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鉴赏目录学（关于读书家之目录学的传承与光大）
试论鉴赏目录学（关于读书家之目录学的传承与光大）
@德辛成己[文]
要为一门学科结构一个合理的学科体系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法，其中根据学科的功用来结构是最为通行的方法之一。因为功用既能反映学科的本质，又决定着该学科的任务。根据近现代目录学家们的总结，中国目录学的学科功用主要有三个方面：指示门径、体察流变和提供线索。相应派生出三个主要分支学科，即鉴赏目录学（读写目录学）、专门目录学（专科目录学等）和实用目录学（图书馆目录学等）。目录学的三个主要功用就是分别通过这三个分支学科得到充分的实现和发挥的。
汪国垣先生将古今目录学区分为四个主要的派别，即目录家之目录学，认为“目录学者，纲纪群籍、簿属甲乙之学也”[1]；史家之目录学，认为“目录学者，辨章学术、剖析源流之学也”[2]；藏书家之目录学，认为“目录学者，鉴别旧椠、仇校异同之学也”[3]；读书家之目录学，认为“目录学者，提要钩元、治学涉径之学也”[4]。并主张“目录之学，乃由纲纪群籍范围，而略涉辨章学术范围。”[5]他说，“四者之中，惟藏书家之注重版本，读书家之重视提要，其体则出于后起，其用则主于一偏，著录虽多，要无当于目录之学。”[6]于是，藏书家之目录学与读书家之目录学被弃之如敝屣。
而实际上，正如汪国垣先生自己所说，这四个派别乃是目录学四个功用的反映，“目录之为用不同，故界义亦因之而各异。”[7]于今观之，其中除了鉴别旧椠、仇校异同为版本校勘学家的专务，故此功用亦当属于版本校勘学外，应该说，其他三个功用都属于目录学。而版本问题既为目录学家所关心，则藏书家之目录学也理应成为目录学的一支，所谓“著录虽多，要无当于目录之学”，此言乃为大谬耳！
关于版本的意义，张之洞曾在其著名的《书目答问》中指出：“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8]《书目答问》既没有解题，也没有小序，完全靠整肃类例和详注版本膺其指示门径之大业便是一证。版本者，所以考一书抄写、刻印之源流、精粗，证其校注、批评之优劣、美恶也。“盖书因版本之不同，其内容或有差异，故近世目录书中罕有不明载者”[9]，而余嘉锡先生则在其《目录学发微》中将“版本序跋”作为中国目录学的第四号体制加以论述。此版本为目录学家所重视之原由与轨迹也。
至于解题，其意义就更是不容置疑了，历来有识见之目录学家皆推之为中国目录学不可或缺之一体制。所谓目录，本来就是合篇目与叙录（即今之解题）而言的。“叙录之体，所以考作者之行事，与论析一书之大旨及得失者也。”[10]而随着中国目录学的发展，版本和解题的意义还将继续得到证明。因为，毫无疑问，人们关心“一本书”恒久甚于关心“一批书”，而版本和解题在揭示“一本书”的目录学知识方面显然是非常出色的。
与此同时，所谓“目录之学，乃由纲纪群籍范围，而略涉辨章学术范围”的目录学观亦甚有害于中国目录学。中国目录学的学科功用在历史上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与发挥便是一个佐证。汪国垣先生说，若以目录家之目录学为目录学，则“目录学之效用去矣”[11]，而若以史家之目录学为目录学，则又“忘目录学为纪载书籍之事”[12]。“是必斟酌于二者之间”[13]。
然而，史家与目录家乃一为天、一为地，要斟酌其间谈何容易？无疑，仅凭小序是不足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计现存书目，有小序者，《汉志》、《隋志》、《崇文总目》、《四库提要》四家而已，而《崇文总目》尚未足为轻重。盖目录之书莫难于叙录，而小序则尤难之难者。”[14]究其原因，乃“叙录者记注之事，小序者撰述之事”[15]故中国目录学不能完全依赖小序的功用。诚然，没有小序和解题的目录还可以在类例上下功夫，就像郑樵、张之洞所做的那样。但“编撰书目，不附解题，而欲使其功用有益于学术，其事乃视有解题者（即指兼有小序与解题之目录，笔者注）为更难。”[16]这就是说，类例的功用是比小序更不可靠的。故“真能适用类例以存专门之学者”，实止于凤毛麟角而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于是乎成为虚幻的海市蜃楼。余嘉锡先生谓，“帐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17]。可见，把藏书家之目录学与读书家之目录学逐出中国目录学的“理想国”，实为不智之举。
刘纪泽先生论“目录之体制”，有篇目、解题、小序而无版本之名[18]；姚名达先生述“目录之派别”，亦举篇目、解题、小序而不言版本[19]。是版本之体特中国目录学借重于版本校勘学者，与篇目、解题、小序之为中国目录学固有的体制又有别也。篇目、解题、小序乃中国目录学所以与实用目录学、鉴赏目录学、专门目录学相对应者。其中，解题的功用联系着篇目与小序的功用。
而既然篇目、解题、小序分别为目录家之目录学、读书家之目录学与史家之目录学的代表性体制，则读书家之目录学亦当有联系目录家之目录学与史家之目录学的功用。这就是说，读书家之目录学乃所以斟酌于目录家之目录学与史家之目录学之间者，此其所以难能可贵也。而且，由于解题之体对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言乃是一种比小序远为现实的可能性，故读书家之目录学的存在与发展还将大大支持史家之目录学的存在与发展，而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故徐召勋先生认为，读书家之目录学乃古今目录学各派别中最值得重视与提倡者。[20]
清代学者江藩曾说：“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21]而我们今天则要说，目录学者，非仅读书入门之学也，读书入门，乃鉴赏目录学之专务，读书入门之学，特鉴赏目录学之专谓也。鉴赏目录学者，提要钩元、指示门径之目录学也。
汪国垣先生在分述古今目录学各主要派别时写道：“学术万端，讵能遍识？亡书轶籍，无补观摩。故必有目录为之指示其途径，分别其后先，使学者得此一编，而后从事于四部之书，不难识其指归，辨其缓急。……昔郡斋作《志》，颜以‘读书’；振孙著《录》，名曰‘解题’。发蔀刮蒙，由来已久。晚近所传，如龙启瑞之《经籍举要》，张广雅之《书目答问》，或指示其内容，或详注其版本；其目皆习见之书，其言多甘苦之论。彼其所以津逮后学，启发群蒙者，为用至宏。……故提要钩元之目录，乃最切实用之目录。……”[22]此读书家之目录学也。
“自《班志》分疏大旨于书名之下，而后世‘解题’、‘提要’之作遂多。……每书之下，详加考证。或述作者之略历，或陈书中之要旨，或明学派之渊源，或定纠纷之异说。他如篇章之真伪，析理之纯驳，亦必反复证明。使承学之士，得所准绳。……”[23]此提要钩元之目录也。
鉴赏目录学既为读书家之目录学的传承与光大，其性质、功用也就一如读书家之目录学，以指示学术门径、分别书籍后先为目的，以发蔀刮蒙、提要钩元为手段。而在作为方法论成果的体制上则更趋于丰富和完善，原有的解题（包括作为其变体的注释）以及版本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又加进了书评、摘要和序跋、书话等新兴体制，并以书评、书话为这群或从统一的目录体制中分化出来，或为适应揭示“一本书”的需要发展起来的独立的多功能体制的主体。同时，鉴赏目录学的光大又表现在学科范围的拓宽上。时代在前进，人文随之而发达，故鉴赏目录学的工作对象也已从读书家之目录学的“四部之书”转而成为一切于审美的人生与学术有益的文献。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鉴赏目录学也可以说就是读书家之目录学的现代化。
关于书评，徐召勋先生说：“书评是更深刻地揭示图书内容的一种方法。所以，它也属于目录学研究的范围。”[24]他并对书评与解题、书评与学术评论的界限作了大致上的划分，即：“书评比提要的倾向性要鲜明，书评对图书的内容有分析、有论证；提要对图书的内容是作一般化的介绍。”[25]“学术评论是把图书作为提出问题的材料，不需要对该书作全面的介绍和总的评价。”[26]“书评与学术论文不同，它除了要比较深刻地分析、评论该书的内容外，还必须介绍有关该书的其他知识，并对该书作出总的评价。”[27]
笔者以为，这种书评观大致还是适当的。只是必须注意，作为目录学基本体制之一的书评，其写法应该建立在充分确认目录学的本质特点的基础上，这就是：一、目录学是一门形质并重的文献学科，所以目录学要研究文献的内容，即“它说了些什么”；二、目录学是一门研究文献内在表达方式的学科，所以目录学要以“它是怎么说的”为研究的重点。[28]
一篇好的书评首先是一个深奥的头脑对一本书进行思考的产品。其次，它必须至少能够做到：一、报道书在说些什么；二、评判说得是否恰当；三、确定是否值得一说。[29]此外，它还应该努力发掘书的特别价值所在，并指出书的具体读者对象。
由于书评主要地是鉴赏目录学的基本体制之一，它是从解题发展而来的，“其目的在于向读者推荐图书，指导阅读”[30]，因而它的主要功用是揭示“一本书”的目录学知识，虽然在实践中，这种揭示可以更多地偏向内容方面，但在原则上，却以不离开“提要钩元，指示门径”这一鉴赏目录学的宗旨为好。我们说，书评毕竟不同于专门的学术评论，它只是在客观上有助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罢了。所以，书评无论如何也要立足于能够揭示文献的内容表达方式。否则，它在目录学上便没有多大价值可言了。
而关于书话，我们说，它主要地是由题跋发展而来的，并在发展中汲取了中国古代诗话、文话的某些特点。作为鉴赏目录学的两大基本体制之一，它的主要功用乃是揭示“一本书”的外在特征和内容上的主要特点，不以具体介绍一本书的内容和全面评价一本书为己任。书话的写作以不离开书的本身为极则，要求文字简练，并且像一篇散文小品的样子，提倡对书的内容只作简要的、描述性的批评，同时强调能紧紧抓住中国目录学的本质特点和学科功用。[31]
书话与书评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两者都以揭示文献的内在表达方式为宗旨，但在实践中，书话的揭示偏重书的外部特征，书评的揭示则偏重一本书内容上的主要特点；其次，两者都是中国目录学中新兴的以“提要钩元，指示门径”为主要任务的多功能体制，但书话更重视吸收版本的长处，因为它是以题跋为本发展而来的，书评则更注意学习小序的优点，因为它是直接从解题发展而来的；第三，一般说来，两者都以“一本书”或者主要以“一本书”为揭示的对象，但书话的写法比较随意，是在叙事中略带抒情的气息，适宜于轻描淡写，书评的写法则比较严肃，是在叙事中杂以论说，适宜于条分缕析。书评与书话恰如一手一足，各显其能，同在鉴赏目录学麾下为“指示门径”效尽其忠。
那么，笔者又是为什么要将这种对读书家之目录学的传承称为“鉴赏目录学”呢？首先，必须解释一下“读写目录学”的问题。如前所述，鉴赏目录学是读书家之目录学的传承与光大，它的主要任务是指导阅读，所以，它也可以称为“阅读目录学”。然而，阅读又是不可能不牵涉到写作问题的，而且，读书家之目录学的本意乃在于指示学术门径，使初学者成为研究者，所以，鉴赏目录学就有必要把阅读与写作统一起来加以研究。因此，鉴赏目录学也可以称为读写目录学。其次，笔者的根据主要有三：
其一，阅读和写作都是必须借助于语言文字才能进行的人类认识活动，而在整个认识过程中，又都存在着如何进行判断和选择的问题，它们通过作为人类主观精神产品并呈现为文献实体的客观思想内容世界联系在一起，它们统一在精神状态世界与思想内容世界的不断交换和对流中；
其二，提要钩元本身便是一种以描述和阐释文献内在表达方式为特征的判断和选择的过程，而指示门径的目的也正是通过提要钩元的手段来实现的。何以指示门径？是必能够揭示出文献的内在表达方式，即“它是怎么说的”，而不仅仅是“它说了些什么”[32]；
其三，鉴赏是一种严肃的审美认识活动，包括鉴别和欣赏两个方面。鉴别乃建立在判断的基础上，而欣赏则无疑是一种接受式的选择，鉴赏的对象是存在方式，对于文献来说就是内在表达方式。我们说，表达方式是一个带有实质性的根本问题，而阅读和写作的统一便实现在文献的内在表达方式这个层次上。
显而易见，“鉴赏目录学”的名称具有较丰富的内涵和较强的表现力，既蕴含着阅读和写作的共同本质，也显示了中国目录学这一分支学科的审美倾向。所以，笔者认为，把对读书家之目录学的传承称为鉴赏目录学，不但比称为“阅读目录学”更合适，甚至比称为“读写目录学”也更恰当。
至于鉴赏目录学的意义和地位，以笔者之见，可以从梁启超先生的一句名言说起，即：“著书足以备学者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33]据陈光祚先生的论析，梁启超先生的目录学观主要是读书家之目录学与史家之目录学的结合，同时兼有藏书家之目录学与目录家之目录学的一些主要内容。[34]应该说，这种目录学观较之汪国垣先生的目录学观是远为合理的，因为读书家之目录学与史家之目录学的关系显然比目录家之目录学与史家之目录学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读书家之目录学以指示门径为目的，史家之目录学以体察流变为目的，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和相通的。读书家之目录学为史家之目录学的“浅出”，史家之目录学为读书家之目录学的“深入”；读书家之目录学代表中国目录学的广度和对美的关注，史家之目录学代表中国目录学的深度和对真的探求。
故余嘉锡先生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小序，以为“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引清章学诚语）[35]；而论“考作者之学术，因以定其书之善否”[36]的解题，则又谓“非博通古今，明于著作之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能办”[37]。在笔者看来，二者本来就是中国目录学在揭示文献的内在表达方式过程中一对形影相随的体制，因学派之争而长期被割裂开来，其实是中国目录学史上的一大不幸事件。梁启超先生强调目录学在读书治学中的“顾问”作用，这无疑就是强调了读书家之目录学在中国目录学整个学科体系中的意义和地位的重要性。
清张尔田说，“目录之学，其重在周知一代学术，及一家一书之宗趣，事乃与史相纬。”[38]关于目录学的学术功用，前人多有论述，大致是不同意借目录学可以“周知一代学术”的，但对可以“周知一代学术之概略，与夫一家一书之旨趣”[39]则没有什么异议。梁启超先生所谓“可以周知古今著作之大凡”[40]，“综而校之，学风见焉”[41]是也。而张尔田认为目录学其事乃与学术史相纬，这种认识还是允当的。学术史从纵的方面、从学科的角度研究学术，目录学则从横的方面、从文献的角度研究学术，二者交叉进行、相辅为用，故学术史既为“经”，则目录学也就是“纬”了。然而，目录学的研究工作必须从“一书”做起，继而才是“一家”，而后才可能及于“一代学术”，这是不言而喻的。鉴赏目录学正是以“一书”为单位进行“提要钩元”工作的，故鉴赏目录学乃是中国目录学借以实现其体察流变的学科功用的基础。
鉴赏目录学继承读书家之目录学的衣钵，从“一书”做起，体制多样，方法灵活，提要钩元，平易近人，“彼其所以津逮后学，启发群蒙者，为用至宏”。虽说其主观性较强，有时不免“奋臆见之私，抒悱愤之语”[42]，但毕竟是个别现象，而且也不只是鉴赏目录学才犯这样的错误。以笔者之见，主观性恰恰是鉴赏目录学的一大特色，是鉴赏目录学众多优点的一个来源。我们可以提倡客观的鉴赏目录学，但鉴赏目录学的主观性却不是我们必须翦灭的对象。作为读书人访书问学的参谋，鉴赏目录学诚然需要有自信心和主客观统一的精神，没有自身内部的平衡，要实现其社会价值是不可能的，而其作为生命之呈现的形象最终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
总而言之，鉴赏目录学是中国目录学的三大分支学科之一，它与专门目录学、实用目录学一起，通过具有总论性质的普通目录学的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三位一体的目录学学科系统。普通目录学是灵魂和血液，三大分支学科则代表着骨骼和身躯。在此基础上，文献分类学、版本目录学以及计量目录学、目录控制论、比较目录学等学科都可以归由普通目录学统一辖制。
注释：
[1][2][3][4][5][6][7][11][12][13][22][23][42]见汪辟疆著《目录学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三版
[8]见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1983年
[9][10]见昌彼得编《中国目录学讲义》，[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
[14][15][16][17][35][36][37]见余嘉锡著《目录学发微》，中华，1963年
[18]见刘纪泽著《目录学概论》
[19]见姚名达著《目录学》
[20][24][25][26][27]见徐召勋著《学点目录学》，安徽教育，1983年
[21]见[清]江藩撰《师郑堂集》
[28][32]见陈国锋、陈生农《文献科学系统解说——关于文献诸学科性质、功用再认识》，刊载于《图书馆学研究》1987年第4期
[29]见董鼎山《书评与书评家》，刊载于《读书》1986年第5期
[30]见武大、北大合编《目录学概论》，中华，1982年
[31]见陈国锋《论书话及其目录学功用》，刊载于《图书馆学刊》1987年第4期
[33]见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
[34]见陈光祚《梁启超的目录学理论观点和实践活动》
[38]见[清]张尔田撰《校雠学纂微•序》
[39]见蒋元卿著《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台湾]中华书局，1983年三版
[40][41]见梁启超《图书大辞典》
（该文原标题为《试论鉴赏目录学》，原载《图书馆学刊》1988年第1期，标题下作者单位标为“福建农学院图书馆”，作者姓名署为“陈国锋”，正文文字在收入小集时略有校订，同时将部分大段落分解为小段落。该文曾于1991年4月荣获福建省图书馆学会1987-1989年度优秀论文奖）
@德辛成己[文]
要为一门学科结构一个合理的学科体系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法，其中根据学科的功用来结构是最为通行的方法之一。因为功用既能反映学科的本质，又决定着该学科的任务。根据近现代目录学家们的总结，中国目录学的学科功用主要有三个方面：指示门径、体察流变和提供线索。相应派生出三个主要分支学科，即鉴赏目录学（读写目录学）、专门目录学（专科目录学等）和实用目录学（图书馆目录学等）。目录学的三个主要功用就是分别通过这三个分支学科得到充分的实现和发挥的。
汪国垣先生将古今目录学区分为四个主要的派别，即目录家之目录学，认为“目录学者，纲纪群籍、簿属甲乙之学也”[1]；史家之目录学，认为“目录学者，辨章学术、剖析源流之学也”[2]；藏书家之目录学，认为“目录学者，鉴别旧椠、仇校异同之学也”[3]；读书家之目录学，认为“目录学者，提要钩元、治学涉径之学也”[4]。并主张“目录之学，乃由纲纪群籍范围，而略涉辨章学术范围。”[5]他说，“四者之中，惟藏书家之注重版本，读书家之重视提要，其体则出于后起，其用则主于一偏，著录虽多，要无当于目录之学。”[6]于是，藏书家之目录学与读书家之目录学被弃之如敝屣。
而实际上，正如汪国垣先生自己所说，这四个派别乃是目录学四个功用的反映，“目录之为用不同，故界义亦因之而各异。”[7]于今观之，其中除了鉴别旧椠、仇校异同为版本校勘学家的专务，故此功用亦当属于版本校勘学外，应该说，其他三个功用都属于目录学。而版本问题既为目录学家所关心，则藏书家之目录学也理应成为目录学的一支，所谓“著录虽多，要无当于目录之学”，此言乃为大谬耳！
关于版本的意义，张之洞曾在其著名的《书目答问》中指出：“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8]《书目答问》既没有解题，也没有小序，完全靠整肃类例和详注版本膺其指示门径之大业便是一证。版本者，所以考一书抄写、刻印之源流、精粗，证其校注、批评之优劣、美恶也。“盖书因版本之不同，其内容或有差异，故近世目录书中罕有不明载者”[9]，而余嘉锡先生则在其《目录学发微》中将“版本序跋”作为中国目录学的第四号体制加以论述。此版本为目录学家所重视之原由与轨迹也。
至于解题，其意义就更是不容置疑了，历来有识见之目录学家皆推之为中国目录学不可或缺之一体制。所谓目录，本来就是合篇目与叙录（即今之解题）而言的。“叙录之体，所以考作者之行事，与论析一书之大旨及得失者也。”[10]而随着中国目录学的发展，版本和解题的意义还将继续得到证明。因为，毫无疑问，人们关心“一本书”恒久甚于关心“一批书”，而版本和解题在揭示“一本书”的目录学知识方面显然是非常出色的。
与此同时，所谓“目录之学，乃由纲纪群籍范围，而略涉辨章学术范围”的目录学观亦甚有害于中国目录学。中国目录学的学科功用在历史上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与发挥便是一个佐证。汪国垣先生说，若以目录家之目录学为目录学，则“目录学之效用去矣”[11]，而若以史家之目录学为目录学，则又“忘目录学为纪载书籍之事”[12]。“是必斟酌于二者之间”[13]。
然而，史家与目录家乃一为天、一为地，要斟酌其间谈何容易？无疑，仅凭小序是不足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计现存书目，有小序者，《汉志》、《隋志》、《崇文总目》、《四库提要》四家而已，而《崇文总目》尚未足为轻重。盖目录之书莫难于叙录，而小序则尤难之难者。”[14]究其原因，乃“叙录者记注之事，小序者撰述之事”[15]故中国目录学不能完全依赖小序的功用。诚然，没有小序和解题的目录还可以在类例上下功夫，就像郑樵、张之洞所做的那样。但“编撰书目，不附解题，而欲使其功用有益于学术，其事乃视有解题者（即指兼有小序与解题之目录，笔者注）为更难。”[16]这就是说，类例的功用是比小序更不可靠的。故“真能适用类例以存专门之学者”，实止于凤毛麟角而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于是乎成为虚幻的海市蜃楼。余嘉锡先生谓，“帐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17]。可见，把藏书家之目录学与读书家之目录学逐出中国目录学的“理想国”，实为不智之举。
刘纪泽先生论“目录之体制”，有篇目、解题、小序而无版本之名[18]；姚名达先生述“目录之派别”，亦举篇目、解题、小序而不言版本[19]。是版本之体特中国目录学借重于版本校勘学者，与篇目、解题、小序之为中国目录学固有的体制又有别也。篇目、解题、小序乃中国目录学所以与实用目录学、鉴赏目录学、专门目录学相对应者。其中，解题的功用联系着篇目与小序的功用。
而既然篇目、解题、小序分别为目录家之目录学、读书家之目录学与史家之目录学的代表性体制，则读书家之目录学亦当有联系目录家之目录学与史家之目录学的功用。这就是说，读书家之目录学乃所以斟酌于目录家之目录学与史家之目录学之间者，此其所以难能可贵也。而且，由于解题之体对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言乃是一种比小序远为现实的可能性，故读书家之目录学的存在与发展还将大大支持史家之目录学的存在与发展，而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故徐召勋先生认为，读书家之目录学乃古今目录学各派别中最值得重视与提倡者。[20]
清代学者江藩曾说：“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21]而我们今天则要说，目录学者，非仅读书入门之学也，读书入门，乃鉴赏目录学之专务，读书入门之学，特鉴赏目录学之专谓也。鉴赏目录学者，提要钩元、指示门径之目录学也。
汪国垣先生在分述古今目录学各主要派别时写道：“学术万端，讵能遍识？亡书轶籍，无补观摩。故必有目录为之指示其途径，分别其后先，使学者得此一编，而后从事于四部之书，不难识其指归，辨其缓急。……昔郡斋作《志》，颜以‘读书’；振孙著《录》，名曰‘解题’。发蔀刮蒙，由来已久。晚近所传，如龙启瑞之《经籍举要》，张广雅之《书目答问》，或指示其内容，或详注其版本；其目皆习见之书，其言多甘苦之论。彼其所以津逮后学，启发群蒙者，为用至宏。……故提要钩元之目录，乃最切实用之目录。……”[22]此读书家之目录学也。
“自《班志》分疏大旨于书名之下，而后世‘解题’、‘提要’之作遂多。……每书之下，详加考证。或述作者之略历，或陈书中之要旨，或明学派之渊源，或定纠纷之异说。他如篇章之真伪，析理之纯驳，亦必反复证明。使承学之士，得所准绳。……”[23]此提要钩元之目录也。
鉴赏目录学既为读书家之目录学的传承与光大，其性质、功用也就一如读书家之目录学，以指示学术门径、分别书籍后先为目的，以发蔀刮蒙、提要钩元为手段。而在作为方法论成果的体制上则更趋于丰富和完善，原有的解题（包括作为其变体的注释）以及版本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又加进了书评、摘要和序跋、书话等新兴体制，并以书评、书话为这群或从统一的目录体制中分化出来，或为适应揭示“一本书”的需要发展起来的独立的多功能体制的主体。同时，鉴赏目录学的光大又表现在学科范围的拓宽上。时代在前进，人文随之而发达，故鉴赏目录学的工作对象也已从读书家之目录学的“四部之书”转而成为一切于审美的人生与学术有益的文献。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鉴赏目录学也可以说就是读书家之目录学的现代化。
关于书评，徐召勋先生说：“书评是更深刻地揭示图书内容的一种方法。所以，它也属于目录学研究的范围。”[24]他并对书评与解题、书评与学术评论的界限作了大致上的划分，即：“书评比提要的倾向性要鲜明，书评对图书的内容有分析、有论证；提要对图书的内容是作一般化的介绍。”[25]“学术评论是把图书作为提出问题的材料，不需要对该书作全面的介绍和总的评价。”[26]“书评与学术论文不同，它除了要比较深刻地分析、评论该书的内容外，还必须介绍有关该书的其他知识，并对该书作出总的评价。”[27]
笔者以为，这种书评观大致还是适当的。只是必须注意，作为目录学基本体制之一的书评，其写法应该建立在充分确认目录学的本质特点的基础上，这就是：一、目录学是一门形质并重的文献学科，所以目录学要研究文献的内容，即“它说了些什么”；二、目录学是一门研究文献内在表达方式的学科，所以目录学要以“它是怎么说的”为研究的重点。[28]
一篇好的书评首先是一个深奥的头脑对一本书进行思考的产品。其次，它必须至少能够做到：一、报道书在说些什么；二、评判说得是否恰当；三、确定是否值得一说。[29]此外，它还应该努力发掘书的特别价值所在，并指出书的具体读者对象。
由于书评主要地是鉴赏目录学的基本体制之一，它是从解题发展而来的，“其目的在于向读者推荐图书，指导阅读”[30]，因而它的主要功用是揭示“一本书”的目录学知识，虽然在实践中，这种揭示可以更多地偏向内容方面，但在原则上，却以不离开“提要钩元，指示门径”这一鉴赏目录学的宗旨为好。我们说，书评毕竟不同于专门的学术评论，它只是在客观上有助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罢了。所以，书评无论如何也要立足于能够揭示文献的内容表达方式。否则，它在目录学上便没有多大价值可言了。
而关于书话，我们说，它主要地是由题跋发展而来的，并在发展中汲取了中国古代诗话、文话的某些特点。作为鉴赏目录学的两大基本体制之一，它的主要功用乃是揭示“一本书”的外在特征和内容上的主要特点，不以具体介绍一本书的内容和全面评价一本书为己任。书话的写作以不离开书的本身为极则，要求文字简练，并且像一篇散文小品的样子，提倡对书的内容只作简要的、描述性的批评，同时强调能紧紧抓住中国目录学的本质特点和学科功用。[31]
书话与书评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两者都以揭示文献的内在表达方式为宗旨，但在实践中，书话的揭示偏重书的外部特征，书评的揭示则偏重一本书内容上的主要特点；其次，两者都是中国目录学中新兴的以“提要钩元，指示门径”为主要任务的多功能体制，但书话更重视吸收版本的长处，因为它是以题跋为本发展而来的，书评则更注意学习小序的优点，因为它是直接从解题发展而来的；第三，一般说来，两者都以“一本书”或者主要以“一本书”为揭示的对象，但书话的写法比较随意，是在叙事中略带抒情的气息，适宜于轻描淡写，书评的写法则比较严肃，是在叙事中杂以论说，适宜于条分缕析。书评与书话恰如一手一足，各显其能，同在鉴赏目录学麾下为“指示门径”效尽其忠。
那么，笔者又是为什么要将这种对读书家之目录学的传承称为“鉴赏目录学”呢？首先，必须解释一下“读写目录学”的问题。如前所述，鉴赏目录学是读书家之目录学的传承与光大，它的主要任务是指导阅读，所以，它也可以称为“阅读目录学”。然而，阅读又是不可能不牵涉到写作问题的，而且，读书家之目录学的本意乃在于指示学术门径，使初学者成为研究者，所以，鉴赏目录学就有必要把阅读与写作统一起来加以研究。因此，鉴赏目录学也可以称为读写目录学。其次，笔者的根据主要有三：
其一，阅读和写作都是必须借助于语言文字才能进行的人类认识活动，而在整个认识过程中，又都存在着如何进行判断和选择的问题，它们通过作为人类主观精神产品并呈现为文献实体的客观思想内容世界联系在一起，它们统一在精神状态世界与思想内容世界的不断交换和对流中；
其二，提要钩元本身便是一种以描述和阐释文献内在表达方式为特征的判断和选择的过程，而指示门径的目的也正是通过提要钩元的手段来实现的。何以指示门径？是必能够揭示出文献的内在表达方式，即“它是怎么说的”，而不仅仅是“它说了些什么”[32]；
其三，鉴赏是一种严肃的审美认识活动，包括鉴别和欣赏两个方面。鉴别乃建立在判断的基础上，而欣赏则无疑是一种接受式的选择，鉴赏的对象是存在方式，对于文献来说就是内在表达方式。我们说，表达方式是一个带有实质性的根本问题，而阅读和写作的统一便实现在文献的内在表达方式这个层次上。
显而易见，“鉴赏目录学”的名称具有较丰富的内涵和较强的表现力，既蕴含着阅读和写作的共同本质，也显示了中国目录学这一分支学科的审美倾向。所以，笔者认为，把对读书家之目录学的传承称为鉴赏目录学，不但比称为“阅读目录学”更合适，甚至比称为“读写目录学”也更恰当。
至于鉴赏目录学的意义和地位，以笔者之见，可以从梁启超先生的一句名言说起，即：“著书足以备学者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33]据陈光祚先生的论析，梁启超先生的目录学观主要是读书家之目录学与史家之目录学的结合，同时兼有藏书家之目录学与目录家之目录学的一些主要内容。[34]应该说，这种目录学观较之汪国垣先生的目录学观是远为合理的，因为读书家之目录学与史家之目录学的关系显然比目录家之目录学与史家之目录学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读书家之目录学以指示门径为目的，史家之目录学以体察流变为目的，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和相通的。读书家之目录学为史家之目录学的“浅出”，史家之目录学为读书家之目录学的“深入”；读书家之目录学代表中国目录学的广度和对美的关注，史家之目录学代表中国目录学的深度和对真的探求。
故余嘉锡先生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小序，以为“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引清章学诚语）[35]；而论“考作者之学术，因以定其书之善否”[36]的解题，则又谓“非博通古今，明于著作之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能办”[37]。在笔者看来，二者本来就是中国目录学在揭示文献的内在表达方式过程中一对形影相随的体制，因学派之争而长期被割裂开来，其实是中国目录学史上的一大不幸事件。梁启超先生强调目录学在读书治学中的“顾问”作用，这无疑就是强调了读书家之目录学在中国目录学整个学科体系中的意义和地位的重要性。
清张尔田说，“目录之学，其重在周知一代学术，及一家一书之宗趣，事乃与史相纬。”[38]关于目录学的学术功用，前人多有论述，大致是不同意借目录学可以“周知一代学术”的，但对可以“周知一代学术之概略，与夫一家一书之旨趣”[39]则没有什么异议。梁启超先生所谓“可以周知古今著作之大凡”[40]，“综而校之，学风见焉”[41]是也。而张尔田认为目录学其事乃与学术史相纬，这种认识还是允当的。学术史从纵的方面、从学科的角度研究学术，目录学则从横的方面、从文献的角度研究学术，二者交叉进行、相辅为用，故学术史既为“经”，则目录学也就是“纬”了。然而，目录学的研究工作必须从“一书”做起，继而才是“一家”，而后才可能及于“一代学术”，这是不言而喻的。鉴赏目录学正是以“一书”为单位进行“提要钩元”工作的，故鉴赏目录学乃是中国目录学借以实现其体察流变的学科功用的基础。
鉴赏目录学继承读书家之目录学的衣钵，从“一书”做起，体制多样，方法灵活，提要钩元，平易近人，“彼其所以津逮后学，启发群蒙者，为用至宏”。虽说其主观性较强，有时不免“奋臆见之私，抒悱愤之语”[42]，但毕竟是个别现象，而且也不只是鉴赏目录学才犯这样的错误。以笔者之见，主观性恰恰是鉴赏目录学的一大特色，是鉴赏目录学众多优点的一个来源。我们可以提倡客观的鉴赏目录学，但鉴赏目录学的主观性却不是我们必须翦灭的对象。作为读书人访书问学的参谋，鉴赏目录学诚然需要有自信心和主客观统一的精神，没有自身内部的平衡，要实现其社会价值是不可能的，而其作为生命之呈现的形象最终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
总而言之，鉴赏目录学是中国目录学的三大分支学科之一，它与专门目录学、实用目录学一起，通过具有总论性质的普通目录学的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三位一体的目录学学科系统。普通目录学是灵魂和血液，三大分支学科则代表着骨骼和身躯。在此基础上，文献分类学、版本目录学以及计量目录学、目录控制论、比较目录学等学科都可以归由普通目录学统一辖制。
注释：
[1][2][3][4][5][6][7][11][12][13][22][23][42]见汪辟疆著《目录学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三版
[8]见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1983年
[9][10]见昌彼得编《中国目录学讲义》，[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
[14][15][16][17][35][36][37]见余嘉锡著《目录学发微》，中华，1963年
[18]见刘纪泽著《目录学概论》
[19]见姚名达著《目录学》
[20][24][25][26][27]见徐召勋著《学点目录学》，安徽教育，1983年
[21]见[清]江藩撰《师郑堂集》
[28][32]见陈国锋、陈生农《文献科学系统解说——关于文献诸学科性质、功用再认识》，刊载于《图书馆学研究》1987年第4期
[29]见董鼎山《书评与书评家》，刊载于《读书》1986年第5期
[30]见武大、北大合编《目录学概论》，中华，1982年
[31]见陈国锋《论书话及其目录学功用》，刊载于《图书馆学刊》1987年第4期
[33]见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
[34]见陈光祚《梁启超的目录学理论观点和实践活动》
[38]见[清]张尔田撰《校雠学纂微•序》
[39]见蒋元卿著《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台湾]中华书局，1983年三版
[40][41]见梁启超《图书大辞典》
（该文原标题为《试论鉴赏目录学》，原载《图书馆学刊》1988年第1期，标题下作者单位标为“福建农学院图书馆”，作者姓名署为“陈国锋”，正文文字在收入小集时略有校订，同时将部分大段落分解为小段落。该文曾于1991年4月荣获福建省图书馆学会1987-1989年度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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