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制的崩溃

周公制周礼，其推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天子对率土之滨的王臣鞭长莫及。当时的统治能力也是粗糙，所以只能试图依靠诸侯卿大夫的自觉自律。或许中世纪西方骑士、贵族阶层中的普遍荣誉感是礼法制希冀的社会蓝图吧。
但这仅仅是在一个达成普遍共识的小群体中试行的，一旦出现从门口闯入的野蛮人，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平衡就会被彻底打乱。举几个被坑哭的例子：
在春秋时诸侯会盟很常见，有规定随从的兵马人数，大家也都遵守了上百年。结果发家于化外之地的非主流暴发户——吴王夫差根本不管中原的规矩，从修好的驰道把全国的兵力都调来给自己站台，从晋国手里抢来还没捧热乎的盟主之位；
无独有偶，宋襄公灭了几个小国后自信爆棚，想召开诸侯大会，但咱得搞出特色啊，于是号召各诸侯学关公“单刀赴会”来表示仁德（穿越了）。结果这些倒霉蛋被楚王一锅端全给绑票了，不见钱和土地就不放人…这宋襄公是个奇葩，和楚国打仗的时候，放弃了趁其渡河时攻击的良机，认为其不合礼法、仁德，最终破城被俘。被毛主席痛批为“蠢猪似的仁义道德”。
这些本是礼法所规制的正确之举，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动荡时代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这不仅仅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还是战争对塑造一个社会的深刻案例。从春秋到战国，战争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春秋早期和中世纪很多战争都是带有某个贵族家事性质的，以诸侯及其附庸的卿、大夫为单位，底层人民的生活不受太大影响。
但是进入战国以后，实现了全民动员的歼灭战，所以才出现了齐魏马陵之战、秦楚蓝田之战、秦赵长平之战等与战双方均超过10万人的大兵团作战，底层社会被裹挟其中。日后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就是通过在乱世中“视人命如草芥、万物为刍狗”对人命收割来平衡，从而实现了人地矛盾的最终解决。
战争对社会秩序的颠覆还体现在游侠的出现。政治承平时代，他们以士的形象出现，修齐治平，渴望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当社会平衡被打破，秩序开始混乱，这些人就撕碎官服，以任侠为手段宣泄不满。看似两个相对立的身份，在他们身上通过价值观的线有机的串连到了一起，并不冲突。韩非子在《五蠹》中把游侠、儒生并列，一个以武一个用文破坏法纪，威胁专制皇权，私以为还是很有洞见的。
这种游侠之风在战国达到了顶峰。战国后期，各国养士成风，所谓“四大公子”（即魏国信陵君、赵国平阳君、齐国孟尝君、楚国春申君）均因其手下的士而真正名声大噪：
信陵君窃符救赵，使“邯郸先震惊”，得益于手下猛士朱亥，而朱亥也是侯赢推荐的。平阳君手底则有爱好自荐的毛遂，威胁楚王如果不签约就滋他一脸血（不平等条约啊）；孟尝君手下不仅有把债券烧了的冯谖，还有“鸡鸣狗盗”之徒帮助主子渡劫；春申君现在有点火啊（不过和芈月的恋情有点扯），他在门客的帮助下成功说服秦昭王把在秦国当人质的楚国太子（之后的楚考烈王）送回去了，后来他又留了一手，把自己的孩子移花接木送上了王位。
这种风潮后来甚至延续到了秦汉时期。汉初三大将中的彭越和黥布都是出身江湖，身逢乱世就披剑上马逐鹿中原了。到了西汉建立，他俩也不干寂寞又想作乱，最终被刘邦镇压。这个事件还在继续发酵之中：已经在儒生叔孙通的帮助下建立起规范礼仪制度的大汉政权，岂能容下有人继续恃武逞凶、目无法纪。政府马上采取措施，把地方豪门大族统一迁到了长安城，就在跟前好好盯住你们。又掀起了打黑风暴，在江湖上极有威名的朱家、郭解都是作为典型被严打的（其事迹详见《游侠列传》）。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礼法制本身催生了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也是各流派思想的源头。先哲们通过个人对其含义的理解，再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孕育出了自己的一整套哲学、政治思想。汉初休养生息，“萧规曹随”采用黄老学说；到了汉武帝时期，把儒家对礼法制的理解固定下来，制订了官方的解读版本，并以“外儒内法”作为治国的方针。
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还生活在礼法制的余晖下。它像一颗进入暮年的红巨星，内核虽然收缩了，但外壳还在继续的膨胀着，利用它强大的引力，影响着周围的星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