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可以被驯养的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于他人。
该病症的名称起源于1973年的斯德哥尔摩银行劫案。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 Erik Olsson与Clark 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of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
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验。
进化和心理分析学对该病因的解释是：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份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於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
结论：1、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于人性中的根源，是人类本性中畏惧和崇敬强者的劣行造成的，也就是畏强凌弱的本性。 2、人是可以被驯养的。3、依文化传统之心理学研究同时表明，只有极少数人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具有天然免疫力。
该病的传播和蔓延：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同样贯穿于“体制化”之中。“体制化”是著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Shawshank Redemption）演绎的重要概念。犯人老瑞德（摩根·弗里曼饰）这样谈到“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该片中被体制化的象征人物是监狱图书管理员老布，他在肖申克监狱（体制）下被关押了50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获知自己即将刑满释放时，不但没有满心欢喜，反而面临精神上的崩溃，因为他离不开这座监狱。
为此，老布不惜举刀杀人，以求在监狱中继续服刑。他刻骨铭心地爱上了那间剥夺了他的自由的监狱，所以在出狱后，他终于选择了自杀。老布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一旦脱离了原有的环境，一切失去了意义。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中国：
2011年9月警方破获的洛阳"性奴"案,6个女子被罪犯囚禁在密室中长达2年时间，受尽折磨。 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想到,几个女子合力反抗,有一百种方法可以轻易制服甚至杀死剥夺她们权利的人,而并没有一个人这样做。她们不但不反抗，竟然争风吃醋，为了能和囚禁她们的罪犯睡觉为荣。甚至有的女子竟然变为施害者，将同被囚禁的其他女子打死。最后在被解救出来以后，对施暴者李浩依然心存恋想，袒护李浩。
这个故事听上去好像非常匪夷所思，其实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教育上的或政治上的！只不过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慢性症状，说得严重些，就是“群体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被“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
中国人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形成的历史原因主要包括：
第一，统治者对中国人的控制非常严格，常常让他们缩衣少食，威胁最基本的生存，但是不至于活活饿死。杀一儆百，将敢于反抗统治的人当众杀死，甚至株连九族，有时将将反抗者杀死于闹市，尸体悬挂于城门外，有时进行秘密审判，将被害者有罪的谣言传播于社会。 第二，森严的等级制度、活动范围禁锢制度加上严密的监视，使得中国人对逃跑深感绝望。典型的像明朝的厂卫特务机构。在人们无法逃避的时候，就认为只有迎合统治者，才可以活命。偶尔也会给一点小恩小惠，中国人就会忘记了自己的悲惨命运是统治者造成的，反而充满感激和感情。 第三，控制国家的信息来源、发布，禁止自由思想的启蒙。典型的如秦朝的“焚坑”事件、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朝的“八股取士”、清朝的“文字狱”等等。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内，统治者能够很容易的对中国人进行洗脑、强行灌输有利于统治的各种理论和思想。 谎话说一千遍，说谎者自己都会相信，何况天天只能听谎话的人呢。而思考可以教人辨别善恶，所以强权者不会让弱者思考，中国人也逐渐丧失了思考的能力。
在这样一种恶劣环境中，人的本能自然告诉自己各种不适应、不舒服，产生焦虑、挫折的感觉，而在形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后，体现的是更多的“良性转化”倾向，这种倾向主要分两类：一是“酸葡萄”，二是“甜柠檬”。如果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如果只能得到柠檬，就说柠檬是甜的，于是不为此感到苦恼。 而中国人同时选择了二者。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能忍，经常出现西方人觉得要投诉的情况，我们能安之若素？为什么所有的中国人都承认：中国人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一种解释，为了生存。
中国政府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西方媒体常常以为中国政府是歪曲理解，胡搅蛮缠，人权比生存权的范围要大得多，你自己的国民难道还不让他们生存么？其实中国政府说的是大实话，中国人最大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因为生存在中国不容易。 如果你告诉囚禁在地窖中的那几个女子：你的人格不容侵犯，你有自由通讯的权力，你有得到足够食物的权力，你有反抗暴力的权力，有你要求政府提供服务的权力，你有免除拷打的权力，……估计，她们会坚决地说：你有病吧，生存权才是我最大的人权。
该病症的名称起源于1973年的斯德哥尔摩银行劫案。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 Erik Olsson与Clark 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of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
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验。
进化和心理分析学对该病因的解释是：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份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於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
结论：1、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于人性中的根源，是人类本性中畏惧和崇敬强者的劣行造成的，也就是畏强凌弱的本性。 2、人是可以被驯养的。3、依文化传统之心理学研究同时表明，只有极少数人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具有天然免疫力。
该病的传播和蔓延：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同样贯穿于“体制化”之中。“体制化”是著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Shawshank Redemption）演绎的重要概念。犯人老瑞德（摩根·弗里曼饰）这样谈到“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该片中被体制化的象征人物是监狱图书管理员老布，他在肖申克监狱（体制）下被关押了50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获知自己即将刑满释放时，不但没有满心欢喜，反而面临精神上的崩溃，因为他离不开这座监狱。
为此，老布不惜举刀杀人，以求在监狱中继续服刑。他刻骨铭心地爱上了那间剥夺了他的自由的监狱，所以在出狱后，他终于选择了自杀。老布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一旦脱离了原有的环境，一切失去了意义。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中国：
2011年9月警方破获的洛阳"性奴"案,6个女子被罪犯囚禁在密室中长达2年时间，受尽折磨。 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想到,几个女子合力反抗,有一百种方法可以轻易制服甚至杀死剥夺她们权利的人,而并没有一个人这样做。她们不但不反抗，竟然争风吃醋，为了能和囚禁她们的罪犯睡觉为荣。甚至有的女子竟然变为施害者，将同被囚禁的其他女子打死。最后在被解救出来以后，对施暴者李浩依然心存恋想，袒护李浩。
这个故事听上去好像非常匪夷所思，其实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教育上的或政治上的！只不过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慢性症状，说得严重些，就是“群体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被“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
中国人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形成的历史原因主要包括：
第一，统治者对中国人的控制非常严格，常常让他们缩衣少食，威胁最基本的生存，但是不至于活活饿死。杀一儆百，将敢于反抗统治的人当众杀死，甚至株连九族，有时将将反抗者杀死于闹市，尸体悬挂于城门外，有时进行秘密审判，将被害者有罪的谣言传播于社会。 第二，森严的等级制度、活动范围禁锢制度加上严密的监视，使得中国人对逃跑深感绝望。典型的像明朝的厂卫特务机构。在人们无法逃避的时候，就认为只有迎合统治者，才可以活命。偶尔也会给一点小恩小惠，中国人就会忘记了自己的悲惨命运是统治者造成的，反而充满感激和感情。 第三，控制国家的信息来源、发布，禁止自由思想的启蒙。典型的如秦朝的“焚坑”事件、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朝的“八股取士”、清朝的“文字狱”等等。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内，统治者能够很容易的对中国人进行洗脑、强行灌输有利于统治的各种理论和思想。 谎话说一千遍，说谎者自己都会相信，何况天天只能听谎话的人呢。而思考可以教人辨别善恶，所以强权者不会让弱者思考，中国人也逐渐丧失了思考的能力。
在这样一种恶劣环境中，人的本能自然告诉自己各种不适应、不舒服，产生焦虑、挫折的感觉，而在形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后，体现的是更多的“良性转化”倾向，这种倾向主要分两类：一是“酸葡萄”，二是“甜柠檬”。如果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如果只能得到柠檬，就说柠檬是甜的，于是不为此感到苦恼。 而中国人同时选择了二者。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能忍，经常出现西方人觉得要投诉的情况，我们能安之若素？为什么所有的中国人都承认：中国人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一种解释，为了生存。
中国政府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西方媒体常常以为中国政府是歪曲理解，胡搅蛮缠，人权比生存权的范围要大得多，你自己的国民难道还不让他们生存么？其实中国政府说的是大实话，中国人最大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因为生存在中国不容易。 如果你告诉囚禁在地窖中的那几个女子：你的人格不容侵犯，你有自由通讯的权力，你有得到足够食物的权力，你有反抗暴力的权力，有你要求政府提供服务的权力，你有免除拷打的权力，……估计，她们会坚决地说：你有病吧，生存权才是我最大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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