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希腊古哲群像
选自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前柏拉图”古哲群像
根据上述考察，如果我把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巨匠Plato）之前的哲学家看作一个统一的群体，并且打算在这部著作里对他们作专门论述，这应当可以被心平气和地接受了。柏拉图开始了某种全新的东西；或者，可以同样正确地说，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较诸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的那个“天才共和国”，是缺乏了某种本质的东西。谁若心怀妒意，他在表达自己对于那些古代大师的想法时，不妨称他们为片面的人，而称以柏拉图为首的他们的不肖子孙为多面的人。但把后者理解为哲学上的混合性格，把前者理解为纯粹的典型，也许更加公平合理。柏拉图本人是最早一个杰出的混合性格，无论在他的哲学中，还是在他的个性中，这种性格都表现得同样充分。他的“理念论”结合了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的因素，所以不是一种纯粹哲学类型的体现。作为一个人，柏拉图也混合了这三个人的特征，兼有赫拉克利特的帝王式的孤僻和知足，毕达哥拉斯的抑郁的恻隐之心和立法癖好，辩证法大师苏格拉底的谙熟人心。所有后来的哲学家都是这样的混合性格；他们身上即使冒出某种片面的东西，例如在犬儒学派（以冷嘲热讽态度看待一切的Cynics）身上，那也不是典型，而是一种讽刺。更重要得多的是，他们是宗派的建立者，他们所建立的宗派全都与希腊文化及其迄今为止的统一风格相对立。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寻求拯救，然而只是为了个别人，或者，最多只是为了朋友和门徒的小圈子。古代哲学家的活动却是为了整体的康复和净化，尽管这在他们是无意识的。希腊文化的有力进程要畅通无阻，它的前进路上的可怕险情要排除，这时，哲学家守卫着自己的家园。但其后，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却遭流放，背离了自己的父母之邦。
缀残篇，想见古哲人
那些古代哲学大师的著作流传到我们手中，只剩下如此可怜的残篇，所有完整的作品均已散失，这是一个真正的不幸。由于作品的散失，我们不由自主地用错误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大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并称的古希腊哲人Aristotle）的著作从来不乏评论者和抄写者，这样一个纯属偶然的事实使我们先入为主地倾向于这些后来者。有些人认为书籍有它的命数，有所谓“书的命运”（fatum libellorum）。要是如此，这命数想必是充满恶意的，它竟认为最好从我们手中夺走赫拉克利特，夺走恩培多克勒的奇妙诗篇、德谟克利特的作品（古人把他和柏拉图并提，他在创造力方面还要高出柏拉图一筹），而作为替代，却把斯多噶派（主张禁欲并接受宿命的Stoics）、伊壁鸠鲁派（追求俗世的自由与欢乐的Epicureans）和西塞罗（古罗马作家Cicero）塞给我们。似乎，希腊思想及其文字表述的最辉煌部分多半是要失落的。对于这样的一种命运我们或不会感到惊讶：我们也许记得埃里金纳（九世纪神学家Scotus Erigena）或者帕斯卡尔（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Pascal）的厄运；我们或许只要想一想甚至在开明的本世纪，叔本华（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Schopenhauer）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版也不得不作为废纸售卖。
如果有人要为这类事情设定一种特有的宿命力量，那么他可以这样做，并且和歌德一同说：“不要对平庸与卑下的有所抱怨；因为不管人们对你怎么说，平庸与卑下的终归是到处握据要津的。”尤其可以肯定的是，其所握据的要比真理的力量强大。人类难得产生一本好书，书中自由无畏地奏响真理的战歌和哲学英雄主义之歌。然而，这本书是百年长存，还是化作尘土，往往取决于微不足道的机遇，象头脑的突然发昏，或是迷信的骚动和厌恶，最后，还取决于那些负责抄写的懒惰的或是痉挛的手指，甚至取决于蠹虫和雨天。
但是，让我们不要抱怨，且让我们紧记哈曼（J．G．Hamann，1730—1788）针对那些为佚著悲叹的学者们而发的搪塞安慰之语：“有个艺人用扁豆穿针眼，一桶扁豆不够他练习他所获得的技艺吗？这个问题可以向所有学者提出，他们在使用古人著作方面，并不比那个艺人使用扁豆来得高明。”
在我们的场合还可以补充说，我们的所需并不超过实际流传下来的文字、轶事、年代，我们甚至只需要少得多的材料就可以确证希腊人果曾为哲学辩护这个一般论点了。
一代的文化与哲学
一个时代，如果它苦于只有所谓普及教育，却没有文化，即没有贯穿其生命的统一风格，那么，它就根本不会懂得拿哲学来做什么正确的事。当哲学被真理的守护神本身在大街和市场上宣告出来的时候，就尤其如此。在这样一个时代，哲学毋宁说始终只是孤独的散步者的学术自白，是个别人的侥幸的战利品，是隐居的密室，或者是老态龙钟的学者与稚子之间无害的唠叨。没有人敢于身体力行哲学的法则，没有人怀着一种单纯的男子气的忠诚以哲学方式生活，这种诚曾迫使古人——不管他身在何处，不管他从事着什么——一旦向廊柱宣誓效忠，就作为斯多噶派（廊柱学派）行动。
整个现代哲学思考，都是政治性的和警察式的，都被政府、教会、学院、习俗、时尚以及人的怯懦束缚在学术的表面，始终停留在叹息“但愿如何如何”或者认识“从前如何如何”上。哲学不具备其本身的权利，所以，现代人只要有点儿勇气和良心，就应当扬弃它，用类似于柏拉图把悲剧诗人驱逐出他的理想国时所使用的语言放逐它；不过，对此它还可以有一个反驳，就象那些悲剧诗人对于柏拉图还可以有一个反驳一样。
如果逼它说话，它也许会说：“可怜的民族！倘若我在你们中间就象一个女巫似地四处游荡，不得不乔装躲藏，仿佛我是个罪人而你们是我的法官，这难道是我的责任？看一看我的姐妹——艺术——吧！她的处境和我一样，我们都被放逐于野蛮人中间，自救无望。诚然，在这里我们没有任何正当权利，可是，将要把权利归还给我们的法官，他也要审判你们，他将对你们说：“你们首先必须有一种文化，然后才会体会到哲学能做些什么，并要做些什么。”
“前柏拉图”古哲群像
根据上述考察，如果我把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巨匠Plato）之前的哲学家看作一个统一的群体，并且打算在这部著作里对他们作专门论述，这应当可以被心平气和地接受了。柏拉图开始了某种全新的东西；或者，可以同样正确地说，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较诸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的那个“天才共和国”，是缺乏了某种本质的东西。谁若心怀妒意，他在表达自己对于那些古代大师的想法时，不妨称他们为片面的人，而称以柏拉图为首的他们的不肖子孙为多面的人。但把后者理解为哲学上的混合性格，把前者理解为纯粹的典型，也许更加公平合理。柏拉图本人是最早一个杰出的混合性格，无论在他的哲学中，还是在他的个性中，这种性格都表现得同样充分。他的“理念论”结合了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的因素，所以不是一种纯粹哲学类型的体现。作为一个人，柏拉图也混合了这三个人的特征，兼有赫拉克利特的帝王式的孤僻和知足，毕达哥拉斯的抑郁的恻隐之心和立法癖好，辩证法大师苏格拉底的谙熟人心。所有后来的哲学家都是这样的混合性格；他们身上即使冒出某种片面的东西，例如在犬儒学派（以冷嘲热讽态度看待一切的Cynics）身上，那也不是典型，而是一种讽刺。更重要得多的是，他们是宗派的建立者，他们所建立的宗派全都与希腊文化及其迄今为止的统一风格相对立。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寻求拯救，然而只是为了个别人，或者，最多只是为了朋友和门徒的小圈子。古代哲学家的活动却是为了整体的康复和净化，尽管这在他们是无意识的。希腊文化的有力进程要畅通无阻，它的前进路上的可怕险情要排除，这时，哲学家守卫着自己的家园。但其后，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却遭流放，背离了自己的父母之邦。
缀残篇，想见古哲人
那些古代哲学大师的著作流传到我们手中，只剩下如此可怜的残篇，所有完整的作品均已散失，这是一个真正的不幸。由于作品的散失，我们不由自主地用错误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大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并称的古希腊哲人Aristotle）的著作从来不乏评论者和抄写者，这样一个纯属偶然的事实使我们先入为主地倾向于这些后来者。有些人认为书籍有它的命数，有所谓“书的命运”（fatum libellorum）。要是如此，这命数想必是充满恶意的，它竟认为最好从我们手中夺走赫拉克利特，夺走恩培多克勒的奇妙诗篇、德谟克利特的作品（古人把他和柏拉图并提，他在创造力方面还要高出柏拉图一筹），而作为替代，却把斯多噶派（主张禁欲并接受宿命的Stoics）、伊壁鸠鲁派（追求俗世的自由与欢乐的Epicureans）和西塞罗（古罗马作家Cicero）塞给我们。似乎，希腊思想及其文字表述的最辉煌部分多半是要失落的。对于这样的一种命运我们或不会感到惊讶：我们也许记得埃里金纳（九世纪神学家Scotus Erigena）或者帕斯卡尔（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Pascal）的厄运；我们或许只要想一想甚至在开明的本世纪，叔本华（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Schopenhauer）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版也不得不作为废纸售卖。
如果有人要为这类事情设定一种特有的宿命力量，那么他可以这样做，并且和歌德一同说：“不要对平庸与卑下的有所抱怨；因为不管人们对你怎么说，平庸与卑下的终归是到处握据要津的。”尤其可以肯定的是，其所握据的要比真理的力量强大。人类难得产生一本好书，书中自由无畏地奏响真理的战歌和哲学英雄主义之歌。然而，这本书是百年长存，还是化作尘土，往往取决于微不足道的机遇，象头脑的突然发昏，或是迷信的骚动和厌恶，最后，还取决于那些负责抄写的懒惰的或是痉挛的手指，甚至取决于蠹虫和雨天。
但是，让我们不要抱怨，且让我们紧记哈曼（J．G．Hamann，1730—1788）针对那些为佚著悲叹的学者们而发的搪塞安慰之语：“有个艺人用扁豆穿针眼，一桶扁豆不够他练习他所获得的技艺吗？这个问题可以向所有学者提出，他们在使用古人著作方面，并不比那个艺人使用扁豆来得高明。”
在我们的场合还可以补充说，我们的所需并不超过实际流传下来的文字、轶事、年代，我们甚至只需要少得多的材料就可以确证希腊人果曾为哲学辩护这个一般论点了。
一代的文化与哲学
一个时代，如果它苦于只有所谓普及教育，却没有文化，即没有贯穿其生命的统一风格，那么，它就根本不会懂得拿哲学来做什么正确的事。当哲学被真理的守护神本身在大街和市场上宣告出来的时候，就尤其如此。在这样一个时代，哲学毋宁说始终只是孤独的散步者的学术自白，是个别人的侥幸的战利品，是隐居的密室，或者是老态龙钟的学者与稚子之间无害的唠叨。没有人敢于身体力行哲学的法则，没有人怀着一种单纯的男子气的忠诚以哲学方式生活，这种诚曾迫使古人——不管他身在何处，不管他从事着什么——一旦向廊柱宣誓效忠，就作为斯多噶派（廊柱学派）行动。
整个现代哲学思考，都是政治性的和警察式的，都被政府、教会、学院、习俗、时尚以及人的怯懦束缚在学术的表面，始终停留在叹息“但愿如何如何”或者认识“从前如何如何”上。哲学不具备其本身的权利，所以，现代人只要有点儿勇气和良心，就应当扬弃它，用类似于柏拉图把悲剧诗人驱逐出他的理想国时所使用的语言放逐它；不过，对此它还可以有一个反驳，就象那些悲剧诗人对于柏拉图还可以有一个反驳一样。
如果逼它说话，它也许会说：“可怜的民族！倘若我在你们中间就象一个女巫似地四处游荡，不得不乔装躲藏，仿佛我是个罪人而你们是我的法官，这难道是我的责任？看一看我的姐妹——艺术——吧！她的处境和我一样，我们都被放逐于野蛮人中间，自救无望。诚然，在这里我们没有任何正当权利，可是，将要把权利归还给我们的法官，他也要审判你们，他将对你们说：“你们首先必须有一种文化，然后才会体会到哲学能做些什么，并要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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