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传

　　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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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表面赞扬伯夷叔齐宁死不食周粟的高风亮节，实则表达了对孔夫子的理论“做人要仁义，要向善，要符合所谓的道德规范体系，并且只要你这么做了，你一定能得到好的结果”的怀疑，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无神论精神与对好人命途多舛的悲叹。

伯夷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也是十分特别的一篇。它有别于其后的大部分列传，也有别于其前的大部分本纪、世家。因为其他的篇目，大部分是以叙事为主，议论为辅。而本篇列传，虽名义上是说伯夷、叔齐的故事，但明显叙事过于简短，而议论却多得过头。那么，司马迁在这七十列传之首篇，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全文的第一段实际上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第一句“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这是一句点睛之笔，指出《六艺》在当时的学术界的地位已远远的高于其他载籍。即使其他载籍写的再多，再详细，再客观，再分明。还是要考信于《六艺》。 第二部分：摘录如下： “《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 这一部分，着重的讲述了古代帝王禅让这件至高仁义的事情之所以为大众所熟知，所称颂，所敬仰，是基于《诗》、《书》的记载。并且，即使《诗》、《书》有缺失，但是只要从存在的细枝末节中，找到有关的记述，即使寥寥数语，亦能为当世所学习，所推崇，奉为真理。 第三部分：也就是本段的剩余部分，摘录如下： “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这一部分，引出了司马迁认为和古代帝王同样具备仁义的“许由”等人物。但是奇怪之处在于，如此仁义的“许由”等，竟然在孔子的著作中只字未提，因此，这些人物，也就无法成为当代学者学习讨论的对象了。司马迁对此感到疑惑，同时，司马迁还发现：孔子在增删并重新排序“古之仁圣贤人”之后，对吴太伯、伯夷等人的记载颇为详细。 孔子在第二段中对伯夷、叔齐有如下的一段总结：“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依照孔子的意思：伯夷、叔齐 心中无怨。 事实果真如此吗？司马迁可不这么认为，司马迁找来了没有被孔子收录到诗经中的《采薇》，并对伯夷、叔齐的人生做了简短的描述：两人在受命继承王位方面的确是至仁，叔齐虽然为父亲指定，但是他是老三，按照礼法不可以，所以他跑了，伯夷是老大，但是伯夷认为应该听从父命，所以他也跑了。撇开迂腐这个词，单就表达孔子的思想来说，这段已经足够了。接下来伯夷和叔齐去投靠了西伯昌，但是正值西伯昌死了，他的儿子武王继位。按照古代礼法，父亲死了，应该先下葬并守孝然后才能做其他事情，干戈是万万不行的。但是武王直接将西伯昌的木制牌位放在了车子上，就出征打仗去了。伯夷、叔齐以此为谏，同时提出武王的行为是臣弑君，是不仁义的，希望武王能放弃出征。武王的左右竟然打算杀死伯夷、叔齐，好在有太公望的帮忙，他们两位才死里逃生。然后天下宗周，伯夷、叔齐认为周武王得天下不是仁义之举，因此逃到了首阳山上，采薇而食，并做诗如下：“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这首诗就是被孔子删除在三百零五首诗经之外的诗，内容至少说明孔子所谓：“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是完全不正确的，他们非但未得仁，而且怨念还十分之深。最终，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上。 在这第二段中，司马迁很尖锐的指出了一个真理：所谓的六艺未必完全值得考信，所谓的六艺甚至有删改事实以求为他的宗旨服务的事实发生。而作为一个立志成为优秀史学家的人来说，能够独立思考，有怀疑精神尤其重要，而所谓的六艺，无非只是万千参考书中的其中一本而已，仅此而已。 在第三段中，司马迁又进一步对六艺提出发难，因为按照孔夫子的理论，做人要仁义，要向善，要符合所谓的道德规范体系，并且只要你这么做了，你一定能得到好的结果。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司马迁通过伯夷、叔齐、颜渊、盗跖、司马迁当朝的部分人，来举例说明了，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未必是真理，从更高一级的眼光来看，这只不过是孔子思想通过六艺对百姓进行精神统治的工具罢了，而对于统治阶级来说，通过随意的修改这个工具，则能最大限度的鱼肉百姓，而即使是“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的小心人，照样会倒霉。这不由的引起了司马迁的困惑：如果六艺是所谓天道，那么这到底是不是天道呢？ 第四段全段几乎都是引用他人语句，虽然看似凌乱，实际却仅是为了表达司马迁不愿和当代学者同流合污的思想，既然司马迁认为六艺和儒教未必是绝对的真理，而写史书最关键的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相对中立的地位上，因此，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就顺理成章了。 最后一段，其实说了两点。 第一：说明六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很大，如伯夷、叔齐、颜渊之辈，因为有了儒教的文章，才名声彰显。

第二：说明了司马迁自己的立场，司马迁认为，要想扬名后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就必须“附青云之士”，这一方面是一种讽刺，因为儒教的所谓的弘扬，很多都是删减后为他们服务的工具罢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使命，司马迁希望做另类的青云之士，将历史上的众多人物，通过自己中立、客观、写实、直接的文笔，表达出来，不让“类名堙灭而不称”，同时让更多不同的立场、人物和声音流传下去。显明后世。 综上所述，对于全文而言，其实司马迁在第一句就明确说明了他要表达什么，他认为：“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 这件事，不完全是正确的，也是一个史官所不应该遵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