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 白先勇
白先勇的小说描写里面有纽约的肆意更有言无尽的妙处 都是描写活的灿烂任性的女性 男性是视角的提供者 理性的关注着那些光辉潇洒的女神 实则每个故事都并不是个好结局 也并非轻描淡写 只不过连同那些结局都成为光辉潇洒的另一种注脚 仿佛命运使然 外人看来反倒释然——是看到夜曲的想法。
直到看了骨灰到看完以及后记 才明白自己理解歪了 原来如下
节选自从国族立场到世界主义——论白先勇的《纽约客》
在已经成为二十世纪华文文学经典的《台北人》中，白先勇塑造了众多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台北人”形象，在从桂林、上海、南京到台北的空间转换中，这些身在台北的“台北人”挥之不去的却是桂林记忆、上海记忆和南京记忆，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身移”而“心不转”的错位，身在台北却对桂林、上海和南京的难以忘怀，导致了这些“台北人”的心灵痛苦和精神悲剧。
《台北人》中的城市更迭，源自国共两党此消彼长所引发的中国社会的乾坤旋转，不管小说中的人物怎么“行走”，这些城市毕竟还在中国的版图之内，人物虽然在大陆的“前世”和台北的“今生”之间摆荡撕扯，到底也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到了《纽约客》，情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但人物从中国跨到了美国，而且城市也从台北转到了纽约，人和城都出了中国的疆界。假使说《台北人》重在写台北的大陆人的故事，那么《纽约客》则以纽约的“世界人”为描写对象――这里所谓的“世界人”既指中国人到了国外成了“世界”公民，同时也是指包含了非中国人的外国人。
《纽约客》是白先勇在六十年代就已着手创作的小说系列，《纽约客》之名或许借自美国著名文学杂志New Yorker，却与《台北人》正好成为一个浑成的佳对。从收录在《纽约客》尔雅版这个集子中的六篇小说来看，《谪仙记》和《谪仙怨》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夜曲》和《骨灰》发表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Danny Boy》和《Tea for Two》则是最近几年创作的作品。仔细对照这些分属不同时期的小说，或许可以发现，体现在白先勇《纽约客》中的创作立场，经历了一个从上个世纪的国族（中国）立场，到近年来的世界主义的变化过程。
《纽约客》中的六篇小说，活动场景虽然以纽约为主，但人物的历史不是和上海有瓜葛，就是和台北有牵连，仍然割不断和中国的联系。《谪仙记》和《谪仙怨》两篇作品中的主人公李彤和黄凤仪在上海时都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可是离开上海（台北）到了纽约，却不约而同地成了“谪仙”，由天上的仙境（上海）到了落魄的人间（纽约），是她们共同的人生轨迹，在纽约她们或在自毁自弃中走向死亡，或在自甘堕落中沉沦挣扎。李彤和黄凤仪的身世巨变，固然由国内政治形势的天旋地转而来，可是在上海（台北）和纽约的城市对比中，作者似乎也隐隐然给我们一种暗示：对李彤和黄凤仪而言，上海的繁华是她们的，而纽约的热闹却与她们无关；她们在上海时是中国（蒙古）的“公主”，到了纽约却变成了风尘女郎(1)。从上海到纽约，她们跨越的不仅是太平洋，更是天上人间的界限――在天上她们是主人，到了人间她们却成为消费品。《谪仙记》、《谪仙怨》中的李彤和黄凤仪，在上海（代表中国、东方）和纽约（代表美国、西方）这两个大都市中不同的人生和命运，或许并不是偶然，如果联系同时代的吴汉魂在芝加哥（《芝加哥之死》）和依萍在纽约近郊安乐乡（《安乐乡的一日》）的人生境遇，不难看出，白先勇笔下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到了国外成为“世界人”的时候，他们的困境是基本一致的。
这也就是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白先勇，在展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时候，是持了一种强烈的国族（中国）立场的，站在中国的角度看，那时候来到纽约（芝加哥）这样的美国大都会的中国人，遭遇的是一种放逐，一种谪仙，和一种人生的巨大落差。《台北人》中的钱夫人们从桂林、上海和南京来到台北，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同一个国度中的不同人群（跟随国民党来台的一群）的命运；到了《纽约客》中的李彤们，她们从上海（台北）来到纽约，原因可能还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可反映的却是同一种人群（中国人）在不同文化中的命运。因此，如果把白先勇在《台北人》中的立场，概括为站在失败者的一边，同情那些来台的大陆人的话，那么在《谪仙记》和《谪仙怨》中，他则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对在中西文化夹缝中失魂落魄、沉沦堕落的“谪仙”们，寄予了深深的悲悯。值得注意的是，当《谪仙记》中的李彤辗转在一个又一个外国男人之间，《谪仙怨》中的黄凤仪成为外国男人的性消费品的时候，其中的男女关系，已然隐含了“东方/女人/弱势出卖者对西方/男人/强势购买者”的二元对立框架，这使《谪仙记》和《谪仙怨》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华文文学中最早隐含（暗合）文化殖民论述的两篇作品（李彤和黄凤仪象征了东方弱势文化，而西方男性则象征了西方强势文化，男性对女性的占有，也就带有了文化征服的意味），而白先勇对李彤和黄凤仪的深切悲悯，正体现出他的国族（中国）立场和东方意识。
发表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夜曲》和《骨灰》，是两篇政治意识强烈的作品。这两篇小说在反思中国人政治选择是否具有“正当性”的基础上，写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斗争所引发的人生的荒诞。《夜曲》写的是一群留学海外的中国人与祖国的关系和由此导致的不同的命运，当初没来得及回国的吴振铎在国外事业有成，但爱情不幸（和美国犹太人最终分手），学成回国的吕芳、高宗汉、刘伟却在国内遭遇历次政治运动，最后高宗汉在“文革”中自杀，刘伟变得学会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自我保护，吕芳则在“文革”后重返纽约。当吴振铎和吕芳这对恋人二十五年后在纽约重逢时，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一切都已不同，吴振铎的异国婚姻，以失败告终，而当初吕芳等人“正确”的人生选择，二十五年后却因了政治的动乱而显出了它的荒诞性――这种人生的荒诞性到了《骨灰》中变得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当年一对表兄弟，一个是对国民党忠心耿耿的特工，一个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民主斗士，为了政治理想，斗得水火不容，可是多少年后，他们却在异国重新聚首，此时的特工，已遭国民党排挤，民主斗士，也在大陆成了右派，过去的政治对头，如今到了国外，才又恢复了温暖的亲情。对这些历劫之后还能幸存的老人来说，最深的感触是当初的政治斗争其实是白费了――在波谲难测的政治斗争中，他们都不是赢家，最后都没有好结果，最终只能流落异邦，在美国以度残年，乃至终老他乡。对于《夜曲》和《骨灰》中的吕芳、大伯和鼎立表伯来说，他们的人生磨难都跟政治相关，而对政治的醒悟却是以自己的一生为代价换来的。从中国到美国的路，对他们来说虽然不象李彤和黄凤仪那样是从“天上”落到人间，可是经历了政治斗争的炼狱，这段路无论如何走得实在不轻松，且代价惨重。
《夜曲》和《骨灰》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白先勇站在国族（中国）的立场，对中国现代历史中政党斗争的实质所做的反思。在这两篇小说中，白先勇深怀忧患意识：唯其对中国爱得深，才会对现代史上的中国惨遭政治的拨弄深感痛心；也唯其对中国人爱得深，他才会对吕芳及“我”的大伯、表伯他们最后都离开祖国，以美国为自己最后的人生归属地满怀无言之痛。这两篇作品连同前面的《谪仙记》和《谪仙怨》，看上去是在写“纽约客”(1)，其实倒是在写中国人――此时的“纽约客”只在“纽约的过客”或“纽约的客人”的意义上才能成立。
白先勇笔下真正的“纽约客”（纽约人）是最近几年创作的两篇小说《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中的人物――这不仅是指这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不再以“过客”或“客人”的身份长居纽约，而是真正地对纽约有一种归属感，并且，作品中的人物也不再限于中国的“纽约客”，而有了外国纽约客（纽约人）的身影。《Danny Boy》中的主人公云哥是个同性恋者，因为爱上了自己的学生，不容于社会，只好远走美国，来到纽约，在纽约放纵的结果是染上了艾滋病。就在云哥对人生彻底绝望之际，他却在照顾另一位因受强暴而染上艾滋病的患者丹尼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一种奇异的感动”――这使他终于从欲的挣扎中升腾而出，生命重新充实，心灵得以净化。真正的“同病相怜”使云哥冲破了种族的界限，在一种宗教性的大爱中，寻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归属，在“救人－自救”中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在《Tea for Two》中，“我”是华人而“我”的恋人安弟是中美混血儿，东尼是中国人而他的爱人大伟是犹太人，珍珠是台山妹而她的伴侣百合是德州人，费南度是菲律宾人而他的“配偶”金诺是意大利裔美国人，这个集聚在“Tea for Two欢乐吧”中由同性恋者组成的小社群，由于来自世界各地几乎可以构成一个小型联合国，就恋人间的真情和社群中的友谊而言，他们与异性恋社会其实没有什么差别。然而，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艾滋病“瘟疫”，使这些同性恋者深受其害，当大伟也染上艾滋病，决心和东尼同赴天国之际，这些同性恋者一起到他们的住处为他们送行，小说最后在幸存者们高唱“Tea for Two”的狂欢中结束。
直到看了骨灰到看完以及后记 才明白自己理解歪了 原来如下
节选自从国族立场到世界主义——论白先勇的《纽约客》
在已经成为二十世纪华文文学经典的《台北人》中，白先勇塑造了众多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台北人”形象，在从桂林、上海、南京到台北的空间转换中，这些身在台北的“台北人”挥之不去的却是桂林记忆、上海记忆和南京记忆，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身移”而“心不转”的错位，身在台北却对桂林、上海和南京的难以忘怀，导致了这些“台北人”的心灵痛苦和精神悲剧。
《台北人》中的城市更迭，源自国共两党此消彼长所引发的中国社会的乾坤旋转，不管小说中的人物怎么“行走”，这些城市毕竟还在中国的版图之内，人物虽然在大陆的“前世”和台北的“今生”之间摆荡撕扯，到底也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到了《纽约客》，情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但人物从中国跨到了美国，而且城市也从台北转到了纽约，人和城都出了中国的疆界。假使说《台北人》重在写台北的大陆人的故事，那么《纽约客》则以纽约的“世界人”为描写对象――这里所谓的“世界人”既指中国人到了国外成了“世界”公民，同时也是指包含了非中国人的外国人。
《纽约客》是白先勇在六十年代就已着手创作的小说系列，《纽约客》之名或许借自美国著名文学杂志New Yorker，却与《台北人》正好成为一个浑成的佳对。从收录在《纽约客》尔雅版这个集子中的六篇小说来看，《谪仙记》和《谪仙怨》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夜曲》和《骨灰》发表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Danny Boy》和《Tea for Two》则是最近几年创作的作品。仔细对照这些分属不同时期的小说，或许可以发现，体现在白先勇《纽约客》中的创作立场，经历了一个从上个世纪的国族（中国）立场，到近年来的世界主义的变化过程。
《纽约客》中的六篇小说，活动场景虽然以纽约为主，但人物的历史不是和上海有瓜葛，就是和台北有牵连，仍然割不断和中国的联系。《谪仙记》和《谪仙怨》两篇作品中的主人公李彤和黄凤仪在上海时都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可是离开上海（台北）到了纽约，却不约而同地成了“谪仙”，由天上的仙境（上海）到了落魄的人间（纽约），是她们共同的人生轨迹，在纽约她们或在自毁自弃中走向死亡，或在自甘堕落中沉沦挣扎。李彤和黄凤仪的身世巨变，固然由国内政治形势的天旋地转而来，可是在上海（台北）和纽约的城市对比中，作者似乎也隐隐然给我们一种暗示：对李彤和黄凤仪而言，上海的繁华是她们的，而纽约的热闹却与她们无关；她们在上海时是中国（蒙古）的“公主”，到了纽约却变成了风尘女郎(1)。从上海到纽约，她们跨越的不仅是太平洋，更是天上人间的界限――在天上她们是主人，到了人间她们却成为消费品。《谪仙记》、《谪仙怨》中的李彤和黄凤仪，在上海（代表中国、东方）和纽约（代表美国、西方）这两个大都市中不同的人生和命运，或许并不是偶然，如果联系同时代的吴汉魂在芝加哥（《芝加哥之死》）和依萍在纽约近郊安乐乡（《安乐乡的一日》）的人生境遇，不难看出，白先勇笔下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到了国外成为“世界人”的时候，他们的困境是基本一致的。
这也就是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白先勇，在展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时候，是持了一种强烈的国族（中国）立场的，站在中国的角度看，那时候来到纽约（芝加哥）这样的美国大都会的中国人，遭遇的是一种放逐，一种谪仙，和一种人生的巨大落差。《台北人》中的钱夫人们从桂林、上海和南京来到台北，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同一个国度中的不同人群（跟随国民党来台的一群）的命运；到了《纽约客》中的李彤们，她们从上海（台北）来到纽约，原因可能还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可反映的却是同一种人群（中国人）在不同文化中的命运。因此，如果把白先勇在《台北人》中的立场，概括为站在失败者的一边，同情那些来台的大陆人的话，那么在《谪仙记》和《谪仙怨》中，他则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对在中西文化夹缝中失魂落魄、沉沦堕落的“谪仙”们，寄予了深深的悲悯。值得注意的是，当《谪仙记》中的李彤辗转在一个又一个外国男人之间，《谪仙怨》中的黄凤仪成为外国男人的性消费品的时候，其中的男女关系，已然隐含了“东方/女人/弱势出卖者对西方/男人/强势购买者”的二元对立框架，这使《谪仙记》和《谪仙怨》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华文文学中最早隐含（暗合）文化殖民论述的两篇作品（李彤和黄凤仪象征了东方弱势文化，而西方男性则象征了西方强势文化，男性对女性的占有，也就带有了文化征服的意味），而白先勇对李彤和黄凤仪的深切悲悯，正体现出他的国族（中国）立场和东方意识。
发表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夜曲》和《骨灰》，是两篇政治意识强烈的作品。这两篇小说在反思中国人政治选择是否具有“正当性”的基础上，写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斗争所引发的人生的荒诞。《夜曲》写的是一群留学海外的中国人与祖国的关系和由此导致的不同的命运，当初没来得及回国的吴振铎在国外事业有成，但爱情不幸（和美国犹太人最终分手），学成回国的吕芳、高宗汉、刘伟却在国内遭遇历次政治运动，最后高宗汉在“文革”中自杀，刘伟变得学会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自我保护，吕芳则在“文革”后重返纽约。当吴振铎和吕芳这对恋人二十五年后在纽约重逢时，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一切都已不同，吴振铎的异国婚姻，以失败告终，而当初吕芳等人“正确”的人生选择，二十五年后却因了政治的动乱而显出了它的荒诞性――这种人生的荒诞性到了《骨灰》中变得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当年一对表兄弟，一个是对国民党忠心耿耿的特工，一个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民主斗士，为了政治理想，斗得水火不容，可是多少年后，他们却在异国重新聚首，此时的特工，已遭国民党排挤，民主斗士，也在大陆成了右派，过去的政治对头，如今到了国外，才又恢复了温暖的亲情。对这些历劫之后还能幸存的老人来说，最深的感触是当初的政治斗争其实是白费了――在波谲难测的政治斗争中，他们都不是赢家，最后都没有好结果，最终只能流落异邦，在美国以度残年，乃至终老他乡。对于《夜曲》和《骨灰》中的吕芳、大伯和鼎立表伯来说，他们的人生磨难都跟政治相关，而对政治的醒悟却是以自己的一生为代价换来的。从中国到美国的路，对他们来说虽然不象李彤和黄凤仪那样是从“天上”落到人间，可是经历了政治斗争的炼狱，这段路无论如何走得实在不轻松，且代价惨重。
《夜曲》和《骨灰》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白先勇站在国族（中国）的立场，对中国现代历史中政党斗争的实质所做的反思。在这两篇小说中，白先勇深怀忧患意识：唯其对中国爱得深，才会对现代史上的中国惨遭政治的拨弄深感痛心；也唯其对中国人爱得深，他才会对吕芳及“我”的大伯、表伯他们最后都离开祖国，以美国为自己最后的人生归属地满怀无言之痛。这两篇作品连同前面的《谪仙记》和《谪仙怨》，看上去是在写“纽约客”(1)，其实倒是在写中国人――此时的“纽约客”只在“纽约的过客”或“纽约的客人”的意义上才能成立。
白先勇笔下真正的“纽约客”（纽约人）是最近几年创作的两篇小说《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中的人物――这不仅是指这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不再以“过客”或“客人”的身份长居纽约，而是真正地对纽约有一种归属感，并且，作品中的人物也不再限于中国的“纽约客”，而有了外国纽约客（纽约人）的身影。《Danny Boy》中的主人公云哥是个同性恋者，因为爱上了自己的学生，不容于社会，只好远走美国，来到纽约，在纽约放纵的结果是染上了艾滋病。就在云哥对人生彻底绝望之际，他却在照顾另一位因受强暴而染上艾滋病的患者丹尼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一种奇异的感动”――这使他终于从欲的挣扎中升腾而出，生命重新充实，心灵得以净化。真正的“同病相怜”使云哥冲破了种族的界限，在一种宗教性的大爱中，寻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归属，在“救人－自救”中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在《Tea for Two》中，“我”是华人而“我”的恋人安弟是中美混血儿，东尼是中国人而他的爱人大伟是犹太人，珍珠是台山妹而她的伴侣百合是德州人，费南度是菲律宾人而他的“配偶”金诺是意大利裔美国人，这个集聚在“Tea for Two欢乐吧”中由同性恋者组成的小社群，由于来自世界各地几乎可以构成一个小型联合国，就恋人间的真情和社群中的友谊而言，他们与异性恋社会其实没有什么差别。然而，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艾滋病“瘟疫”，使这些同性恋者深受其害，当大伟也染上艾滋病，决心和东尼同赴天国之际，这些同性恋者一起到他们的住处为他们送行，小说最后在幸存者们高唱“Tea for Two”的狂欢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