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之路》：比虚构更骇人听闻的，只有现实
刊登于《戏剧与影视评论》2017年5月第三期。
戏剧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它常常将涉及艺术再现与伦理的终极问题，通过活生生的现场表演展现在观众面前，迫使无从回避的观众认真面对一个个极端的现象引发的质问；用阿尔托的话说，这就是“残酷”，只有在这种“意识清醒（lucid），一种严格的控制、向必然不可免之事的屈从” 下我们才得以更了解人性、更接近世界的本质。西班牙剧作家胡安·玛尤尔卡（Juan Mayorga）写于2003年、2004年在马德里的María Guerrero国家话剧中心首演的《天堂之路》（Himmelweg）透过权力和人性在极端状况下的互相作用、历史真相随之产生的扭曲，正是展现了这种“残酷”性，让人反思潜藏在社会生活中的“恶”的形成。 《天堂之路》把一段黑暗历史中最具“戏剧性”的一面展现在观众面前，而其最震撼人之处是这样的“剧情”恰恰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这部戏的标题和内容形成了强大的反讽，实际上剧中提到的“天堂之路”（德语himmelweg）指的是从集中营医务室通向火车站台的小道——这条小道一头的医务室负责火化死在当地的犹太人尸体，另一头的火车站负责将大量的犹太人最终送往奥斯维辛的毒气室、焚化炉，这恰恰是令人绝望的死亡之路、地狱之路。这段故事还要从1944年一桩在当时并不十分起眼的事件说起。 1944年正值二战后期，针对国际社会中流传着的犹太人在集中营正遭受非人道待遇、甚至是系统性屠杀的“流言”，德国纳粹政府为了“澄清事实真相”，邀请丹麦红十字会和国际红十字会派出调查团，前往位于现在捷克境内的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集中营考察。调查团探访了一个经过精心粉饰的营区后，得出结论：犹太人们在德国人的集中管理下，安居乐业、衣食无忧、生活得到充分保障，并不存在屠杀的情况。 当然，等到战后以奥斯维辛集中营为代表的纳粹大屠杀真相被披露，此次事件也成为历史上一桩臭名昭著的丑闻。 调查团究竟看到了什么？剧作家玛尤尔卡在这部剧中试图探寻当时发生的一切。全剧分为五幕，故事以调查团的代表、纳粹军官和犹太人“市长”葛特弗里德的三重视角展开：第一幕是调查团代表的长段独白，作为亲历事件的叙述者，代表顾左右而言他；第二幕则是碎片式的，表现被强迫参加这场“秀”的犹太人的演出场景；在第三幕和第四幕，当时操纵这个骗局的德国军官冠冕堂皇的言辞，和被迫与纳粹合作的犹太人葛特弗里德谨慎卑微的举动则互相映照，烘托出这个一派安定祥和景象下的重重谎言；第五幕是发生在葛特弗里德和其他犹太“演员”的对话，描绘在绝望情境下他们自我麻醉的侥幸心态，以强烈的戏剧性反差为全剧画上一个悲剧性的句号。 但纵观全剧，究竟是德国人掩盖事实的“导演”功力太强大，犹太人绝望之下的“演技”太高超，还是调查团怀着不愿接受真相的心情自欺欺人、自甘成为布莱希特所批判的那种“被催眠的观众”？人性在令人震悚的真相面前会如何表现，是直面现实，是追究原委，还是视而不见，甚至混淆视听、助纣为虐、参与掩盖真相？这正是本剧引发人的思考。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历史记载所透露出的蛛丝马迹中发现，这个巨大而丑陋的骗局破绽百出，剧情中也多次体现出这一点：犹太囚犯被临时关押在拥挤的仓库中，以腾出地方制造宽裕富足的犹太小城假象；参加表演的囚犯事实上演技做作、毫无应对能力；最动人心魄的一次，本应该邀请红十字会代表一起玩洋娃娃的一个小姑娘，口中却突然迸出“快跑！德国人来了！”的句子……前来考察的红十字会代表有充分条件和大量机会揭穿这个骗局，他本可以突击闯入那个仓库，或者单独询问任意一位犹太囚犯，或者仔细倾听小姑娘的声音，但他什么也没有做，结果，我们得到了一份对集中营状况表示满意的调查报告。 毫无疑问，在这桩丑闻中，调查团代表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他在纳粹政府如此拙劣的表现面前，不仅不追究事实真相，反而随波逐流，甚至为虎作伥，用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报告来替德国法西斯掩盖罪行。然而，一味地埋怨这位代表失察、渎职，是否就能够帮我们认清所有问题，并找到出路？我们必须警惕这样单纯的想法，仿佛这个骗局是否成功只在代表的一念之间，同时也把其他所有人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毕竟犹太人大屠杀是有复杂的历史成因的，更不可能凭个别人的意志就轻易转移。剧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借调查团代表之口，指出了相比于其他问题，“犹太问题”深深植根于欧洲文化当中，在当时“集体作恶”的历史大环境下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只要能救人一命，我就会出手。你可以指着一个即将被枪决的英国飞行员，跟德国人说：“如果你杀了这个人，英国人也会把俘虏的德国飞行员枪毙的。”……应该用不着我详细解释这里边的差别。一个犹太人只因为他是犹太人就要被处死，可你不能指着他，跟德国人说：“你要是杀了这个犹太人，哪里哪里也会有一个无辜的人被处死。”我们没有交易的筹码。…… 也就是说，与其说代表的报告体现的是他个人隐瞒事实、自欺欺人，不如说他顺水推舟地满足了西方社会集体“选择性失明”的要求。“大家不要过分高估我的能力。我不过是被要求写一份报告，再签上名字，”这位代表辩解说，“即使我写了什么不同的内容，又能改变得了什么？除了我亲眼所见的，我又能写出什么不同的东西？我的任务只不过是去看一看，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代表的这番话当然是为自己开脱，但我们仔细想一下，其中并非没有值得认真反思的地方：这位代表资历浅薄、没有任何调查工作经验，为什么仍被赋予如此重要的职责？调查团的调查行动，为什么如此草率和被动，以致于只能被纳粹政府牵着鼻子走？这样一份毫无公信力的报告，为什么能够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总部的审议并最终发布？这里种种蛛丝马迹都表明，在纳粹屠杀问题上，西方世界的作战双方即使不是合谋的关系，也形成了某种默契——犹太人的命运在大国争端的天平上被放在了弱势的一侧，那些无辜人民的生命并不是这场世界大战中那些大国首脑们优先考虑的。虽然国际红十字会（背后当然是英美等主要西方国家的支持）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进行了调查，但不过就是“形式主义”走走过场，并没有人认真对待这个事关无数人生命的问题。如此想来，令人不禁一身冷汗：如果二战的结果不是德国战败、无条件投降，那么这桩丑闻背后的真相、乃至于无数犹太人被屠杀的事实，是否还会还会像今天这样显而易见？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但这个设置在上个世纪纳粹大屠杀的历史背景中的故事，对我们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再借用阿尔托的话，“事物有可能对我们施加更恐怖、更必然的残酷。我们并不自由，天有可能塌下来，戏剧的作用，首先就是要让我们了解这一点。” 评论家约翰·加布列尔所总结道，艺术家们不断创作再现纳粹屠杀的作品，原因有二：“首先，他们希望向观众展现一个永远不希望再发生的事件的画面。第二，他们认为重述过去，并与现在的社会、政治、文化状况的并置，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和现在。” 正如我们常说的“以史为鉴”，以《天堂之路》为代表的这些艺术作品，通过重现大屠杀历史，触及了藏匿在人性深处的阴暗与伪善。面对罪恶，有没有勇气正视它、揭穿它，把真相告诉世人？在一个“集体噤声”甚至“集体作恶”的大环境下，个人面对善与恶的分歧，如何做出抉择？如今的我们——特别是在“文革”浩劫已经过去四十年、而反思仍然欠缺的当下——依然无法回避这些严肃的拷问。 《天堂之路》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剧作家在舞台上展现的现实与表演的纠结。在观众面前，一场由道貌岸然的德国军官导演的现实大戏被生动再现，在这场戏中戏的精美包装下犹太人的“生存还是毁灭”问题没有了道德的审视，而完全为达成演出的艺术水准而服务——这一切正暗合本雅明的著名论断“法西斯主义逻辑的结果就是政治的美学化” 。那么我们就要进一步追问，这个戏里戏外互相映照的“元戏剧”（meta-theatre）情境可以给我们什么启发？ 剧作家玛尤尔卡对于现实与虚构的交织与冲突有持续的关注。在他的另一部剧作《坐在最后一排的男生》（2006年首演，见马政红译《戏剧的毒药：西班牙及拉丁美洲现代戏剧选》，此剧还被欧容改编成了电影《登堂入室》） 中，一名语文教师试图指导他的学生创作小说，却发现学生获得自己传授的观察和构思的技巧后，渐渐“观察”变成了“干涉”，“构思”变成了“煽动”，不仅颠覆了原本的写作意图，还将所有人的生活推向了不可控制的深渊。显然对于玛尤尔卡来说，虚构作品并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模仿和想象。相反，它本身就是现实的一个维度，它植根于我们的世界观中，也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接近真实的人性。同理，与其说《天堂之路》重点是在重现历史的真相，不如说它着力勾画一幅人类内心斗争的场面，而这场斗争一直存在于每个人的潜意识中——一场正与邪、沉默与反抗的斗争。 我们注意到，剧中红十字会代表和集中营营区长官是没有姓名的，他们是剧作家从历史事件中提炼出来的人物。我认为，剧本呈现的戏剧情境是一种对于极权威胁下人类生存状态的讽喻（allegory），其中的人物则是抽象化的指代：如果说红十字会代表象征着人们“被蒙蔽的善”，那么营区长官就代表着“披着伪装的恶”。他们的大段独白，正是在引导观众正视自己内心两股力量的斗争。最有代表性的是第三幕，营区长官对观众直接发话，使他们俨然成为了代表团成员而面临抉择，不仅如此，在这段独白中不同时空重叠在一起，意味着这个梦魇般的困境并不是历史上的个案，而是长久地伴随着人类社会。 剧中的斗争以营区长官的计划得逞告终，而牺牲品则是那些无法直接发声的无辜的犹太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天堂之路》的尾声，营区长官对观众发表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议论： 你听说过演员的忧伤吧？现在你知道了。大幕落下，突然，那个语言和动作的世界，那整个世界，消失了。大幕一落下，演员就一无所有了。【……】演员在钉一个钉子。大幕落下，他有了一个发现，在那一刻他有了一个最可怕的认识：他认识到，当一个演员在钉钉子的时候，他一面是在钉钉子，一面他没有在做任何事情。【……】大幕落下，而生活还要继续。生活还要继续。
这段话让人联想到狄德罗在《演员的悖论》（Paradoxe sur le comédien，又译“演员奇谈”）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关于表演的悖论：“假如演员易动感情，他怎么可能真心诚意地连续两次以同样的热情扮演同一个角色并且取得同样的成功呢？如果他在第一场演出中异常冲动，到第二场演出他将筋疲力尽，变得和大理石一样冰凉。” 狄德罗就此提问道，“假如他在演戏的时候就是他自己，他怎么才能不再成为他自己呢？假如他想不再成为他自己，他怎样才能把握住最适当的转机呢？” 对于这个“表演”与“自我”的关系，狄德罗认为，演员必须在表演中保持清醒，情绪必须要在控制中表达；为达到这一点，演员需要在一定距离之外观察生活，从而提炼出最精确、最有效的呈现手段。但是，这个“表现派”理论最为吊诡之处，却在于其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对照： 我们不是常听说某人很会做戏吗？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此人感情丰富，相反是说他即便毫无感受，也善于装出动了感情的样子。演员这个角色还要艰巨得多，因为他除此之外还要找到台词，一身兼任诗人和演员。诗人在舞台上可能比演员在社会上更加灵活，但是你是否相信演员在舞台上能比一个历尽沧桑的朝臣更有城府，更善于假装喜悦、忧伤、多情善感、钦佩或者温情？ 这里狄德罗说“做戏”时并无贬义。这种“用生命在演戏”的例子在他看来，正是社会生活的常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表演的角度解读许多社会性的行为。实际上，狄德罗试图用对表演的分析来启发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他认为，高明的人总是保持着理智，从而更好观察生活的本质和他人的特点，然后才能有所作为。“入戏太深”只会让人迷惑、成为笑柄甚至酿成悲剧。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得到关于上面引用的营区长官的话的一种理解。这段话并不是把责任推给反抗力量微弱的边缘人——犹太人，而是在诘问充当潜在看客和帮凶的大多数人。如果演员沉浸在“钉钉子”的活动中而忘记了自己的表演实质，他就会在演出结束时怅然若失。同样的，如果我们把虚假的表演（剧中那场自欺欺人的“小城幻境”）当真，那与假象相反的悲剧就要成真了，因为我们没有做出任何质疑和抗争。 也许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一开始就对罪恶斩钉截铁地说不，对它不要留一丝的侥幸幻想，不要有任何的姑息纵容。在讨论纳粹德国时期人们对于屠杀暴行的默许和为虎作伥时，汉娜·阿伦特提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一概念。她认为在当时出现了一种普遍状况，“即那种广泛的恶行现象，人们不能把他们归因于罪犯的特别邪恶、病态或意识形态信念。罪犯唯一的特点乃在于他有点儿异乎寻常的浅薄。无论所犯下的罪行如何穷凶极恶，罪犯却既不凶残也不恶毒，人们从他的过去、从他在审判中以及之前的警方问询中能发现的唯一个性特点是一些纯然否定性的东西，那不是愚蠢，而是一种非常真实的不能思考的奇特状况。” 虽然这个观点是否适用于那些罪大恶极的屠杀策划、组织者还存在争议，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与《天堂之路》描绘的红十字会代表所处的境况极其相似！他并无恶意，甚至有心救助犹太人，但最终却落入了“不能思考的奇特状况”，沦为纳粹屠杀的帮凶。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不思考者只有开始思考，才有希望看穿拙劣的表演，成为世界大舞台上的高明演员，才能制止悲剧重演。毕竟在恶行面前，不思考的纵容同样也是一种恶。《天堂之路》正是在敦促我们反思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不能思考的奇特状况”，以及如何防止它再度出现。 这部剧作给人的重要启发首先是创作取材上的：现实是发掘“戏剧性”的最大宝藏。然而更重要的，也是其拷问灵魂之处，剧作家向我们揭示了现实存在的“表演”行为中如何潜藏着危险，而我们需要良知和勇气来唤醒理智，去鉴别虚假的表演、去戳穿罪恶的骗局、去直面真实的充满着不公和不义的世界。“人生如戏”并不是一句空话，扮演各类社会角色的我们其实有着巨大的权利，也有着沉重的责任。 翻译这个剧本的起因，正是笔者有幸看到了2013年12月在爱尔兰都柏林市艺术计划中心（Project Arts Centre）上演的英文版本，该演出是本地的狂暴魔法剧团（Rough Magic）“种子计划” 的汇报作品。表演风格上，导演罗斯玛丽·麦克肯纳（Rosemary McKenna）有意破除现实主义的幻觉，一开场的时候让演员以一种间离的方式表演“小城的日常生活片段”，乍一看以为是后现代戏剧的故弄玄虚，然而随着剧情发展，观众才意识到这样刻意的非自然主义的表演恰恰符合剧情：舞台上呈现的，正是犹太人在死亡威胁下被迫“表演”的“和谐社会”的虚假场面。“虚构”的情节被真相捅破，让观众在恍然大悟后如坐针毡。当犹太人葛特弗里德含着泪、同自己参与“演出”的女儿一遍遍重复说着“如果你表现好了，我们就会见到妈妈了”时，所有对他们真实的命运心知肚明的观众不禁心碎。在演出最后，调查团代表从观众席第一排中站起身来，拿起背在身上的相机朝着观众席“咔嚓”按下快门，在被闪光灯猛然刺激而眩晕的观众面前，全剧戛然收束。在我看过的许多戏里，这是最有力的一个“豹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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