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和陶饮酒〃风其风〃

方以智40岁时，在梧州冰舍写下了《和陶渊明饮酒诗》。当时他生活状况，在“和陶饮酒”里可见一斑：“十年避乱走，畏闻人语喧。天地已倾覆，何论东南偏。网罗不可方以智脱，杀戮到深山。有路不早达，无家何用还。所以蜗牛庐，十问无一言。”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方以智辗转奔向南京投奔南明弘光政权，，仇敌阮大铖把持南明弘光朝政，他不断受到排挤、迫害。《桐城耆旧传》对此记载“会李自成破潼关，先生自请效力行间···语中机要，上抚几称善。以忤执政意，不果用。贼败，南奔。值马（士英）阮（大铖）乱政，修怨，欲杀之，遂流离岭表。”此时的心境，恐怕和陶渊明写饮酒诗二十首十分契合，所谓“风其风”也。这里两个“风”的含义不同。前者是“和诗”，后者是“风神”。徐复观在他的《中国艺术精神》中，将可感受到，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类事物、情景，拟之为“风”，又称为“风神”。那么，陶渊明的“风”，又是什么呢？

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是写有关出处的反思，其“风”可见一斑。出处，古指出仕及退隐。晋朝充满着“篡与乱”的争夺战争。陶渊明曾几次出任军府幕职，主要是为贫而仕，心中充满矛盾与痛苦。他厌恶官场，看不惯军阀擅权得势，很想归隐。叶嘉莹先生《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称第九首“清晨闻叩门”、第十八首“子云性嗜酒”是理解全组诗的一把钥匙，是“诗眼”。如第九首中“···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我驾不可回。”又如第十八首“子云性嗜酒”，“···觞来为之尽，是谘无不塞。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此一组诗虽以“饮酒”为名，实写归隐之感慨。所谓“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他像“栖栖失群鸟”，“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方以智一生正当明清交替之际，时局动荡，政权更迭频频，使得他个人的际遇也十分坎坷。和陶渊明的人生境况有点相似，易引起情感共鸣。但陶渊明的“风”主要是受竹林名士影响，贵自得之趣，轻济物之业，以退隐为高，出仕为不得已。而方以智则有些不同，清兵入粤后，他在梧州出家，法名弘智，发愤著述同时，秘密组织反清复明活动。他的“风”则是融合儒道，以出世之怀，建济世之业。以夷旷之怀，处危难之事。他在《和陶饮酒》中直抒胸臆，“死死者不死，以死知其生。”崇尚“直立塞天地，横议何足贵。”嘲笑“衣冠饰佩剑，人人能言辞。一当刀锯前，风流谁在兹”的懦夫形象。余英时说，“虽云栖息禅门，实未尝忘情尘世。”（《方以智晚节考》）

方以智死于自沉尽节，更符合其在《和陶渊明饮酒诗》中所呈现出的情感逻辑。其“自沉”尽节于赣水惶恐滩头较之“旅病万安”说更为合理。余英时认为，“不惜对簿虏庭，苟延残喘，密之虽号愚者，余知其决不出此也···此所以舟过万安，抵惶恐滩头，密之虽不得不死矣”（《方以智晚节考》）。文天祥《过零丁洋》“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惶恐滩从此遂成为孤臣孽子之圣地。方以智固尝以文天祥相期许。 “日日与前代殉国忠臣之手泽觌面，其内心之感受又将何如耶？”当然是选择自沉尽节。“死死者不死，以死知其生。”这是他的真情写照。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作了详尽分析考证，倾向于自沉尽节。我以为这是符合方以智的情感逻辑的。

余英时先生的考证，不仅是史实的考证，有利于从多视角认识方以智的晚节，从文学角度也有益于我们对方以智《和陶渊明饮酒诗》理解。由于时代氛围、个人遭遇不同，方以智和陶渊明饮酒诗所显现的“风”神，较陶渊明所展现的社会层面更为拓展，情感更为深沉，丰富。《和陶渊明饮酒诗》崇尚以出世之怀，建济世之业，对人生、社会、政治有无限的悲心，有无限的责任。余英时先生说，“密之盖至死未忘复明焉”，“大抵密之复明活动常居幕后为暗地之策划，而实际之执行联络或皆由其三子为之”。其子后来题结粤难文至感泣书道，“铁铮铮，宝刀鸣！同父死，同父生！不敢重身轻白发，宁甘得罪粉吾骨。”当然这只是余英时先生推测，但是如余先生所言，“如所测不误，则密之岂仅媲美谢叠山而已，即谓之异代之文文山（文天祥）又何愧哉！”（《方以智晚节考》） 我以为，也只有站在这个高度，才能准确的把握方以智《和陶渊明饮酒诗》之魂。姑且也以此文作此推论，见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