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匡胤的“卧榻”情结说起（二）
这一年赵匡胤大约三十五岁，我们知道，赵匡胤并没有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所以在这样一个年龄就坏掉眼睛，当然不是没有可能，但大约还不至于非得让宰相上前议事的程度。
在完成了对中央政权的改革之后，他又为地方政权设计了一套他自己认为“可保万世基业”的官僚制度。由于自己是从做武将起家的，为了防止别人也重演他的故事，即要保证“黄袍加身”故事版权只此一家，他当然没有必要去什么专利局注册商标，只消将武将排除出权力核心便可。
所以除了刚才的“杯酒释兵权”之外，他又尽力剥夺将军们的领兵权，而以文臣作为地方长官和军事领导，武将受其所在地方的文臣节制，自主权很小。而对于文臣，宋太祖也是放心不下的，于是又给他们配备了副手，名曰“通判”。各地文件必须有两者的署名方可生效，使其可以相互监督，相互揭发。
除了上述改革，宋太祖又在这一体系之外，确立了官吏管理的另一体系：官、职、差遣相分离的制度。这就好比一位本已打扮的雍容华丽的贵妇人，远远望去已是令人眼花缭乱了，她却还觉得眼花缭乱，生怕给人的印象不够深刻，还要涂脂抹粉穿金戴银，结果人们只能看到一团乱象如麻。
这实在是一个颇具水平的问题，幸亏我们大宋帝国的开国皇帝是一个设计权力体系的高手，换了别人，还真设计不出这么一套杂而又乱的官僚体系。
简言之，官，只是表示你的品秩高低，这是直接与你的工资挂钩的，决定着你能领多少俸禄，该穿哪个颜色的衣服，遵守怎样的升迁规则。
职，是一种名誉性头衔，如大学士，学士等，你的头衔里有个“大学士”，并不意味着你真担任了某一馆阁的学士。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包青天包大人，就是“龙图阁大学士”，苏东坡也被人称为“苏学士”，但这只是名誉性头衔，意味着皇家对你的一种尊重。这和我们今日所流行的一些大款富豪往往是一些外国大学的优秀毕业生，电影明星是一些名牌大学的名誉大教授，实质上是一样的。
差遣，才是你真正所担任的职务，才是你真正所处的岗位。比如你是中书令，这只是意味着你有资格和宰相领取一样的的工资，享受一样的待遇，并不意味着你真的就是宰相了。又或者你被皇帝任命为某一阁某一馆的大学士，你也并不要就此认为自己真的就是学富五车才华横溢。关键是看，皇帝他老人家给你的差遣是什么，这才是你具体要从事的工作。
这样一种绕山绕水的干部制度，常常使我们在碰到大宋官职名称的时候，不知所云如坠雾里。有一句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当我们千年之后以旁观者的身份再看这套制度而依然感觉“迷”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苛求千年之前的那些古人有多“清”。
很显然，这套制度的设计本就是为了分权削权，而我们的宋太祖以一种近乎天才的方式很好的实现了这一目的。因为我们看到，任何人在这样一套制度下都会觉得不知所措:他们已不知自己手中的具体权力了，又怎能专权擅权？
宋太祖就是用这样近乎执拗的方式维护着自己的帝国，庇护着自己的子孙。
他一步步一招招为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孙建立着一个坚固无比的笼子，让他人无法伤害到自己。他欣喜的看着这个笼子的效果远远超过预期效果，正如多年以后他的子孙用尽全力想要冲破这牢笼一般的束缚却发现这笼子固若金汤无法冲出一样。
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当我们辛勤的皇帝把事情做到这步田地的时候，已经为帝国扎下了日后始终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冗官，冗费。
因为很显然的，我们已经知道了大宋王朝实行的是这样一套玄而又玄的管理制度，而除了这些数目庞大的官吏之外，这个王朝还通过科举、恩荫等方式大力扩大着自己的官僚队伍。
从宋太祖开始，中国的科举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考试更加规范，录取人数大大增加，举子地位提高，以至于一些目不识丁的将军都奋起直追。
在通过科举制度庶民阶层打开进身之路的同时，大宋王朝并没有放弃那个一直流传至今的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即恩荫制度，正如我们今天很多人民公仆趁其在位时，将其大无畏的奉献精神发挥到极致，为自己的妻子儿子甚至孙子都安排好去处一样。理由是这些人与这些大员高官是有着血缘关系的，所以按照我们民族的古老逻辑，他们理所当然也应该成为国家的精英，为自己的祖国，为自己的人民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结果便是，我们帝国竟出现了这么多的官，不知他是管什么的，不知他是负什么责的，总之，他是，官。
这么多的官，当然需要生存，更何况他们之中很多人正是为了生存的更好才去当官的。也算是他们运气好，碰到了这位仗义疏财的太祖皇帝，若是他们碰到的是另一位明太祖朱元璋，他们也许就不会这么幸福了。因为此太祖非彼太祖，宋太祖的思路是，只有解决了这群打工仔的生存之忧，而且要让他们生活的好，他们才能给我的帝国带来更多的产值，于是宋王朝成为我国历史上官吏俸禄最优厚的一朝我并无意去列出那许多数据，我们只需知道，宋朝士大夫的生活水平绝对已超过小康直奔富裕，而明朝的官吏则仅仅能达到温饱水平——当然，这是单就国家发放的俸禄而言，并未包括那些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动性而发家致富的父母官。
这么多的官吏，这么巨大的一笔开销，于是大宋王朝的两大痼疾就此形成，而且是制度性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
但开国之初各方面欣欣向荣的趋势，并未使我们帝国的总设计师感觉有什么不好，因为我们的总设计师正在以同样旺盛的精力进行着另一项在他看来是巩固帝国的政策制定当中——虽然这项政策到了后来已被证明是毁灭帝国的强劲动力，为本来就已有两大顽疾的帝国注上了一剂更加生猛的毒药。（未完待续）
在完成了对中央政权的改革之后，他又为地方政权设计了一套他自己认为“可保万世基业”的官僚制度。由于自己是从做武将起家的，为了防止别人也重演他的故事，即要保证“黄袍加身”故事版权只此一家，他当然没有必要去什么专利局注册商标，只消将武将排除出权力核心便可。
所以除了刚才的“杯酒释兵权”之外，他又尽力剥夺将军们的领兵权，而以文臣作为地方长官和军事领导，武将受其所在地方的文臣节制，自主权很小。而对于文臣，宋太祖也是放心不下的，于是又给他们配备了副手，名曰“通判”。各地文件必须有两者的署名方可生效，使其可以相互监督，相互揭发。
除了上述改革，宋太祖又在这一体系之外，确立了官吏管理的另一体系：官、职、差遣相分离的制度。这就好比一位本已打扮的雍容华丽的贵妇人，远远望去已是令人眼花缭乱了，她却还觉得眼花缭乱，生怕给人的印象不够深刻，还要涂脂抹粉穿金戴银，结果人们只能看到一团乱象如麻。
这实在是一个颇具水平的问题，幸亏我们大宋帝国的开国皇帝是一个设计权力体系的高手，换了别人，还真设计不出这么一套杂而又乱的官僚体系。
简言之，官，只是表示你的品秩高低，这是直接与你的工资挂钩的，决定着你能领多少俸禄，该穿哪个颜色的衣服，遵守怎样的升迁规则。
职，是一种名誉性头衔，如大学士，学士等，你的头衔里有个“大学士”，并不意味着你真担任了某一馆阁的学士。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包青天包大人，就是“龙图阁大学士”，苏东坡也被人称为“苏学士”，但这只是名誉性头衔，意味着皇家对你的一种尊重。这和我们今日所流行的一些大款富豪往往是一些外国大学的优秀毕业生，电影明星是一些名牌大学的名誉大教授，实质上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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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像 |
差遣，才是你真正所担任的职务，才是你真正所处的岗位。比如你是中书令，这只是意味着你有资格和宰相领取一样的的工资，享受一样的待遇，并不意味着你真的就是宰相了。又或者你被皇帝任命为某一阁某一馆的大学士，你也并不要就此认为自己真的就是学富五车才华横溢。关键是看，皇帝他老人家给你的差遣是什么，这才是你具体要从事的工作。
这样一种绕山绕水的干部制度，常常使我们在碰到大宋官职名称的时候，不知所云如坠雾里。有一句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当我们千年之后以旁观者的身份再看这套制度而依然感觉“迷”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苛求千年之前的那些古人有多“清”。
很显然，这套制度的设计本就是为了分权削权，而我们的宋太祖以一种近乎天才的方式很好的实现了这一目的。因为我们看到，任何人在这样一套制度下都会觉得不知所措:他们已不知自己手中的具体权力了，又怎能专权擅权？
宋太祖就是用这样近乎执拗的方式维护着自己的帝国，庇护着自己的子孙。
他一步步一招招为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孙建立着一个坚固无比的笼子，让他人无法伤害到自己。他欣喜的看着这个笼子的效果远远超过预期效果，正如多年以后他的子孙用尽全力想要冲破这牢笼一般的束缚却发现这笼子固若金汤无法冲出一样。
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当我们辛勤的皇帝把事情做到这步田地的时候，已经为帝国扎下了日后始终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冗官，冗费。
因为很显然的，我们已经知道了大宋王朝实行的是这样一套玄而又玄的管理制度，而除了这些数目庞大的官吏之外，这个王朝还通过科举、恩荫等方式大力扩大着自己的官僚队伍。
从宋太祖开始，中国的科举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考试更加规范，录取人数大大增加，举子地位提高，以至于一些目不识丁的将军都奋起直追。
在通过科举制度庶民阶层打开进身之路的同时，大宋王朝并没有放弃那个一直流传至今的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即恩荫制度，正如我们今天很多人民公仆趁其在位时，将其大无畏的奉献精神发挥到极致，为自己的妻子儿子甚至孙子都安排好去处一样。理由是这些人与这些大员高官是有着血缘关系的，所以按照我们民族的古老逻辑，他们理所当然也应该成为国家的精英，为自己的祖国，为自己的人民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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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科取士 |
结果便是，我们帝国竟出现了这么多的官，不知他是管什么的，不知他是负什么责的，总之，他是，官。
这么多的官，当然需要生存，更何况他们之中很多人正是为了生存的更好才去当官的。也算是他们运气好，碰到了这位仗义疏财的太祖皇帝，若是他们碰到的是另一位明太祖朱元璋，他们也许就不会这么幸福了。因为此太祖非彼太祖，宋太祖的思路是，只有解决了这群打工仔的生存之忧，而且要让他们生活的好，他们才能给我的帝国带来更多的产值，于是宋王朝成为我国历史上官吏俸禄最优厚的一朝我并无意去列出那许多数据，我们只需知道，宋朝士大夫的生活水平绝对已超过小康直奔富裕，而明朝的官吏则仅仅能达到温饱水平——当然，这是单就国家发放的俸禄而言，并未包括那些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动性而发家致富的父母官。
这么多的官吏，这么巨大的一笔开销，于是大宋王朝的两大痼疾就此形成，而且是制度性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
但开国之初各方面欣欣向荣的趋势，并未使我们帝国的总设计师感觉有什么不好，因为我们的总设计师正在以同样旺盛的精力进行着另一项在他看来是巩固帝国的政策制定当中——虽然这项政策到了后来已被证明是毁灭帝国的强劲动力，为本来就已有两大顽疾的帝国注上了一剂更加生猛的毒药。（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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