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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折叠：城市现实与科幻的距离

棱镜 2017-01-20 22:37:02

最近，青年作家郝景芳的科幻文学作品《北京折叠》摘得“雨果奖”中短篇小说奖。借由这篇《北京折叠》的城市幻想，倒也是一个对应探讨城市可能性的好机会。在展开下面的内容以前，棱镜先作为一个城市研究者给你打个预防针，这大概是一篇“不解风情”的建筑系男青年的软科幻读后感。

小说试图描绘一个极尽发展之能事的城市：资本对北京城市空间的收割不仅发展在地面上空，也收割地下空间，城市通过翻转土地调配阳光权，并分为三层隔离。“大地的第一面是第一空间，五百万人口，生存时间是从清晨六点到第二天清晨六点。空间休眠，大地翻转。翻转后的另一面是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第二空间生活着两千五百万人口，从次日清晨六点到夜晚十点，第三空间生活着五千万人，从十点到清晨六点，然后回到第一空间。时间经过了精心规划和最优分配，小心翼翼隔离，五百万人享用二十四小时，七千五百万人享用另外二十四小时。”

郝景芳以第三空间的垃圾工人老刀对三个空间的穿越过程中的系列遭遇，唤起读者对现实都市问题和担忧的共鸣：高物价、贫富分化加剧、上升流动困难、败给阶层差异的爱情、严酷的人口控制、个体为生存的艰难挣扎和城市宏大空间气势的反差。第一空间属于政治权力精英，想要进入这一空间的门槛极高；第二空间属于在未来具有较大的晋升潜力的城市小资阶层；第三空间属于惨淡经营之垃圾工和底层工商阶层。不得不说，在阅读这篇作品时，我的建筑学背景知识让我不断跳戏。如果作家想要通过描绘一个严酷的未来城市来抛出关于社会发展的思考，那么如何基于现实来建构问题显然很重要。然而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可以折叠的北京，本身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能自我运转的城市系统。

不混合的城市如何协作？

实际上成同心圆的北京城市规划也确实在人口阶层上存在着二维的隔离，现实中城市核心密布基础设施和各种优质资源，草根阶层被挤压在城市周围，而这种区隔造成了城市运营地低效率，从而引发一些列关于交通、空气、环境的公地悲剧。

在郝景芳的故事里则完全相反，虽然她也提到城市基于底层的贡献，但似乎空间的区隔并没有对城市造成伤害，反而形成了一种自洽的严酷系统。让我这个建筑学背景的读者不禁疑惑，2000万垃圾工的生活垃圾难道比不上500万第一空间人口的垃圾排放量？第一空间城市系统如果需要自我维持，而与其建立昂贵的自动化垃圾输送基础设施，不如让不同阶层的居住空间混合，就近为第一空间服务显然更低碳和有效率。实际上，按照人口和建筑密度的描述看，五千万人口、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充足、建筑量密集的第三空间才更像北京的城市中心，而人稀地广、建筑低矮、连公交系统都没的第一空间更像城市郊区。遗憾的是，在从不缺乏“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社会，尺度过大，功能不混合的城市比比皆是，然而这些城市对现代性面貌的误会只会导致城市运作的失效。

未来城市的一个发展方向可能发生纵向的阶层空间分化。一方面，中国不少的发达城市规划已经进入“土地存量规划”时代，即要在不增加土地供给的前提下实现城市发展和争夺外来人口聚集，那么尊重现状的叠加开发有可能成为一种新模式。纵向的城市阶层分布可以缓解低收入阶层因地理上的边缘化而导致的城市效率降低的问题，在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上，以三维空间为控制衡量范围的基础设施投入，在操作和计算上也不必因横穿道路和不同地块而产生管理衔接的问题。

建筑电讯的“插入城市”（1964）图片来源： : Sandler, S. 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

这种设想也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儿，1960年代的设计师Peter Cook的“插入城市”设想早就提出过城市在已有交通设施和其他实证设施的网状构架上插入建筑物，随着生产生活的巨变，科学技术的跃进，城市里的房屋和各种设施可以周期性的进行更新。纵向空间组合理论上可以有无数种可能性。但在现实的城市空间博弈中，突破空间生产的利益格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何以为绿色城市？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郝景芳描绘的可以折叠的北京都不是一个小说中描述的绿色城市。尽管她设想“城市服务业已经占到GDP85%以上”，垃圾可以实现循环处理，并且能收缩折叠的大厦和翻转的土地也给人以“高科技”的印象。但实际上，真正绿色的城市并不必然“高技”，相反，低碳的城市必须是尊重场地现状并把社会维度作为考量要素，能做到这些，技术的门槛可以很简单。

高技术城市投入往往意味着高成本的前期投入和后期维护，试想一下翻转一个7500万人口的城市土地，需要多少能源？这样的城市可能低碳吗？别说翻转地面，就是“三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路和场地平整）的常规建设，对于自然环境的冲击也是很大的（毁灭植被、扰乱水文、制造渣土）。实际上今天的建筑技术已经具有很强的往上空发展的能力，完全可以对地面生态采用低冲击的建设方式，将地面的生存权利还给植物、昆虫、动物。

在释放地面可能性的议题上，建筑师从来不缺乏疯狂的想象力。英国建筑师Ron Herron设计的Walking city就是一种模拟生态形态的金属巨构，有远望境形状的可步行的腿，今天看起来还是挺吓人。

Ron Herron设想的Walking city，图片来源：网络

被科技抛弃的人类

郝景芳在小说中涉及到2000万垃圾工因为科技创新而面临失业的描述，在我看来是城市危机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一笔。在科幻文学作品中，人被科技抛弃或控制，或者人无法控制科技带来的结果的弗兰肯斯坦式寓言其实是一个被经常涉及的话题，也不缺乏学术理论上的探讨。在传统马克思学派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概念中，理论上应该解决的最重要矛盾，就是生产力不可思议地增长（大致被视为技术能量和权力）与资本无法利用生产力增进共同福祉之间的矛盾。

资本的目的是提升效率和利润率，如果有可能还要创造利润更高的新产品线，而“科技”的目的内嵌于资本的逻辑，资本家适应并重塑科技硬体（机器和电脑）、软体（机器使用的程式设计）及组织形态（特别是对劳动使用的命令和控制结构）。如果按照这样的定义，货币、银行、信用体系和市场都是“科技”。当然，资本不是科技创新的唯一媒介。另一个代表是需要无止尽地公共财政喂养的军事科技。而当着眼现实我们会发现，科技的改变并非没有成本或没有痛苦，问题在于：谁从创造里获益？谁又承担了破坏的创伤？科技创新显然让很多传统工作都处于被高度自动化的风险中，但对于社会就业来说，如果数以千万的工作机会被消灭而不采取具体计划来处理后续问题则将造成灾难。因为生产需要通过消费来兑现交易价值，社会劳动是我们价值交换的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再朝有这类社会劳动的世界发展，则不会再有需要被代表的价值，从而威胁到到资本的再生产系统的稳定性。

话说回来，郝景芳2000万垃圾工的城市就业配置也让我笑而不语。现实中的人工分类垃圾是一个成本很高的工作，垃圾分类如果不能像日本那样通过社会解决，而安排特定环节处理是一件不划算的事情。想象生产一个塑料瓶可能需要两分钱，而处理循环一个塑料瓶可能需要五分钱，这个经济账也就算不过来了。而垃圾在终端的处理在技术上已经不需要集中的劳动力完成。比如以我知道的数据，深圳每天产生一万七千吨城市垃圾，其中四千二百吨在宝安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理（实际上每天都在满负荷运转），但整个垃圾场高度自动化，根本不需要很多员工。

深圳宝安垃圾发电厂，巨大的机器手堆放垃圾使其发酵，2016 图片来源：棱镜

阶层不可流动的城市如何自我维持？

城市阶层的可流动是对人口吸引力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人口聚集效应意味着协作的可能与财富的聚集。当城市阶层变得难以上升时，城市经济活力也必然受到影响。前两年的香港占中事件原因即包含了香港民众对阶层板结的不满。一个有活力的城市区域，意味着流动人口迭代，以及各个阶层各种产业人口的高效协作。这可能需要城市提供低高密度、成本空间，可达的各个层级和类型的交通设施系统。在城市迭代重要性方面，日本的新陈代谢派（Metabolism）是一个代表，他们强调事物的生长、变化、衰亡，城市是进化发展的过程。

日本新陈代谢派大师黑川纪章设计的代表作，中银舱体楼，大楼是城市的基础结构，居住单元是可移动的批量生产的像"小豆"或"胶囊"似的方盒子，一簇簇围绕在大楼的周围，这一建筑代表了新陈代谢派的一种城市原型图片来源：网络

在郝景芳笔下的残酷的未来北京，整个六环内只为权力精英，第三空间几乎没有通向第一空间的途径，而只是一个被治理和剥削的对象。还有一些细节让人感到费解：科技都发展到大地翻转建筑折叠了，情侣之间传话还要找人送鸡毛信？难道不应该是虚拟现实沟通吗？

小说中完全没有解释三个空间是如何协作，如何产生更生动的关联。如果社会区隔已经到了只有垃圾可以流动的地步，料想政治维稳的成本也是相当高昂的。或者说，若真的存在这三类空间相邻的现状，那么社会系统的运作会形成对空间的颠覆：社会投资自动转向具有活力、市场潜力、区位优势的第三空间；第二空间的知识阶层借由低成本的第三空间挖掘就业机会；第一空间成为有钱人的度假郊区或者更可能是一个失败的新城。

说来有趣的是，建筑师库哈斯在1872年向AA递交的毕业设计项目“Exodus, or the Volumtary Prisoners of Architecture”（逃亡，或建筑的自愿囚徒）就是一个针对伦敦的城市隔离构想。库哈斯将伦敦分为好的一部分和差的一部分，“差”伦敦居民向“好”伦敦不断迁徙，当局者不得不在而这边界上建立高强来组织他们涌入“好”伦敦。两堵高墙之间的城市尺度空间内被分割成许多异托邦（Heteropia）式社区，就像一个带形的主题公园，可以满足人们各自的需求。最后，原本逃亡的人们资源被囚禁与这样一个有着亲善外表的“监狱”中。而在另一个现实的区隔故事中，香港和大陆不同社会制度和经济生产方式所一度引发的“大逃港”，促成中央政府最终决定成立了经济特区“深圳”，而曾经二线关与边防之间的“关内”也某种程度上是库哈斯的这个毕业设计构想的现实故事。不论是在现实的深圳还是在库哈斯的毕业设计中，社会都用自己的方式打破了绝对的城市区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