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与肉

 
纵观文学创作，古往今来，无非都是围绕灵与肉来展开。高雅者脱离肉体，追求灵魂的超脱精神的旷达，摆脱外在物质肉体的牵累；低俗者沉迷肉体，追求感官的享乐与刺激，追求欲望快感。杜甫和温庭筠可以看做这两类的代表。而到了现代，灵与肉的冲突越来越不可融合，作家们总是试图将其中之一推向一极。现当代文学创作尤其如此。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整体的写作无疑是自由散漫的，于是便会有空前的写作盛况。于是，我们既能够看到贵族般存在的鲁迅，也能看到粉红色的沈从文；既能够看到淡薄无欲的《鸟语》，也会看到绚丽奢靡的新感觉派小说。既会有丰子恺，也会有张资平；既会有朱光潜，也会有穆时英。各种繁芜的存在，熙熙攘攘，无处遁逃。
作为典型的鲁迅还有张资平，让我们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肉体的憎恶以及对肉体的美化。鲁迅如神一般地超脱了他者而存在，世界被他客体化，整个黑暗的社会在他的解剖刀下。他期冀用冷峻和严肃勇敢地直面人生的荒诞与虚无。可是对于那些被鄙视的群氓，这准标准无疑过于苛刻。普通百姓无法脱离物性，因为平庸生活的本身就是物性的具象化表现。张资平则由于其对于肉体物欲表现过于露骨直白，过于沉溺于声色，所以被后人诟病。
建国初期，刚开始的作家们受到主流形态意识的制约，战战兢兢、畏畏缩缩地在文本中透露出些许对于肉身的关怀。像《红日》《保卫延安》之类红色大经典，虽说表面上是完全按照党性原则进行创作讴歌与批判，可是在不经意间我们又会发现，那潜藏在红色意志下的温情。细小的感情生活碎片，身体的沟通，这些都是关注人本身的欲求。而这些脱离主流话语抑或与主流话语形态有一定偏差的地方，也是我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地方。随着话语权力的越来越限制与禁闭，作家们竭力抹杀肉身，塑造出一批又红又专，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脱离了一切物质生活的存在，成为一个幻影与无法模拟的印相。而到达这个极端的就是文革期间样板戏的创作。所有被认为个人的私人的物质的身体的都成了虚幻。英雄不死是永恒的定律。而任何东西走向极端必然会导致一批人的反对。所以先觉的文学者竭力摆脱主流话语，寻找属于自己的私人性描述。
尤其是80、90年代以后，创作环境的空前宽松，来自国际社会的冲击，商品经济的刺激，所有一切的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让作家有些茫然激动不知所措。在一小部分人执着于对精神追求的时候，大部分作家按捺不住内心的远处的愿望，重拾对于肉体的关注热情。海子非常纯粹地渴望作为诗歌之王而存在，在他的诗中，没有任何生活的痕迹，没有任何人间烟火更没有所谓的肉体。而也许正是由于海子对于灵魂追求过于执着，以至于他的躯体无法承担灵魂的重量，最终超脱出了肉体。在他走后一两年，文学界似乎有一些净化的迹象，到处充满了“麦地”“阳光”，可是也只是昙花一现，海子长久地沉寂了。几乎没有人再去执着于他的理想，于是我们会发现肉体的嚣张。
对于肉体描述有两种形式：痛苦的折磨与肉欲的欢乐。前者以伤痕文学还有以余华为代表的先锋派创作为主体，对于苦难的美化夸大与虚饰，以及极尽渲染苦难对于肉体的损害伤残。在余华早期小说创作《1986》等以及莫言《檀香刑》等这种伤害简直是惊心动魄，胆战心惊。
而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以陈染，林白，绵绵等人的“身体写作”。所有的肉体最终落实为性，感情情感以及所有的一切似乎都被缩影到一张床上。越来越私人化的私密性描绘无以复加，直至极点。诗歌也是除了妓女肉体性就没有别的元素。于是文学越来越娱乐化或是感观化，除了肉体带来的快感再也别无是处。而之前美化苦难的作家也开始沿着这条路渐行渐远。正如上文所说，文学一旦走向极端，势必带来混乱，灯红酒绿肮脏龌龊的文字正在走向肉体的极端……这很令人担忧。放眼望去，一切作品无一没有肉体，连最初纯净的乡土小说也纯粹成了乡土生活发泄情欲的刻画。这种混乱的状况需要也必须要有一股强力将其拉回平衡。对于灵与肉，物质与精神，要寻找一种动态的均衡，若即若离，不完全沉溺，也不完全超脱，因为任何一极走向极端都会带来混乱。很希望文学再次找到自己的方向，在当今身体写作泛滥中完成升级与转型。也许，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文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