当深深打动。
这一晚遇到了不少类似Marcelo和Martin一样勤勤恳恳地工作和生活的年轻人。和同龄人相比他们出于对学业的追求还尚未或者才刚刚开启职业生涯，经受着学业和工作的双重考验，远远算不上什么人生赢家，甚至大多数人在生活上还过得有些拮据。但是这些人，也包括我自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自己生存状态的知足，以及对周遭事物的包容。我们用自己的知识从事着一些创造性的工作，虽然并不一定能直接转化为财富，但是却各自用不同的视角不断观察审视我们周围的事物。在知识领域我们是精神上自由的个体，但在现实社会，我们又充分体验到了生活的艰难。对知识的追求造就了一颗颗包容的心，更巩固了自己坚守心中理想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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