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知生，不畏死——作为译者的杨绛先生与《斐多篇》

前几日午睡醒来惊闻杨绛先生仙逝，内心五味杂陈。某种程度上讲，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的书陪伴我度过了半个高中时代。依稀记得那个时候也不过十六七岁，跟同桌两个人在晚自习上摊着练习册，在桌子下面偷偷地看《走到人生边上》和《写在人生边上》。杨先生的和钱先生的“人生边上”不是同一个定义。钱先生的这本书出版于40年代初，对于一个学者来说，算是初涉人世，风光正好，写散文是“为人生的大书做注脚”，是为“写在人生边上”。而杨先生的书则发表于2007年，彼时老人年已近百，看尽了人间，走到了生与死的边界线上，是为“走到人生边上”。
小时候看书只能看得懂小说和散文，然而如今更让我感到动容的却是她作为一个译者的立场和学养。在小说和散文里，相比于钱钟书的犀利与痴气，她似乎更淡定、从容、温吞，然而在她的译著里，所能看到的却更多是作为学者的坚持。我不大同意王小波的话，说建国之后的几十年中国出不了诺奖是因为大师都去做翻译而不自己写书。真正的大师不会忙着创作。正如杨绛的父亲所言：“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同时，四五十年代、乃至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创作”变成了一件相当危险的事，而翻译不仅可以引介优秀的外国作品，更能在其中隐而不露地埋藏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正所谓钱钟书先生所言：“借尸还魂”。一个优秀的译者所选择翻译的内容，定然在某种程度上与他/她的个人立场相关。杨绛先生选择翻译《堂吉诃德》，足见她于乱世之中不曾撼动的学者立场——那是一种安静却不沉默、隐忍却不妥协的立场。这种不争不言的立场，像无所不在的涓流，或许比真的创作还要更强大、更坚定、更能动人。
《堂吉诃德》所讲的故事，本来便是一个在没有骑士的时代幻想自己是个中世纪骑士的人，仗剑天涯、行侠仗义，结果四处碰壁乃至落败归乡的故事。对于这个看来充满荒诞意味的角色，作为译者的杨绛似乎带有许多“同情”的态度。在译者前言的结尾处，她写到：
 “他死抱住自己的一套理想,满腔热忱,尽管在现实里不断地栽筋斗,始终没有学到一点乖。堂吉诃德的严肃增加了他的可笑,同时也代他赢得了更深的同情和尊敬。 堂吉诃德确是个古怪的疯子,可是我们会看到许多人和他同样的疯,或自己觉得和他有相像之处;正如桑丘是个少见的傻子,而我们会看到许多人和他同样的傻,或自己承认和他有相像之处。”
这本书的翻译过程正值十年动乱。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使得这本艰难完成的、被千辛万苦保留下来的译著更显出某些可贵的光辉。杨绛先生在自己后来的著作中，也不少会提起这其中的角色，与自己相互映照。譬如在《隐身衣》中，她讲到“人的志趣也各不相同……《堂•吉诃德》十一章里的桑丘，却不爱坐酒席，宁愿在自己的角落里，不装斯丈，不讲礼数，吃些面包葱头。有人企求飞上高枝，有人宁愿“曳尾涂中”。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或在《干校六记》中，她讲到在一次头戴高帽、脖挂木板、手举铜锣游街后，杨模仿《堂吉诃德》中桑丘的口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仍然是个体面的人！”她相信“堂吉诃德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他坚决相信，超越了他自身的存在，还有永恒的、普遍的、不变的东西；这些东西须一片至诚地努力争取，方才能够获得。堂吉诃德为了他信仰的真理，不辞艰苦，不惜牺牲性命。在他，人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当我们拿起杨绛先生的译作时，或许会懂得她淡泊如水的忠恕之下，掩藏着怎样的骑士精神般的抗争。端庄典雅、随遇而安的杨绛先生在一个满目道貌岸然的“某某主义”的年代里，独自一人钻进当时甚至不存在的“巴洛克”文学中，唯独钟情于这一个癫痴落魄的流浪汉，也算是乱世之中的“真狂徒”。
在钱钟书先生去世之后，杨绛先生以九十高龄出版过另一本译作——《斐多篇》。这本书原为柏拉图所作，讲苏格拉底临死前跟弟子们探讨生死与灵魂的问题直到饮鸩而死的故事。小时候看不懂这样的书，只看过她的散文和小说。如今翻到，想起杨绛先生百岁访谈时候说的那句：“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准备回家”，不禁真的潸然泪下。
“真正的哲学家一直在练习死亡。在一切世人中间，唯独他们最不怕死。他们向来把肉体当做仇敌，要求灵魂超脱肉体而独立自守。我的朋友，假如他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他临死决不会愁苦的。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惟有到了那边，才能找到纯粹的智慧，别处是找不到的。”
“因为带着肉体去探索任何事物，灵魂显然是要上当的。”
“灵魂凭肉体来观察的时候，——凭肉体也就是凭肉体的视觉、听觉等种种感觉呀——这时候灵魂依靠的只是这种种感觉了，所以它就被肉体带进了变化无定的境界，就此迷失了方向，糊里糊涂、昏昏沉沉的像个醉汉了。可是，灵魂独自思考的时候，就进入纯洁、永恒、不休、不变的境界。这是和它相亲相近的境界。它不受纠缠而自己做主的时候，就经常停留在这里了。它安定不变了，和不变的交融在一起，它自己也不变了。灵魂的这种状态就叫做智慧。”
“身体因灵魂而有生命，灵魂包含着生命。而生命的反面是死亡，灵魂与死亡便是相反的。那么灵魂是不朽的。”
这些话让我想起福柯在住院的最后那些日子里，设想诊所的深处，在某幅油画的背后会有一扇小门，而人会在死去的瞬间悄悄潜到那画的后面。“在众人面前，我们死去了。但是我们在后院，在墙的另一面无人看见的情况下重又出现了。没有行李，没有名字，两手空空，然后为自己寻找一个新身份。”而他本人在即将去世的时刻“纵声狂笑，他一辈子也没有这么狂笑过。可以想象，这时他也许正盯着‘那扇开向我这个房间的小门’，深知他很快就要溜到门的那一边，变成无言的尘埃，不再说话，不再倾听，不再寻找，不再受羁——实实在在一个‘虚空世界的无言物’，终于不再需要什么真实了。”
或许，对于许多哲学家来说，生与死都是像是亚努斯的两张脸，唯有离开这一面，才可以走向那一面——而属于那一面的神秘、未知与虚无，有时比生命本身还要诱惑人。我相信，如《堂吉诃德》一样，杨绛先生的这一译著同样以几乎匿名的方式传达了她对于生死的立场——一个以一天500字的速度翻译这样一本书的年近九十的老人，在105岁时面对死亡的时候，她不会对尘世是留恋的、抱憾的。我甚至不觉得她是“去跟家人团聚”了，某种程度上，我更加觉得她终于脱离了苍老的、滞重的肉体，穿过了那一扇生死之间的小门，像福柯一样，悄悄地溜到了一幅画的背后去，溜到了墙的背面。一个人已将生命活到淋漓尽致如此，应当是笑着阖眼，可以踏上那扇门背后的、生命反面的新的旅程了。张开怀抱，向死神微笑着招手，如同欢迎一个多年关照彼此的老朋友。那时她将终于有机会去探索生命的反面，她将是步履轻快的，走在一条新鲜的、未知的路上，脱胎换骨，像当年那个眉眼纤细的、刚开始走进人生的大书里的小姑娘。
因此，我不会觉得她的去世是可惜的。那不是一种痛苦，也不是一种解脱，那是一个一生求知求学、手不释卷的人，在此生之中最后要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放下此生的一切身外之物，走向下一个旅程。
相比于福柯之类非常向往着濒死体验的哲学家，她并没有真的去尝试死亡，而是让自己勇敢地体验尽生命的一切。她曾说，钱先生去世的时候，她也想过要逃——但是她不能逃，她要留在这里“打扫战场”。如苏格拉底所言，“有人私下有一套理论，把人比作监狱里的囚犯，囚犯不得擅自打开牢门逃走……我们有天神守护，天神是我们的主子。那么，一个人不该自杀，该等天神的命令。像我吧，就是天神在召我了。”终究，杨绛先生也在历经世事的百年之后，等待到了那个被召唤的时刻。
一个懂得生命的人才是最有资格去拥抱死亡的人。或许一般人都如孔子所言，未知生，焉知死，然而对于她来说，既知生，不畏死。
在她百岁访谈的时候，仿佛已经像苏格拉底一样平静地做好了准备，从“走到人生边上”到“坐在人生边上”，她的肉体渐渐不再能承载她的精神，她坐在了现世与虚无的边缘上，“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直到那一刻的降临。
“一个人死了，属于凡人的部分就死掉了，不朽的部分就完好无损地离开了死亡。”
“我的朋友啊，等我到了我要去的地方，我一辈子最关切的事就大有希望可以实现了。现在制定我动身的时刻已经要到了，我就抱着这个美好的希望动身上路。不光是我，凡是相信自己的心灵已经清洗干净、有了准备的，都可以带着这个希望动身。”
“清洗干净，不就是我们谈话里早就提到的吗？我们得尽量使灵魂离开肉体，关于自己凝成一体，不受肉体的牵制。不论在当前或从今以后，尽力独立自守，不受肉体的枷锁。”
火萎了，她也走了。我想，没有比这更令人愉悦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