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天才的悲剧》及其他
天才的悲剧——作为诗人、学者和翻译家的吴兴华
时间:2005年4月20日 作者：徐百柯（中国青年报记者） 来源:中国青年报
吴兴华（1921－1966）原籍浙江杭州，诗人、学者、翻译家，一个天才，一个悲剧人物。
张芝联老人以手掩面，声音哽咽着。此刻，这位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名教授，沉浸在对亡友的怀念中：“兴华比我小3岁……如果他还活着，可以写出多少好东西……如果他还活着……这只是我们的幻想，谁知道这个翻译过但丁、莎士比亚的天才自己会怎么想？”
2005年4月17日，“吴兴华诗歌朗诵会暨《吴兴华诗文集》首发式”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四季庭院”举行。在被湮没了数十年后，诗人的名字在朗诵声中熠熠生辉。当年曾受教于吴兴华的学生感慨：“今天，他的名字又在北大响亮起来！”
上世纪30年代，在今日北大所在之地的燕京大学校园内，吴兴华便享有“才子”之誉。他到图书馆借书，一次要借10本，管理员不准，按照规定，限借3本。他说我不带走，就坐在书库里面看。不到闭馆时间，10本书的主要内容都已纳入他的脑中，于是，他从容把书交还管理员，出馆找人打桥牌去了。
他打桥牌的做派更是朋友圈中的美谈，十足“谈笑风生，睥睨一切”：他一边出牌，一边讲笑话，手里还拿着一本清代文人的诗集，乘别人苦思对策的间隙，扭过头去看他的书。
吴兴华精通英、法、德文，熟悉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于中国传统典籍也浸润极深，被认为学养堪与陈寅恪、钱钟书相提并论。他的夫人谢蔚英回忆，他曾说过自己的治学计划是40岁之前苦读，奠定根基，40岁以后开始一一兑现自己的雄心壮志。
1948年，年仅27岁的吴兴华被聘为燕京大学副教授，踌躇满志。一年后，这个年轻的“旧知识分子”开始极力改造自己，力争尽快适应新社会。在他和弟弟吴言的通信中，谈的主要就是这个话题。吴言告诉记者：“当时《光明日报》上登知识分子的座谈，引用他很多话，可见他是极力想跟上这个形势的。”
1952年后，他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他因直言反对苏联专家的英语教学方法而被扣上右派帽子，剥夺了教学和写作的权利。1962年“摘帽”后，他开始着手自己的两项“雄心壮志”：一是根据意大利原文，严格按照但丁诗的音韵、节拍翻译《神曲》；二是创作历史小说《他死在柳州》，以柳宗元为主角，力图包容唐代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全貌。据谢蔚英回忆，他还打算翻译《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
这个阶段本该是令人向往的。吴兴华自己曾说过：“闭上眼睛，仿佛就到了唐朝，衣着打扮，人来人往，宛如自己置身其中。”然而命运总是嘲弄天才，随即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吴兴华感到深刻的恐惧。为了怕人说“含沙射影、恶毒攻击”，他亲手烧毁了书稿。
谢蔚英当年偷偷保留了一小章节吴兴华翻译的《神曲》，如今被收入诗文集。“白昼正渐渐消逝，昏暗的影子／解除了大地上面一切生物／辛劳的感觉；只有我一个人，独自／准备着应付双重战斗的任务／……我随着他走的方向／踏上一条艰涩荒凉的小道。”
“文革”初期的暴虐，张芝联称“以下的悲剧不忍着笔”，他宁愿借吴兴华翻译过的《神曲》，视之为“炼狱”和“解脱”。这是对亡友的凭吊，也是对自己的慰藉，而事实却惊心动魄。
1966年8月的一天，吴兴华和西语系其他被勒令“劳改”的教授一起清理校园里的杂草。劳动中他体力不支，又被红卫兵灌下从化工厂污水沟里排出的污水，当场昏迷。红卫兵说他是“装死”，仍对他又踢又打，不准送学校医务室。等到晚上，看他还不能起来，才送医院。次日凌晨，壮志未酬的天才离开人世，年仅45岁。
从此，吴兴华的名字不见于文学史、学术史、翻译史……在几乎整个当代史中，他被彻底地遗忘了。偶尔，只是很偶尔地，一些人会发现他的名字。参加朗诵会的一位英语系大三学生说，自己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在大二，从图书馆借的一本古旧的《古希腊修辞学》后面，借书卡上的最后一个名字，写着“吴兴华”。
手边一直放着徐百柯的《民国那些人》，吴兴华的这篇也读了很多遍，只是每一次读后，胸中都满是愤懑，满是悲叹，满是盈眶的泪。
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关注中国翻译界。忽想到张爱玲的一句话，套用之，它“自将是萎谢了”吧。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逝世；11月25日，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去世。杨先生去世后，很多学者对中国翻译界的前景表示堪忧（见赵畅《杨宪益逝世给我们留下的思考》及人民日报《杨宪益辞世引发思考：翻译这座桥还牢吗？》）。英语，或是其他“热门”语种，早已成为一种功利目的的工具，本着这种目的学习英语，不能不说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又或许，在国人又一次抱怨为何诺贝尔文学奖总是与中国作家无缘时，是否有人近一步想过其中的缘由？当西方某些国家又一次借各种各样的名义诘难中国时，我们是否只能在外交部发言人的背后寻找着“发言权”？如果我们无法让世人正确的了解中国，就根本无法赢得长久的、真正的尊重。而如果我们无法更多的了解世界，就只能继续重复百年之前的那一幕。而翻译，正是一座桥梁。
又一次援引王小波的那句话：“我们光拥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还应拥有一个更诗意的世界。”翻译、文学，抑或是文化交流的过程，应是这样一个诗意的世界。
读《天才的悲剧》，不能避免谈论的，还是那动荡的十年。
直到今天，我仍无法想象，一个拥有岁月长河般文明的国度，竟会存在如此令人发指的一段历史。在动乱时期对敌人使用的手段，竟然运用在知识分子身上。
我想到翦伯赞遗书上的两句话——“实在没什么可交代的了”。三声“毛主席万岁”。
我想到吴晗和顾准夫妇悲烈的死。
我想到梁漱溟先生亲眼看着收藏的古籍被红卫兵毁掉、却无可奈何的悲愤。
我想到现在中国学术界的浮躁与堕落。
我想到吴兴华的人生规划。
我想到图书馆那些再不会有什么人能够安静读完的典籍。
名与利。
对物质享受的追求。
纸质书籍的湮没。
西化与崇洋。
文化赤字。
文明的哭泣。
时间:2005年4月20日 作者：徐百柯（中国青年报记者） 来源:中国青年报
吴兴华（1921－1966）原籍浙江杭州，诗人、学者、翻译家，一个天才，一个悲剧人物。
张芝联老人以手掩面，声音哽咽着。此刻，这位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名教授，沉浸在对亡友的怀念中：“兴华比我小3岁……如果他还活着，可以写出多少好东西……如果他还活着……这只是我们的幻想，谁知道这个翻译过但丁、莎士比亚的天才自己会怎么想？”
2005年4月17日，“吴兴华诗歌朗诵会暨《吴兴华诗文集》首发式”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四季庭院”举行。在被湮没了数十年后，诗人的名字在朗诵声中熠熠生辉。当年曾受教于吴兴华的学生感慨：“今天，他的名字又在北大响亮起来！”
上世纪30年代，在今日北大所在之地的燕京大学校园内，吴兴华便享有“才子”之誉。他到图书馆借书，一次要借10本，管理员不准，按照规定，限借3本。他说我不带走，就坐在书库里面看。不到闭馆时间，10本书的主要内容都已纳入他的脑中，于是，他从容把书交还管理员，出馆找人打桥牌去了。
他打桥牌的做派更是朋友圈中的美谈，十足“谈笑风生，睥睨一切”：他一边出牌，一边讲笑话，手里还拿着一本清代文人的诗集，乘别人苦思对策的间隙，扭过头去看他的书。
吴兴华精通英、法、德文，熟悉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于中国传统典籍也浸润极深，被认为学养堪与陈寅恪、钱钟书相提并论。他的夫人谢蔚英回忆，他曾说过自己的治学计划是40岁之前苦读，奠定根基，40岁以后开始一一兑现自己的雄心壮志。
1948年，年仅27岁的吴兴华被聘为燕京大学副教授，踌躇满志。一年后，这个年轻的“旧知识分子”开始极力改造自己，力争尽快适应新社会。在他和弟弟吴言的通信中，谈的主要就是这个话题。吴言告诉记者：“当时《光明日报》上登知识分子的座谈，引用他很多话，可见他是极力想跟上这个形势的。”
1952年后，他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他因直言反对苏联专家的英语教学方法而被扣上右派帽子，剥夺了教学和写作的权利。1962年“摘帽”后，他开始着手自己的两项“雄心壮志”：一是根据意大利原文，严格按照但丁诗的音韵、节拍翻译《神曲》；二是创作历史小说《他死在柳州》，以柳宗元为主角，力图包容唐代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全貌。据谢蔚英回忆，他还打算翻译《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
这个阶段本该是令人向往的。吴兴华自己曾说过：“闭上眼睛，仿佛就到了唐朝，衣着打扮，人来人往，宛如自己置身其中。”然而命运总是嘲弄天才，随即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吴兴华感到深刻的恐惧。为了怕人说“含沙射影、恶毒攻击”，他亲手烧毁了书稿。
谢蔚英当年偷偷保留了一小章节吴兴华翻译的《神曲》，如今被收入诗文集。“白昼正渐渐消逝，昏暗的影子／解除了大地上面一切生物／辛劳的感觉；只有我一个人，独自／准备着应付双重战斗的任务／……我随着他走的方向／踏上一条艰涩荒凉的小道。”
“文革”初期的暴虐，张芝联称“以下的悲剧不忍着笔”，他宁愿借吴兴华翻译过的《神曲》，视之为“炼狱”和“解脱”。这是对亡友的凭吊，也是对自己的慰藉，而事实却惊心动魄。
1966年8月的一天，吴兴华和西语系其他被勒令“劳改”的教授一起清理校园里的杂草。劳动中他体力不支，又被红卫兵灌下从化工厂污水沟里排出的污水，当场昏迷。红卫兵说他是“装死”，仍对他又踢又打，不准送学校医务室。等到晚上，看他还不能起来，才送医院。次日凌晨，壮志未酬的天才离开人世，年仅45岁。
从此，吴兴华的名字不见于文学史、学术史、翻译史……在几乎整个当代史中，他被彻底地遗忘了。偶尔，只是很偶尔地，一些人会发现他的名字。参加朗诵会的一位英语系大三学生说，自己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在大二，从图书馆借的一本古旧的《古希腊修辞学》后面，借书卡上的最后一个名字，写着“吴兴华”。
手边一直放着徐百柯的《民国那些人》，吴兴华的这篇也读了很多遍，只是每一次读后，胸中都满是愤懑，满是悲叹，满是盈眶的泪。
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关注中国翻译界。忽想到张爱玲的一句话，套用之，它“自将是萎谢了”吧。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逝世；11月25日，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去世。杨先生去世后，很多学者对中国翻译界的前景表示堪忧（见赵畅《杨宪益逝世给我们留下的思考》及人民日报《杨宪益辞世引发思考：翻译这座桥还牢吗？》）。英语，或是其他“热门”语种，早已成为一种功利目的的工具，本着这种目的学习英语，不能不说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又或许，在国人又一次抱怨为何诺贝尔文学奖总是与中国作家无缘时，是否有人近一步想过其中的缘由？当西方某些国家又一次借各种各样的名义诘难中国时，我们是否只能在外交部发言人的背后寻找着“发言权”？如果我们无法让世人正确的了解中国，就根本无法赢得长久的、真正的尊重。而如果我们无法更多的了解世界，就只能继续重复百年之前的那一幕。而翻译，正是一座桥梁。
又一次援引王小波的那句话：“我们光拥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还应拥有一个更诗意的世界。”翻译、文学，抑或是文化交流的过程，应是这样一个诗意的世界。
读《天才的悲剧》，不能避免谈论的，还是那动荡的十年。
直到今天，我仍无法想象，一个拥有岁月长河般文明的国度，竟会存在如此令人发指的一段历史。在动乱时期对敌人使用的手段，竟然运用在知识分子身上。
我想到翦伯赞遗书上的两句话——“实在没什么可交代的了”。三声“毛主席万岁”。
我想到吴晗和顾准夫妇悲烈的死。
我想到梁漱溟先生亲眼看着收藏的古籍被红卫兵毁掉、却无可奈何的悲愤。
我想到现在中国学术界的浮躁与堕落。
我想到吴兴华的人生规划。
我想到图书馆那些再不会有什么人能够安静读完的典籍。
名与利。
对物质享受的追求。
纸质书籍的湮没。
西化与崇洋。
文化赤字。
文明的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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