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斯塔洛宾斯基丨文学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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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的意义
让·斯塔洛宾斯基 / 文
王立秋 / 译
 
 
I. 历史学家的过去观
 
历史学家的活动完全是回顾性的么？确实，他专注的对象无疑属于过去。但他的计划（写作计划）却植根于此时此刻：在他的私人生活中，历史学家先于他将要写作的历史。如果他转向已经存在的文献和作品的话，那么，他也是带着创造一部在明天，本身就会变成文献的新的作品。而且，这个计划，特别是如果它与文学史有关的话，不可能和其他计划的总体性——无论是文学的、科学的或哲学的，这种总体性将定义未来的“文化”气候——脱离关系。我们应该进一步，肯定这点，即文学史——无论是最学术的、最科学的那种，还是，至少在表明上看，显然最没有被前卫的作家们所有的理论触及的那种——在根本上与生成中的文学相关：无论赞同还是谴责，我们都应该感激我们的同时代人思考和写作的东西，都应该感谢我们所有人都在其中寻找我们的路的那些条件/境况。至于前卫派本身，无论它对叙事史这个类型——这种类型的历史记录一切可以要求“文学”这个有声望的名字的东西——有多鄙视，在它的代表人物中，不到过去寻找先例和支持，并且，不为证明他们的事业的正当性，而不时地自己变成历史学家（最片面、最优选择性的那种）的人还是罕见的。
 
生成中的文学，也许，和我们关于文学在未来应该是什么的概念一样，在我们对将成为历史的是什么的定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这里，显然，文学史家的处境，并不明显区别于任何其他的历史学家的处境。[1]他的选择——在选择某个研究的主题的时候——是他当下的兴趣的一种表达。“在选择他的主题的时候，历史学家事实上是在选择他自己。”[2]
 
更加格外地与文学相关的，我们应该从这个观察开始：批评和历史，都只是在盛行的文学实践本身开始在各种社会活动中表现出一种独特的、特定的定义之后，才出现并开始构成一个特定的智识活动领域的。这点的第一个实例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残篇中可以看到，后者确切来说，在追溯其历史并描述其技艺之前，正是以对当时流行的悲剧的自然/本质开篇的。更为新近的例子是，过去的全球纹理(texture)中“文学史”的分离（文学史从中分离出来），也只是在文学在西方社会成员眼中构成西方社会的文化的所有活动中成为一个定义清晰的实体之后才被证明是必要的。仅就存在一个“文人共和国”，一个“文学的世界”和“文学的教导”而言，文学史才存在。
 
只有在这个初步的观察后，我们才有资格去重申经常被评论的那些东西——也即，历史学家应用于过去的美学规范，经常也是那些在他周围的世界中通行的规范。我们回顾性的评价，是以一种特定的、流行的美的观念为基础的；随当代的品味的变化，特定的作品从过去浮现出来，而另一些则被人遗忘。因此，这个世纪的诗人的自由的隐喻的发明，导致了（对）巴洛克诗艺的重新发现——我们对这个文类中的新近的发展的经验，为我们做好了重新欣赏那种诗艺的准备。文学史首先是价值论的(axiological)：它把在过去中得到表达的价值判断纳入考虑范围；有时它也会致力于复兴它们（价值判断）。[3]
 
如果美学的考虑不再支配我们对当代的作品的判断，如果它们让位，比如说，让位给对本真性（或对原创性、奇特性、或过度性）的考虑的话，我们关于过去的图景就会立即发生变化，某些迄今为止一直被和谐均衡的美学不公正地抛入遗忘的作品，将变得显著。
 
确实，为避免以同样的标准衡量一切，绝大多数当代的历史学家力图尊重为每个既定时期所特有的价值。因此，文学史，在避免把当下的价值投射于过去之上的危险的尝试中，在很大程度上说，已经变得相对(relativistic)了。然而，不难看出，过去的文学史，只在我们对当代的作品的判断本身变得相对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在我们开始以原创性来评价作品，只有我们开始就我们开始意识到它们是“不同寻常的”、“个人（化）的”、“不可模仿的”创造而言，把他们看作“重要的”的时候，过去的文学史才变得相对。隐含在这样一个判断中的，是对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价值的，个体的经验的“特别性”的承认；在我们给每个时期，给每个作家表达他自己的个体的精神的自由的时候，我们持续诉诸的，正是这种价值。
 
如果某种对文学的亵渎发生，就像人们持续指出的那样，如果写作的行动被认为是一种有意义的活动[pratique signifiance，有意义的实践]，除构成与社会所有其他有意义的活动的合力，以及也许，对改变其意义做出贡献外并没有任何其他特权的话，那么，这个观点当然会歪曲对过去的研究：我们会见证一种对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亵渎，其中，像“经典”、“杰作”以及文学作品本身的观念那样的观念将不再具备那个“创造者导向”的历史允许它们占有——直到今天——的地位。
 
让我们更进一步；在当代一些（作家）的文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文学上反文学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觉察到一种对意义的不断增长的冷漠，后者看起来暗含对历史本身的冷漠，就历史被看作一种意义的生成[un devenir sense]而言。如果这样的态度流传开来的话，那么过去的文本就会——它们不会从我们的视野消失——失去某种特定的历史距离的标记；它们就会在一种没有历史的重量的状态中，在我们周围漂浮。如此显然地与“方向”和“意义”的观念相关的，历史的时间“过程”，就只不过是一种过时的幻觉，并将给一个对人类话语的多变性和离散性的整体记录开放的特定领域的意象让路；根据这种见解——一种将进一步给历史想象本身以一种任意的、短暂的身份的见解——历史只会作为一种对意义的设想，作为多种类型的叙事或话语中的一种而显现。[4]这种视角上的改变是很容易想象的。但这样一来，我们又会再一次地面对一种当代的选择，一种新的思想和写作的风格了——这种选择和风格将在把它自己的法则加诸于自身之上的尝试中占据整个文化领域。
 
II. 关于事实性的真理和对它们的选择
 
这些观察的意图并不在于动摇那些希望通过积累档案文献、数据或目录清单，停留在事实性真理的严格的界限内的历史学家的信心。充分真实的事实性真理是有价值的，而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它们比随机的猜测、轻易的相信或吊儿郎当的冷漠更可取。但事实属于许多秩序，原本称职的历史学家难以证明他们对一种秩序之上的另一种“事实的秩序”的偏好也不罕见。一般的程序，是通过援引一个人的作品的不完全的本质/自然，通过声称全面的、整全的知识，将是在所有易于研究的秩序中收集的事实的总体性（总体的事实）的结果，来回避问题：说到底，就是，通过整理核对如此获取的所有结果，人就能穷尽研究领域并获得在任意既定主题上可能获得的所有的知识。这，当然，是我们通过一种托付给他人的完整的知识的海市蜃楼，来补充我们残缺不全的知识的一种方式。
 
不难看出，给特定的“事实秩序”的关注，仍然与（当前）流行的文化状态，与它暗示的选择密切关联。难道我们没有选择到一个作家的传记的和美学的个体性中研究他么？这本身就暗示着，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个体，是塑造他的生命的那种东西，是在他的作品中展现的他的生活的环境——即便我们根本就不愿意把他思考为，但只是从属地，把他思考为一个既定的社会群体的一个代表。难道我们没有努力收集关于作家的家庭背景和他的童年的所有可用的资料么？这不仅暗示着我们认为一个个体顺之（或者逆之）以塑造其认同的环境是重要的，而且，这首先意味着，我们认为像“遗传的构成”、发展的各个阶段、个人早年的经验这样的因素是极其重要的。[5]简而言之，只能在那些被认为特别重要的“事实的秩序”中收集客观的文献。这个初步的选择依然经常是含蓄的；它与我们隐含的对思想的世界或体系的想象有关——对此，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不会冷漠以待。[6]
 
选择特定的事实秩序，也就是界定一个研究的领域，这个领域，出于自然/本性，倾向于强行推行一种相应的研究方法。一旦开始，文献记录的任务就获得了一种技术的特征，后者，和一切其他种类的技术过程一样，可以通过利用更加现代的工具而得到改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利用将导致更快的、更加标准化的审查文献的方式。在这个领域，机械化的优势显然突出了文献研究的辅助(auxiliary)的自然/本性——一旦选定研究的领域。
 
然而，在为这个初步的选择所勾画的框架内，方法论的修正超越了纯粹技术的功能，并或多或少公开地影响到（对）研究领域、其相对的重要性及其事业的界定本身，也不罕见。如果人们试图超越一部既定的作品，去研究“那个人”和他“心理”的实在的话，为分析而选择的事实，就会根据人们是希望从泰纳的主导能力[faculte maitresse]的理论的角度来阐释它们，还是要把它们交给某种弗洛伊德式的解读，或从荣格的原型角度来组织它们而有所不同。心理学事实的“秩序”是如此地广阔而具有猜测性，以至于在这个预先选定的领域内不，每一种方法反过来又会（各自）指向一个特别的，由不同的事实构成的序列，这些的事实序列以不同的方式与整体关联并最终，产生其他的，这样的事实序列。因此，方法不仅可能影响（研究所用的事实）清单，也会影响事实的总体性构成的那个“领域”本身。与之前指出的情况相反，不是“事实的秩序”提出方法；而毋宁说是，是方法，要求特定的事实秩序。这样的方法首先是阐释性的，而它们的“话语”则是附加在一个目录不充分的事实序列之上的：我们利用特定类型的阐释话语的意图，影响了我们对这些事实分类的方式，而我们对它们的分类方式反过来又影响了我们关于这些事实归属的领域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是工具，发现了它最适合的材料。我们对我们意欲研究的领域的定义，后于而不是先于我们对方法的选择。尽管有在我们周围流行的方法论至上主义，但是，这却不一定就会引起我们的怀疑。选择一种特定的方法，也就是选择它力所能及的那个范围；就是给某人自己以一种潜在的，却又不确定的对象——只有研究的过程，通过它的成长和衍生，才能进一步地具化这个对象。只有通过对多种方法的大胆使用，后者才能经受检验；只有在那个时候，它们的界限才可能确定。
 
出于风尚或一时的显赫的原因而给予某种特定的方法的偏好，无论如何，都保持着与某个对象或某个研究领域的关系——这个领域以一种更为根本的方式得到决定：为一种特定的心理学、一个既定的社会、一个特定的文本、一种文学传统，或者，可能，为所有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所确定。因此，在考虑到所有这一切的情况下，我们的研究面相的，就是我们选择给予优越的（或者最终的）权威的现实的秩序。有人把这种权威定位于“内在的经验”，另一些人则认为权威是作品的“美”或作品作为一个暴露的成分归属的作品的历史的时刻，另一些人则把它等同于为它的意义结构[structures signifiantes]所生成的关系网。权威的归属是一个本质性的行为（尽管它，经常，也是隐含的）；它是我们借以决定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层次，真正有意义的实在的层次[de la realite effectivement agissante]——“存在”或“实体”的层次，如果你偏好本体论的语言的话。在与这个原始的层次的关系中，我们的研究的对象的所有其他的方面，都会被排在“外在的”引导性的标记，边缘的或衍生的现象那个层级上。尽管从属于原始的层次，并从后者获得其相对的地位，它们（这些其他的放）仍然会在我们的研究中耽误我们大量的实践。我们可以给我们对整全的智识的探求设定的唯一的结局/目的，是对我们认为相关的、可靠的实在的充分而完全的理解，即便在我们看来，后者位于一个超越于作品或其作者的个体的生活之上的平面上——即便在我们看来，它超越了“文学”所能触及的范围。
 
根据经验我们知道，在时间的过程中，人会承认不同的权威，也就是说，他们的“观点”会发生变化，他们在创作或研究文学文本中为他们自己设定的目标不会一直是同一个。要辨识我们自己的同时代人的主导观点是困难的，因为不同的学派在构成最重要的实在层次的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上远远没有达成一致。在仔细思考的情况下，围绕各种文学批评“方法”的争论，并不仅仅和研究的手段及其确定性的程度，更与其目的本身相关：理解之努力应该朝向的对象，以及知识的进一步的目标；被选定的对象和对那个对象的理解为我们再现/表征了什么。[7]
 
无论是谁，只要他试图解决这些争论，他都会因为在已经存在的相互冲突的观点上再加上另一种“观点”而不能完成任务。他不会不受在他周围盛行的条件/境况的影响，因此他也不可能声称以一种真正决定性的方式解决了争论。他可以希望的唯一一种优越性将于更为广阔的视角相关——其中，他可以提出关于研究的意义和目的的问题。为避免（受到）仅仅增长任意的、特别的观点的清单的责备，他会遭遇按照理性的普世化的要求，完全理解这些观点的坚实的意图。在这点上，也许，以一种完全渐近的方式，历史学家（或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渴望的整全的理性，本身又称为新的权威；它试图，在它审视下的文本中，探测它自己的在场/存在的迹象，或至少，试图觉察它的原型和预兆。但它只能通过同意把它的目光转向对它的努力抵抗最强的东西上，而在这些文本中认出自己；因为它需要特别(particulars)的在场——甚至那种被叫做文学的可疑的特别的活动的在场，在那里（在文学中）语言变成风格，而“观点”的原创性则不时地接近于越轨——在它能够被移动以超越它们之前。只有在那个时候，它才会触及对它自己的目标的意识：意义和普世性。
 
日内瓦大学
（Bruno Braunrot 英译）
 
（译自Jean Starobinski and Bruno Braunrot, ‘The Meaning of Literary History’, in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7, No. 1, Critical Challenges: The Bellagio Symposium (Autumn, 1975). Pp. 83-88.）
 
 
注释：
 [1] 这个多少有些模糊的表达既包括那些在给定的语言学的和文化的语境中对作为一个政体的文学的普遍历史进行研究（一种在教科书的传统之外已经变得罕见的演习）的人，也包括那些偏好把他们的反思，以一种自由而随机的方式，集中在过去的数目非常有限的作家上的人。
[2] 埃里克·维伊(Eric Weil)：《论我们对历史的兴趣》(‘De l’interet que l’on prend a l’histore’)，再《杂论及会议文集》(Essai et Conferences, Paris, 1970),I, 210. 至于他，布罗尼斯劳·巴查科(Bronislaw Baczko)写道：“历史学家对过去提出的问题，作为一个普遍的法则，与他对他自己以及他的同时代人提出的问题密切相关。”(《历史学家的道德责任》[‘La responsabilite morale de l’historien’], 《戴奥真尼》[Diogene], No. 67[Jul.-Oct. 1969],66)。亦见E.H.卡尔：《什么是历史？》(New York, 1962), pp. 42-44.
[3] 转引自保罗·韦纳(Paul Veyne)：《怎样书写历史》(Comment on ecrit l’histore, Paris, 1971), pp. 85-88.
[4] 在一些法国哲学家（福柯、德里达、德勒兹）那里可以发现这个概念：在拒绝对人的永恒的和“形而上学”的观点的情况下，他们都谴责无根基的进步观。
[5] 这种态度显然是以一种决定论的心理学，而不是一种自由的心理学，以一种更加关注什么被强加在心灵之上而不是作为个体自己的自由创造浮现出来的是什么的心理学为基础的。
[6] 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无意识——一般来说，它见证了“资产阶级的”偏见——的基础上对此加以责备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这种指控很少失败，因为所有的科学活动都预设了破除贫乏强加的束缚的解放：成为一个资产阶级人士就是破除物质支持的独有的特权的解放。
[7] 权威的冲突也不限于研究的领域。甚至在批评的领域，知识的权威也受到了那种完全抛弃历史的行动和表达的权威的挑战。
【本文转载自“泼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