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辛德勇：为什么要写《制造汉武帝》
去年底，我在《清华大学学报》上刊发一篇题作《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的论文。文章发表后，蒙三联书店总编舒炜先生青睐，主动提出将其作为一本小书来出版。既然是一部著述，标题就应该简洁一些，同时也想更清楚地点明主题，于是，就有了这本《制造汉武帝》。
《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一文甫一发表，即引发比较广泛的关注，学术界有种种议论。近日，因书籍出版在即，《澎湃新闻》的记者，希望我能就此书撰述的缘起和自己对一些相关问题的想法，做一些说明。考虑到这一段时间里已经看到、听到不少很不符合我本意的解读，因此，就在这里再谈一谈我的一些基本想法，以供想要了解而且也可能了解的人来了解。随口说的话，表述很不严谨，只不过是一篇写成文章模样的“访谈”。
一、对于我来说，历史学首先是史料学
前此，在今年5月8日，我已经就《澎湃新闻》记者提出的问题，简单讲述了这篇文稿的主旨，是司马光如何构建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形象。但很多写过文章或者看过文章的人都明白，文章的撰著缘起以及写作过程，与这一宗旨，并不完全吻合，有时甚至会有很大的出入。换句话来说，我并不是为写史事构建问题而切入司马光对汉武帝的构建。
关于怎样做历史研究的问题，就像人的一生应该怎样走过一样，永远不会有一致的解答。我自己的情况，还稍微特殊一些，上大学是念理科的，没有跟老师上课学过历史学的基本知识，对此尚缺乏通贯的了解。所以，在科班出身的历史学者看来，对历史的感觉不好，更不用说深刻的思考了。至于怎样做研究，才算得上是一种高层次、有境界的研究，直至追慕当代某某大师的脚步，连想都没有想过。原因是自己资质驽钝，三十多年来摸爬滚打，一直还处于学习基础知识的阶段。努力写下一些东西，也只能算是读书笔记，备忘而已。
过去傅斯年先生撰著《史学方法导论》，曾经简单概括说：“史学便是史料学。”对此，他还更进一步，做有形象的说明：“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当年跟从史念海先生读研究生，学习历史地理学。先师极力倡导野外考察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学术界影响很大，而我领悟到的更重要的研究方法，却不是这一点，而是先生反复和我讲到的“读书得间”这四个字。不言而喻，所谓“读书得间”，就是傅斯年先生所说分析比较记载各异的史料。
读书做学问，和棋牌等游艺项目有些相像，往往规则越简单，操作起来，难度越大，对能力的挑战越高。这么说，只是讲傅斯年先生所说史料比较的复杂性和困难性，而不是我自己有什么高深的追求。我只想做一个努力的学徒，穷此一生，多学习一点儿知识，特别是基本的史料学知识。我来北大历史系教书以后，抽时间到北大考古系听了一个学期徐萍芳先生的城市考古学，去清华听了一个学期李学勤先生的金文课，都是本科生的基础课程，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
正因为这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很好地掌握和运用的研究方法，傅斯年先生花费很多笔墨，概括讲述了若干类别的例证。实际情况是，对具体史料的认识，往往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还常常翻来覆去，不总是直朝着一个方向走。这就需要一代代历史工作者，在研究中，结合具体的问题，不断深化、拓展对相关史籍的了解。很有意思的是，傅斯年先生在他的《史学方法导论》中，称道“中国详述比较史料的最早一部书，是《通鉴考异》”，并且说从“这里边可以看出史学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标准”，但在我看来，恰恰是司马光的《通鉴》和《通鉴考异》，在其史料特性方面，还有很重要的问题，需要重新分析。——这一事例，可以说是很戏剧性地告诉我们，正确认识史料，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假如说像我所认为的那样，日本的市村瓒次郎先生和中国的田余庆先生对《通鉴》史料价值的认识有所偏差的话，那正是这一认识过程中所必然要出现的状况，而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深化认识，则是我辈的本分和职责，即使做对了，也丝毫不值得自喜。
就我自己来说，本来从读研究生时起，就一直日积月累地想多具备一些基础的史料知识，而到北大历史系讲目录学课，为备课又逼迫自己集中针对一些基本史料，多做一些功课。讲纪传体正史，我写了考辨《三国志》本名应为《国志》的文章，自己觉得揭示出一个很多世代学者未曾注意过的基本问题；讲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是重头，我想向学生尽量清晰一些介绍《通鉴》各个部分的史料价值，这一简单的需求，带着我把坑越挖越深，最后就形成了关于司马光与《通鉴》这篇文稿，变成了解析“构建”的问题。
做这种史料学研究，需要的是出干巴巴的力气，做仔仔细细的梳理，而不是什么形而上的观念。我的文章发表后，有赞同的，说写得好，够层次，走的是科林伍德的路子；贬抑的说，无聊，不过是给科林伍德加个脚注而已。骂我的人也实在是抬举我，真的一概敬谢不敏。固陋如我，根本不知道这位姓科的是何方神仙（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是年龄大了，没有精力汲取新知识了。况且我不懂西文，中文翻译的东西，也不大敢信。我希望我的研究生能尽量学好外文，特别是西文）。至于其他，很早就风闻有人把我归入“史料批判”那一拨人当中，对此同样愧不敢当。如上所述，我只是从一个很土鳖的问题出发，用很土鳖的方法，做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的史料比勘而已。
我的眼光，一直放在很低很低的层次上，学习非常非常简单的历史知识。研究一些问题，也只是辨析史料而已，实在没有能力跃升到某一研究模式的高度，更绝不想采用某种受人推崇的范式来研究那些高大上的问题。我在北师大出版社出版过一部文集，取名为《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起初，拟了好几个其他的书名，出版社都不同意，说层次不够，无可奈何之下才憋出这个名目。业师黄永年先生见了，问我脑子是不是发昏了，怎么不说人话？我请他老人家谅解，一个无名鼠辈，人家给出书，不要补贴，还给了点儿稿费，不能不知天高地厚，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身在矮檐下，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当时觉得也没有太多人关注“空间”是个什么劳什子，混混也就过去了。没想到这两年“空间”之学勃然振起，一看到自己那个书名，真是羞煞人也，无地自容。
对于我来说，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一篇史料，就是一篇史料。我没有抽象概括史事的能力，也很不喜欢对史事做过多的抽象表述和解说。历史知识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一件事一个样，一个人一个样，千奇百怪，变幻无穷。
上次澎湃新闻的记者小于采访我时，我曾向她谈到，最近关注过一组与司马光构建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性质相近的史事，因不同程度地都涉及史事构建的问题，将来若是能够顺利写出，或许可以编成一部专题文集。其实我把书名都拟出来了，想叫《结构与解构》（现在一单独出这部《制造汉武帝》，还能不能凑成本书，就很难说了）。看起来与上文所说，好像前后矛盾，不喜欢“空间”，又如何艳羡起“结构”与“解构”来了？其实本质还是一样的。因为我不懂什么叫“结构”，更不懂什么叫“解构”，就像用你不熟悉的方言或者外国话骂人，不觉得脏，望文生义地把它用作“你用纸糊个房子我来把它拆穿”就是了，这是在弄个无伤大雅的噱头，更多地是出于调侃。这次这书定名为《制造汉武帝》，其实也是如此，同时又鲜明生动一些而已（有人说这个书名是模仿彼得·伯克的《制造路易十四》，这也是抬举我，我对其人其书，同样一无所知）。可我是学“空间”那玩意儿出身，总算懂得多一些，一看就有生理反感。况且即使真的出版了这样的文集，也一件事儿一个做法，一切从具体的史料出发。自己根本不懂什么理论和范式，想套也套不进去。
总之，写《制造汉武帝》，是出于深入了解史料性质的需要，实际的分析论证，也都是老老实实的史料比较考辨。
二、科学的认识，需要循环往复的论证
《制造汉武帝》这部书稿，在论证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篇幅，是直接针对以市村瓒次郎先生和田余庆先生等中外著名学者的观点。有很多有追求、有境界的历史学者，对这种做法，颇为不以为然。这些学者认为，写文章，与别人论难，立意低，层次更低。从一开始读研究生时起，我就知道绝大多数历史学专业出身的人，都是秉持这一态度。《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这篇文章，最早投给京城一家大牌刊物，没发出去，编辑部的人就曾语重心长地开导我，谓大学者要以自己立论为尊为上，不必多涉及别人的观点。当然，这些同仁还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要做大师，至少立意要做高端学者。
对此，我一向持有不同看法。首先，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做一位高层次的学者，为学术做出什么像样的贡献，只是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学习一些知识，尽量多弄懂一些自己过去不懂的事情。这样一来，遇到问题，难免就会叫叫真儿，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不是跟人叫真儿，是跟事儿。为此，免不了会核对史料，针对既有成说，做一番权衡比较，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即使是从专门做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我也一心一意想做一个匠人，能做好匠人就心满意足了。现在年龄大了，知道连这也根本做不到，在很多方面，实在都很蹩脚。这样想，也就没有必要为从事低端工作而感觉有什么不应该的。
另一项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本科没有学过历史。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种想法的合理性在哪里。按照自己受过的数理训练来讲，历史学假如还算是一门科学，那么，像所有科学的认识一样，正确的结论，只有一个，而检验其正确与否的关键，就是前面谈到的史料。史料放在这里，看你能不能过去。过去了，就对；过不去，就错。学理科出身的人，脑子结构简单，一根筋，想不到还有别的什么门道儿。作为一门科学，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切实的进展。一个人提出一种定理、一个公式，全世界具有同等能力的实验室、具有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会同时开动，验证这一新的说法。这就是科学，这也是科学发展的必经之路。
历史学的研究，有些内容固然比这复杂，涉及到价值判断层面，更几乎言人人殊。但历史学最基本的内容，也是所有论述最要命的基础，仍然是史实的认定。在这一点上，我不认为与自然科学有什么实质性差别。所以，若非你根本不想取得真知，就不能一味自说自话。在这一点上，诚如孟子所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另一方面，在我很低下的眼光看来，在历史研究中，要想针对既有的观点，就其主要论据，一一做出辩驳，也不是谁想做就都能够做到的事情，并不止是你屑于、还是不屑于做的问题。大师固然有大师的伟大之处。比如建筑设计大师，不管他想出多么匪夷所思的建筑图形，最后终归是要依赖一个坚实有力的团队，依赖这些匠人，给你做出具体的工程设计，这些建筑大师自己是做不到的。但历史研究不行，没有人给你做这种具体工作，需要自己亲力亲为。这样，挑战就来了，其中一项能力，就是对各种不同史料的认知和把握，这需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是所有自说自话的高端学者都能做好的么？这是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
当然，这涉及到对历史学根本属性的认识，更涉及到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如前所说，我只想求真求实，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求知。我知道很多同仁是负有很强社会使命感的，读史书，论史事，醉翁之意本不在酒，是要借古喻今，整肃世道人心。这是一种精神的寄寓，更像宗教。宗教是信仰问题，当然不需要论证，也不能论证。自己信自己的就是了。还有人视历史学研究为艺术创造，那更要随心所欲，不同流俗了。跟别人讨论问题，可笑又可怜。不用说高端学者，就是学徒小工匠，也是耻而不为的。看起来都像是一样的历史学工作者，本质上却是天差地别的。
作宗教，作艺术，我都不行，一点儿也没有感觉。虽然只是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但正是严谨的科学探索，才能给我这样的满足。所以，遇到想要探讨的问题，就不能不对既有的观点，做出分析判断。除非这个观点实在无足轻重，才可以置之不理。
同时，按照严谨的科学要求，提出讨论的对象，一定要清晰明确。所以，我对所讨论的对象，通常都是指名道姓，说清楚是谁，在哪一种著述中提出了什么样的观点。对于我来说，这正是对对方尊重的体现，而不存在不尊重他人特别是前辈学者的问题。至少别人和我讨论问题，要是说什么“有的人”如何如何，既不提名，也不称姓，我会觉得在对方眼里，贱名不值一提。至于临文不讳，一律省却尊称敬语，则是严肃学术论著正常而又合理的表述形式，更不涉及礼敬与否乃至抑扬褒贬的问题。
总之，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对这部书中涉及的两项基本问题，做出上述说明。最后需要再一次强调指出的是，这只是在讲我自己的真实想法，抱残守缺，自言自语而已，而且自知既卑且陋，无意与别人讨论，也无意博取他人的认同，更绝对无意评判别人的研究。
《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一文甫一发表，即引发比较广泛的关注，学术界有种种议论。近日，因书籍出版在即，《澎湃新闻》的记者，希望我能就此书撰述的缘起和自己对一些相关问题的想法，做一些说明。考虑到这一段时间里已经看到、听到不少很不符合我本意的解读，因此，就在这里再谈一谈我的一些基本想法，以供想要了解而且也可能了解的人来了解。随口说的话，表述很不严谨，只不过是一篇写成文章模样的“访谈”。
一、对于我来说，历史学首先是史料学
前此，在今年5月8日，我已经就《澎湃新闻》记者提出的问题，简单讲述了这篇文稿的主旨，是司马光如何构建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形象。但很多写过文章或者看过文章的人都明白，文章的撰著缘起以及写作过程，与这一宗旨，并不完全吻合，有时甚至会有很大的出入。换句话来说，我并不是为写史事构建问题而切入司马光对汉武帝的构建。
关于怎样做历史研究的问题，就像人的一生应该怎样走过一样，永远不会有一致的解答。我自己的情况，还稍微特殊一些，上大学是念理科的，没有跟老师上课学过历史学的基本知识，对此尚缺乏通贯的了解。所以，在科班出身的历史学者看来，对历史的感觉不好，更不用说深刻的思考了。至于怎样做研究，才算得上是一种高层次、有境界的研究，直至追慕当代某某大师的脚步，连想都没有想过。原因是自己资质驽钝，三十多年来摸爬滚打，一直还处于学习基础知识的阶段。努力写下一些东西，也只能算是读书笔记，备忘而已。
过去傅斯年先生撰著《史学方法导论》，曾经简单概括说：“史学便是史料学。”对此，他还更进一步，做有形象的说明：“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当年跟从史念海先生读研究生，学习历史地理学。先师极力倡导野外考察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学术界影响很大，而我领悟到的更重要的研究方法，却不是这一点，而是先生反复和我讲到的“读书得间”这四个字。不言而喻，所谓“读书得间”，就是傅斯年先生所说分析比较记载各异的史料。
读书做学问，和棋牌等游艺项目有些相像，往往规则越简单，操作起来，难度越大，对能力的挑战越高。这么说，只是讲傅斯年先生所说史料比较的复杂性和困难性，而不是我自己有什么高深的追求。我只想做一个努力的学徒，穷此一生，多学习一点儿知识，特别是基本的史料学知识。我来北大历史系教书以后，抽时间到北大考古系听了一个学期徐萍芳先生的城市考古学，去清华听了一个学期李学勤先生的金文课，都是本科生的基础课程，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
正因为这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很好地掌握和运用的研究方法，傅斯年先生花费很多笔墨，概括讲述了若干类别的例证。实际情况是，对具体史料的认识，往往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还常常翻来覆去，不总是直朝着一个方向走。这就需要一代代历史工作者，在研究中，结合具体的问题，不断深化、拓展对相关史籍的了解。很有意思的是，傅斯年先生在他的《史学方法导论》中，称道“中国详述比较史料的最早一部书，是《通鉴考异》”，并且说从“这里边可以看出史学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标准”，但在我看来，恰恰是司马光的《通鉴》和《通鉴考异》，在其史料特性方面，还有很重要的问题，需要重新分析。——这一事例，可以说是很戏剧性地告诉我们，正确认识史料，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假如说像我所认为的那样，日本的市村瓒次郎先生和中国的田余庆先生对《通鉴》史料价值的认识有所偏差的话，那正是这一认识过程中所必然要出现的状况，而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深化认识，则是我辈的本分和职责，即使做对了，也丝毫不值得自喜。
就我自己来说，本来从读研究生时起，就一直日积月累地想多具备一些基础的史料知识，而到北大历史系讲目录学课，为备课又逼迫自己集中针对一些基本史料，多做一些功课。讲纪传体正史，我写了考辨《三国志》本名应为《国志》的文章，自己觉得揭示出一个很多世代学者未曾注意过的基本问题；讲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是重头，我想向学生尽量清晰一些介绍《通鉴》各个部分的史料价值，这一简单的需求，带着我把坑越挖越深，最后就形成了关于司马光与《通鉴》这篇文稿，变成了解析“构建”的问题。
做这种史料学研究，需要的是出干巴巴的力气，做仔仔细细的梳理，而不是什么形而上的观念。我的文章发表后，有赞同的，说写得好，够层次，走的是科林伍德的路子；贬抑的说，无聊，不过是给科林伍德加个脚注而已。骂我的人也实在是抬举我，真的一概敬谢不敏。固陋如我，根本不知道这位姓科的是何方神仙（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是年龄大了，没有精力汲取新知识了。况且我不懂西文，中文翻译的东西，也不大敢信。我希望我的研究生能尽量学好外文，特别是西文）。至于其他，很早就风闻有人把我归入“史料批判”那一拨人当中，对此同样愧不敢当。如上所述，我只是从一个很土鳖的问题出发，用很土鳖的方法，做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的史料比勘而已。
我的眼光，一直放在很低很低的层次上，学习非常非常简单的历史知识。研究一些问题，也只是辨析史料而已，实在没有能力跃升到某一研究模式的高度，更绝不想采用某种受人推崇的范式来研究那些高大上的问题。我在北师大出版社出版过一部文集，取名为《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起初，拟了好几个其他的书名，出版社都不同意，说层次不够，无可奈何之下才憋出这个名目。业师黄永年先生见了，问我脑子是不是发昏了，怎么不说人话？我请他老人家谅解，一个无名鼠辈，人家给出书，不要补贴，还给了点儿稿费，不能不知天高地厚，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身在矮檐下，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当时觉得也没有太多人关注“空间”是个什么劳什子，混混也就过去了。没想到这两年“空间”之学勃然振起，一看到自己那个书名，真是羞煞人也，无地自容。
对于我来说，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一篇史料，就是一篇史料。我没有抽象概括史事的能力，也很不喜欢对史事做过多的抽象表述和解说。历史知识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一件事一个样，一个人一个样，千奇百怪，变幻无穷。
上次澎湃新闻的记者小于采访我时，我曾向她谈到，最近关注过一组与司马光构建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性质相近的史事，因不同程度地都涉及史事构建的问题，将来若是能够顺利写出，或许可以编成一部专题文集。其实我把书名都拟出来了，想叫《结构与解构》（现在一单独出这部《制造汉武帝》，还能不能凑成本书，就很难说了）。看起来与上文所说，好像前后矛盾，不喜欢“空间”，又如何艳羡起“结构”与“解构”来了？其实本质还是一样的。因为我不懂什么叫“结构”，更不懂什么叫“解构”，就像用你不熟悉的方言或者外国话骂人，不觉得脏，望文生义地把它用作“你用纸糊个房子我来把它拆穿”就是了，这是在弄个无伤大雅的噱头，更多地是出于调侃。这次这书定名为《制造汉武帝》，其实也是如此，同时又鲜明生动一些而已（有人说这个书名是模仿彼得·伯克的《制造路易十四》，这也是抬举我，我对其人其书，同样一无所知）。可我是学“空间”那玩意儿出身，总算懂得多一些，一看就有生理反感。况且即使真的出版了这样的文集，也一件事儿一个做法，一切从具体的史料出发。自己根本不懂什么理论和范式，想套也套不进去。
总之，写《制造汉武帝》，是出于深入了解史料性质的需要，实际的分析论证，也都是老老实实的史料比较考辨。
二、科学的认识，需要循环往复的论证
《制造汉武帝》这部书稿，在论证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篇幅，是直接针对以市村瓒次郎先生和田余庆先生等中外著名学者的观点。有很多有追求、有境界的历史学者，对这种做法，颇为不以为然。这些学者认为，写文章，与别人论难，立意低，层次更低。从一开始读研究生时起，我就知道绝大多数历史学专业出身的人，都是秉持这一态度。《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这篇文章，最早投给京城一家大牌刊物，没发出去，编辑部的人就曾语重心长地开导我，谓大学者要以自己立论为尊为上，不必多涉及别人的观点。当然，这些同仁还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要做大师，至少立意要做高端学者。
对此，我一向持有不同看法。首先，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做一位高层次的学者，为学术做出什么像样的贡献，只是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学习一些知识，尽量多弄懂一些自己过去不懂的事情。这样一来，遇到问题，难免就会叫叫真儿，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不是跟人叫真儿，是跟事儿。为此，免不了会核对史料，针对既有成说，做一番权衡比较，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即使是从专门做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我也一心一意想做一个匠人，能做好匠人就心满意足了。现在年龄大了，知道连这也根本做不到，在很多方面，实在都很蹩脚。这样想，也就没有必要为从事低端工作而感觉有什么不应该的。
另一项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本科没有学过历史。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种想法的合理性在哪里。按照自己受过的数理训练来讲，历史学假如还算是一门科学，那么，像所有科学的认识一样，正确的结论，只有一个，而检验其正确与否的关键，就是前面谈到的史料。史料放在这里，看你能不能过去。过去了，就对；过不去，就错。学理科出身的人，脑子结构简单，一根筋，想不到还有别的什么门道儿。作为一门科学，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切实的进展。一个人提出一种定理、一个公式，全世界具有同等能力的实验室、具有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会同时开动，验证这一新的说法。这就是科学，这也是科学发展的必经之路。
历史学的研究，有些内容固然比这复杂，涉及到价值判断层面，更几乎言人人殊。但历史学最基本的内容，也是所有论述最要命的基础，仍然是史实的认定。在这一点上，我不认为与自然科学有什么实质性差别。所以，若非你根本不想取得真知，就不能一味自说自话。在这一点上，诚如孟子所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另一方面，在我很低下的眼光看来，在历史研究中，要想针对既有的观点，就其主要论据，一一做出辩驳，也不是谁想做就都能够做到的事情，并不止是你屑于、还是不屑于做的问题。大师固然有大师的伟大之处。比如建筑设计大师，不管他想出多么匪夷所思的建筑图形，最后终归是要依赖一个坚实有力的团队，依赖这些匠人，给你做出具体的工程设计，这些建筑大师自己是做不到的。但历史研究不行，没有人给你做这种具体工作，需要自己亲力亲为。这样，挑战就来了，其中一项能力，就是对各种不同史料的认知和把握，这需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是所有自说自话的高端学者都能做好的么？这是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
当然，这涉及到对历史学根本属性的认识，更涉及到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如前所说，我只想求真求实，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求知。我知道很多同仁是负有很强社会使命感的，读史书，论史事，醉翁之意本不在酒，是要借古喻今，整肃世道人心。这是一种精神的寄寓，更像宗教。宗教是信仰问题，当然不需要论证，也不能论证。自己信自己的就是了。还有人视历史学研究为艺术创造，那更要随心所欲，不同流俗了。跟别人讨论问题，可笑又可怜。不用说高端学者，就是学徒小工匠，也是耻而不为的。看起来都像是一样的历史学工作者，本质上却是天差地别的。
作宗教，作艺术，我都不行，一点儿也没有感觉。虽然只是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但正是严谨的科学探索，才能给我这样的满足。所以，遇到想要探讨的问题，就不能不对既有的观点，做出分析判断。除非这个观点实在无足轻重，才可以置之不理。
同时，按照严谨的科学要求，提出讨论的对象，一定要清晰明确。所以，我对所讨论的对象，通常都是指名道姓，说清楚是谁，在哪一种著述中提出了什么样的观点。对于我来说，这正是对对方尊重的体现，而不存在不尊重他人特别是前辈学者的问题。至少别人和我讨论问题，要是说什么“有的人”如何如何，既不提名，也不称姓，我会觉得在对方眼里，贱名不值一提。至于临文不讳，一律省却尊称敬语，则是严肃学术论著正常而又合理的表述形式，更不涉及礼敬与否乃至抑扬褒贬的问题。
总之，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对这部书中涉及的两项基本问题，做出上述说明。最后需要再一次强调指出的是，这只是在讲我自己的真实想法，抱残守缺，自言自语而已，而且自知既卑且陋，无意与别人讨论，也无意博取他人的认同，更绝对无意评判别人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