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芒福德：特大城市的命运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宋俊岭译；慧田君刊载此文仅用做学习交流分享，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经典哲学公众号「zhexue-ht」。
刘易斯·芒福德简介：美国社会哲学家。写过很多建筑和城市规划方面的著作。极力主张科技社会同个人发展及地区文化上的企望必须协调一致。1943年受封为英帝国爵士，获英帝国勋章。1964年获美国自由勋章。主要作品有《枝条与石头》(1924)、《科技与文明》(1934)、《生存的价值》(1946)等。1961年出版的《历史名城》一书获国家出版奖。
在观察特大城市的文化起源、发展和结尾时，我们获得了一整套有关这个进程的情况，如果我们相信它能无限止的继续存在下去，那就未免太天真简单了。
一种生命，如果除了维持呼吸和吞咽等机制外，再无任何其他意义、价值和目的，那它比靠铁肺生活的生命好不了多少，后者由于病人仍怀有恢复健康和逃避死亡的希望才维持下来的。
现在大都市的社会状况预示着一种凶兆，它将在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中达到高潮，这将是一场灭绝一切的战争，它的惟一目的是要解除焦虑和恐惧，这种焦虑和恐惧是由于城堡内人们（作者指五角大楼和克里姆林宫）全都信奉大规模屠杀和灭绝武器而产生的。
这样，专制权力事实上变成了彻底的破坏主义。
科学和技术上过分的精致，丝毫不考虑人类的价值和目的，结果使美国和苏联等这些国家，竟相发展大规模的破坏机器，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除非完全拆除，否则就无法控制。
在这个制度里，即使是动物天生的智力也不能发挥，由于它把一切都交托给机器：关于生命的一切保护措施，包括自卫本能这一古老的规律，全都被推翻了。
为了交通上快速，在美国，我们每年整整有4万人丧生，另有几万人终生残废。
为了绝对的核力量，我们的领导人正厚颜无耻地准备在一场全面核战争的第一天牺牲他们自己的5000万到7000万公民，并使人类残废或者甚至最终消灭全人类。
幻想家们用“国家安全”甚至更加荒谬的“国家生存”等这些词藻来掩盖这些精神病狂的计划。
现在在每一个有机体中，组成代谢过程与分解代谢过程、创造力量与破坏力量，两者都一直在起作用。
生命和生长发展不取决于没有不利因素，而取决于有足够程度的平衡，以及有足够多余的建设性力量去不断地纠正、恢复，去吸收新鲜事物，去调节数量，去与所有别的需要维持平衡的有机物体和社区建立平等交换的关系。
大都市生存中的不利因素，假如在城市扩展中不让它们占优势，并且不让它们在破坏过程中所占的支配地位永久化，那么，它们也许可以为更高的发展提供条件。
当我在20世纪30年代写《城市文化》一书时，威胁大都市文明的外部力量是清楚地可以看得见的：它们是如此清楚以致我在当时以“地狱简况”（Brief Outline of Hell）为题来论述了这些力量。
为了进一步说明情况，我又把帕特里克•格迪斯关于城市生长发展的循环周期的阐述，从村庄（原始城市）到特大城市到大墓地，作了概要叙述。
那个生长发展的循环周期描写了全部历史上大都市的进程，包括那些从它们自己的废墟上或墓地上重新兴起的大都市。
即使在1938年该书出版时，这种描绘似乎是过分悲观，有意夸张，极不真实，简直是病态心理。
那时候许多人认为，「一直威胁着西方世界的最大的危险是长期失业问题」，特别是，他们肯定战争和大城市的全部破坏两者都是不大可能的。
但是一切都来得太快了，1939年华沙遭受大规模破坏，1940年鹿特丹市中心也遭到了破坏。
在5年之内，从伦敦到东京，从汉堡到广岛，大批的城市地区被完全毁灭，大量人口遭到屠杀。
除了几百万人——仅犹太人就有600万——被德国人烧死饿死在他们郊外死亡营中外，整个整个的城市被丧尽天良的民主主义的战略家变为死亡营，随意杀人和无穷尽的死亡在特大城市式扩张这一现实上留下了它们最后的烙印。
虽然遭到破坏的地区范围是广泛的，但仍然存留着大片完好地区。
由于集中了大量的资源，许多国家又受到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George Catleet Marshall，1880－1959年，美国将军及外交家，曾于二次大战后提出欧洲复兴计划，由美国给予物力财力支援，该欧洲复兴计划于1952年结束，通称马歇尔计划——译者注）慷慨积极支援，重建城市和交通系统的巨大任务成功地开始了。
这种重建城市的工作，有时候，成了一种完全依照过去式样的建设（Bider aus der Vergangenheit）像德国许多城镇那样；有时候，大胆地合理改建老的式样，如法国瑟堡（Cherbourg）的重建；有时候，像鹿特丹和考文垂那样，努力改建城市中心，使它们具有新的形式，在完全现代化建筑的条件下充分发挥19世纪中被忽视的传统价值。
瑞典和英国这两个国家下了极大的努力去构想新的城市形式，这种城市形式既能摆脱大城市的自动集中，又能避免自动蔓延铺开。英国的新镇充分显示了：
把城市的发展引导并控制在一个健全的工业基础、比较独立自足而平衡的城镇里，是可行的。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的一些城市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竟整个修复了，并且建得比它们过去达到的水平还高。这种对人力物力几乎是超人的动员证明了：
假如经济被引导到面向人类的需要，假如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不被拨作故意的消费性的浪费消耗（慧田哲学注：像扩张中的大都市经济所要求的那样），尤其是，不拨作无止境的集体灭绝和自杀的准备之用，那末，在一个世代的时间内是有可能在更大规模上使城市重建和更新的。
不幸的是，一旦经济恢复，又去寻求他原先的目标，它的一切不合理的、无理性的特点也随着卷土重来：为了维持这种经济，它的力量中与过去相比，有更大的一部分要用作为累积利润而连续投机。
在发展核、细菌、化学等大规模杀人的这类所谓“绝对”武器方面，当今大都市神话的荒谬性暴露得最为充分。
“核大国”之间竞相研制这些武器，给了希望别人死亡的愿望一种合法地位，成为固定的国家政策，并把全球变成灭绝人类的死亡营作为整个文明的理想归宿。
即使一些国家及时采取措施来消灭储存的这类武器，但这种政策所造成的罪恶的道德和精神上的影响，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消除，成年人犯罪，不仅经过苦思冥想，而且经过周详准备，其影响之深，可能需要整整一个世纪的纠正和治疗，才能看到积极的效果。这是城堡留给城市文化的最后的也是最坏的遗产。
在短短的几年中，我们的文明达到了亨利•亚当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预言，他具有惊人的神奇的预见。
“依照1600年来的情况看，像目前这样的速度的进程”他写道，“要不了一个世纪或半个世纪，思想就会被彻底搞乱。在那种情况下，法律将如同理论或原则一样消失，并让位于武力。道德将由警察来维持。炸药将达到宇宙级威力。崩溃瓦解的势头将压到凝聚统一的力量。”
这段预言的每一部分都已实现；大规模灭绝种族的力量现在几乎是自动地、比以往更迅速地在把世界推向灭亡，在我们认真考虑对付这些力量之前去推测城市的未来，那是徒劳的。
这样，大都市的文明包含着尖锐的矛盾，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矛盾在城市刚一创立之时就埋入它的生命进程之中，并且将一直伴随到它的终结。这种矛盾来自城市的双重渊源，以及它对它的目标产生的无休止的冲突。
城市从村庄获得具有照料、保护并促进生命的环境这一特性，稳定而安全，根源在于人与别的有机物和社区之间的相互互惠关系。
同样，城市也从村庄获得了没有等级观念的民主的方法和价值观念，在这种没有等级观念的民主中，每个成员在他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起到了他就有的作用。
另一方面，城市得以生存甚至扩大是于由强烈地企图控制别人。并以集体力量支配整个环境。
这样，城市成了调节权力的阀门，它是由皇室代理人设计的，把分散的小社区的能量汇集到一个强大的储存库里，集体调节它们的集聚和流放，引导它们到新的渠道中去——现在不那么粗暴地改造地形，以有利于较小的单位，但终究要猛烈爆发出它的能量，向别的城市进行破坏性袭击。
城市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释放与奴役，自由与强制。
从这种内部的紧张关系中出现了一些城市生活的创造性的表现：然而只有在分散在偶然的情况下我们发现政治力量在小的社区里分布很好，像在17世纪时的荷兰和瑞士，或者生活的理想不断地调节着权力的偏执的表现。
我们现在的文明是一辆巨大的汽车在单向交通的路上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前进着。
不幸的是，像现在制造的这种汽车，既无方向盘，也没有刹车，开车人能行施的惟一控制方式只有把汽车开得更快，他对汽车着了迷，也要尽可能的开得快，可是他忘掉了开往的目的地。
现代人创造的这种对经济和技术机器束手无策的投降却奇怪地被伪装进步、自由，说成是人征服了自然。其结果是现代人控制了所有的的病毒和细菌以上的动物，但就是没有掌握住自己。
“城堡”过去从未对这样多的人类施加过残暴的权力。在过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内，村庄和乡村一直是清楚生活的储存库，受祖先行为模式的约束，使人们保持人性、通人情，但又对人类的局限性和人类的可能性两者都有自知之明。
不论城市的统一治者们有多大的错误和过失，仍然是可以纠正的。即使全部城市人口都被毁灭了，人类9/10以上的人口仍然在毁灭圈以外活着。
今天这种安全因素没有了，大都市迅速而猛烈地扩展，把它思想上的毒素和化学上的毒素两者都扩散到全球各处，它造成的破坏恐怕是无法挽救的。
我再重复一遍，使用核武器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并不是开始时就能看得清的，但对机敏和有才智的人，如19世纪60年代的伯克哈特和这个世纪初的亨利•亚当斯，他们是清楚的。
亚当斯的同时代人亨利•詹姆斯为人类的处境所做的一个比喻，仍然适用于今天，它讲的是一个快乐家庭和恶魔机器，这个机器安装得非常坚固，不能移动，这个家庭仍然对它不注意，它继续进行着这个家庭的买进卖出的生意，聊天跳舞，一直把这个家庭带到爆炸完蛋的危险边缘。
詹姆斯说的这个机器是指费城的政治机器，那个政府当时是贪污腐化和罪行的典型化身，但是，大家都能看到，它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大都市文明中别的道德败坏的机器。
犯罪和丧失理性，过去曾是局部的表现，现在威胁着整个世界，它们体面而堂皇地伪装成健全的商业企业，技术进步，或民族主义的政治家风度和才能。
无怪乎流行的存在主义者们，在反映我们时代时，把“现实”与“荒谬”划上等号。
过去一个世代中很大一部分的油画和雕刻象征着我们这个面向死亡的文化的灾难性结局：「支离破碎，失去人性，没有生命，一片空虚」。
这些艺术中一些最好的作品，如亨利•穆尔（Henry Moore）的古代的像针头样的图像，预示着一个新的开始，它在如此原始水平上以致心灵还没有开始活动。
我之所以充分强调大都市阶段的崩溃瓦解，只是为了一个缘故：只有那些意识到这种危险的人才能把我们集体的力量引导到更有建设性的过程中去。是谁建立了一个新的文明，这个文明最终超过了罗马全盛时期的成就，甚至在工程和政府制度方面？
不是那些公元5世纪时顽固的罗马人，他们仍然夸耀罗马的成就，并期望再维持一千年，正相反，是那些抛弃了罗马基本原则的人，他们在新的基础上安排生活。
今天也是这样：那些在大都市神话里工作的人们，他们把恶性肿瘤误认为生长发展的正常现象，他们将继续用药膏、奴隶、广告咒语、公共关系魔术和江湖郎中的机械治疗法，直等到病人在他们眼前死去。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年代里，特别在过去三十年间，相当一部分的城市改革工作和纠正工作——清除贫民窟，建立示范住房，城市建筑装饰，郊区的扩大，“城市更新”——只是表面上换上一种新的形式，实际上继续进行着同样无目的的集中并破坏有机机能，结果又需治疗挽救。
然而，在所有这些崩溃瓦解之中，出现了清新的幼苗，更有意义的是，开始呈现了新的生活模式，这个模式的基础必然是古代城堡建设者或现代城堡建设者，火箭建造者和核毁灭者这些人的基础根本不同。
如果我们能识别出这个多元的，面向生命的经济制度的主要轮廓，我们也就应当能够描写出涌现中的城市的性质和功能以及人类居住的未来形式。
尤其是，如果人类能逃脱由于我们盲目信奉片面的，追求权力的，反有机物的技术而造成的死亡陷阱，我们应当在人类的戏剧中期望下一场戏。
今日「慧田哲学人公号」的题图为：「马来西亚军舰岛」。整座岛屿外形像一艘军舰，因此有了军舰岛这个名字。岛上无人居住，景色绝美。岸上椰林摇曳，洁白的沙滩缓缓深入湛蓝的海水，水中生活着色彩斑斓的鱼类。为了保护当地环境，政府规定岛上不可以住人，所有游客来此游完后都需要当天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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