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图尼埃散文6篇

米歇尔·图尼埃散文6篇
【 钥匙和锁 】
（付迪彦/译）
在所有的老房子中，应该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钥匙与锁并不完全匹配，而在我家的老房子里，钥匙与锁则完全不匹配。我有满满一抽屉钥匙：精致拷边的挂锁的钥匙，中空的长杆钥匙，双齿的钻石钥匙，如伤人武器般巨大的钥匙，写字台的有花边状精致匙扣的钥匙，简单的万能钥匙，其唯一的不足恰恰是哪儿都打不开。因为屋里的任何一把锁都不愿屈从这些钥匙——这就是秘密所在。我曾经天真地将它们一一试过，但它们的“开胃酒”功效，正像帕斯卡尔说的那样，是零。那么，所有这些或多或少形如问号的美丽钥匙是从哪儿来的呢？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无须多言，房子里的每一把锁都没有钥匙，因而我所有的钥匙以及同样多的锁由于不配套而都没用了。就像有一个调皮的小精灵绕村庄团团转了一圈，将一所房子的所有钥匙换给了另外一所。
不过，这一现象是极具象征意义的——整个世界不过是一系列的锁和一堆钥匙的结合体。锁可以是人脸、书籍、女人、异邦、艺术品、天上的星座；而钥匙则是武器、金钱、男人、运输工具、乐器、常用工具。钥匙，只需会用，锁，只需会养护……以便能控制它。
锁给人以关闭的印象，而钥匙则代表一个开启的动作，两者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形成了各自截然相反的需求与职责。一把没有钥匙的锁，就像一个等待人去识破的秘密，一件亟待澄清的晦涩的事，一段需要解读的碑文。有些人像锁，其特征表现为耐心、顽固、足不出户。这是一些成年人，他们起誓说：在将一切弄明白之前我们不离开这里！但是一把没有锁的钥匙，则是一份旅行邀请。拥有一把无锁钥匙的人不应故步自封，而应拿着他的钥匙，跑遍五湖四海，试遍所有的锁。孩子们总会问：这有什么用呢？他们相信每一件事物都是一把钥匙，都有一把锁与之匹配。
入户偷盗者分属于二者中的一类。不要让那个手拿一串万能钥匙悄悄地走进你房子的家伙给你造成假相，这不是一个钥匙型的人，而是一个锁型的人。他小心谨慎而有条不紊。看，他虔诚地跪倒在他选择的锁前，然后将撬锁钩一一插入，就像是一个穆斯林的大臣向他年轻的君主呈报求婚者。钥匙型盗贼只有一把钥匙，就是撬门用的铁棒或者焊割枪。其实这不过是个粗野的“雇佣兵”，就像野蛮的亚历山大，用他的利剑快刀斩乱麻一样地迅速将锁撬开。
这些诡计和暴力都是调皮精灵犯的错误，它搅乱了流浪的钥匙民族和固定的锁部落之间的关系。歇斯底里而又怪诞的叫声从一边传到另一边。我们将其称为小婚姻告事。一个诗人曾悲伤地说；我爱，并被爱着。只有当对方是同一个人时，这才会是幸福！
我要说，这真是个调皮的精灵！
【楼梯精神】
（乐凌燕 译）
在房子的首选预想结构中，加斯东·巴歇拉尔①赋予阁楼和地窖一种基础角色。对单层的房子——以及单层的公寓套间——而言，它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维数变化，即伴随着与其配套的走上走下的垂直空间变化。这种垂直空间变化是通过楼梯得以实现的，尤其是那两段对立而又互补的楼梯：下到地窖的楼梯和上到阁楼的楼梯。因为，请注意，我们总是“下”到地窖，而“上”到阁楼，尽管最基本的逻辑也要求与之相反的动作。
然而，如果说这两个楼梯共同拥有某种神秘，及其因生硬呆板而令人感到的不舒适，那么另一方面，它们还拥有一些完全不同的性质。前者石质，冰冷、潮湿，散发着一股发霉和过熟的苹果的气味；后者木质，干燥、轻便，嘎吱作响。它们因此预示了所通往的世界的样子，阴暗的地窖里，因岁月的积累，洋溢着陈年的葡萄酒香；积满灰尘的阁楼上，犹如孩子们的乐园，躺着摇篮、布娃娃、画册，以及用麦秸做饰带的帽子。
是的，正是如此：楼梯是它所通往的地方的预示。当它从赌场向上延伸到妓院，充斥着过分性感和浓厚香水味的裙子的摇曳，这种预示就达到了其最强烈的程度。
我们应该设立一个楼梯保护协会。悲惨主义的建筑学取消了楼梯的设置，或者将其简化到最低限度，这是很可悲的。那些巨型塔楼不得不为自己设置电梯，这些阴郁的浮沉子，犹如垂直的电棺材一般。城市规划的古老——或是文雅？——法则曾要求从一个楼梯平台到另一个的梯级数目不超过二十一。那是人性化的尺度。
确实，也存在无用的、纯粹的或是宏伟庄严的楼梯，这种楼梯是没有尺度的，楼梯作为房屋的主角，它极力要求两样东西，两样现今世界越来越抗拒我们的东西：空间和努力。
空间，豪华的大楼梯，像一把巨大的扇子铺展开来，将空间一口吞下。在一个高大华丽的建筑物中，楼梯要求处于重要点、中心位置，它显然梦想占据所有，侵占整个内部空间。它建议我们在它的阶梯上生活，在它的平台上睡觉。并且，在巴黎的“卡西诺”和“疯狂的牧羊女”夜总会的舞台上，当楼梯如同一个巨大而又世俗的临时祭坛，展示那些最可爱的、奢侈地裸露着的肌肤时，它的确占据了所有空间。
但是，登上楼梯颇为费力，下楼又极为危险。谁能不记得塞茜尔·索雷尔②在剧中穿着厚底靴，盛装打扮经历了下楼的危险后，那一声挑衅的高叫：“我下完了吗？”
① 加·巴歇拉尔（1884-1962），法国作家、哲学家。
② 塞·索雷尔（1873-1966），法国戏剧女演员。
红与白
（辛芳芳 译）
他们在圆形马戏场上搭档演出，然而他们却截然不同。白小丑，身着丝绸，脸扑白霜；前额一边的眉毛高高挑起，似一个问号；脚穿细长的釉面薄底浅口皮鞋，拱形小腿上套着网眼长筒袜，好一副贵族的傲慢气派。而红小丑有着酒醉般红润的脸，土豆似的鼻子，宽大的嘴巴，傻愣愣的双眼；那双巨大无比的鞋子使其脚步显得无比笨拙；在他那里一切都流露出无知和粗俗；而打击和嘲讽不久将倾落在他那土耳其人般可笑的脑袋上。
这两个小丑代表了两种对笑截然相反的审视。白小丑表现傲慢、揶揄和嘲讽，总是一语双关——这是一个隐晦的高手。他引起观众对别人尤其是对那位庄严的红小丑发笑，而自己却有跟他们保持着距离，无动于衷、无法触及——他引起的阵阵笑声似乎总与他自己无关。这是专门为红小丑准备的一盆冷水，红小丑在那里只是为了挨浇。而红小丑，则不断地讲着说着，他的奇装异服、滑稽至极的模仿表演，都让自己整个地置于所有的攻击之下。他们有权利让自己美丽、聪明，甚至是可怜巴巴，因为这会损害他存在的价值——让人发笑。对白小丑来说，们有什么太过高雅的：羽毛与羽绒，花边与塔夫绸，水晶玻璃与小金片。对红小丑来说，们有什么太过荒唐可笑的：假发套，发声纸板做的头壳，巨大的护胸，赛璐珞硬袖口。
同样，这两个人物也很好地代表了面对生活时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我们所有人，只要我们存在着，面对不同的生存境况，便每时每刻都要决定做白小丑还是红小丑。我们可以拍一下自己的胸膛——或是出于自责，或是出于傲慢的挑战；吸引别人的目光或尖叫；引起众人对自己的赞美或斥责。这是卢梭、拿破仑、一切戏剧人物及所有专制君主采取的红小丑态度。相反，采取伏尔泰、塔列朗①那样白小丑生活态度的人，则成为时代的讽刺见证者，那是些外交家、阴谋家；所有想静观和操纵却不自我暴露的人；想取胜却不拿自己的自由、财产及人身冒险的人。
① 塔列朗（1754-1838），法国政治家、外交家，在封建王朝时期、大革命时期、拿破仑时期、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连续受重用，担任政府重臣。
平面的生活
（董莹 译）
　 眼镜商放下检验镜，一边说话，一边带着明显的好奇表情，窥伺着他的话将在我身上产生的效果：“哦，好的。事情很简单，您是独眼龙。”
　　“独眼龙？我？但我有两只眼睛，并且是用两只眼睛来看世界的啊！”
　　“或许您是用两只眼睛来看的，但绝不是同时用两只眼睛。您的右眼近视，而左眼远视，这两个缺陷恰好使得您的双眼可以交替工作。我们假设您面前二十厘米处放着一个物体。”说着他从桌上拿起一张写有字母的卡片，“您当然看得见这张卡片，但只是用您的右眼。对您的左眼来说，这个物体太近了，因此它此时处于休息状态。现在卡片距您五十厘米，您的右眼开始感觉不适。但您的左眼，也就是远视眼，却苏醒过来。再远十厘米，行了。您的右眼放弃了，并将接力棒传给了自己的邻居。左眼忠诚地接替了右眼，而您什么也没注意到。”
　　“太奇妙了！我是多么完美啊！我的眼睛是多么聪明啊！确实如此，既然人们长着两只眼睛，为何不让它们各有专攻，分工协作呢？”
　　“请您不要太过得意。”眼镜商说，“因为，只要您不在乎能否感觉到物体的凹凸起伏，一切都会相安无事。”
　　“因为我感觉不到物体的凹凸起伏吗？”
　　“您当然感觉不到。要感觉到物体的凹凸起伏，必须同时用两只眼睛进行观察。两幅相似但不相同的图像之间的微小差距产生立体感。”
　　“因此我是生活在一个只有两维的世界中了？”
　　“是的，您看到的是一个平面世界。对您来说，有左有右，有高有低，至于深度，则根本没有，这便是独眼龙的视觉。”
　　“您提示的情况多么令人震惊啊！那么我该做些什么呢？”
　　“我要给您配副眼镜，有了它，您就可以同时用两只眼睛来看世界了。”眼镜商许诺说。
　　三天后，戴着这副应该会给我的双眼有益辅助的眼镜，我再次走出眼镜店。我便立刻不得不闪身让一位夫人进门。一个夫人？应该说是一只鼻子，一只后面跟着一位夫人的鼻子。因为我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鼻子，硕大，无边，尖利，如同一只鹳嘴向我直刺而来。
　　接着便到了马路上。马路？毋宁说是蜂拥直撞，地狱一般：钩子遍布，军刀挥舞，长矛林立，愤怒的公牛一般的人群奔突拥挤。汽车如同发疯的猎狗向我狂奔而来，行人跳向我又在最后一刻准确无误地避开，各种物体好像眼镜似的，直冲我的脸跳将过来。我成了一种普遍的、明显的仇恨的对象。
　　最终，我得救了，折叠起来的眼镜消失在了衣兜里。哦，多么柔和！哦，春天！行人和汽车毫无起伏地滑行而过，好似反映在帘幕上的影子。建筑物构成了画在同一平面上的一幅无害的背景。妇女们又重新变得温柔可人，好似在时尚杂志的页面上一般变换着位置。我还发现了人类普遍的相互对照的四个动作的秘密。首先，是为了友好的握手而伸出的平展的手与握成拳头准备打人或至少是咒骂的手的对立。但尤其是微笑，这是所有动作中最平面而又最适宜二维空间的动作：嘴向两边咧开，眼角皱起。这就是平面生命的绽放。孩子深谙此道，为了在做鬼脸时创造出第三维度，他便伸出舌头，这恰好构成了微笑的对立面。
　　弗兰西斯·培根和拉乌尔·杜飞①。眼镜把我投入培根过分的、侵略性的、螺旋状的世界中。摘下眼镜，我又重新找到了杜飞画幅中亲切的花枝图案、歌唱的主题和轻快的鸟儿。
①弗兰西斯·培根(1909—1992)，英国画家。
拉乌尔·杜飞(1877—m53)法国画家和设计师。
树与路
（王旻 译）
如果您仔细观看一道风景——山坡、树林、房屋、河流，还有道路，那么您会发现风景的和谐往往在于固定不动的主体与交通线之间的微妙平衡，其中甚至不需要人，因为这种动与静的游戏不需要任何奔跑者或沉睡者来参加，有景物就足够了。
景物中有一些是中性的，观赏者既可信目浏览，又可定睛凝视，丘陵、山谷和平原便是这种类型。每个观赏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赋予景物以活跃性或稳定性。另外一些景物，主要是树和房屋，则具有生根性。其他的，如路和河流，则由于某种或强或弱的活力而显得生机勃勃。
一定要促成景物间的平衡，并将它保持下去。一个灯塔竖立在波涛拍击的暗礁间，一座堡垒坐落于难以攀登的岩石高处，一间樵夫的茅屋隐蔽在无明路可循的树林中，这些景物不可避免地被笼罩上一种非人类的气氛，置身其中会感到孤独、恐惧甚至有罪。这是因为它们都包含着过多的凝滞因素，一种类似监狱般的钳制心灵的死寂。
但是，与之相反的不平衡性也并非不严重，正是它不断催生着现代生活。城市兼具两种功能：最基本的是居住功能，其次是交通功能。现在，我们到处都能感觉到，居住功能被忽视而成为交通的牺牲品，为了使城市更加畅通，我们失去了绿树、喷泉、市场和陡峭的河岸。城市也越来越无法居住了。
筑路材料与道路宽度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人们用沥青公路代替了乡村石路或土路，改变的仅仅是一种颜色，却搅乱了生动的的视觉和村庄的感觉。因为石头或泥土表面粗造不平，容易渗透，因此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地面的渗透性让人不禁去猜测它的深度。然而极其光滑又不易渗透的带状沥青路面却使目光游移，并转向远处的地平线。树木与房屋的根基被鳗鱼般蜿蜒的公路破坏，看上去就像摇晃着要从滑梯上滑下来一般。因此，无论我们如何夸赞古老粗糙的花岗岩路都不为过。它将一种绝对的个体性和一种不可摧毁的圆润光滑，奇特地连接了起来。正是这所谓的个人主义，造就了花岗岩路的不规则性和长满青草的缝隙，它们愉悦了眼睛和心灵，但对车轮却绝非乐事。
因为车轮和脚有着不能并存的要求，这是我们文明的一个小悲剧。车轮希望柏油路平展而有黏着性，它讨厌下陷、颠簸，尤其不喜欢侧滑失去控制。脚则能适应这些情况，甚至那些滑动失足都会令它高兴。它最喜欢在多沙的或含沙砾的地面上轻轻摩擦，陷进去一点却不要太多，就像踩在割绒地毯上一样。它不想被毫无弹性的地面生硬地弹回。阳光下的几缕尘埃，下雨时的斑斑泥浆，全都让生活显得更美好。
【猫和乌龟】
（李亚男 译）
装饰房子向来都不是我的长项。就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我刚搬来这栋房子时，我曾热爱它的空荡，房间由于没有家具而具有一种特殊的音质，而毫无装饰的墙壁更让我觉得作为作家的自己面对着一张白纸。在我最偏爱的趣闻里有一段是关于毕博思克亲王的，他是世纪初巴黎社交圈里的一大名人，是个会不断感到乏味，追求优雅并且才智洋溢的人，可以称得上是生活艺术的专家。有一次，亲王的一个朋友，一位富有的审美大师，为自己刚刚得到的一座房子亲手做了装饰。房子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可爱，家具也都安置得那么和谐。他邀请毕博思克亲王来参观这件奢侈的高品位杰作。亲王参观着，看着，研究着，欣赏着，最终一下子坐在了一把扶手椅里。房子的主人倾耳等待着即将从他唇间流出的宣判。最后毕博思克说了一句：“好，不错，可为什么不试试什么都没有呢？”
正是这个“什么都没有”，成了我对房子要求的基本点。而剩下的，就让时间来工作了。每一天、每一年都应该留下它的踪迹。这座房子是我生命的25年x365天=9125天的一点一滴的印证。
其实它很像是我多年来慢慢分泌出来的一个壳。它的复杂、杂乱和荒谬正是我的简单、规律和理性的反面。尤其在我把它借给朋友的时候，我能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那些朋友是讲究、谨慎而且仔细的人。他们出乎意料地不安，对于无意间造成的损坏深感局促。这就对了，这个壳并不是为他们塑的！仅此而已！它将我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手势都刻在了自己身上。它正是我日常生活的模子。
在精炼的调整中，有着对幸福的承诺，然而却并不是没有代价。我清楚地看到在建造这个围绕着我的居住中心的过程中，我使自己缓慢而无情地变得沉重起来。这是一种特殊的隐伏的变老方式。这座房子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自身的一部分，而它的那种存在形式就好像龟壳是乌龟的一部分。可有谁愿意当一只乌龟呢？人们都愿意把自己想象成燕子或者云雀，也就是说正相反……
有时候，我也会产生一种出离的情绪，想解脱一下。卖了它。把一切都尽快处理掉。扔掉那些陈年旧物，将我的习惯随同它们一起扔掉。然后一切从零开始。在龚古尔学院，我有两个朋友就用毕生的精力做着这件事。他们花去多年的时间来获得一座房子然后对它进行改造。为了装修新房子，多漂亮多麻烦花多少钱都不为过。然而杰作一旦完成，他们便开始把目光投向别处了。因为在他们眼中，这座房子已失掉了它所有的魅力。巴赞和努里西埃①都是如此。我在布列塔尼②地方有一块地，位于海岸悬崖的边上。每天的涨潮和退潮都为它换装。我可以找一位建筑师朋友帮忙，在那里盖一座既不失当地特色，又具超现代风格的房子，全部采用玻璃板装饰，可以一眼望出去就看到花园、悬崖、大海……但如果要违背这座老宅的风格，那可不行：那就像要让我截掉一只胳膊或是一条腿。
于是，我看看我的猫。它属于金黄色毛发的那种，中国人曾养殖此类猫以获取皮毛。我也被警告过要小心那些皮毛收藏者。他们也许会在某一天或某一夜“拿走”我家猫的皮。
我的猫是这所房子和这座花园的灵魂。它与房子所有角落和所有隐藏角落的融合力实在令人迷惑。它可以任意地消失，并让人怎么都找不着。然后突然，它又重新出现了，当我问它：“你到底去哪儿了？”它就看着我，似乎在说：“我？我没动啊！”我们真应该为它创造一个超级适应力的概念，因为如果当我们要把它带到其他地方的时候，它便会上演令人心碎痛苦的一幕。对一只猫来说，一次旅行是一场无法弥补的灾难。一次搬家，便到了世界末日。我是多么理解它日夜证明给我的这一堂叫做“完全定居”的课程！它在这里的完全扎根对我真是巨大的震撼！
话说得远了。太远了。其实也并不远过我家花园南墙的另一头。这个另一头，是村庄的墓园。有时我会听见铲锹的声音。形而上的声音：掘墓者在挖坑。它表现的正是那种村民们世纪相传的定居性。还有以下这些词之间具有令人迷惑的亲和性：房子-博物馆，土壤-灰烬，花园-墓地。还有时间的这两个层面。一面是总是新鲜且不可预见地充满了喧嚣与愤怒的历史；另一面则循环往复，就像封闭的时钟表盘，因为事件不会进入那饱含绿、金、赭、白四种颜色的永无止境的四季圆舞曲中。
我的猫向我抬起它那谜一般的面孔。它慢慢闭上金色的眼睛，一言不发。
① 埃·巴赞（1911-1996），法国当代作家，龚古尔学院成员。
弗·努里西埃（1927- ），法国当代小说家，龚古尔学院成员。
② 布列塔尼，法国西部靠海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