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源于恐惧不确定性
--不可理喻的人系列--
经常和朋友聊天,如果我对一个概念抱有模棱两可的态度,就会被朋友鄙视,说是“骑墙派”、和稀泥,尤其是面对民主、自由这样的概念。但是越是了解地越深入,思考地越多,就发现很多问题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而不该是绝对的,一边倒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容忍模棱两可呢?
Frenkel-Brunswik(1948)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中提出了“模糊的不容忍性”(intolerance of ambiguity)概念,这是人的一种性格特征:完全不能够容忍模糊状态的人厌恶和排斥模糊的信息,通过拒绝复杂而模棱两可的状态来迫切的去寻求确定性。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中的观点更为极端:当人们结成一个群体之后,会表现出对模糊感的异常排斥,对这样的群体最好的煽动方式不是去分析、去解释,更不是去求证。“因为群体夸大自己的感情导致他们只会被极端的感情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群体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充耳不闻……凡是能向他们提供幻觉的,都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言之凿凿乃至于夸大其词的,再加上不断强调,极具煽动性。
希特勒也承认,法西斯在宣传中使用各种极端的标语和口号来操控群体,背后的原理也是在玩弄人心中对模糊的不容忍。“听众的接受力是极为有限的,他们能懂的很少。另一方面,他们忘性极大。既然如此,有效的宣传必须集中局限于很少的几点而且一定要用标语口号的形式来表现,知道每一个人懂得这个口号的意义。牺牲这一原则而去追求全面,就必然是有效的宣传工作付之一炬,因为人们不能够消化或记住讲给他们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会习惯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不单单是因为大脑懒惰,更主要是因为我们需要安全感,恐惧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从我们的祖先开始已经慢慢内化为一种被忽视的文化基因。
我们的祖先与各种猛兽毒虫生活在一起,随时都面临着死亡的风险,非常缺乏安全感,就迫切需要安全感,确定性可以极大程度增强安全感。所以就开始潜移默化地制造确定性,时间和空间是最基本的确定性,聚居在一个固定空间,有了东南西北、上下左右,安排好时间,有了春夏秋冬、暮鼓晨钟,这都可以帮助增加面对复杂环境和获得食物的安全程度。时空确定了之后,我们需要关系、制度、意识等方面的确定,确定的男女关系制造了家庭,家庭协作满足生存,宗教和法律帮助惩恶扬善,规避风险。
习惯了确定,就恐惧模糊,恐惧不确定。
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最可怕的是这种思维会导致偏见。一直以来,女人的确定符号就是生儿育女、伺候和取悦男人,不能够有社会地位。我一个朋友说统治世界的事情就交给白种人和黄种人,黑人只适合体育和音乐。我们说湖北人“九头鸟”、上海人“排外”、东北人都是“黑社会”……确定的对立面恰恰是偏见。
我爸妈跟很多爸妈一样,告诉我要考大学、考研、考公务员……后来我一只脚踏入了体制内,父母告诉我要好好珍惜安定的工作,他们非常恐惧我丢了“铁饭碗”,恐惧不确定性,对于在“体制内”的工作沾沾自喜,对于体制外的工作就会低看一眼。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一封辞职信,可以引起全国争鸣,根源就是在讨论该不该以梦为马。
大冰在他的《乖,摸摸头》《阿弥陀佛么么哒》这几本书中介绍了很多追求梦想的年轻人,他们离开安定的工作岗位,去追求音乐,去环游世界,遇到无数艰辛。
马云放弃了老师的工作,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当时确实存在对他放弃安定的指指点点,只不过已经被后来的光环掩盖。
我们要解构偏见,首先要尊重模棱两可的认知和不确定性的状况。尤其是年轻人,还年轻,当他们选择不确定性的时候,多一点理解和鼓励,少一点质疑,仅此而已。
经常和朋友聊天,如果我对一个概念抱有模棱两可的态度,就会被朋友鄙视,说是“骑墙派”、和稀泥,尤其是面对民主、自由这样的概念。但是越是了解地越深入,思考地越多,就发现很多问题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而不该是绝对的,一边倒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容忍模棱两可呢?
Frenkel-Brunswik(1948)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中提出了“模糊的不容忍性”(intolerance of ambiguity)概念,这是人的一种性格特征:完全不能够容忍模糊状态的人厌恶和排斥模糊的信息,通过拒绝复杂而模棱两可的状态来迫切的去寻求确定性。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中的观点更为极端:当人们结成一个群体之后,会表现出对模糊感的异常排斥,对这样的群体最好的煽动方式不是去分析、去解释,更不是去求证。“因为群体夸大自己的感情导致他们只会被极端的感情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群体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充耳不闻……凡是能向他们提供幻觉的,都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言之凿凿乃至于夸大其词的,再加上不断强调,极具煽动性。
希特勒也承认,法西斯在宣传中使用各种极端的标语和口号来操控群体,背后的原理也是在玩弄人心中对模糊的不容忍。“听众的接受力是极为有限的,他们能懂的很少。另一方面,他们忘性极大。既然如此,有效的宣传必须集中局限于很少的几点而且一定要用标语口号的形式来表现,知道每一个人懂得这个口号的意义。牺牲这一原则而去追求全面,就必然是有效的宣传工作付之一炬,因为人们不能够消化或记住讲给他们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会习惯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不单单是因为大脑懒惰,更主要是因为我们需要安全感,恐惧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从我们的祖先开始已经慢慢内化为一种被忽视的文化基因。
我们的祖先与各种猛兽毒虫生活在一起,随时都面临着死亡的风险,非常缺乏安全感,就迫切需要安全感,确定性可以极大程度增强安全感。所以就开始潜移默化地制造确定性,时间和空间是最基本的确定性,聚居在一个固定空间,有了东南西北、上下左右,安排好时间,有了春夏秋冬、暮鼓晨钟,这都可以帮助增加面对复杂环境和获得食物的安全程度。时空确定了之后,我们需要关系、制度、意识等方面的确定,确定的男女关系制造了家庭,家庭协作满足生存,宗教和法律帮助惩恶扬善,规避风险。
习惯了确定,就恐惧模糊,恐惧不确定。
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最可怕的是这种思维会导致偏见。一直以来,女人的确定符号就是生儿育女、伺候和取悦男人,不能够有社会地位。我一个朋友说统治世界的事情就交给白种人和黄种人,黑人只适合体育和音乐。我们说湖北人“九头鸟”、上海人“排外”、东北人都是“黑社会”……确定的对立面恰恰是偏见。
我爸妈跟很多爸妈一样,告诉我要考大学、考研、考公务员……后来我一只脚踏入了体制内,父母告诉我要好好珍惜安定的工作,他们非常恐惧我丢了“铁饭碗”,恐惧不确定性,对于在“体制内”的工作沾沾自喜,对于体制外的工作就会低看一眼。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一封辞职信,可以引起全国争鸣,根源就是在讨论该不该以梦为马。
大冰在他的《乖,摸摸头》《阿弥陀佛么么哒》这几本书中介绍了很多追求梦想的年轻人,他们离开安定的工作岗位,去追求音乐,去环游世界,遇到无数艰辛。
马云放弃了老师的工作,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当时确实存在对他放弃安定的指指点点,只不过已经被后来的光环掩盖。
我们要解构偏见,首先要尊重模棱两可的认知和不确定性的状况。尤其是年轻人,还年轻,当他们选择不确定性的时候,多一点理解和鼓励,少一点质疑,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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