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香椿树街的故事，我到死都写不完
苏童的新长篇小说《黄雀记》在《收获》 （2013年第3期）发表，在今年先锋作家的出书潮中，《黄雀记》是比较早面向大众的作品。囿于篇幅，他给小说动了个小手术，删改了约五万字。足本的《黄雀记》将在七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区别于前一部长篇小说《河岸》，苏童在知天命之年回到了他为读者所熟悉的“香椿树街”题材。用苏童自己的话说，“我爱这条街道，因为动情，才会津津乐道地去表现它。”
书名《黄雀记》，充满了寓意。很多人期待这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演绎。
“这部新小说，在风格上，是香椿树街系列的一个延续。”《黄雀记》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事风格和节奏。故事并不复杂，就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分为三章：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三章的标题暗示了三个不同的叙事视角。
《黄雀记》 余华也说这是个好名字
记者：与《河岸》一样，《黄雀记》也花了三年时间，最初的灵感发轫于一个真实的社会事件还是虚构？
苏童：故事有一个薄薄的基础，也可称为发轫。八十年代，我熟悉的一个老实巴交的街坊男孩，卷入了一起青少年轮奸案，据说是主犯。他和其父母一直声称无辜，跑断了腿，试图让当事的女孩推翻口供，未有结果。而涉案的所有男孩的家长，都在四处奔波，为孩子洗罪。街头开始流传群众舆论，说那个女孩“生活作风很滥”。案情众说纷纭，而那个最老实的男孩后来入狱多年，他的罪行是否真实，其实是个谜。我想将这个谜带入小说。
记：这篇小说最初的名字叫《小拉》，这个名字不少人觉得很有吸引力，但您最终改成了《黄雀记》，出于什么考虑？
苏：小拉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南京一带青年人风靡的交谊舞，很有时代特征，也是小说中女主人公仙女的蒙难之舞，但也因为它太“时代”了，太切题了，我最终放弃了这个书名，用了“黄雀记”这个较为抽象的名字。小说里没有黄雀，但其情节，确实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紧张感和戏剧感。
《小拉》这个名字本身太小。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必须跟人解释这是江南一带流行过的一种舞蹈。我不希望总要解释这个名字，所以还是决定用一个抽象一点的名字。
黄雀可能是灾难，可能是命运，看上去很漂亮的意象后面是一个阴影、一个线索。前几天，余华也大赞此名字甚好。
记：您自己怎么评价《黄雀记》？
苏：我的作品一般是我自己觉得满意了才会拿出来。我写作已经这么多年了，唯一的压力就来自于自己对手上这个作品的感觉——它是不是足够好了。所以，对《黄雀记》我肯定是满意的。
记：小说中有两个细节，一是保润的祖父在晚年时不停地去照相馆拍遗照，二是保润是一个打绳结的高手。这在您过去的小说中很少出现。
苏：祖父有关死亡和生命的遗照，一开始似乎无来由，但其实背后有隐意。他最后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老人，甚至是一个连灵魂都没了的老人，死亡对他不足惜。他唯一困惑的是没了魂。对来世的恐惧，应和了很多中国式老人对生命、对生活的看法。
我个人很喜欢祖父这个形象。祖父可以说是小说的幽灵或者光线，是整个故事的色彩。其实，丢魂魄和拜金通常是同时发生的，人的灵魂很容易就跑掉了——从脑子里或以别的方式。
打结，是关于捆绑和束缚的隐喻，无论是社会底层还是乡村居民，整个民族都是被绳子捆住手脚的。这中间有对漫长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的隐喻。
“香椿树街” 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
记：《黄雀记》是您的“香椿树街系列”作品风格的延续。请谈谈“香椿树街”对您的意义。
苏：“香椿树街”从物理意义上说就是一条狭窄的小街，从化学意义上来说，它很大。我写它倒不是说要让这条小街走向世界，对我来说，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它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
这个“香椿树街”系列我已经建制很多年了，未来我一定还会写的，因为香椿树街是陪伴我一辈子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我一直都在说“香椿树街”上的故事，但故事的人物、故事的说法始终是不一样的。所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可能还是在这条街上。
记：以香椿树街和你的写作之间的关系为例，作家和长期以来书写的对象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苏：这个世界给予作家形形色色的礼物，体积不同，包装不同，但打开来看箱底，通常就是一个村庄，一个城市，或者仅仅一条街道，如此而已。
记：自从去年你又在续写“香椿树街”故事系列的消息传出后，有媒体把你算在“怀旧写作”的一线作家之列，有惋惜的意味。你怎么看待？
苏：怀旧，是人们所热衷的词汇的一个标准件，也像一顶流行的大帽子，可以戴在很多脑袋上，不会掉下来。但对于具体的创作来说，它往往显得空洞，并不一定能与脑袋发生真正的联系。
记：许多作家的写作会有一个自己的文学富矿，比如莫言的东北高密乡，贾平凹的陕北高原，您的“香椿树街”可以说是潮湿、阴郁的苏州生活吗？
苏：虚拟的香椿树街其实是我的一个资源。
所谓创作资源其实就是你怎么利用记忆的问题。像香椿树街的故事，我可能到死都写不完，因为记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如果你能够善待你自己生命当中最真实记忆的话，你一辈子写不完的。
写作与现实 作家不必急于为拥抱现实而发言
记：对于您来说，写作的本质是什么？
苏：写作的本质其实就是书写自己的内心生活，书写内心生活与这个世界的联系，这就是写作的本质。
记：你在26岁时就写出了《妻妾成群》。成名之后，你的写作动力是什么？
苏：写作的动力，每个作家都一样。我不确定每个作家是否都有一个要写出经典作品的动力，但每个作家都有一个不愿张扬却在心里的野心，就是要写出伟大的作品。某种意义上说，这跟商业、市场都没有任何关系。读者在寻找作品，作品也在寻找读者甚至寻找未来的读者，这跟创作有关。一个好作品会埋没20年、30年，但是不会埋没50年。
好的文学是大师提供的样板，比如中国历史上的《红楼梦》，当然西方作品更多，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克纳，当然还有马尔克斯，他们是写出了伟大作品的人。当然也有一些被认为是伟大作品的著作，我个人并不太喜好，比如麦尔维尔的《白鲸》。
记：您今年50岁了，可以说进入文学创作的巅峰阶段，谈谈您的写作野心？
苏：我们的前辈中国作家，基本上过了60岁之后，写作的巅峰期都过了，虽然可能还在写。这会给我们一个暗示，似乎觉得是不是老了，写就不灵了，这是很糟糕的。唯一的积极意义，就是提醒我们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多干点大活儿。每个作家的梦想都是写一部所谓伟大的长篇小说，伟大怎么界定呢，他自己也不清楚，但你总觉得你还没写出来。我今后十年肯定也还是以长篇为主。
记：你和余华、格非这些同辈的作家还经常见面吗？还聊文学吗？
苏：现在，我们大家在一起不怎么谈文学，几乎很少谈。这些似乎在青年时期都谈光了，现在更多的是谈政治、谈社会。坚守文学写作，但放弃文学话题——这是我们这批作家的交际生活状态。
记：有一种说法：当代作家在描绘现实的复杂性上常被失败感包围。你有类似感觉吗？
苏：对于当下的观察，对于如何把当下引入个人作品，每个作家的态度不太一样。我一直觉得写当下其实是容易的，但是要把当下的问题提炼成永恒的问题，可以囊括过去和未来，这倒是个问题。当你提炼不得或未提炼成功的时候，不应该急匆匆地扑到当下中去。
作家必须进入当下生活似乎才接地气，这种说法是盲目的。急于拥抱现实而去发言的时候，所有付出的努力可能会白费。我记得全世界在迎接千禧年时的那种浮躁、兴奋、狂喜，现在看来恍如隔世。也许等到现在，再来表达千禧年所给予的目光和温度，会更精准。所以，现实想要在作家这里得到精准反应，需要一个缓冲，十年或者更长时间。就像雨果写法国大革命的《九三年》，他是隔了20年之后才写的。
急于拥抱现实而去发言的时候，所有付出的努力可能会白费。像雨果写法国大革命的《九三年》，他是隔了20年之后才写的。
区别于前一部长篇小说《河岸》，苏童在知天命之年回到了他为读者所熟悉的“香椿树街”题材。用苏童自己的话说，“我爱这条街道，因为动情，才会津津乐道地去表现它。”
书名《黄雀记》，充满了寓意。很多人期待这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演绎。
“这部新小说，在风格上，是香椿树街系列的一个延续。”《黄雀记》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事风格和节奏。故事并不复杂，就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分为三章：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三章的标题暗示了三个不同的叙事视角。
《黄雀记》 余华也说这是个好名字
记者：与《河岸》一样，《黄雀记》也花了三年时间，最初的灵感发轫于一个真实的社会事件还是虚构？
苏童：故事有一个薄薄的基础，也可称为发轫。八十年代，我熟悉的一个老实巴交的街坊男孩，卷入了一起青少年轮奸案，据说是主犯。他和其父母一直声称无辜，跑断了腿，试图让当事的女孩推翻口供，未有结果。而涉案的所有男孩的家长，都在四处奔波，为孩子洗罪。街头开始流传群众舆论，说那个女孩“生活作风很滥”。案情众说纷纭，而那个最老实的男孩后来入狱多年，他的罪行是否真实，其实是个谜。我想将这个谜带入小说。
记：这篇小说最初的名字叫《小拉》，这个名字不少人觉得很有吸引力，但您最终改成了《黄雀记》，出于什么考虑？
苏：小拉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南京一带青年人风靡的交谊舞，很有时代特征，也是小说中女主人公仙女的蒙难之舞，但也因为它太“时代”了，太切题了，我最终放弃了这个书名，用了“黄雀记”这个较为抽象的名字。小说里没有黄雀，但其情节，确实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紧张感和戏剧感。
《小拉》这个名字本身太小。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必须跟人解释这是江南一带流行过的一种舞蹈。我不希望总要解释这个名字，所以还是决定用一个抽象一点的名字。
黄雀可能是灾难，可能是命运，看上去很漂亮的意象后面是一个阴影、一个线索。前几天，余华也大赞此名字甚好。
记：您自己怎么评价《黄雀记》？
苏：我的作品一般是我自己觉得满意了才会拿出来。我写作已经这么多年了，唯一的压力就来自于自己对手上这个作品的感觉——它是不是足够好了。所以，对《黄雀记》我肯定是满意的。
记：小说中有两个细节，一是保润的祖父在晚年时不停地去照相馆拍遗照，二是保润是一个打绳结的高手。这在您过去的小说中很少出现。
苏：祖父有关死亡和生命的遗照，一开始似乎无来由，但其实背后有隐意。他最后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老人，甚至是一个连灵魂都没了的老人，死亡对他不足惜。他唯一困惑的是没了魂。对来世的恐惧，应和了很多中国式老人对生命、对生活的看法。
我个人很喜欢祖父这个形象。祖父可以说是小说的幽灵或者光线，是整个故事的色彩。其实，丢魂魄和拜金通常是同时发生的，人的灵魂很容易就跑掉了——从脑子里或以别的方式。
打结，是关于捆绑和束缚的隐喻，无论是社会底层还是乡村居民，整个民族都是被绳子捆住手脚的。这中间有对漫长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的隐喻。
“香椿树街” 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
记：《黄雀记》是您的“香椿树街系列”作品风格的延续。请谈谈“香椿树街”对您的意义。
苏：“香椿树街”从物理意义上说就是一条狭窄的小街，从化学意义上来说，它很大。我写它倒不是说要让这条小街走向世界，对我来说，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它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
这个“香椿树街”系列我已经建制很多年了，未来我一定还会写的，因为香椿树街是陪伴我一辈子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我一直都在说“香椿树街”上的故事，但故事的人物、故事的说法始终是不一样的。所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可能还是在这条街上。
记：以香椿树街和你的写作之间的关系为例，作家和长期以来书写的对象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苏：这个世界给予作家形形色色的礼物，体积不同，包装不同，但打开来看箱底，通常就是一个村庄，一个城市，或者仅仅一条街道，如此而已。
记：自从去年你又在续写“香椿树街”故事系列的消息传出后，有媒体把你算在“怀旧写作”的一线作家之列，有惋惜的意味。你怎么看待？
苏：怀旧，是人们所热衷的词汇的一个标准件，也像一顶流行的大帽子，可以戴在很多脑袋上，不会掉下来。但对于具体的创作来说，它往往显得空洞，并不一定能与脑袋发生真正的联系。
记：许多作家的写作会有一个自己的文学富矿，比如莫言的东北高密乡，贾平凹的陕北高原，您的“香椿树街”可以说是潮湿、阴郁的苏州生活吗？
苏：虚拟的香椿树街其实是我的一个资源。
所谓创作资源其实就是你怎么利用记忆的问题。像香椿树街的故事，我可能到死都写不完，因为记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如果你能够善待你自己生命当中最真实记忆的话，你一辈子写不完的。
写作与现实 作家不必急于为拥抱现实而发言
记：对于您来说，写作的本质是什么？
苏：写作的本质其实就是书写自己的内心生活，书写内心生活与这个世界的联系，这就是写作的本质。
记：你在26岁时就写出了《妻妾成群》。成名之后，你的写作动力是什么？
苏：写作的动力，每个作家都一样。我不确定每个作家是否都有一个要写出经典作品的动力，但每个作家都有一个不愿张扬却在心里的野心，就是要写出伟大的作品。某种意义上说，这跟商业、市场都没有任何关系。读者在寻找作品，作品也在寻找读者甚至寻找未来的读者，这跟创作有关。一个好作品会埋没20年、30年，但是不会埋没50年。
好的文学是大师提供的样板，比如中国历史上的《红楼梦》，当然西方作品更多，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克纳，当然还有马尔克斯，他们是写出了伟大作品的人。当然也有一些被认为是伟大作品的著作，我个人并不太喜好，比如麦尔维尔的《白鲸》。
记：您今年50岁了，可以说进入文学创作的巅峰阶段，谈谈您的写作野心？
苏：我们的前辈中国作家，基本上过了60岁之后，写作的巅峰期都过了，虽然可能还在写。这会给我们一个暗示，似乎觉得是不是老了，写就不灵了，这是很糟糕的。唯一的积极意义，就是提醒我们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多干点大活儿。每个作家的梦想都是写一部所谓伟大的长篇小说，伟大怎么界定呢，他自己也不清楚，但你总觉得你还没写出来。我今后十年肯定也还是以长篇为主。
记：你和余华、格非这些同辈的作家还经常见面吗？还聊文学吗？
苏：现在，我们大家在一起不怎么谈文学，几乎很少谈。这些似乎在青年时期都谈光了，现在更多的是谈政治、谈社会。坚守文学写作，但放弃文学话题——这是我们这批作家的交际生活状态。
记：有一种说法：当代作家在描绘现实的复杂性上常被失败感包围。你有类似感觉吗？
苏：对于当下的观察，对于如何把当下引入个人作品，每个作家的态度不太一样。我一直觉得写当下其实是容易的，但是要把当下的问题提炼成永恒的问题，可以囊括过去和未来，这倒是个问题。当你提炼不得或未提炼成功的时候，不应该急匆匆地扑到当下中去。
作家必须进入当下生活似乎才接地气，这种说法是盲目的。急于拥抱现实而去发言的时候，所有付出的努力可能会白费。我记得全世界在迎接千禧年时的那种浮躁、兴奋、狂喜，现在看来恍如隔世。也许等到现在，再来表达千禧年所给予的目光和温度，会更精准。所以，现实想要在作家这里得到精准反应，需要一个缓冲，十年或者更长时间。就像雨果写法国大革命的《九三年》，他是隔了20年之后才写的。
急于拥抱现实而去发言的时候，所有付出的努力可能会白费。像雨果写法国大革命的《九三年》，他是隔了20年之后才写的。
还没人转发这篇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