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生活，看不见的黑羊
卡尔维诺总是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尽管这种惊喜时常掺杂苦涩的感受。
既然人人都是贼，那么也就意味着“盗窃”这种看上去不太体面的行径摇身一变堂而晃之地成为了生活的常态。作者先是为实施这一行径的人们个个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光彩外衣，随后又毫不留情地把从衣领到下摆间的扣子挨个抠掉，露出了这一行径的实施者最常态化与本质性的东西——你们“个个都还是贼”。这就有点像初等数学里的“反证法”：先假定一件事绝对正确，而后再利用基于此事的推论得出完全荒谬的结果 。卡尔维诺要的就是这种结果。
卡尔维诺的小说的字里行间都透着浓浓的理性色彩，这可能与他那作为植物学家的父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可以看到，这篇结构与他的大脑同样精巧的寓言体小说承袭了他的一贯风格——严谨理性、逻辑性极高且具有高度概括性。
卡尔维诺自己就曾经表示： “我与一个哲学家截然不同，我只是一个遵循故事内在逻辑的作家。”（《世界报》，1970）换句话说，他是在不断挖掘与发现现实中的诸多事件之间本来就存在的内在联系，并用时而滑稽幽默时而充满哲理地诗意性的语言尝试叙事的无限可能。同时他也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共在”存在两种非本真状态：一种是让自我消失在他人之中，即沦为“常人”（they）；另一种则是用自我代替他人，即“介入”（leap-in） 。 “超脱”（leap-ahead）与“共在”对立，即自我保持了与他人的距离，达到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平衡关系，同时又能以我为主，回应他人。
联系海德格尔对“共在”与“超脱”的解读使我不禁又想起了贾樟柯镜头前的小武，被铐在电线杆上接受大众围观的他才是生活中盗窃者的本来面目。不加掩饰的盗窃者或许就如同那只“黑羊”，始终处于被认可的反面。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风风光光用重金操办婚礼并在电台及其他媒体大肆宣扬的走私贩子——他很好地掩饰了自己，如同狐狸一样扫去了身后的脚印，肆无忌惮从本该作为税款上交国库用来改善民生的资金中分得大大一杯羹。不得不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
关于这篇文章，我在和损友交流时套用了《中国合伙人》中邓超的一句对白：“你听一个人说话，要听他没说什么。”卡尔维诺没说，那个“诚实人”其实到最后也完全没问题，有问题的是那个病态的社会；卡尔维诺没说，那个“诚实人”，那头“黑羊”，其实相当迂腐顽冥以及不开窍，入乡随俗的道理都不懂么；卡尔维诺没说，人要应当学着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情况，而不是傻站着等待社会如同桥下打漩涡的河水那样倒退回去。
能读懂写作者没说什么，你才算活明白了。因为只有他没说的才是他真正想说的，他越是想要欲盖弥彰，你就越要神机妙算读出关键点，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文字表面抓无关紧要的字眼，只简简单单拿“贫富差距不合理”这样武断而又略带文革老腔的论调议论一番草草了事。
这种捕捉内在的能力与阅历有关，更与眼界有关，正如舒芜评价《红楼梦》的艺术价值时说的那样，“它（《红楼梦》）的独特的卓越的艺术贡献就在这里。少男少女的读者倒未必真能理解它，反而越是成年，甚至老年，越是爱读，越是能领略其中深意，每一个人都能从中获得‘童心来复梦中身’的难得的人生体验和艺术享受”。
好的作家首先是一个艺术家，艺术分为很多流派，有“大巧若拙”型的，也有“后现代炫技”型，它们中都有许许多多难得的佳作。不管哪一种流派中的佳作，我们都应在尊重与理解的前提下一步步剖析与感悟蕴含其中的独到的美。
既然人人都是贼，那么也就意味着“盗窃”这种看上去不太体面的行径摇身一变堂而晃之地成为了生活的常态。作者先是为实施这一行径的人们个个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光彩外衣，随后又毫不留情地把从衣领到下摆间的扣子挨个抠掉，露出了这一行径的实施者最常态化与本质性的东西——你们“个个都还是贼”。这就有点像初等数学里的“反证法”：先假定一件事绝对正确，而后再利用基于此事的推论得出完全荒谬的结果 。卡尔维诺要的就是这种结果。
卡尔维诺的小说的字里行间都透着浓浓的理性色彩，这可能与他那作为植物学家的父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可以看到，这篇结构与他的大脑同样精巧的寓言体小说承袭了他的一贯风格——严谨理性、逻辑性极高且具有高度概括性。
卡尔维诺自己就曾经表示： “我与一个哲学家截然不同，我只是一个遵循故事内在逻辑的作家。”（《世界报》，1970）换句话说，他是在不断挖掘与发现现实中的诸多事件之间本来就存在的内在联系，并用时而滑稽幽默时而充满哲理地诗意性的语言尝试叙事的无限可能。同时他也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共在”存在两种非本真状态：一种是让自我消失在他人之中，即沦为“常人”（they）；另一种则是用自我代替他人，即“介入”（leap-in） 。 “超脱”（leap-ahead）与“共在”对立，即自我保持了与他人的距离，达到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平衡关系，同时又能以我为主，回应他人。
联系海德格尔对“共在”与“超脱”的解读使我不禁又想起了贾樟柯镜头前的小武，被铐在电线杆上接受大众围观的他才是生活中盗窃者的本来面目。不加掩饰的盗窃者或许就如同那只“黑羊”，始终处于被认可的反面。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风风光光用重金操办婚礼并在电台及其他媒体大肆宣扬的走私贩子——他很好地掩饰了自己，如同狐狸一样扫去了身后的脚印，肆无忌惮从本该作为税款上交国库用来改善民生的资金中分得大大一杯羹。不得不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
关于这篇文章，我在和损友交流时套用了《中国合伙人》中邓超的一句对白：“你听一个人说话，要听他没说什么。”卡尔维诺没说，那个“诚实人”其实到最后也完全没问题，有问题的是那个病态的社会；卡尔维诺没说，那个“诚实人”，那头“黑羊”，其实相当迂腐顽冥以及不开窍，入乡随俗的道理都不懂么；卡尔维诺没说，人要应当学着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情况，而不是傻站着等待社会如同桥下打漩涡的河水那样倒退回去。
能读懂写作者没说什么，你才算活明白了。因为只有他没说的才是他真正想说的，他越是想要欲盖弥彰，你就越要神机妙算读出关键点，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文字表面抓无关紧要的字眼，只简简单单拿“贫富差距不合理”这样武断而又略带文革老腔的论调议论一番草草了事。
这种捕捉内在的能力与阅历有关，更与眼界有关，正如舒芜评价《红楼梦》的艺术价值时说的那样，“它（《红楼梦》）的独特的卓越的艺术贡献就在这里。少男少女的读者倒未必真能理解它，反而越是成年，甚至老年，越是爱读，越是能领略其中深意，每一个人都能从中获得‘童心来复梦中身’的难得的人生体验和艺术享受”。
好的作家首先是一个艺术家，艺术分为很多流派，有“大巧若拙”型的，也有“后现代炫技”型，它们中都有许许多多难得的佳作。不管哪一种流派中的佳作，我们都应在尊重与理解的前提下一步步剖析与感悟蕴含其中的独到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