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aight Face> Chap 1 - Best Love
最好的爱 (Best Love)
Nigel Hawthorne
“如果可以，你应该过来看看。” 许多年后，回忆里我母亲的声音已变得断断续续，模糊不清。她听上去并不是太激动， 我猜她是不想吓到我。 父亲连着中风了两次且都很严重，家人告知我他可能将不久于人世了。
母亲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家中的琐事，我几乎没怎么听进去。尽管家族里有些人我不太认识，有些甚至还从未见过，我想我还是应该尽快去看看他们。“我尽量吧。” 我告诉她，一边想在哪能查到机票的票价。“那就好，” 她说到，就好像我已经答应她我一定会回去似的。“告诉我们你什么时候到，我们都会去机场接你的。哦对了，别忘了带上你的泳衣。” 从遥远的开普敦（Cape Town，南非城市，立法首都）打来的电话，声音却清楚得好像就是从楼下打来的似的。我挂了电话，静静地望着面前的墙壁，一动也不想动。
定张机票可不是件容易事。开普敦现在正是初夏，去那里的机票全都被定完了。不过幸运的是，在偏寻无果后，第二天下午我终于通过一个住邦德街的皮货商的消息，找到了一家廉价旅行社。我告诉旅行社的人事情紧急，最终得以以低价买到了一张次日出发的机票。 当天晚上我打电话回家，告诉了家里人行程的细节，熨烫好六七衬衫，打包放到手提箱里，早早地上床睡觉去了。
航班不是直航。那还是1968年，种族隔离仍旧相当明显，因此有几个国家我们的飞机是不允许飞过的。飞机在非洲大陆上曲曲折折地盘旋，只在没完没了的卸货和加油的时候才停留一会儿。机舱里坐满了不同肤色的乘客。我的座位靠近尾部，伸腿的空间都没多少。飞机上似乎有不少儿童，而我很不幸地坐在了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小孩旁边，想睡一觉是不可能的了，书也没法看进去。
当我们靠近洛伦索马贵斯 （Lourenco Marques，莫桑比克海港及首都 Maputo旧称）时，在倒数第二个中转站通过舷窗我看到我们正飞跃一座很破旧的小镇。用锡皮做成的简陋的小屋挤在一块，毫无隐私可言。房屋都是凑合着盖的，全生了锈。飞机飞得很低，低到可以看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景：没几个人留意到了天上这个正从他们头顶掠过的巨大的飞机。我看到一个像刚出生那样光着身子的小男孩，用手遮挡着清晨的阳光，正抬起头看着我们；在他脚边，一只狗正在沙子里排泄。这场景至今仍在我脑海中不时浮现。上次来非洲已是六年以前，我想我已经忘记了这里是多么的贫穷。
我们原本是要在旅馆过一晚，次日早晨再飞去开普敦。很不幸也很无奈地，飞机误点了。在机场航站楼，大家坐上长途汽车，行李用绳子松垮垮地系着，一直堆到了车厢顶部。我们启程去开普敦。
第一个停靠点是火车站，因为有些乘客需要乘火车去德兰士瓦（南非东北部省份）和纳塔尔省（南非东部省份）。乘客下车时，搬运工便爬上车厢顶去分拣他们的行李，有些贵重的行李箱也被重重抛到地上。我警觉地从玻璃窗的反光里看见了我的手提箱，赶紧跑上前去把它取出来。
当我正准备回车上时，一个光着脚的小男孩将一卷约翰内斯堡星期日时报伸到我面前。男孩大约六七岁样子，胳膊像牙签一样细，穿着破烂的衬衫和齐膝短裤。星期日时报是个老朋友了，坐在旅馆里从无处不在的家具广告里找点新闻读，应该也不错。而且报上还有漫画版，用鲜艳的颜色印着“捣蛋鬼”(Katzenjammer Kids, 德国画家的漫画） 和 “金发女郎和三明治” 漫画。我买了一份，将手提箱放在身旁并环顾了下四周。车开了。
这就到了洛伦索马克斯。过去我没时间也没钱来这，不过在五十年代我的朋友们会来这里度假，回来后向我夸赞这里是多么美好，说他们是怎么在一场派对上见到年轻的阿迦汗（伊斯兰教首领的一种称呼）和他的妻子，说他们如何在 “美妙的洛城” 玩得尽兴。这窗外的景象跟他们口中的描述一点也不吻合，不过说实在的，我也确实没心情欣赏。
尽管窗外满是木瓜树和异域的藤蔓植物，房间里装饰着绢面的油画，还挂着柔和的窗帘，身处旅馆的房间时还是总不免感觉孤寂，在这里也不例外。午饭后我粗略地浏览了下报纸，基本上都是当地新闻，我甚至怀疑如果欧洲发动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报纸是否会报导。版面上满是印着打折的 “必游的” 鞋具抛光除臭服务广告。我扫了几眼 “社会” 版面，看看有没有什么认识的面孔在上面，这时我留意到了出版时间，这份报纸是三周之前的。
我于是决定出去走走。还没走出旅馆大门多远，就看见还是之前那个男孩，夹着半打报纸在胳膊下。看着他不害臊地又打算向我兜售他的报纸，我瞪了他一眼。他像个受到斥责的小狗似的抬起他的大大的眼睛，流露出责备的眼神。不一会他就在街角转弯处消失了，而我也开始为我的行为感到内疚。毕竟，他只是在谋生糊口而已。像我这样穷的人都可以不费事地一口气买下他所有的报纸，而他却必须为了生计每天站在街头，不管刮风下雨。我决定赶上他，而他却不见了。我跑到十字路口处四下搜寻，而他就好像被这街道吞没了似的无迹可寻，这反倒使我决心一定要找到他。
整个下午，我都在街道上踉踉跄跄地找寻着，几乎丝毫没留意身边的街景。我现在是个带着使命的人：内疚就是我的使命，如果要这么说的话。一个富有的白人，一个贫穷的黑人小孩。天啊，作为一个英国人，我的良心受到了多大的冲击！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十一点。要是到十一点我还没有找到他，我才能去吃点东西，但在此之前不能。我肯定走了有一里多路。太阳渐渐沉到地平线下去，街灯很快便要亮起来了。
碰巧，到了十一点时，我正经过一家咖啡馆。我很不情愿进去，因为这就等于我认输了。但是透过窗帘间的缝隙，我能看到店里坐着三四对客人，桌上的食物看起来也很诱人。于是我走了进去。吃到一半的时候，咖啡店的门开了，一个人影闪进来，仍旧夹着一大卷捆成束的星期天时报。没给他再次向我兜售报纸的任何机会，我示意他过来，把口袋里除了饭钱之外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他一定认为我疯了，而某种意义上我确实是疯了。我微微发抖，情绪激动，心里很清楚别的顾客都在奇怪地打量着我。
从洛伦索马克斯到开普敦的南非航空的航班比之前的好多了。没有哭闹的孩子便是其一，能伸腿的空间也更大了。空乘们脸上显出熟悉的那种没什么情绪的表情，乘客们倒是都晒黑了，脸上露出放松的神情，一边呷着免费供应的鸡尾酒，一边翻阅着飞机上的杂志。欢快的钢琴和手风琴乐曲在机舱里环绕，让我想起了在比勒陀利亚（Pretoria, 南非行政首都）参加烤肉野餐会的夜晚，周围的人们聚在一起喝着啤酒说着南非土语，而我在其中感觉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异乡人。现在我又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个异乡人，我的英国护照塞在内口袋里，面色因为缺少睡眠而有点憔悴。这又是个令人失望的英国夏季。
我们正穿越卡鲁地区（Karoo, 南非地名），除了偶尔有些小山丘不协调地出现在荒凉的沙漠中之外，沿途一无所有。有人说，一旦让非洲融入你的血液中，她将永远不会离开你，而你一生都会为她着迷。 当一个地方是这样的贫瘠和不宜居住，却能让人如此地心向往之，想要体会她庄严与肃穆之中的欢乐和喧嚣，我知道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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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起来比你年龄还老些” 我母亲说着，一边将脸颊伸过来让我亲吻。“谢谢，妈妈。” 我没有留意她的话，只注意到她跛得厉害。1957年一场不成功的关节炎手术给她留下了瘸腿的后遗症。她脸上皱纹更多了，强烈的阳光丝毫没对她留情面。家里其他人也在场，双胞胎简妮特(Janette) 和约翰 (John)，还有希拉(Sheila)。我想我们都有点发福了，约翰只是上身有点瘦，简还是精力充沛，不拘小节的样子，希拉行动缓慢了些，也更沉默寡言了。那些个小孩们通通盯着我望，好像我是来自外太空似的。
约翰开着车，我母亲需要更大的空间因此她坐在副驾驶位上。她颤颤巍巍坐上座位，再将行动不便的腿挪进来，脸上显出痛苦的神色。“你爸也差不多像这样了，奈杰尔，” 约翰说到，开车比他年轻时开得更慢更小心了。他提高声调接着说，“我想你会发现他改变了很多，你明白的。” 我突然间觉得约翰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讨人喜欢，他现在似乎更能理解我的感受了。
整个行程是沉闷的，许多事物仍然看起来熟悉，而也很有些东西已经变了。原本挂着禁止通行的标示牌的地方现在变成了红绿灯。有些建筑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的旅馆和山脉，哦天啊，那些山脉！我是多么，多么发自内心地爱着这里的山啊！在我刚回英格兰的那些一穷二白的日子里，我曾多少次地梦见这些山脉，梦见自己躺在百里香的香气环绕的灌木丛中。而现在这梦中的场景就出现我眼前！愚蠢如我，我甚至想要让车停下来，跳下车环抱着片山脉。约翰一边开着车，一边指出哪里变了，母亲则一路嘀咕着途径的那些商店名，街道名，广告牌上的产品，房屋的单元号。。。任何出现在她眼中的东西。
经过奥兰治济赫特（Oranjezicht, 南非地名），车开进一片片花园再往上走，驶入位于桌山 (Table Mountain) 和狮头山 (Lion's Head) 中的山谷间。再往后山路更加陡峭也更宽了，目之所及是远处小小的锡皮屋顶的房屋和阳台，还有连绵不绝的山脉。我将身子降低一点，试图从车窗向外一瞥这小汽车是如何一点点慢慢驶进山顶的，耳边却传来家人交谈的片段。能再次回到老家，我简直激动地要流泪。“看哪，奈杰尔！”我哥哥约翰喊道。
脚下我童年生活过的蜿蜒的坎帕斯湾(Campus Bay) 美得令人窒息。海水是如此湛蓝，细碎的浪花拍打在白色的沙滩上，在我们左边，壮丽而逶迤的十二使徒山(Twelve Apostles) 的山襟向着冰冷的大西洋延伸开去。沿着几家小商店驶下去，棕榈树一排排整齐地列在路边，像是在里维埃拉（Riviera, 法国主要的旅游城市，度假胜地）那样。那些棕榈树现在又高又壮了，有没有可能我甚至曾经见过它们被栽培的情景呢？一个暴风雪的冬季，猛烈的海浪冲上了岸，冲毁了街对面的 “艾萨克先生药剂店” 里的药品，晒黑霜这些，差点没把这家店铺给全部淹没。第二周药店里的人还得把被大浪冲走的树给载回去，真是刺激！穿过一个急转弯到了维多利亚路，再上坡经过警察局，这就到了我们的老房子。老房子的屋顶上铺着木瓦，藤架上攀附着金雨兰花 （Golden Shower)，这些统统没变。
父亲靠着几个枕头坐在床上，我一开始几乎没认出他来。尽管约翰已经提醒了我，我还是毫无预料眼前的景象会是这样。他的假牙放在床头柜上的杯子里，已经半身偏瘫了。在父亲还是个全科医生的时候，这间卧室原本是他的诊疗室。而现在他自己成了病人，由我母亲照料。我亲了亲他的头顶，随口说了几句回来真好，见到家人真开心，他看上去也很精神之类的话，提了下伦敦的天气，雨季，和他去过的我在诺丁山的公寓。。。一切我能想到的。母亲和约翰站在门口听着。我握着他的手。终于他开口对我说话，慢慢地，声音好像从他嘴角发出来。
“你现在怎么样了，奈杰尔？” 很明显他是在问我在工作中有没有什么进展。“哦，还不错，爸爸，还不错。”我谎说。虽然我是有份在电视上抛头露面的小工作，而且因为工作所以不能在开普敦久留，但这些对他来说还是很陌生，因为那会南非还没有电视。应该说，我的职业生涯正处在一个低谷，而且，虽然我没跟家里人说，但我一直都额外在做些家政工作来攒点钱付房租。
“到阳台上来，”我母亲对我说。此刻我对任何能将自己从这里解放出去的事都心存感激。“待会见，爸爸。“我将父亲留给约翰陪着，他和父亲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当我关上门时，我能听到约翰正轻声地对父亲说话，中气十足。
母亲去泡茶，我独自一人坐在床沿从阳台凝望远处这熟悉的风景。我妹妹简妮特和她丈夫丹尼斯在为什么事吵吵闹闹，叫到“我不可能再说一遍的，安德烈！” 当我们都离开家时，这房子被分成了两部分，主楼梯间被封起来，另建了间独立的楼梯间通向屋后。简和丹尼斯一家住在原本是我们的卧室的地方，我母亲睡在楼下原本是厨房的地方，我父亲住在他的诊疗室里。
海风的气息氤氲上来，飘到屋内。我想要有时间来慢慢嗅一嗅，感受我决定从生活里放弃的曾经熟悉的气息。沉浸在这怀旧的情绪中，我似乎看到自己还像童年时那样跑下楼去到海岸边，看着父亲刚晨泳完回来，我母亲走路也还没有跛脚，这房子还是一个整体，还有我们这些孩子跑来跑去吵吵闹闹地追逐嬉戏，小狗仔奥斯汀紧随在我们身后，狂吠不止。
约翰回去上班了，我母亲端来了茶和一碟派亚特什锦饼干，在我身旁坐下。我们左边，半里路之外的海湾对面，就是那个因石头环绕看起来像烤炉的而得名的，被称为“烘焙炉”的地方。我从没涉足过那附近，对我而言那里只是个地标而已，但在孩提时代，约翰常常划船去那里。正午的太阳升到最高，光线强烈的刺眼，阳光下的一切似乎都更加清晰了。海鸥在海湾上盘旋、停息。退潮时，我甚至能看到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深棕色水草的叶端。
母亲告诉了我父亲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的情况。我很惊讶她一直一个人照料父亲，建议她请个全职护工，但她坚称她能应付得过来，我便也没再说什么了。
蕾娜 (Lena)，我们善良的在开普敦的黑人女侍，进屋来打招呼。她断断续续和我们家一起生活了差不多四十年，而且一点都不显老，几乎还是她十九岁时我母亲第一次领她到家里来时的样子。我上去拥抱她，问她她母亲身体如何。“很好，奈杰尔少爷。” “你女儿瑞秋呢？” “也很好，奈杰尔少爷！”
“她是个好姑娘，蕾娜，”在她离开后，我妈妈说到。“一直都非常忠诚。” 我们聊了一会家长里短，聊到简妮特对家里的事多么上心，在我母亲外出的时候照料父亲。约翰也一样，时不时过来看望父亲，虽然他和他家里人住在离这里有点儿距离的山的那一边。希拉和她丈夫欧尼一般在周末过来，而且晚上都会打电话回家。
我没法不感到内疚，在家里有事的时候我都不在他们身边。“不过呢，至少现在你在这儿，”我母亲说。在我离开家这些年，她每周都寄给我一封航空信，几乎从未间断，而且也从来都令时而因为太忙或太懒而没有回复她的我感到惭愧不安。当年我打算远去伦敦追求我的演艺事业，就在这间屋子里，大家为我举办了饯行聚会。如今，十七年过去了，好像尤利西斯被水妖（Sirens, 古希腊传说中半人半鸟的女海妖，惯以美妙的歌声引诱水手，使他们的船只或触礁或驶入危险水域）所迷惑而忘记回家的路一样，我也将所有在这里的美好的回忆搁置了。然而，现在我终于回来了，感受到的却满是抽离之感，好像我从来就不属于这里。
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的情况没什么好转，却反而开始大小便失禁。我母亲没日没夜地在他身边照料，过度的劳累开始影响她的身体。她和我有时会拌嘴，而我知道这都是压力所致。但想到我们曾经如此亲密，现在却逐渐疏远了，不免令人伤心。
一天早晨，我想下楼去查理杂货铺前面的海滩上走一走，离家很近，在喊一声就能听到的范围内。我递给母亲一块蓝色的毛巾，告诉她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就将这块毛巾挂在前面边的墙上，我看到就会跑回家了。
那天天气晴朗，海浪轻拍岩石的声音像催眠曲一样令人放松，不知不觉中，我惬意地在温暖的阳光下打起盹来。突然间有个念头把我唤醒，让我回头向家里望去。蓝色的毛巾！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去，在前门看到母亲正站在那等着我。“你爸爸又中风了。” “我来打电话叫救护车，”我说。“不用。”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没法应付过来的，妈妈。”我坚持。她握起我的手说，“他自己就是个医生，奈杰尔，他不傻。如果他去了医院，就会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 父亲是个脾气很糟糕的病人，如果医生给他开处方告诉他“一日三次，随餐服用”，他会一顿将三次的药片全吃下去。我们提醒他别这样，他反而叫我们别管他的事。此刻是没时间来争执这些了，我自作主张地叫来了救护车。
他们小心翼翼地将父亲抬下前面陡峭的楼梯，用毯子将他裹起来以免他栽倒在地上，就这样上路了。去格鲁特 • 舒尔医院的一路上我都握着他的手，而他则努力想摆脱身上包裹着的毯子。此刻看着他我免不了想起他年轻时的样子。早年的他总是倾心于年轻女子，要是约翰领个女朋友回家，不一会儿父亲就有法子让女孩坐到他腿上去。也就几年前，我母亲有次发现父亲一直在跟他诊所的接待员约会，还给她买了辆车，母亲因此差点跟他离婚。那会他七十几岁，我们还总是希望他能改改。
我们抵达医院，看护将担架随随便便一抬。“当心，他病得很重！”我斥责道，然而也没办法，只有将父亲留给看护们照料，自己去前台为他办理入院手续。当我找到父亲的病房时，他似乎已经神奇般地恢复了许多。我走到转角处，看见父亲正坐在病床上，抓着一个迷人的护士的手坏笑着，护士坐在他身旁的被单上。八十六岁了，父亲在这点上已然无可救药。
日子过得很快。每天傍晚我都会和家人一起去看父亲，但我们一直没独处足够久的时间让我说出我真正想说的话。我觉得自己处在一个残酷而短暂的梦里，我的家人，老房子，那山，那海——非洲——所有这些都显得那么不真实。我还是设法会了会几个旧友，去了过去常常流连的地方，但是没心情享受那些无谓的庆祝。就这样忽然之间，我惊慌地发现，我能呆在这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有件事我很确定，那就是我这一离开，将不再有机会在父亲在世时见到他。我们从来就不亲，我想对他而言我是令他失望的吧，选择从大学辍学而去当个演员，这是他永远不会原谅的事。这些年他对我的话全部都压缩在我母亲最近寄来的那八封航空信里了。“我就此打住，你爸有几句话要说。”那些话都很简短而不动声色，总是以“没地方写了，保重。爸爸。”结束。
那时候在开普敦有三家大型百货商场，弗莱彻和卡怀特（Fletcher and Cartwrights)， 加利克 (Garlicks) 还有斯图塔福（Stuttafords)。斯图塔福商场里有个很大气的餐厅，装饰简洁美观，陈设着巨大的花型摆设和舒服的椅子。我给老友桑尼 • 科恩 (Sonny Cohen) 打电话，问他我能不能约他出来吃顿午餐。我应该猜得到的，他说 “不不不，是让我来约你才对。”桑尼一直没有结婚，但从不缺一溜跟随他的年轻姑娘们。他喜欢陪同她们去听音乐会，参观艺术展或者去剧院看剧。他带着那些漂亮的女士，从不缺席任何一场首演。他在戴梦得大厦里的一间办公室经营一家邮购公司，我父亲过去也有间诊疗室在那间大厦，故此他们很熟。桑尼满头飘逸的白发给他带来了个“银狐”的美誉，和人握手时坚定有力。他是我遇到的最善良，最慷慨的人之一。
我向桑尼全盘倾诉我的困境，他耐心地听着。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他的倾听和帮助，我如何能应付过来。每天他都会开车来载我出去兜兜风。我母亲对他不断的拜访有些怨言，对他在我即将回英国前还占用我太多时间有些不满。我试图向她解释我急切地需要有人可以倾诉。我这么做是有些太自私我明白，我伤害了她的情感。忽然间，就到了该打包收拾回英格兰的时候了。
我的飞机是上午起飞，护士早早将我父亲叫醒，帮他穿上干净的睡衣，戴上假牙。当我到达他病房时他已经穿戴整齐了。他看上去好些了，虽然中风带来的后遗症还是很明显。我坐在床沿，眼睛望着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时间到了，“嗯，爸爸，我得走了。”我说。“去哪啊？” “回英格兰，爸爸。” “去那干嘛啊？“他想知道。“我住在那儿。” “哦是吗？”他看上去好像真的很感兴趣。就在那时他胡乱嘀咕了一句，我怀疑他是不是又中风了。他举起手臂，好像在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哦天哪！”我才反应过来，“他这是要给我个拥抱呢！”——我从未指望父亲会这样做。我主动倾身向前，但突然间，他使尽了气力推了我一下，我面朝下栽在床上。
当我摇摇晃晃站起来，才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想要瞥一眼从病房门前走过的护士，而我正好挡着他视线了。我站起来朝门口走去，转过身向他挥手，然而他没在看我。他的眼睛正盯着那年轻护士的脚踝，护士满头浅黄色的秀发，鞋跟踩在漆布地面上嗒嗒作响，向走廊尽头走去了。
去机场的路上我跟母亲说了发生的事，说这次回来能见到父亲真好，我会惦记着他的。但她很快反驳说，“他老糊涂了，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回程的航班奇迹般地直飞到了伦敦，什么原因我忘了。在飞机上我写了首小诗，去年整理资料时我在抽屉里发现了它：
家
离家多年后重回故里
却只发现
孩提时的父亲已完全变样
无时无刻需要照顾
这个家庭已不再年轻。
离家多年后重回故里
却只发现
那个在北方的暮色里我心心念的海角
那个有山和湛蓝的大海与天空的地方
我却只觉自己是个异乡人
……空有一颗沉重的心。
离家多年后重回故里
却只发现
早晨的海滩上如织的游人
在阳光下闭目养神，心满意足
黑人们却只能旁观。
离家多年后重回故里
却只发现
变化很多却仍旧贫穷
自大的异乡人在褪色的雪白的街道上，
家，家，家，家，家——
不过是一个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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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小诗的原文：
HOME
To come home after years
and find
a childhood father cruelly changed
nursed day and night
a waiting home no longer young.
To come home after years
and find
the Cape I ached for in the twilight north
mountain blue and sea and sky
To look and feel a stranger
… a heavy heart.
To come home after years
and find
the morning beaches crammed with wives
eyes closed, mind blank, they bask content
the coloureds looking on.
To come home after years
and find
much changed yet not enough
an arrogance in the bleached white streets.
Home, home, home, home, home --
Just a word.
）
Nigel Hawthorne
“如果可以，你应该过来看看。” 许多年后，回忆里我母亲的声音已变得断断续续，模糊不清。她听上去并不是太激动， 我猜她是不想吓到我。 父亲连着中风了两次且都很严重，家人告知我他可能将不久于人世了。
母亲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家中的琐事，我几乎没怎么听进去。尽管家族里有些人我不太认识，有些甚至还从未见过，我想我还是应该尽快去看看他们。“我尽量吧。” 我告诉她，一边想在哪能查到机票的票价。“那就好，” 她说到，就好像我已经答应她我一定会回去似的。“告诉我们你什么时候到，我们都会去机场接你的。哦对了，别忘了带上你的泳衣。” 从遥远的开普敦（Cape Town，南非城市，立法首都）打来的电话，声音却清楚得好像就是从楼下打来的似的。我挂了电话，静静地望着面前的墙壁，一动也不想动。
定张机票可不是件容易事。开普敦现在正是初夏，去那里的机票全都被定完了。不过幸运的是，在偏寻无果后，第二天下午我终于通过一个住邦德街的皮货商的消息，找到了一家廉价旅行社。我告诉旅行社的人事情紧急，最终得以以低价买到了一张次日出发的机票。 当天晚上我打电话回家，告诉了家里人行程的细节，熨烫好六七衬衫，打包放到手提箱里，早早地上床睡觉去了。
航班不是直航。那还是1968年，种族隔离仍旧相当明显，因此有几个国家我们的飞机是不允许飞过的。飞机在非洲大陆上曲曲折折地盘旋，只在没完没了的卸货和加油的时候才停留一会儿。机舱里坐满了不同肤色的乘客。我的座位靠近尾部，伸腿的空间都没多少。飞机上似乎有不少儿童，而我很不幸地坐在了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小孩旁边，想睡一觉是不可能的了，书也没法看进去。
当我们靠近洛伦索马贵斯 （Lourenco Marques，莫桑比克海港及首都 Maputo旧称）时，在倒数第二个中转站通过舷窗我看到我们正飞跃一座很破旧的小镇。用锡皮做成的简陋的小屋挤在一块，毫无隐私可言。房屋都是凑合着盖的，全生了锈。飞机飞得很低，低到可以看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景：没几个人留意到了天上这个正从他们头顶掠过的巨大的飞机。我看到一个像刚出生那样光着身子的小男孩，用手遮挡着清晨的阳光，正抬起头看着我们；在他脚边，一只狗正在沙子里排泄。这场景至今仍在我脑海中不时浮现。上次来非洲已是六年以前，我想我已经忘记了这里是多么的贫穷。
我们原本是要在旅馆过一晚，次日早晨再飞去开普敦。很不幸也很无奈地，飞机误点了。在机场航站楼，大家坐上长途汽车，行李用绳子松垮垮地系着，一直堆到了车厢顶部。我们启程去开普敦。
第一个停靠点是火车站，因为有些乘客需要乘火车去德兰士瓦（南非东北部省份）和纳塔尔省（南非东部省份）。乘客下车时，搬运工便爬上车厢顶去分拣他们的行李，有些贵重的行李箱也被重重抛到地上。我警觉地从玻璃窗的反光里看见了我的手提箱，赶紧跑上前去把它取出来。
当我正准备回车上时，一个光着脚的小男孩将一卷约翰内斯堡星期日时报伸到我面前。男孩大约六七岁样子，胳膊像牙签一样细，穿着破烂的衬衫和齐膝短裤。星期日时报是个老朋友了，坐在旅馆里从无处不在的家具广告里找点新闻读，应该也不错。而且报上还有漫画版，用鲜艳的颜色印着“捣蛋鬼”(Katzenjammer Kids, 德国画家的漫画） 和 “金发女郎和三明治” 漫画。我买了一份，将手提箱放在身旁并环顾了下四周。车开了。
这就到了洛伦索马克斯。过去我没时间也没钱来这，不过在五十年代我的朋友们会来这里度假，回来后向我夸赞这里是多么美好，说他们是怎么在一场派对上见到年轻的阿迦汗（伊斯兰教首领的一种称呼）和他的妻子，说他们如何在 “美妙的洛城” 玩得尽兴。这窗外的景象跟他们口中的描述一点也不吻合，不过说实在的，我也确实没心情欣赏。
尽管窗外满是木瓜树和异域的藤蔓植物，房间里装饰着绢面的油画，还挂着柔和的窗帘，身处旅馆的房间时还是总不免感觉孤寂，在这里也不例外。午饭后我粗略地浏览了下报纸，基本上都是当地新闻，我甚至怀疑如果欧洲发动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报纸是否会报导。版面上满是印着打折的 “必游的” 鞋具抛光除臭服务广告。我扫了几眼 “社会” 版面，看看有没有什么认识的面孔在上面，这时我留意到了出版时间，这份报纸是三周之前的。
我于是决定出去走走。还没走出旅馆大门多远，就看见还是之前那个男孩，夹着半打报纸在胳膊下。看着他不害臊地又打算向我兜售他的报纸，我瞪了他一眼。他像个受到斥责的小狗似的抬起他的大大的眼睛，流露出责备的眼神。不一会他就在街角转弯处消失了，而我也开始为我的行为感到内疚。毕竟，他只是在谋生糊口而已。像我这样穷的人都可以不费事地一口气买下他所有的报纸，而他却必须为了生计每天站在街头，不管刮风下雨。我决定赶上他，而他却不见了。我跑到十字路口处四下搜寻，而他就好像被这街道吞没了似的无迹可寻，这反倒使我决心一定要找到他。
整个下午，我都在街道上踉踉跄跄地找寻着，几乎丝毫没留意身边的街景。我现在是个带着使命的人：内疚就是我的使命，如果要这么说的话。一个富有的白人，一个贫穷的黑人小孩。天啊，作为一个英国人，我的良心受到了多大的冲击！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十一点。要是到十一点我还没有找到他，我才能去吃点东西，但在此之前不能。我肯定走了有一里多路。太阳渐渐沉到地平线下去，街灯很快便要亮起来了。
碰巧，到了十一点时，我正经过一家咖啡馆。我很不情愿进去，因为这就等于我认输了。但是透过窗帘间的缝隙，我能看到店里坐着三四对客人，桌上的食物看起来也很诱人。于是我走了进去。吃到一半的时候，咖啡店的门开了，一个人影闪进来，仍旧夹着一大卷捆成束的星期天时报。没给他再次向我兜售报纸的任何机会，我示意他过来，把口袋里除了饭钱之外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他一定认为我疯了，而某种意义上我确实是疯了。我微微发抖，情绪激动，心里很清楚别的顾客都在奇怪地打量着我。
从洛伦索马克斯到开普敦的南非航空的航班比之前的好多了。没有哭闹的孩子便是其一，能伸腿的空间也更大了。空乘们脸上显出熟悉的那种没什么情绪的表情，乘客们倒是都晒黑了，脸上露出放松的神情，一边呷着免费供应的鸡尾酒，一边翻阅着飞机上的杂志。欢快的钢琴和手风琴乐曲在机舱里环绕，让我想起了在比勒陀利亚（Pretoria, 南非行政首都）参加烤肉野餐会的夜晚，周围的人们聚在一起喝着啤酒说着南非土语，而我在其中感觉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异乡人。现在我又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个异乡人，我的英国护照塞在内口袋里，面色因为缺少睡眠而有点憔悴。这又是个令人失望的英国夏季。
我们正穿越卡鲁地区（Karoo, 南非地名），除了偶尔有些小山丘不协调地出现在荒凉的沙漠中之外，沿途一无所有。有人说，一旦让非洲融入你的血液中，她将永远不会离开你，而你一生都会为她着迷。 当一个地方是这样的贫瘠和不宜居住，却能让人如此地心向往之，想要体会她庄严与肃穆之中的欢乐和喧嚣，我知道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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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起来比你年龄还老些” 我母亲说着，一边将脸颊伸过来让我亲吻。“谢谢，妈妈。” 我没有留意她的话，只注意到她跛得厉害。1957年一场不成功的关节炎手术给她留下了瘸腿的后遗症。她脸上皱纹更多了，强烈的阳光丝毫没对她留情面。家里其他人也在场，双胞胎简妮特(Janette) 和约翰 (John)，还有希拉(Sheila)。我想我们都有点发福了，约翰只是上身有点瘦，简还是精力充沛，不拘小节的样子，希拉行动缓慢了些，也更沉默寡言了。那些个小孩们通通盯着我望，好像我是来自外太空似的。
约翰开着车，我母亲需要更大的空间因此她坐在副驾驶位上。她颤颤巍巍坐上座位，再将行动不便的腿挪进来，脸上显出痛苦的神色。“你爸也差不多像这样了，奈杰尔，” 约翰说到，开车比他年轻时开得更慢更小心了。他提高声调接着说，“我想你会发现他改变了很多，你明白的。” 我突然间觉得约翰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讨人喜欢，他现在似乎更能理解我的感受了。
整个行程是沉闷的，许多事物仍然看起来熟悉，而也很有些东西已经变了。原本挂着禁止通行的标示牌的地方现在变成了红绿灯。有些建筑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的旅馆和山脉，哦天啊，那些山脉！我是多么，多么发自内心地爱着这里的山啊！在我刚回英格兰的那些一穷二白的日子里，我曾多少次地梦见这些山脉，梦见自己躺在百里香的香气环绕的灌木丛中。而现在这梦中的场景就出现我眼前！愚蠢如我，我甚至想要让车停下来，跳下车环抱着片山脉。约翰一边开着车，一边指出哪里变了，母亲则一路嘀咕着途径的那些商店名，街道名，广告牌上的产品，房屋的单元号。。。任何出现在她眼中的东西。
经过奥兰治济赫特（Oranjezicht, 南非地名），车开进一片片花园再往上走，驶入位于桌山 (Table Mountain) 和狮头山 (Lion's Head) 中的山谷间。再往后山路更加陡峭也更宽了，目之所及是远处小小的锡皮屋顶的房屋和阳台，还有连绵不绝的山脉。我将身子降低一点，试图从车窗向外一瞥这小汽车是如何一点点慢慢驶进山顶的，耳边却传来家人交谈的片段。能再次回到老家，我简直激动地要流泪。“看哪，奈杰尔！”我哥哥约翰喊道。
脚下我童年生活过的蜿蜒的坎帕斯湾(Campus Bay) 美得令人窒息。海水是如此湛蓝，细碎的浪花拍打在白色的沙滩上，在我们左边，壮丽而逶迤的十二使徒山(Twelve Apostles) 的山襟向着冰冷的大西洋延伸开去。沿着几家小商店驶下去，棕榈树一排排整齐地列在路边，像是在里维埃拉（Riviera, 法国主要的旅游城市，度假胜地）那样。那些棕榈树现在又高又壮了，有没有可能我甚至曾经见过它们被栽培的情景呢？一个暴风雪的冬季，猛烈的海浪冲上了岸，冲毁了街对面的 “艾萨克先生药剂店” 里的药品，晒黑霜这些，差点没把这家店铺给全部淹没。第二周药店里的人还得把被大浪冲走的树给载回去，真是刺激！穿过一个急转弯到了维多利亚路，再上坡经过警察局，这就到了我们的老房子。老房子的屋顶上铺着木瓦，藤架上攀附着金雨兰花 （Golden Shower)，这些统统没变。
父亲靠着几个枕头坐在床上，我一开始几乎没认出他来。尽管约翰已经提醒了我，我还是毫无预料眼前的景象会是这样。他的假牙放在床头柜上的杯子里，已经半身偏瘫了。在父亲还是个全科医生的时候，这间卧室原本是他的诊疗室。而现在他自己成了病人，由我母亲照料。我亲了亲他的头顶，随口说了几句回来真好，见到家人真开心，他看上去也很精神之类的话，提了下伦敦的天气，雨季，和他去过的我在诺丁山的公寓。。。一切我能想到的。母亲和约翰站在门口听着。我握着他的手。终于他开口对我说话，慢慢地，声音好像从他嘴角发出来。
“你现在怎么样了，奈杰尔？” 很明显他是在问我在工作中有没有什么进展。“哦，还不错，爸爸，还不错。”我谎说。虽然我是有份在电视上抛头露面的小工作，而且因为工作所以不能在开普敦久留，但这些对他来说还是很陌生，因为那会南非还没有电视。应该说，我的职业生涯正处在一个低谷，而且，虽然我没跟家里人说，但我一直都额外在做些家政工作来攒点钱付房租。
“到阳台上来，”我母亲对我说。此刻我对任何能将自己从这里解放出去的事都心存感激。“待会见，爸爸。“我将父亲留给约翰陪着，他和父亲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当我关上门时，我能听到约翰正轻声地对父亲说话，中气十足。
母亲去泡茶，我独自一人坐在床沿从阳台凝望远处这熟悉的风景。我妹妹简妮特和她丈夫丹尼斯在为什么事吵吵闹闹，叫到“我不可能再说一遍的，安德烈！” 当我们都离开家时，这房子被分成了两部分，主楼梯间被封起来，另建了间独立的楼梯间通向屋后。简和丹尼斯一家住在原本是我们的卧室的地方，我母亲睡在楼下原本是厨房的地方，我父亲住在他的诊疗室里。
海风的气息氤氲上来，飘到屋内。我想要有时间来慢慢嗅一嗅，感受我决定从生活里放弃的曾经熟悉的气息。沉浸在这怀旧的情绪中，我似乎看到自己还像童年时那样跑下楼去到海岸边，看着父亲刚晨泳完回来，我母亲走路也还没有跛脚，这房子还是一个整体，还有我们这些孩子跑来跑去吵吵闹闹地追逐嬉戏，小狗仔奥斯汀紧随在我们身后，狂吠不止。
约翰回去上班了，我母亲端来了茶和一碟派亚特什锦饼干，在我身旁坐下。我们左边，半里路之外的海湾对面，就是那个因石头环绕看起来像烤炉的而得名的，被称为“烘焙炉”的地方。我从没涉足过那附近，对我而言那里只是个地标而已，但在孩提时代，约翰常常划船去那里。正午的太阳升到最高，光线强烈的刺眼，阳光下的一切似乎都更加清晰了。海鸥在海湾上盘旋、停息。退潮时，我甚至能看到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深棕色水草的叶端。
母亲告诉了我父亲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的情况。我很惊讶她一直一个人照料父亲，建议她请个全职护工，但她坚称她能应付得过来，我便也没再说什么了。
蕾娜 (Lena)，我们善良的在开普敦的黑人女侍，进屋来打招呼。她断断续续和我们家一起生活了差不多四十年，而且一点都不显老，几乎还是她十九岁时我母亲第一次领她到家里来时的样子。我上去拥抱她，问她她母亲身体如何。“很好，奈杰尔少爷。” “你女儿瑞秋呢？” “也很好，奈杰尔少爷！”
“她是个好姑娘，蕾娜，”在她离开后，我妈妈说到。“一直都非常忠诚。” 我们聊了一会家长里短，聊到简妮特对家里的事多么上心，在我母亲外出的时候照料父亲。约翰也一样，时不时过来看望父亲，虽然他和他家里人住在离这里有点儿距离的山的那一边。希拉和她丈夫欧尼一般在周末过来，而且晚上都会打电话回家。
我没法不感到内疚，在家里有事的时候我都不在他们身边。“不过呢，至少现在你在这儿，”我母亲说。在我离开家这些年，她每周都寄给我一封航空信，几乎从未间断，而且也从来都令时而因为太忙或太懒而没有回复她的我感到惭愧不安。当年我打算远去伦敦追求我的演艺事业，就在这间屋子里，大家为我举办了饯行聚会。如今，十七年过去了，好像尤利西斯被水妖（Sirens, 古希腊传说中半人半鸟的女海妖，惯以美妙的歌声引诱水手，使他们的船只或触礁或驶入危险水域）所迷惑而忘记回家的路一样，我也将所有在这里的美好的回忆搁置了。然而，现在我终于回来了，感受到的却满是抽离之感，好像我从来就不属于这里。
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的情况没什么好转，却反而开始大小便失禁。我母亲没日没夜地在他身边照料，过度的劳累开始影响她的身体。她和我有时会拌嘴，而我知道这都是压力所致。但想到我们曾经如此亲密，现在却逐渐疏远了，不免令人伤心。
一天早晨，我想下楼去查理杂货铺前面的海滩上走一走，离家很近，在喊一声就能听到的范围内。我递给母亲一块蓝色的毛巾，告诉她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就将这块毛巾挂在前面边的墙上，我看到就会跑回家了。
那天天气晴朗，海浪轻拍岩石的声音像催眠曲一样令人放松，不知不觉中，我惬意地在温暖的阳光下打起盹来。突然间有个念头把我唤醒，让我回头向家里望去。蓝色的毛巾！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去，在前门看到母亲正站在那等着我。“你爸爸又中风了。” “我来打电话叫救护车，”我说。“不用。”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没法应付过来的，妈妈。”我坚持。她握起我的手说，“他自己就是个医生，奈杰尔，他不傻。如果他去了医院，就会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 父亲是个脾气很糟糕的病人，如果医生给他开处方告诉他“一日三次，随餐服用”，他会一顿将三次的药片全吃下去。我们提醒他别这样，他反而叫我们别管他的事。此刻是没时间来争执这些了，我自作主张地叫来了救护车。
他们小心翼翼地将父亲抬下前面陡峭的楼梯，用毯子将他裹起来以免他栽倒在地上，就这样上路了。去格鲁特 • 舒尔医院的一路上我都握着他的手，而他则努力想摆脱身上包裹着的毯子。此刻看着他我免不了想起他年轻时的样子。早年的他总是倾心于年轻女子，要是约翰领个女朋友回家，不一会儿父亲就有法子让女孩坐到他腿上去。也就几年前，我母亲有次发现父亲一直在跟他诊所的接待员约会，还给她买了辆车，母亲因此差点跟他离婚。那会他七十几岁，我们还总是希望他能改改。
我们抵达医院，看护将担架随随便便一抬。“当心，他病得很重！”我斥责道，然而也没办法，只有将父亲留给看护们照料，自己去前台为他办理入院手续。当我找到父亲的病房时，他似乎已经神奇般地恢复了许多。我走到转角处，看见父亲正坐在病床上，抓着一个迷人的护士的手坏笑着，护士坐在他身旁的被单上。八十六岁了，父亲在这点上已然无可救药。
日子过得很快。每天傍晚我都会和家人一起去看父亲，但我们一直没独处足够久的时间让我说出我真正想说的话。我觉得自己处在一个残酷而短暂的梦里，我的家人，老房子，那山，那海——非洲——所有这些都显得那么不真实。我还是设法会了会几个旧友，去了过去常常流连的地方，但是没心情享受那些无谓的庆祝。就这样忽然之间，我惊慌地发现，我能呆在这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有件事我很确定，那就是我这一离开，将不再有机会在父亲在世时见到他。我们从来就不亲，我想对他而言我是令他失望的吧，选择从大学辍学而去当个演员，这是他永远不会原谅的事。这些年他对我的话全部都压缩在我母亲最近寄来的那八封航空信里了。“我就此打住，你爸有几句话要说。”那些话都很简短而不动声色，总是以“没地方写了，保重。爸爸。”结束。
那时候在开普敦有三家大型百货商场，弗莱彻和卡怀特（Fletcher and Cartwrights)， 加利克 (Garlicks) 还有斯图塔福（Stuttafords)。斯图塔福商场里有个很大气的餐厅，装饰简洁美观，陈设着巨大的花型摆设和舒服的椅子。我给老友桑尼 • 科恩 (Sonny Cohen) 打电话，问他我能不能约他出来吃顿午餐。我应该猜得到的，他说 “不不不，是让我来约你才对。”桑尼一直没有结婚，但从不缺一溜跟随他的年轻姑娘们。他喜欢陪同她们去听音乐会，参观艺术展或者去剧院看剧。他带着那些漂亮的女士，从不缺席任何一场首演。他在戴梦得大厦里的一间办公室经营一家邮购公司，我父亲过去也有间诊疗室在那间大厦，故此他们很熟。桑尼满头飘逸的白发给他带来了个“银狐”的美誉，和人握手时坚定有力。他是我遇到的最善良，最慷慨的人之一。
我向桑尼全盘倾诉我的困境，他耐心地听着。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他的倾听和帮助，我如何能应付过来。每天他都会开车来载我出去兜兜风。我母亲对他不断的拜访有些怨言，对他在我即将回英国前还占用我太多时间有些不满。我试图向她解释我急切地需要有人可以倾诉。我这么做是有些太自私我明白，我伤害了她的情感。忽然间，就到了该打包收拾回英格兰的时候了。
我的飞机是上午起飞，护士早早将我父亲叫醒，帮他穿上干净的睡衣，戴上假牙。当我到达他病房时他已经穿戴整齐了。他看上去好些了，虽然中风带来的后遗症还是很明显。我坐在床沿，眼睛望着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时间到了，“嗯，爸爸，我得走了。”我说。“去哪啊？” “回英格兰，爸爸。” “去那干嘛啊？“他想知道。“我住在那儿。” “哦是吗？”他看上去好像真的很感兴趣。就在那时他胡乱嘀咕了一句，我怀疑他是不是又中风了。他举起手臂，好像在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哦天哪！”我才反应过来，“他这是要给我个拥抱呢！”——我从未指望父亲会这样做。我主动倾身向前，但突然间，他使尽了气力推了我一下，我面朝下栽在床上。
当我摇摇晃晃站起来，才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想要瞥一眼从病房门前走过的护士，而我正好挡着他视线了。我站起来朝门口走去，转过身向他挥手，然而他没在看我。他的眼睛正盯着那年轻护士的脚踝，护士满头浅黄色的秀发，鞋跟踩在漆布地面上嗒嗒作响，向走廊尽头走去了。
去机场的路上我跟母亲说了发生的事，说这次回来能见到父亲真好，我会惦记着他的。但她很快反驳说，“他老糊涂了，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回程的航班奇迹般地直飞到了伦敦，什么原因我忘了。在飞机上我写了首小诗，去年整理资料时我在抽屉里发现了它：
家
离家多年后重回故里
却只发现
孩提时的父亲已完全变样
无时无刻需要照顾
这个家庭已不再年轻。
离家多年后重回故里
却只发现
那个在北方的暮色里我心心念的海角
那个有山和湛蓝的大海与天空的地方
我却只觉自己是个异乡人
……空有一颗沉重的心。
离家多年后重回故里
却只发现
早晨的海滩上如织的游人
在阳光下闭目养神，心满意足
黑人们却只能旁观。
离家多年后重回故里
却只发现
变化很多却仍旧贫穷
自大的异乡人在褪色的雪白的街道上，
家，家，家，家，家——
不过是一个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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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小诗的原文：
HOME
To come home after years
and find
a childhood father cruelly changed
nursed day and night
a waiting home no longer young.
To come home after years
and find
the Cape I ached for in the twilight north
mountain blue and sea and sky
To look and feel a stranger
… a heavy heart.
To come home after years
and find
the morning beaches crammed with wives
eyes closed, mind blank, they bask content
the coloureds looking on.
To come home after years
and find
much changed yet not enough
an arrogance in the bleached white streets.
Home, home, home, home, home --
Just a wor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