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色之好”为何盛行于日本的僧侣和武士阶层
《私家历史》
在日本历史上，男子之间的同性相恋曾十分盛行。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一书中便写道：“沉迷于同性恋游戏也属于传统的‘人之常情’，在古代日本，这是诸如武士、僧侣这样地位很高的人所认可的享乐。”同性恋作为一种现象在日本是何时出现的？武士和僧侣又为何会对其情有独钟呢？
触怒神灵的“阿豆那比之罪”
在日本，“弘法大师开基”是一个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弘法大师即日本真言宗（密宗）开宗祖师空海和尚（774~835）。“开基”即开创，本意指空海和尚开创真言宗，但后世“众道”（即男同性恋者）就此一语双关，暗喻空海既开佛法之基、亦开“男色”之基。在不少文献中，空海不仅是佛教“密宗”的弘扬者，更是男同性恋这一“秘好”的奠基人。这种说法散见于平安后期至江户时代诸多文本，俨然已是“书写构建之史”矣。
日本学者西山松之助在《众道风俗》一书中曾写道：“据传，众道（即男同性恋）的开基者乃弘法大师、中兴者乃一休，庆长三年问世的《弘法大师一卷书》对此有明确记载。换言之，所谓‘众道’就是从弘法大师的同性之爱开始的。”
但是对于这一传说，很早便有人提出了质疑。江户时代本草学家、儒学家贝原益轩（1630~1714）指出，虽然世间盛传宠爱男色之事始于空海法师渡唐以后，但是《续日本纪·卷二十·孝谦天皇·天平宝字元年条》中便已经有了‘通侍童’的说法，由此可见男色早在空海之前便已然存在了。这种说法在江户时代颇为流行。但如果参考上下文不难发现，这里的‘通侍童’是指年轻的侍婢，而不是那些江户时代的好事者所理解的“卡哇伊的男孩子”。
当今学界学者大多认为，《日本书纪·卷九·神功皇后摄政元年二月条》中的“阿豆那比之罪”可能才是日本史料中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最早记载。
这段史料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神功皇后摄政元年（201年），白天昏暗如同黑夜，这种异象持续了很长时间。神功皇后询问事发缘由，有人提出这可能是“阿豆那比之罪”，即两位神社祝者（即神职，神道体系内侍奉神的人）葬到了一起。神功皇后遣人调查此事，发现果然是有两个祝者合葬到了一起。将两人分葬后，异象褪去，日夜有别。
日本学者田中香涯认为，这里所谓的“阿豆那比之罪”即同性恋之罪；中国学者冯玮则指出，这段史料不仅说明同性恋在日本上古时代已然存在，而且还是一种会触怒神灵的罪行。
从“大逆不道”到“大行其道”
同样地，在日本的佛教僧侣阶层中，同性恋最初亦被视为一种“大逆不道”的罪行。
学界对于佛教“公传”的时间始终存在争议，在奈良时代（710~194）与平安时代（794~1192），佛教经典与思想源源不断地从大陆流入日本，先后形成了“南都六宗”（奈良时代兴起的佛教宗派的总称，即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华严、律六宗）与“平安二宗”（天台宗与真言宗）。在这一时期的佛教僧侣阶层中，“男色之好”广泛存在。日本学者碟川全次指出：“平安时代，僧侣要戒淫邪、禁娶妻。为了发泄生理需求......不少僧侣蓄养美少年，并进行变态的性行为。”
但这种行为在当时是不折不扣的罪行，例如源信（942~1017）所著《往生要集》一书对第三层地狱描述道：“此大地狱又分为16个小地狱，其中一处是‘恶见所’。强逼他人之子并对其进行侵害的邪道之人，会堕入此间承受苦难。若罪人有子，便将其子投入狱中，并用铁棍抽打、铁锥刺穿其阴部......狱卒将其倒吊起来，将铜器里的沸水灌入肛门，使沸水流入其身，经五脏六腑后从口鼻流出。但上述做法并不是全部的惩罚。‘恶见所’后，这些罪人还要被投入‘苦恼所’，在这里，他们要忍受烈火炽烤的残酷折磨，直到其皮开肉绽、死去活来。”
步入镰仓时代（1185~1333）以后，随着“镰仓新佛教”（净土宗、净土真宗、禅宗、日莲宗、时宗）的日渐兴盛，戒律日趋宽松，同性之恋也不再是一种罪。成书于镰仓初期、著者不明的《宇治拾遗物语》记载了一则笑话：一位高官选择一位据称从未犯戒、六根清净的僧侣撞钟，但他在撞钟之时却吓得瑟瑟发抖。迟疑许久后，这名和尚问“鸡奸应该无罪吧”，周围众人顿时大笑起来。而成书于1254年的《古今著文集》亦描绘了紫金台寺贯主（即主持）与一名叫“千早”的少年之间的爱情故事。
到了镰仓末期乃至室町时代（1336~1573），同性恋已经是文学与艺术作品中的一种常见题材了。成书于1305年的《续门业和歌集》中收录了许多“吟诵稚儿”的和歌，而许多画家也开始将男色与男男之爱作为绘卷的主题——其中不乏有高僧与美童之间凄美而又传神的爱恋。
我们熟知的一休法师（即动漫《聪明的一休》主人公，1394~1481）亦曾有诗云：“大圣文殊元开辟，金刚弘法再兴来。阴阳无气遍用处，人人入得呼善哉。” 江户时代的传闻说，有人问一休“男子相好，可谓阴阳混淆”，一休写了这首诗作为回应。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关于“众道（同性恋）说解”的书籍纷纷涌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478年刊行的《弘儿圣教秘传》（讲述僧侣与男童的故事）。
武士阶层的政治文化现象
在日本历史上，男色之好不仅存在于僧侣阶层，还流行于武士与其他阶层之中。
在平安末期，日本进入到“武者之世”，正如美国学者布雷特在《日本简史》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从朝廷统治到武士统治，这一转变使得日本的政治和文化发生了永久性的变貌。”同性恋很快为武士阶层所接受，并迅速发展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
在记录了镰仓时代诸多史实的书籍《吾妻镜》中，便有关于“舞童”的描述，例如：（元历元年十一月六日条）“......所劝申盃酒也，垂发吹横笛......”；（建久元年）“鹤岳宫法会，有童舞十人。”室町时代，男风日盛，例如“日本国王”足利义满（就是《聪明的一休》中那个傻萌的将军，1358~1408）便极好男色，其“近习”皆为美男子。
在“应仁之乱”（1467~1477）以后，日本进入战国乱世，这时候，蓄养“可爱的男孩子”已经不仅是一种风习或是审美，更是一种必要。
一方面，对于武士而言，战场成为其人生的一大舞台，在缺乏女性的军事行动中，性欲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要有赖于身边的同性。另一方面，“下克上”之风的盛行使得人人自危，“小姓”（侍童、近卫）俨然是其主君身边最亲近的侍卫、最贴身的防线。以“天下布武”为理想的“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蓄养了50余名“小姓”，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森兰丸（1565~1582）。他亦可谓战国时代最具代表的小姓：其一，森兰丸的父亲是织田家臣森可成，他死于宇佐山城之战，信长感念其忠诚，遂对森家遗孤格外照顾——收作“小姓”是延续主君·家臣关系的一种手段；其二，森兰丸俊美异常，由于男子元服（成人）后必须束发，信长甚至亲自下令不许他元服、让其披发，由此足见其天人之姿；其三，森兰丸颇负才华，弓道精妙、又擅长数理，其十四岁开始处理政事，十六岁便出任“诸事奉行”（总揽信长日常起居、使者接见、公文往来）。以森兰丸为代表，在武家集团内部，“小姓”从最初的“娈童”逐渐演化为一种兼“侍童”、“近卫”于一身的角色，有时甚至是主君的“预备家臣”。
江户时代（1603~1867）以后，武士阶层男风愈盛，三代将军德川家光（1604~1651）直至22岁仍不近女色，五代将军德川纲吉（1646~1709）豢养的“娈童”多达130余人。在这一时期，同性恋现象亦普及到町人（江户时代居住在都市的职人与商人的统称）内部。浮世草子作者井原西鹤（1642~1694）曾言：“没有盟兄的若众就相当于没人来提亲的姑娘。（“盟兄”、“若众”都是对男男相好者的称呼）。”而在歌舞伎、净琉璃的剧目中，同性相爱更是稀松平常之事。
此外，男色的性交易也日益发达。出身德意志地区的医生恩格尔伯特·坎普法（1651~1716）便观察到了“若众茶屋”招徕顾客的情形：“在这座城镇的主道上，坐落着9到10间小屋子，每间前面都站着一两个10~12岁左右的男孩，下流而又残忍的主人给他们穿上漂亮的衣服、画上精致的妆容、并让他们摆出女性化的姿态，这是为了满足富有的旅者们那私密的趣味——而日本人极其沉迷于这种恶习。”
日本学者猪口武德在《性》一书中指出：“日本的性意识是由自然的享乐主义与宗教的严格主义两者构成的。”在日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享乐主义的欲望论显然逐渐压倒了严格主义的罪恶观，而同性恋与男色之好，亦深深根植在了日本社会与文化之中。
魏灵学,国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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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历史上，男子之间的同性相恋曾十分盛行。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一书中便写道：“沉迷于同性恋游戏也属于传统的‘人之常情’，在古代日本，这是诸如武士、僧侣这样地位很高的人所认可的享乐。”同性恋作为一种现象在日本是何时出现的？武士和僧侣又为何会对其情有独钟呢？
触怒神灵的“阿豆那比之罪”
在日本，“弘法大师开基”是一个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弘法大师即日本真言宗（密宗）开宗祖师空海和尚（774~835）。“开基”即开创，本意指空海和尚开创真言宗，但后世“众道”（即男同性恋者）就此一语双关，暗喻空海既开佛法之基、亦开“男色”之基。在不少文献中，空海不仅是佛教“密宗”的弘扬者，更是男同性恋这一“秘好”的奠基人。这种说法散见于平安后期至江户时代诸多文本，俨然已是“书写构建之史”矣。
日本学者西山松之助在《众道风俗》一书中曾写道：“据传，众道（即男同性恋）的开基者乃弘法大师、中兴者乃一休，庆长三年问世的《弘法大师一卷书》对此有明确记载。换言之，所谓‘众道’就是从弘法大师的同性之爱开始的。”
但是对于这一传说，很早便有人提出了质疑。江户时代本草学家、儒学家贝原益轩（1630~1714）指出，虽然世间盛传宠爱男色之事始于空海法师渡唐以后，但是《续日本纪·卷二十·孝谦天皇·天平宝字元年条》中便已经有了‘通侍童’的说法，由此可见男色早在空海之前便已然存在了。这种说法在江户时代颇为流行。但如果参考上下文不难发现，这里的‘通侍童’是指年轻的侍婢，而不是那些江户时代的好事者所理解的“卡哇伊的男孩子”。
当今学界学者大多认为，《日本书纪·卷九·神功皇后摄政元年二月条》中的“阿豆那比之罪”可能才是日本史料中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最早记载。
这段史料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神功皇后摄政元年（201年），白天昏暗如同黑夜，这种异象持续了很长时间。神功皇后询问事发缘由，有人提出这可能是“阿豆那比之罪”，即两位神社祝者（即神职，神道体系内侍奉神的人）葬到了一起。神功皇后遣人调查此事，发现果然是有两个祝者合葬到了一起。将两人分葬后，异象褪去，日夜有别。
日本学者田中香涯认为，这里所谓的“阿豆那比之罪”即同性恋之罪；中国学者冯玮则指出，这段史料不仅说明同性恋在日本上古时代已然存在，而且还是一种会触怒神灵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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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本淡彩一休和尚像 |
从“大逆不道”到“大行其道”
同样地，在日本的佛教僧侣阶层中，同性恋最初亦被视为一种“大逆不道”的罪行。
学界对于佛教“公传”的时间始终存在争议，在奈良时代（710~194）与平安时代（794~1192），佛教经典与思想源源不断地从大陆流入日本，先后形成了“南都六宗”（奈良时代兴起的佛教宗派的总称，即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华严、律六宗）与“平安二宗”（天台宗与真言宗）。在这一时期的佛教僧侣阶层中，“男色之好”广泛存在。日本学者碟川全次指出：“平安时代，僧侣要戒淫邪、禁娶妻。为了发泄生理需求......不少僧侣蓄养美少年，并进行变态的性行为。”
但这种行为在当时是不折不扣的罪行，例如源信（942~1017）所著《往生要集》一书对第三层地狱描述道：“此大地狱又分为16个小地狱，其中一处是‘恶见所’。强逼他人之子并对其进行侵害的邪道之人，会堕入此间承受苦难。若罪人有子，便将其子投入狱中，并用铁棍抽打、铁锥刺穿其阴部......狱卒将其倒吊起来，将铜器里的沸水灌入肛门，使沸水流入其身，经五脏六腑后从口鼻流出。但上述做法并不是全部的惩罚。‘恶见所’后，这些罪人还要被投入‘苦恼所’，在这里，他们要忍受烈火炽烤的残酷折磨，直到其皮开肉绽、死去活来。”
步入镰仓时代（1185~1333）以后，随着“镰仓新佛教”（净土宗、净土真宗、禅宗、日莲宗、时宗）的日渐兴盛，戒律日趋宽松，同性之恋也不再是一种罪。成书于镰仓初期、著者不明的《宇治拾遗物语》记载了一则笑话：一位高官选择一位据称从未犯戒、六根清净的僧侣撞钟，但他在撞钟之时却吓得瑟瑟发抖。迟疑许久后，这名和尚问“鸡奸应该无罪吧”，周围众人顿时大笑起来。而成书于1254年的《古今著文集》亦描绘了紫金台寺贯主（即主持）与一名叫“千早”的少年之间的爱情故事。
到了镰仓末期乃至室町时代（1336~1573），同性恋已经是文学与艺术作品中的一种常见题材了。成书于1305年的《续门业和歌集》中收录了许多“吟诵稚儿”的和歌，而许多画家也开始将男色与男男之爱作为绘卷的主题——其中不乏有高僧与美童之间凄美而又传神的爱恋。
我们熟知的一休法师（即动漫《聪明的一休》主人公，1394~1481）亦曾有诗云：“大圣文殊元开辟，金刚弘法再兴来。阴阳无气遍用处，人人入得呼善哉。” 江户时代的传闻说，有人问一休“男子相好，可谓阴阳混淆”，一休写了这首诗作为回应。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关于“众道（同性恋）说解”的书籍纷纷涌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478年刊行的《弘儿圣教秘传》（讲述僧侣与男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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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兰丸 |
武士阶层的政治文化现象
在日本历史上，男色之好不仅存在于僧侣阶层，还流行于武士与其他阶层之中。
在平安末期，日本进入到“武者之世”，正如美国学者布雷特在《日本简史》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从朝廷统治到武士统治，这一转变使得日本的政治和文化发生了永久性的变貌。”同性恋很快为武士阶层所接受，并迅速发展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
在记录了镰仓时代诸多史实的书籍《吾妻镜》中，便有关于“舞童”的描述，例如：（元历元年十一月六日条）“......所劝申盃酒也，垂发吹横笛......”；（建久元年）“鹤岳宫法会，有童舞十人。”室町时代，男风日盛，例如“日本国王”足利义满（就是《聪明的一休》中那个傻萌的将军，1358~1408）便极好男色，其“近习”皆为美男子。
在“应仁之乱”（1467~1477）以后，日本进入战国乱世，这时候，蓄养“可爱的男孩子”已经不仅是一种风习或是审美，更是一种必要。
一方面，对于武士而言，战场成为其人生的一大舞台，在缺乏女性的军事行动中，性欲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要有赖于身边的同性。另一方面，“下克上”之风的盛行使得人人自危，“小姓”（侍童、近卫）俨然是其主君身边最亲近的侍卫、最贴身的防线。以“天下布武”为理想的“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蓄养了50余名“小姓”，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森兰丸（1565~1582）。他亦可谓战国时代最具代表的小姓：其一，森兰丸的父亲是织田家臣森可成，他死于宇佐山城之战，信长感念其忠诚，遂对森家遗孤格外照顾——收作“小姓”是延续主君·家臣关系的一种手段；其二，森兰丸俊美异常，由于男子元服（成人）后必须束发，信长甚至亲自下令不许他元服、让其披发，由此足见其天人之姿；其三，森兰丸颇负才华，弓道精妙、又擅长数理，其十四岁开始处理政事，十六岁便出任“诸事奉行”（总揽信长日常起居、使者接见、公文往来）。以森兰丸为代表，在武家集团内部，“小姓”从最初的“娈童”逐渐演化为一种兼“侍童”、“近卫”于一身的角色，有时甚至是主君的“预备家臣”。
江户时代（1603~1867）以后，武士阶层男风愈盛，三代将军德川家光（1604~1651）直至22岁仍不近女色，五代将军德川纲吉（1646~1709）豢养的“娈童”多达130余人。在这一时期，同性恋现象亦普及到町人（江户时代居住在都市的职人与商人的统称）内部。浮世草子作者井原西鹤（1642~1694）曾言：“没有盟兄的若众就相当于没人来提亲的姑娘。（“盟兄”、“若众”都是对男男相好者的称呼）。”而在歌舞伎、净琉璃的剧目中，同性相爱更是稀松平常之事。
此外，男色的性交易也日益发达。出身德意志地区的医生恩格尔伯特·坎普法（1651~1716）便观察到了“若众茶屋”招徕顾客的情形：“在这座城镇的主道上，坐落着9到10间小屋子，每间前面都站着一两个10~12岁左右的男孩，下流而又残忍的主人给他们穿上漂亮的衣服、画上精致的妆容、并让他们摆出女性化的姿态，这是为了满足富有的旅者们那私密的趣味——而日本人极其沉迷于这种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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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海铜塑 |
日本学者猪口武德在《性》一书中指出：“日本的性意识是由自然的享乐主义与宗教的严格主义两者构成的。”在日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享乐主义的欲望论显然逐渐压倒了严格主义的罪恶观，而同性恋与男色之好，亦深深根植在了日本社会与文化之中。
魏灵学,国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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