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的三十年

写给我的家——

几年前我在先锋书店看到过一句话：大地上的异乡者。 一眼就喜欢上了，多么悲伤，多么孤独。 人类的文化属性里总有一抹乡愁的影子，尤其是东方文化，诗人们不厌其烦地去抒写关于离家、归乡、漂泊的各种心情。 而我第一次体会到乡愁，还是在很小的时候。 一 我出生在中国北方大陆腹地的一个农村，和所有中纬度附近的大陆腹地一样，那里四季分明，雨水不会太多，也不至于太干燥，人们春来播种，夏长秋收，冬天休息。年复一年，依靠辛勤劳动从大地上换取微薄的回报。 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那片土地上度过的，那里四季的庄稼和田野尽头的白杨树、柳树就是我成长的所有关于家园的记忆。 但在我很小的时候，却并不喜欢那里。 我们家不是当地原住民，因为某些政治原因，父亲在和母亲结婚后才插队到了这个小村子。此前村子里只有两大姓，我们是第一户、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户外姓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北方农村，偏远闭塞，有浓重的乡土宗族保护意识。从我记事起，便一直生活在一种敌意和排斥中。这种不友好的氛围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时代，也影响我至今。 当父亲和母亲最初决定在这里建立一个家的时候，他们一无所有，借住在生产队一间堆放杂物的房间里，后来父亲说，那只是一间风雨难遮的大棚。 第二年，他们想盖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可以遮蔽风雨的。 买不起砖头，没有水泥，父亲和母亲亲自动手，用黄土打坯，用土坯做砖，盖起了第一间房子。 那一年父亲三十岁，之前他上学，从农学院到兰炼，为了生存做过许多事儿，唯独没有盖过房子。 就这样，全凭自己摸索，他和母亲盖起了我们家的第一间房子。房子很小，只有一张土炕，和一个灶台，此外一无所有。房子盖好以后，我外婆送来一些锅碗瓢盆，父亲的几个好友送来一些箱柜家用，也算有个家的样子了。 也是那一年，我姐姐出生了。那时家里还没有分到田地，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父亲去了兰州，母亲一个人在家带姐姐。后来我翻看那几年父亲和母亲之间往来的书信，知道那时最困难的是缺少粮食，母亲和姐姐在家常常吃不饱肚子，缺衣少食，生活很艰难。 这种艰难一直持续到我出生。偶尔有好心的人给母亲一点食物，一些旧衣服。 后来父亲常说困难的年月里多亏了他们相助，尽管只是一粥一饭，父亲和母亲却一直将这种恩情记了一辈子。直到现在，每逢年节，他们总要去看看当年曾给过他们帮助的那些人。 就这样，父亲和母亲用生活中最细微的举动，教给了我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理。 二 我出生的前一年，父亲从兰州回来，开始筹划在原来的那间屋子旁边再加盖一间，筑起院墙，修一扇大门，这样就更像一个家了。 还是没有钱买水泥、砖头，依旧是用黄土做坯，好在黄土粘性很好。父亲也有了些经验，很快就盖起了一间新的屋子。院墙也是用黄土筑起来的，大门用了一棵树，切割成板，再钉起来，就是一扇门了。 这扇木门整整维持了三十年光景。我记得小时候读到过一句诗：“你家破旧的木门，遮住的贫穷很美。”我当时很喜欢这句诗。 那时我在母亲肚子里已有六个多月了，没有人帮忙，她每天都要帮父亲拉土、打坯，做繁重的体力活儿。后来母亲常常和我讲起当时的辛苦和困难，今天我已很难想象，一个孕妇是怎样熬过那些艰难岁月的。 我出生时，家里的院墙和大门都已盖好，虽然简陋，好歹算是有个家了。 那时正是四月天，谷雨刚过，父亲从农学院带回来许多树苗、中草药、花花草草之类，在屋后栽了一棵泡桐树，门前栽了一排白杨，院墙旁栽了两棵杜仲，两棵红椿，几株红柳，在院子里栽了两棵松树，两棵柿子树，两棵梨树，两棵苹果，一株桃树，一株李子树，还种上了何首乌、菖蒲、金银花、芍药、蔷薇。 后来这些树木花草陪伴着我一起长大，它们构成了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关于家的全部记忆。也许当时的父亲只是和现在的我一样，爱好草木，他不会想到在1986年的春天，他随手栽种在房前屋后的这些植物后来怎样影响了我的成长、性格和心性，甚至有关我一生的追寻和理想。也在最困难灰暗的年月里，给了我一方清新和宁静的空间。 三 草木一天天长高，它们的生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人的成长，我十几岁的时候，门前的白杨树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夏天时浓荫蔽地。柿子树每年秋天落完叶子，总会有许多橙红的柿子还挂在枝头，李子树、桃树、梨树每年都会结出好吃的果子，经济紧张的年月里，母亲把这些果子拿去街上卖钱，补贴家用。 院子里的花草也长得很好，父亲最初栽下的那株何首乌，后来越长越大，夏天的时候，它的藤蔓疯狂生长，父亲用木头搭了一根桥，它们就顺着木桥一直爬，爬过了墙头，又在墙外垂下一大片茎叶。再后来，母亲嫌它长得太过茂盛，就在春天时挖开它的根，切一些送给村里人。村子里现在每一家的何首乌，都是从这一块根上分出去的。 后来我上了学，学到鲁迅先生的文章，写何首乌的根是人形的。班上的同学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想起小时候母亲挖开的那块硕大的根，的确就是人的形状。 那株金银花也长得很茂盛，和何首乌一样，它们都是藤蔓类的植物，好在它就长在柿子树的旁边，不需要另外搭桥，它将枝蔓攀在柿子树上，夏天时开花，初开时是白色，盛开后转黄，所以叫金银花，又因为花并开两朵，所以叫“二花”。这些知识都是小时候父亲在闲暇时教我的。 金银花入药，清热解毒，小时候每到夏天花开的时候，父亲就教我在清晨摘下花来，晾干泡茶喝。他还教我要在花将开未开时摘下，这样才能入药。但我那时并不喜欢金银花的味道。 种在井台边的菖蒲也是一味中药，父亲说它有毒，我们从不管它，它却一年年越长越茂盛，夏天时我常掐下它的叶子，有奇怪而浓烈的香味，端午节时，母亲把它们和艾草一起插在门上来防蚊虫。 屋后的两棵杜仲树，树干笔直，叶子整洁漂亮，小时候的夏天，每当暑湿闷热的时候，父亲就剪几枝它的枝条来放到水缸里，说是可以除湿热。我们喝着用杜仲树皮浸泡过的水，竟觉得有一丝清甜的味道。 就这样，我小时候有关植物和中药的常识都来自于父亲点滴的讲述，我对植物的热爱大约也是从小受了他的影响。 我爱院子里所有的花花草草，也喜欢跟在父亲身后，看他春天时移栽花草，嫁接苗木，秋天时修剪枝叶，听他给我讲许多关于草木的知识。 父亲有一套专门做嫁接修剪用的工具，有时他也会教我，我学会了怎样将一枝桃树接穗嫁接到一棵李子树上。也懂得了枝接和芽接的区别。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定过一本杂志，叫《北方果树》，每次上面推出新的果树品种，他就会邮购几枝接穗回来，嫁接到院子里的树上。所以我们家的果树长到后来，品种会越来越多，每棵树都变得很奇特，常常是李子树上长出了桃子，杏树上也会结出李子，苹果树上同时长着梨和苹果。 这是村里人从来没有见过的，他们觉得好奇，第二年也请父亲去为他们的果树做嫁接。父亲就从我们家的果树上剪一些枝条，通常是秋季以后剪下来，将接穗包好，放到地窖里，到第二年春天再嫁接。 为此父亲还专门挖了一个存放接穗的地窖，地窖很深。没有冰箱之前的夏天，母亲常常把食物放到地窖里去。 四 父亲爱花爱草，母亲一连生了三个女孩儿，到生我的时候，接生的医生断言会是个男孩儿，因为种种迹象以及母亲怀孕时常做的梦，都预示着我应该是个男孩儿。 父亲说，听到我落地的第一声哭声后，那位曾断言我是个男婴的医生转身悄悄走了，他和父亲是很好的朋友。 我出生后，家里经济还很困难，依旧缺衣少食，外婆一家曾劝说母亲将我送人，父亲不答应。据说母亲用一件旧衣服把我裹起来，三天没给我喂奶，一直在等外婆寻找到愿意抱养我的人家。 第三天父亲牵了一只奶羊回来，是从他以前的同事姬叔叔那里赊来的。父亲打算用羊奶来奶我，也坚持没将我送人。 我就是吃着这只山羊的奶长大的。我吃它的奶一直吃到十一岁。 十一岁的我在村小学读四年级，有一天早上放学回家，院子里围着许多人，我走进去一看，父亲和几个人正在剥羊皮，其他人在等着割肉。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进屋去问母亲，母亲在烧水，她说你羊妈妈死了。 那天下午我没有去上学，也没有吃饭，就趴在那张还温热的羊皮上，一直哭到晚上睡觉。 村子里的人分割买走了所有的羊肉，父亲把剩下的内脏骨头都埋了，没有让母亲做一点点肉来吃，哪怕一丝羊油都没有下锅。即使那个时候我们很需要肉，年节时都不一定能吃上一两顿。 后来父亲常跟我讲起我和那只羊的故事，说它是被一把干草噎死的，那时是冬季，只有干草，它吃得太急，来不及咽下去，就噎死了。 我小时候一直叫它羊妈妈，每次他们训了我，我都会去抱着那只羊哭。 我从不让任何人喝这只羊的奶，包括姐姐和弟弟。等到了我上了小学，每天早晨要赶在五点出门去学校，母亲就要在四点钟爬起来给我煮羊奶，常常我等不到羊奶凉下来就开始大哭大闹。 也许是因为从小喝着羊奶长大，我的体质比姐姐和弟弟都要好，从没有生病住院过。 直到现在，我对羊奶的味道仍有一种本能的热爱。 五 在我们家，最爱生病的是弟弟。 他出生的时候，家里分到了一些田地，因为父亲和母亲的认真耕作，开始有了一些余粮，但是弟弟先天体质就弱，常常生病，长到两岁多时，还不会走路，四岁才学会说话。 那时父亲在外地，母亲一人在家里，要照顾我们，也要劳动，大多时候是姐姐带着我和弟弟。 我姐姐是世界上最好的姐姐，春天时，她带我们到田野上去挖野菜，雨来时把衣服脱下来披在我和弟弟身上，凡事总是先让着我和弟弟，那时她还不到十岁。 有时我和弟弟不听话，她就给我们讲有关院子里的恐怖故事。 我们家院子的地基所在，原来是一片坟茔，后来人们在里面栽树，就长成了一片树林，父亲插队后要在这里安家，队里就把这块废弃的地给了他。 所以姐姐有很多离奇的鬼怪故事可以拿来吓唬我和弟弟。这导致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敢独自一人呆在家里，不敢在夜晚去院子里。 小时候的冬天很冷，家里买不起碳，也买不起火炉，父亲就用一只烂了底的旧铁皮桶做了一个火炉，最冷的时候放在房间里取暖，木柴禁不起烧，平原地区也没那么多木料可采。 那时村子里有人用土方烧制砖瓦，有专门的火窑，每次砖瓦出窑后，他们清理窑坑，会把剩下的渣滓都倒掉，这些残渣中有少量没有被充分燃烧的煤炭。 姐姐放学后就带着我和弟弟去垃圾场捡这些烧剩下的碳渣，我们把这些废碳捡回来，倒在一个小小的谷仓里，后来居然装了满满一仓。 冬天最冷的时候，父亲把这些碳放在炉子里点燃，再加一些煤球，就这样度过严寒。 我小时候穿的衣服大都是姐姐穿过的，而姐姐穿的衣服都是别人给的。穿到我这里时大多都已经破了，母亲就仔细而巧妙地把它们缝补好。 每次我穿了有补丁的衣服时，父亲就会额外夸我今天穿得很漂亮。 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到新年，同学之间都很流行互赠明信片贺卡一类的小礼物，母亲没有钱给我去买这些东西。为了满足一个小孩子渴望得到礼物以及被认可的心，父亲就在新年时找来一些彩色的包装纸，教我做手工卡片来回赠给同学。 有时我会担心这样的礼物送出去对方会不喜欢，或者被同学笑话。 今天，手工制作往往代表了更多的情义和质感。想起小时候的新年，父亲在晚上教我做贺卡的场景，二十多年似乎一晃就过去了。 困难的日子教给了人怎样耐心、坚强地生活，父亲和母亲将这种习惯保持了一生。 六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维持一大家人的生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父亲出生、成长在毛时代，这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和信仰，他们历经了一个国家的困难时期，秩序重建，计划经济，他和母亲终其一生都没有灵敏的商业嗅觉，在许多变革和机遇面前，他们都不是审时度势、借势而为的人。 和这个国家大多数底层民众一样，他们吃苦耐劳，有一双勤劳的手，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开始教我用毛笔写字，他先写一张仿格，然后拿给我描摹。 父亲写给我的第一张大字是陶行知先生的一句话：“人有两个宝，双手和大脑。双手会做工，大脑会思考。” 那时农村还没有取消农民赋税，一家五口人，每年的各项税收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其中有一项税收是要求农民纳粮，也可以折算后用钱代缴。并且只能交小麦，不能交玉米、谷子一类的杂粮。 家里没有多余的钱，父亲和母亲每年都只能缴粮。好在他们不怕劳累，精耕细作，总能在有限的几亩土地上比别人多打出一些粮食来。 每年夏天麦收后，政府开始收粮，父亲和母亲将麦子割回来，打谷脱皮，再送到政府的粮站去。 我最喜欢的是麦收后的打谷，那需要一大片干净空阔的地方，收割回来的麦子被散开铺平，一遍遍碾压麦穗，将颗粒脱下，通常从麦子收割回来到脱粒装袋需要近一周的时间。 我们家没有打谷场，父亲就借用了村里的场地，晚上为了防止有人偷麦，要整夜守在场上。 割麦是极辛苦的工作，人困了晚上熬不住会沉睡，父亲就从外婆家借来一只大狼狗，那是一只英武漂亮的德牧，是舅舅从警犬队抱回来的。 父亲晚上就带着这只狗去打麦场睡觉，我也跟着去。 那时北方夏夜的天空很亮，繁星满天，银河清晰可见。父亲在麦垛上给我掏出一个窝，铺上碾过的柔软麦秆，让我睡在里面。他睡在麦垛下面，大狼狗守在他身旁。 我睡不着，父亲就讲故事给我听，教我辨识天上的星星，讲七侠五义、隋唐英雄、八仙过海一类的故事。 我至今都能回想起那时明亮的夏夜，打麦场上吹过的凉风，新碾出的秸秆的味道，和那只英武漂亮的大狼狗。 几天后，所有的麦粒都从麦穗上脱下来了，父亲选出一些干净的，拉到政府的粮站去上缴，我也跟着一起去。 送去的麦子要经过检查，验收合格后才算完成了这一年的纳粮任务。然后粮站的工作人员就给你开一张已缴粮的证明，上面盖着政府的公章。 通常验麦的时候，粮站的院子里会排起长队，有时候拿去的麦子验收不合格，杂物太多，没有晒干，我们就要把麦粒倒出来，在那里再晒上两天。 小时候我很好奇这些麦子最后去了哪里，每一户人家年年缴麦，粮站的院子里堆成了山。 父亲说，国家要供应城市用粮，要充实国库，要有储备粮食，以备不时之需。 常常缴完规定的量额后，家里剩下的麦子就很难再维持到第二年夏天，考验母亲的时刻来了。 她是我见过的最勤俭的主妇，冬天到了，只剩下了一点麦子，要留着过年，母亲就掺上一些秋天收获的玉米、谷米给我们吃。 我读小学、初中的时候，国家还没有施行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的政策，每年开学时，我们姐弟三人的学杂费、书本费，也要让父亲母亲奔波忙碌好一阵子。 现在想来，不知他俩是怎样在那段艰难岁月里起早贪黑，省吃俭用，维持一家人的吃穿用度，供我们上学读书，养育我们成长的。 后来我读了许多研究中国社会属性及农村现状的书，深刻理解那些中外学者们常常提到的一个观点：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可比拟的最能吃苦耐劳、最易被管理的民众。 2005年，国家废止了包括缴纳公粮在内的所有农业税制； 2006年，国家开始免除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所有学杂费。 那时，姐姐已经工作了，弟弟上了高中，我在读大学。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七 现在回想起来，有时日子再艰苦，小孩子的世界里总会有许多快乐和趣味。 在北方农村，凡汉族人家每年春节前总要杀猪。杀猪的场面热闹得就像过节。 最早我们家没有养猪，也杀不起猪，买不起肉。姐姐长到五六岁时依旧瘦弱，营养不良，和所有小孩儿一样，看到别人家的饭会馋得走不开。 有一年春节前，邻居家杀猪，姐姐端着她的小碗眼巴巴在那里守了一天，最后空着碗掉着泪回来了。 那年春节后，父亲从朋友家抱回来一只黑色的小猪仔，母亲用一些糠糟麸皮之类的东西喂它，我们也常去田野上找些野草野菜回来给它吃。 第二年年底，我们家杀了第一头猪。 此后每一年，父亲都会杀一头猪，自己用粮食和草喂养的，那种味道是现在的猪肉所不能比的。 杀猪这种事情，父亲之前并没有做过。一般村里人也不会杀，附近村子里会有专门做屠宰活的屠夫，他们就把猪送到屠夫家去宰杀，去毛去下水，切割成块再拿回来。屠夫赚个手工钱。 父亲为了省钱，决定自己杀猪。 后来他告诉我，第一次杀猪很失败，他借了一把杀猪刀，没有用过，不会使。他一生跟树木花草打交道，前几十年从没干过杀生的事情。 好在他那时正当壮年，年轻胆大，有力气，第一刀捅进去猪没有死，热血喷溅出来，他补了第二刀，才刺到心脏。 此后年年杀猪的事情都是父亲自己做，也越来越熟练，村子里的人也会请父亲去帮忙杀猪。 猪死后，母亲烧一大锅开水，烫掉猪毛，父亲将猪的两只后腿绑上绳子，头朝下吊起来，开始解剖。 杀猪的瞬间母亲把我们关在屋子里，不会让我们看见，我还是很好奇，只能听见院子里长而沉重的惨叫声，叫声戛然停了，我知道猪死了，才跑到院子里去，给父亲帮忙。 父亲用一把锋利的刀子将猪肚皮从中间划开，一件件取出内脏，我很认真地看着，父亲就给我讲解，哪个是肺，哪个是胆，大肠和小肠的区别。我关于动物身体器官仅有的一些常识，也是小时候看着父亲杀猪学来的。 父亲仔细地把猪胆和其它器官剥离开来，用一根麻绳扎好口，泡在一个小酒瓶里，等我们谁感冒咳嗽严重的时候，就拿出来让我们喝一小口，对治疗咳嗽有神奇的效果。 但那时我们最怕的就是感冒咳嗽，被父亲逼着喝猪苦胆。那种苦，我至今记忆犹新。 母亲治疗我们咳嗽的办法则是用花椒炒鸡蛋给我们吃。 姐姐不喜欢杀猪解剖的场面，弟弟害怕，就我一个人围在父亲身旁，给他递刀，递水。看着他手法娴熟而麻利地取出各类脏器，将大肠小肠翻开清洗，最后将整只猪从脊椎处一分为二切成两半，再割下前后腿，猪头，猪蹄，尾巴。我觉得一切都是有趣而神奇的。 通常天黑时我们就能吃到母亲做好的肉。 生活困难时，母亲会让父亲卖掉一些肉，来添置过年需要的家用。 父亲带着我去集市上卖肉，他实在不擅长做生意，常常称错了斤两，算错了帐，遇到熟人朋友就送上一块肉，最后甚至收了一张假币。 为那一张面值一百的假币，我们懊恼了整整一个春节。 一百元，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 后来我也跟着父亲看他杀鸡，解剖兔子，有一次我想试试，父亲说一个女孩子学这些杀生的事做什么。 我们家最后一次杀猪大约是在2005年前后。我们先后离开了家，父亲离开了土地，母亲也没有再养猪。 我工作后有一年中秋节，买了一只活公鸡回来。父亲和往常一样，找出他的工具刀，在鸡脖子上摸出血管的位置，我在旁边打下手。 然后父亲说这只公鸡流泪了，他陡然停下了手里的动作，说他不想做这杀生害命的事情。 母亲烧好了水等着烫鸡毛。我从父亲手里拿过那把锋利的芽接刀，割了两次才找准血管。 我想父亲大概就是从哪一天开始变老的。 八 从前父亲总说，人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当年父亲和母亲一手盖起来的家园，算来至今也有三十年了，一切都在变迁和流逝中。 当年父亲栽种在房前屋后的树木都已长得枝繁叶茂，门前那排高大的白杨树，有一年因为村里要修路，全部被砍掉了。 屋后的那棵泡桐树，一直生长了二十多年，树干粗壮，枝叶繁茂，春天时开出淡紫色的桐花，落花时风一吹，满院子都是。后来它长成了村子里最大的一棵树，夏天时常常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它巨型的树冠，树下面就是我的家。 2012年一个秋日的黄昏，这棵树在电锯声中倒下了。因为村里要改电线线路，它长得太高了。 后来母亲说，树原本是早晨就要被锯掉的，父亲打电话让我回一趟家，拍点照片。他一直等到我黄昏时回来，拍了照片，才让人开始锯。 我在那天的日记里写下：这个黄昏，一棵1986年的泡桐应声倒地。 院子里的两棵大松树，也已长成了参天大树，不知从那一年开始，一只鸽子把家安在了其中一棵松树上，树太高，我们看不见它的窠臼。只偶尔在春天和冬天时发现一两枚意外掉下来的鸽子蛋。 父亲还在松树下用水泥和石头做了一个石桌，并在上面刻了中国象棋的棋盘，方便我和弟弟下棋，也可以趴在上面看书写字。 院子里的花花草草越长越多，后来母亲又陆续移植了一些花草，每到夏天时，整个院子就像一个花园。 它们从四月开始陆续开花，百合，玉簪，马莲，牡丹，月季，美人蕉，一直开到秋天。 我春日回家，母亲热一壶黄酒，我躺在树下一边看书一边喝酒。夏天早晨，随手掐几朵金银花放到杯子里泡水喝。 桃树下有一方小地，母亲栽种了几畦韭菜，苏东坡说春日第一刀韭菜是人间美味。 每年春天，母亲都要剪下第一茬韭菜，给我做韭菜饼。多少年来，这一直是我最喜欢吃的一样食物。 有时下雨，雨后空气格外好闻，我能拍的东西太多了。地上的蚂蚁，背阴处的苔藓植物；木头上生出的菌类植物；躲在花下的猫和狗；阳光打亮的树叶；湿哒哒的沾着水汽的蜘蛛网。 还有黄昏时藏在地下叫个不停的螽斯，春日里的布谷叫声，夏日里松树上的蝉鸣。 这一切记忆都停留在了2016年的五月前。 九 这三十多年里，作为异乡人的父亲，在这片土地上安家，生根，养育我们成长。 他和母亲用黄土打坯盖起来的房屋，也在三十年的风雨中一天天变得破败，墙体斑驳裂缝。加上2008年大地震影响，已成了危房。 气候变暖后，北方地区每年夏秋季节的雨水也越来越多，雨季变长，土坯房经不起雨水浸泡冲刷。村子里的人家大都已经盖起了砖混和水泥浇筑的屋子。 2015年春天，臭宝儿出生后，母亲为了帮姐姐带小宝，也离开了家。从此一把锁锁上了那扇破旧的木门。 那年夏天我回到家里，打开门，满院子荒草疯长，足有一人高，淹没了曾经的花花草草，熟透的果子掉在地上，落了一层，蜘蛛把它们的网结在了门窗上，桌子上是厚厚的一层灰。 我们的田园荒芜了。 2015年年底，我决定重修家里的房子，我们姐弟三人中，我离家最近。 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父亲母亲，和姐姐弟弟。我知道父亲一直想要一间明亮的书房，可以在靠窗的位置摆下一张书桌；我也知道母亲一直想要一个宽敞崭新的家，每天把它打扫得干净整洁。 我和父亲从思想上一直都有某种归隐田园、渔樵山野的愿望。 有一年白露后，我盘腿坐在松树下的石桌上，那是秋雨后的某一天，父亲在熬中药，草木燃烧的浓烟在泅湿的空气里久久散不去，看着满院盛极而衰的枝叶，我们聊起终南山中景，“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从前母亲总说，我们姐弟三个中，我是最像父亲的人。那天黄昏，我似乎明白了这种基于血缘基因或者后天潜移默化的共通。 城市不能承载我们的乡愁，它太过崭新，当一片屋瓦还没来得及长出苔藓的时候，当一面墙还没来得及在风里雨里变得斑驳的时候，它可能已被画上了“拆”字。 我想给这个家的所有人一个精神上的家园，我还要给臭宝儿，给这个家里的第三代人一个可以亲近自然的乐园，他们将在这座新的院落里开始成长的记忆，我愿带给他们一个自然朴素的童年，没有饥饿和贫困，没有冷漠和敌意。 十 2015年春节后，我开始着手准备新建房子。 真正行动起来，事无巨细，要一一想到，做到。 首先要得到当地政府的审批，一直到四月，所有手续才全部通过。 之后是拆旧，因为要在原来院子的基础上重建，所以要先推倒旧屋，再起地基。 挖掘机要工作，屋后及院子里的所有大树都要被铲掉。 我开始伐树，父亲在电话里指导我的工作，他建议我在清明时伐木。 就这样，我眼看着那些生长了三十年之久的白杨、红椿和杜仲树在电锯声中一一倒下，被切割后的年轮清晰可见，为了便于木头的长时间保存，需要将树皮刮掉。 推土机工作的那一天，我在上班，没能回去亲自监督。等我回到家里时，原来的房屋已被夷为平地，只剩瓦砾木头，院子里两棵高大的松树被拦腰铲断，一半埋在土里，柿子树不见了，所有的花草都被深埋地下，我忘了在这之前将它们移栽到别处。 旧屋推倒后，开始找盖房子的工人，农村很难找到正规的施工队。之后和包工头商谈具体事宜、要求、造价，签订合同。 为了确保建材的质量，我只让他负责工程，然后开始自己购买材料。 在这之前，我是一个理工盲，和大多数文史科出身的人一样，我没有接触过任何有关房屋工程、物理结构、建筑材料、造价预算一类的东西。 和三十年前的父亲一样，只能自己边学边做，一点一滴地摸索。和父亲当年不同的是，我不必再担心买不起材料，现在我们有了建造一栋坚固结实的房屋的经济基础。 就这样，我学会了许多从前不懂的东西。知道应该怎样夯实地基，区分熟石灰和生石灰的功用，知道钢筋水泥的标号，砖墙的厚度，构造柱的位置，承重比，水泥浇筑的要求，沙子的好坏，坡面屋顶与平屋顶的利弊，不同种类的瓦不同的效果，电路的设计，门窗大小和采光要求，保温材料的种类，墙体保温的做法，冷热桥的处理，内墙和外墙涂料的标准…… 房子四月底打好地基，五月开始起框架，六月屋顶成型，七月基本竣工，十月动工做了内外墙体保温，十一月完成室内粉刷。 大半年时间，我一直在忙着一件事情，半年下来，我变得像个男人，没有时间去注意自己的形象，保持从前刻意维护的优雅，每天都需要和建筑工人、建材商人、货车司机打交道，要简单粗暴，善于应付。 六月坡面屋顶盖起来的那天，天下着雨，我在房顶上监督工人布瓦，每撒过一排瓦，我就要弯腰进到斜坡顶下清扫出所有瓦片砖头和水泥残渣，装进袋子，再从房顶上扔下去，一直到两面屋顶全部撒完瓦。 袋子很重很沉，从房顶上下去后，我整片后背都湿了，腰疼了好几天。 七月的某一天我照镜子，发现头上长出了一些白头发，后来越长越多，那些天我很害怕，怕一夜之间头发全白，这种焦虑一直持续到今天。也才想起了父亲母亲当年的种种不易。 十 一 就这样，一个新的家园建成了。 遗憾的是失去了曾陪伴我们成长的所有树木和花草。 动工之前，梁爷爷从自治区设计院给我找了一些他们近年来所做的新农村自建房屋的设计图纸。他是建国后的第一批注册建筑师，我们都欣赏贝聿铭的风格。 我和他交流过几次，他大概懂得我想要一个简洁、又偏于中式风格的庭院建筑。 可是农村盖房子的工匠看不懂专业的设计图纸，我也不懂得怎样把设计图纸落实到施工中去，后来房子就按照这些土工匠自己的模式盖出来了。虽然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但好在工程质量可靠。 有一天下着雨，我站在新房子的屋檐下看雨，想起很久前的一个雷雨天，父亲和母亲不知道去了哪里，姐姐和弟弟也不在，我一个人看家，暴雨将来时的天空乌云低垂，雷鸣的声音很大，每一道闪电都像要劈到我眼前一样，瞬间倾盆大雨来了，雨下得又急又大，土房子地基很低，门槛也低，一会儿水就漫进了房间，我用铁簸箕不停地往外泼水，雷声雨声交加，我望着整个昏天暗地的世界，绝望地哭了起来。 直到今天，我都清晰记得当时的恐惧和无助。 从那以后，我一直都害怕电闪雷鸣的暴雨天气。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风雨来临时，不必再惧怕的家。 十月时，父亲出差路过西安，顺道回了一趟家。那时正在做墙体保温，他匆匆看了一眼就走了。当时我还和他谈了关于院子的设计，种几棵树，栽一些花，做一条葡萄长廊。 十二月底，我从宜家买了许多家装用品回来，计划年后开始软装。 我想做出一个舒服的家，夏天有满园的绿色，冬天飘着雪，炉上有酒，春天窗外有布谷鸟的叫声，有春雨滴入大地的腥，有四季的风。有一间书房，放着父亲喜欢的书，还要在某个角落里放一张可以窝进去的沙发，一盏落地的台灯，不必太亮，一年有好茶。 三十多年前，父亲插队落户到这里，和母亲盖起了一座家园，养育我们成长。 三十多年后，我们姐弟先后长大，读书，工作，去了外地。姐姐结婚，定居在了几千公里以外的城市，父亲在即将晚年时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实现自我价值、发挥余热的平台，弟弟在外地安家，再后来臭宝儿出生，母亲也离开了家。 现在，我反倒成了离家最近的人。 上小学时的我曾在作文里写到，等有一天我长大了，要把锅砸掉，把屋子拆了，离开这里，带着父亲母亲去遥远的地方生活。 长大后，这段幼时的豪言壮语常常被家人拿来当做笑话逗我。 我那时为什么要在作文中写下那样的话，因为来自一个保守愚昧的宗族群体的敌视和排挤，这种阴暗和冷漠伴随了我的整个童年，除了姐姐和弟弟，我没有玩伴，没有朋友，常常被无缘无故地欺负。 父亲曾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许多年后，所有的困苦、善恶、不公和伤害，都已成了过去。 父亲和母亲咬紧牙关熬过的艰难岁月，造就了我们姐弟今天的生活。 现在当地的大部分人家，依旧在那一片土地上重复着他们祖辈的生活，没有悲喜，只是生活。 李白在一篇序文中写下：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从心理上讲我们还是这片土地上寄居者，是大地上无根的飘蓬。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从小就没有什么强烈的故土概念，虽然我也有乡愁，但那是一种广义的，属于全人类的乡愁，是一看到树林人家，袅袅炊烟就会心生愁绪的心情。 这就是一个家庭三十多年的家园记忆。三十多年，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何其渺小。 但正是这样无数个家族的发展史、个人的成长史，汇成了人类历史的长河，他们的悲喜聚成了历史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