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电影节

对我而言，每年夏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上海国际电影节。

2016年是第九年。

九年间，更多的影迷和影评人来到上海，享受着来之不易的电影大餐。光是从北京赶过去的，有声震资料馆的老阿姨，也有提前放暑假的95后小姑娘，好不热闹。

旧的一批影迷照常生活，新的一批影迷更加爱看电影。这就导致了电影的票子，尤其是热门场次，依然是一票难求，忙坏了大光明和影城门口的黄牛。

吴觉人等朋友进入到电影节组委会工作，充当在中国十分稀缺的节目策划和电影策展人角色，试图引进更多的好电影。

但也有些事情没有起变化。

上海影城二号厅依然放映昏暗，助人好睡眠。曲阳影都依然像弄堂口的菜市场一样热闹，吓坏了新手司机。

竞赛单元依然存在感不高。即便搬来了库斯图里卡当主席，还有严歌苓、林嘉欣这种以颜值担当的女评委，但是，最终的获奖结果令人瞠目。更加令所有人尴尬的是担任亚洲新人奖评委会主席的尔冬升，他在微博上接连放炮，怒斥好些片子烂到家，浪费他的生命。

由于北京电影节的存在和节目优化，我在上海的看片任务，反而不像以前那么紧张。然而不看电影，好像我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不知所谓的产业论坛，巧立名目的电影之夜，毒瘤般存在的电影频道传媒大奖……这些貌似跟电影节有关的环节单元，光是围观都觉得糟心。

所以，同样一个电影节，在不同人眼里，它呈现出来的角度和位面不一定是相似的，甚至还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从饭局爬梯到电影选择，一个被金钱驱赶的电影从业者，一个初来乍到的痴心影迷，它们看到的大红色，也未必是一样的颜色。

以下是从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提炼出来的几个关键词，它们未必符合官方定义的电影节综述，却来自于我对这个电影节的一次观察。

藏族导演和藏族题材

47岁的万玛才旦是一名富有才华的藏族导演和作家，他担任了本届电影节竞赛单元的评委。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名字出现在新闻媒体上，竟然是因为电影节后发生在西宁机场的被扣事件。

与每天出现在网络上的社会新闻相比，这不是一起太大的事件。但关于警察执法程序的争议，耐人寻味。

四月份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看法国导演戴普勒尚作品回顾展，还有电影节期间住在银星酒店，我多几次碰到万玛导演。他待人谦逊，温文寡言。这样的评价与他的作品也有很大关系。从《老狗》到《塔洛》，万玛导演立足藏区，表现那些被屏障和隔离的社会边缘人，技法简洁，情感克制。

塔洛

参与这次电影节竞赛的，刚好有两部藏族题材电影。一部是刘杰的《德兰》，一部是张扬的《皮绳上的魂》。如果算上张扬套拍的《冈仁波齐》，去年松太加的《河》，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与藏地有关的电影，也算是出现了动静不小的波澜。

和几个朋友开玩笑说，特别关注最后是哪部电影得奖。但玩笑只能是玩笑。毕竟，万玛导演只是评委会的一员。

《德兰》是刘杰再一次踏入边陲之地，重写人性尊严和情感割舍的新作。很遗憾，这部电影未能再现《碧罗雪山》以小见大的冲突。它弱化了情节，无声之处又沦落到对当地民俗的猎奇展示。即便当做关怀边远农村的命题作文，它不仅比不上霍建起十几年前的农村题材，反倒有去年《1980年代的爱情》的黑暗影子。

与精打细算小格局的《德兰》相比，《皮绳上的魂》要大气磅礴太多。它有繁复庞杂的故事结构，跋山涉水的大气象。围绕复仇与救赎的天珠猎人故事，单看字眼好像是老生常谈。但有那么些瞬间，电影发出嘣的声音，酒香袭人，拍出了立地成佛的空灵意思。有人批评这部电影的藏族演员太现代了，言下之意就是造型感太强，站在镜头前，就是一张张人物大片的。而频频响起的鹰笛声，被人看出了偷师莱昂内的意大利西部片《好坏丑》。这样的尝试不能说完美无瑕，但令人敬畏和欣赏。

皮绳上的魂

最终获奖结果是《德兰》拿了金爵奖最佳影片。《皮绳上的魂》拿了一个小奖。评委会争吵内幕，不足以跟外人道。

有什么好说的呢？这就是评奖。

后来张扬说，库斯图里卡发出了私人邀请，请他的片子远赴欧洲。

上海日本电影节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九天时间内，放映四五百部电影。最勤奋的影迷，拿出铁人般的意志力，最多也只能看个五十部电影。与之相比，北京国际电影节在片目总数稍逊的情况下，放映时间却长达半个多月。

但上海还是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对喜爱日本电影的影迷来说，每年六月是同步看到众多日本新片的最好机会。

饥饿海峡

今年上海放映的日本电影，多达六七十部。从竞赛片的阪本顺治到评委作品展的原一男，从4K修复的《乱》和小津安二郎，到说是修复结果并没有修复的《饥饿海峡》，从岩井俊二到黑泽清，从山田洋次到是枝裕和。即便你在上海只看日本电影，那好像也是要付出莫大的时间和精力。

如此大的容量，可以生成许多观影组合。譬如，山田洋次在《家族之苦》再一次致敬了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而电影节刚好有《晚春》和《麦秋》。冲田修一在《莫西干回故乡》让老父亲喊出了一句点睛的对白：求求你，快回东京去吧。这完全是小津时代的变奏与反转，道出了日本社会家庭关系的彻底转变。

你可以看到《饥饿海峡》里青涩的高仓健，也能看到纪录片里的一代硬汉偶像高仓健。你会看到《战场上的圣诞快乐》里头初出茅庐的北野武，也能看到《当女人沉睡时》已经是日本电影大佬的北野武。

你可能觉得黑泽清《毛骨悚然》压根不吓人，那么，你可以去试试中村义洋有鬼的《残秽：不可以住的房间》，或许看看《咒怨》沦落到哪种掉价的恐怖片水平了。

家族之苦

这种超越单本电影，围绕多部电影的时空穿插，类比互鉴，不仅能够大大提升观影趣味，也是一个影迷走向独立选择，提升审美情趣的重要途径——它并非是影评人的职业专属。在电脑硬盘或视频网站上，你兴许可以完成同样的事情，但需要一定的自制力和观影规划，而在电影节，你需要买上几张票，跟一群人走进电影院。

日本电影会集中出现在上海，并非没有原因。一方面，沪上素有喜爱日本文化的民众传统，尤其是年轻人群体，无条件喜爱日本的一切。电影节有二十多年历史，从第一届的评委大岛渚到如今的日本电影人愿意来上海站台，这里面裹挟了长期友好往来的历史。

反观这五年日本电影在中国院线的引进状况，不免让人汗颜。受制于政治局势，电影成为了无辜的牺牲品，直接被剥夺了承担文化交流的功能。即便网络出现以后，有看不完的日本电影已是一件平常事，但电影院只放好莱坞大片和本土院线片，文化大国之虚弱，倒也是不争的事实。否则，可以想象下吉卜力和宫崎骏在中国放映的局面。

但我猜，你肯定想象不出来吧。

来一场马拉松观影

从事影评工作以来，最经常被人问到的一个问题，自然是“你最喜欢哪部电影/那个导演”，接下来大概就是，“看了那么多电影，你会不会没有了激情。”

2009年到北京之前，我对“看电影”的界定，就是在电脑电视投影仪上看一部电影罢了。偶有去电影院看电影，却也不觉得那是一件太享受的事情。

有人说，新世纪以来，中国人生活习惯发生的改变，其中一项就是看电影。现今，你只要看看朋友圈，平时吃饭喝咖啡，电影话题前所未有的密集，电影明星刚走下银幕，转眼就上了真人秀……票房的节节高升，造就了一家又一家的电影院，一块比一块巨大的电影幕布。

电影院培养了大量的新生影迷，也间接让很多人发出了另外一个呼声：希望在电影院看到不一样的电影，而不是趋同的院线排片和同质化严重的电影。

这个时候，电影节的强大魅力就应运而生。

应该说，过去五年对中国各地的电影节展是一个黑暗时代。但官办的北京和上海国际电影节，倒是有了不小起色。一个反应就是敢于引进不那么规矩的片子，从北京节的森田芳光回顾展，到在上海看的那些时长惊人的片子——我把它们称之为：马拉松观影。身体和生理疲惫，精神却有刺激与愉悦。

一般说来，香港电影最符合类型片的要求，片场在90到100分钟左右。日本电影普遍要比中国电影来得长，两小时经常是家常便饭。一旦超过两个多小时，对很多人就有点熬不住了。

欢乐时光

今年上海，我看了142分钟的《亚利桑纳之梦》，144分钟的《皮绳上的魂》，147分钟的《全身小说家》，167分钟的《飞向太空》，170分钟的《地下》，179分钟的《瑞普·凡·温克尔的新娘》，187 分钟的《豹》，还有317分钟的《欢乐时光》。

此外，塔可夫斯基的《牺牲》、《潜行者》、《安德烈·卢布廖夫》也是一部比一部长。日本电影还有183分钟的《饥饿海峡》，上下篇、合计240分钟的《昭和64年》，专门被拿来放映的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长达572分钟，好在拆成了五场来放映。

要说到单片长度，今年的“长片”虽多，却没有超过2013年放映的，566分钟的纪录片《浩劫》。但看完《欢乐时光》，我还是心生了恐惧，深深被灰暗的主题吸摄，无法真正走出电影。对我来说，电影比现实更真实不重要，麻烦的是，《欢乐时光》会叫人觉得，现实也许比电影的灰度惨淡得多。

浩劫

电影节的电影院，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让你混淆了真实的时间。 如果不是在电影院，我很怀疑自己能否一口气看完塔可夫斯基，也未必能看完《欢乐时光》。这种观影体验，也只有发生在每年的电影节了。

跟库斯图里卡来一张合影

与戛纳相比，上海不是完全为电影艺术而诞生。但与北京相比，上海又充满了电影节的氛围气息。

上海的街道植满梧桐，便利店众多，交通发达，是中国最早进入城市化的地区，也是1949年以前的电影中心。大光明和国泰电影院，光是感受它们的建筑空间，你都会觉得看电影不仅有历史感，还多出来仪式与神圣。

这些客观条件都决定了在举办国际电影节时，上海是一个更有亲和力的迷人都市。

大老师的最新合影作品

我有个朋友叫大奇特，他喜欢007，也热衷于跟电影明星合影。尤其是一张跟杰西卡·查斯坦的合影代表作，丝毫没有普通影迷的紧张与生涩。照片上，大奇特一把搂住了劳模姐——就好像她是飞过来上海求合影似的。

每年上海，你在上海影城周围，总会碰到众多大导演和电影人。比如，跟严歌苓一个餐厅，跟施南生一台电梯，电梯门一开，刘烨又撞了进来。我在WAGASA抓拍过卡拉克斯，在影城大厅看金基德一个人瞎转悠。今年，我甚至拍到了气度不凡，和蔼可亲的老万磁王伊恩·麦克莱恩。就走路上碰到的，而不是挤在一堆人头当中。

在暖流公司的party上，贾樟柯被人不断合影，简直是十秒一张。这种合影本身，未必是与偶像崇拜有关，更可能是对一部电影的诸多回忆，来自于身边的这个人。

当然，一张合影，一次偶遇，并不代表着什么，也不意味着你就和电影走得更近。一部电影拍摄完成，属于导演的工作和使命都已经完成了。但是，电影节提供了一个机会，与电影有关的一切，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

在社交和看片之间，每个人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有人一个晚上加几百个微信好友，有人只是默默的一天看上五六个片子。有人带着问题看完电影，有人则不。看完原一男的《全身小说家》，我兴奋难耐，很想问点什么，但映后交流环节，导演超级八卦，自己先嗨了起来。听他一说，我又觉得，其实我并没有问题。电影已经把一切问题都说清楚了，导演的话，也未必全是真话。

有人发言带刺，贬低山田洋次的作品。有人语无伦次，表达对一部电影的喜爱却没有问题。面对电影，面对导演，我们才会发现，原来同在一个电影院，一部电影居然汇聚了无数个和你不太一样乃至完全不一样的观众。

所以，当你遇到库斯图里卡，你会做什么？

我立马示意身边的朋友赶紧上去，并以常年抓拍的惊人手速，留下两个人的合影。

后来，照片被取名为“银星路漫漫”。

我还跟别人说，库斯图里卡终于找到了流落在中国，失散二十年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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