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栅栏旧城演进之反思

Rewind: 回放，大栅栏的乡村化发生
AC1420: 开始于明永乐十八年的大栅栏，五百年的发展和演变。蒙古游牧军队的一次次入关袭扰，大量的流民聚集在前门之外寻求中央政府的保护。以自组织，边占地耕作边临时聚居的方式，将北京南城外由农业社会的自组织形态逐渐演化成街区。而私人宅院，功能性的定义为保证少量的可使用种植用地，以及儒家社会传统的庭院家宅形式，封闭式聚落以父系为主的家庭从属关系，围合封闭圈养私产和农业社会的农耕信仰传统鲜明的体现出来。流动性逐渐以必要的生产和生活关系的形式固化下来。这种临时演化的形态使得这一区段的胡同街区与老北京城内的街区相比更加原始和不规整。房屋的改建加建，主干道的形成，皆是随着街区功能性需求的演进而改变进化的。体现了强烈的自组织性以及适应性。（图1）
AC1864: 伴随着漕运的发展，大栅栏街区功能由单纯的生活聚落空间逐渐转变为以商业空间为核心，多点辐射式的激发式城市空间。而清代对于汉满聚居区的界定，使得大栅栏成为流动的汉人文化的交流集聚中心。清末徽班进京，该区域成为了戏班名流所居住逗留的场所，大栅栏的娱乐业和梨园曲艺逐渐在京城风生水起。（图2）
AC1911: 民国年间，梨园行业的衰败和色情业的解禁使得这一区域成为北京城色情行业的中坚地区。色情行业的发展加剧了大栅栏人口的流动和商业化，市井化的速度，其生活空间与商业服务业空间是完全并生互相交融编制的状态。八大胡同的色情服务业是生活性的欲望服务行业，这一生产因素的引入使这一区块的文脉得到了更加市民社会化的改造。原有的商业与居住之间的界限被不断的消解，房屋结构也由曾经的封闭院落到越来越复杂和开放的居住形式。方便客流来往也同时希望客人得到私密的服务体验。于是暗巷纵横，屋内院落更加流动的格局逐渐凸显出来。（图3）
在这一阶段，大栅栏街区相对北京城其他的街区，成为了更加具有主体能动性的城市景观，完全自由的自我收缩和扩张傍生出了自由的商业形态和生活空间，作为皇城根附近的街区，却更加鲜明的体现出完全市民社会化的意识表征。（图4）
Play: 播放，大栅栏聚落的废墟化生长
AC1949: 大栅栏区域原本街区的营生行业除了文玩行业尚存（仍是具有表演性质的存在着）其余都被建国初期的意识形态改造和清洗所消灭。只有居民还保留了大栅栏起源于明永乐年间时期的阶级状态。曾经大栅栏的商业主体是较为自发的娱乐相关商业，如梨园，色情业，文玩行业，这是由其居民阶层组织结构以及地理位置发展积累所决定的。伴随着商业改造，生活重建，已经于民国末年生动的自组织形态完全割裂。内容被强制抽离，而留下的建筑外壳的废墟。并且强制的填充进入大量进京的工农阶层。
AC2000: 这一阶层居民的集体历史地位在新的社会形态中已经完全被改变，老北京越来越多的迁离街区，更多来自不同城市不同国家的流动人口，打工者开始对街区进行功能性的自改造。原有的农业社会聚落形态彻底被拆解，胡同加建是为在有限的空间里得到更多的居住面积，而传统家庭的营造方式围合院落式儒家文化形态在这里变得极具收缩近乎于消失，胡同成为了各种占领生存空间的表演舞台。新的聚居形式在原有城市构造的文脉废墟上生长，成为年代隔层鲜明的城市风景。（图5）
从放大的视角微观的观察这个变化，可以鲜明的看到随着人口的剧烈增加，绝大多数的四合院已经失去了其原本的空间形态，导致普遍的大杂院的出现。私搭乱建的房子无序的在四合院里面野蛮生长，家庭空间被切割成碎片化，并且随着下一代的长大，致使这些本就杂乱的院内空间被划分的更加零碎。首先发生变化的是耳房及围墙的部分，在原有基础上扩大以容纳更多的人。而后被扩建的则是厢房以及倒座房，有的成为了储物空间，有的成为了厕所或者卧室。（图6）
AC2030 为了更好的模拟碎片化的微观进行，一个叫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的数字模型被引入，衍生出生存游戏（Conway’s Game of Life）的算法。去定量的观测，单体细胞在邻里规则和时间因素的诱导下，是如何生长，分裂，演化，变异和消亡的。基于生长图形和密度的控制，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大栅栏生长，废墟化，分裂碎片化，以及变异的过程。（图7）
这样的胡同空间演化模拟，实际为一种“涌现”算法。现在经常可以见到关于“涌现”的讨论，认为规则的简单产生形式的复杂是没有意义的，反倒是形式的简单而规则复杂才是万事万物的真理。但是，如果自然界很多事物和现象是由于“涌现”而存在的，那没有必要刻意的排斥这种衍生方式，而特别的，在一定范围内由控制下出现的“涌现”现象则是十分有趣且具有指导性的。（图8）
在微观上，进一步引入尺度的概念，生活模式会直接影响空间的大小，住宅区表现为较大网格，而内部高密度住宅区和低密度住宅区的网格也会有尺度上的变化。商业区表现为密度较高的网格，经过规则调整过的空间关系可以尽可能的模拟城市里的情况。形态变化上也采用元胞自动机理论，而形变的产生是细胞内部的，假象每一个元胞内部都有一个小的三维九宫格，而不同年代的点之间会产生向量，让这些向量作用在细胞的表皮上，就像一个活体一样形成灵活的形态可以应用于商业空间。（图9）不同性质功能的空间表现为不同尺度的单体，住宅区的单体较大，空间开敞、商业区的单体密度较高、公共空间的构筑物则尺度更小从而形成丰富的肌理效果；与此同时，在前期解析环境的时候得出结论——道路会使得两边建筑变为商业空间，因此通过模拟可以预测未来一定时期内商业空间在场地范围内的变化。（图10）
Pause悬置：大栅栏集体记忆的阉割与整体拆迁改造的失败
AC2005 大栅栏街区的商业改造，是完全抽取式的解刨和重构。前门大街整体拆迁和整体开发，导则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讨论，仿古一条街式的开发思路，对原有的商业主街进行整体的拆除重建，试图恢复清代的商业街建筑形态和风貌。引入外来商铺和其他商业形态，企图构建迪士尼式的前门大街权利风景，将大栅栏的规划列入整个长安街故宫地区的权利文化语境中去，试图展现的是曾经（然而并不存在的）所谓帝国首都的商业主街风貌。
在这里的改造中，大栅栏本身的建筑文脉是彻底被抽取并丢弃的，曾经的市井生活由于当代居住主体对此记忆和城市认识的丢失，从而无法被重现构建，街区本身的意识和主体性以及完全被消解了，规划者通过新的建筑和商业媒介试图将大众的情感转移到伪造的虚构历史之上，曾经的生活空间被转化为彻底虚假的集体记忆。商业街成为了迪士尼式的对历史的消费和戏仿，以及对价值符号的重构。
这种大规模的拆迁和开发，事实上在商业的驱动下，有意无意的忽视了胡同街区本身的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忽视了胡同生活的变化和流动。胡同空间，是一种动态的、能够对周边环境迅速作出反应的城市空间组织模式。胡同街区内部的内容和功能分布是敏感的，极易变化的。当细微的因素发生变化，部分功能的分布会跟着产生变化。这是具有活力的城市空间的表现。而且其功能分布是处于一种混杂的状态存在的，在其中并不一定有明显的功能分布界限。而这些功能越是混杂的区域，人的活动方式及内容的更加多样。这样的混合的无明确边界的易变的空间组织状态，是抵触人为的大型开发的，它必须以一种更为精巧的控制手段去引导。（图11）
AC2030 所以，我们设想这样一种城市模式。它的功能分布不是边界清晰和静止不动的。而是一种可以随着若干影响因素产生动态变化的模式。并在不断的变化中保持街区活动和内容的混合度，从而在地下空间、地面空间以及高层建筑之间自发生成一些功能混合、空间性质多样、可提供多种活动方式的空间。（图12）
对于胡同街区空间来说，其演进变化是基于众多作用力（活动、人群、社会关系、基础设施、业态等）通过城市力场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结果。城市力场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物质，它可以将相互作用的物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场来传递或呈现。（图13）
在城市尺度上，对于胡同街区功能内容来说，自然存在基于人群活动的力场。而此力场的强弱既在纵向上反映了不同人群流动量的大小，也在横向上反映了不同区域的人群流动的便利程度及潜在的干扰范围。并且，力场的变化是由于道路的层级及其空间组织方式和人口密度的变化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若是在人口密度虽然相对较小、但周边道路承载力较高的街区，或是道路承载力较低、而人口密度却较高时都不会产生较低的流动量。（图14）
在建筑尺度上，也存在着建筑的功能场。每种不同的功能会不自觉的影响其他响应功能的排布，同时自身的变化也受到其他相应功能分布的影响。比如，在某条街上新开了一家不错的饼店。由于这家店的成功，会吸引大量的人流来这条街，进而促使距离这家店较近的区域新入驻若干家店铺。但是最终能够经营成功的通常与这家饼店经营内容迥异，且风格独特的店铺。凡是模仿或是经营近似、同类商品的商家，或关门大吉，或选择在相对较远的位置重新开张。这一系列的事情的发生，正是由于功能本身的力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得以呈现的结果。在这个例子中，可以抽象的认为每个店铺都是一个独立的点力场，不同的功能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力场的性质的差异定义得以物化。进而，每个点力场的位置及性质会在其他所有力场的作用下产生变化，还会对另外的因素产生影响（比如用地价值升高）。当然同时它自身也会随时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引发力场性质及权重的变化。（图15）所以，在我们认为较好的功能布局方法不是一种清晰边界、定量分配、不可修改的布局方式。而应是不定性、不定形的；是建筑（或房间）的功能够随时根据周边相应力场变化产生积极响应、变化或转化的布局方式。这里只需要定义各个功能间、以及功能与其影响因素间关系的性质及权重。每一种功能就能够独立的对空间所有区域进行价值评估，并占据到适合自己的区域，直至完成整个功能分布。同时，任一因素只要发生变化，都会促使功能布局再次产生相应变化。而新的功能布局又会反馈给每个功能个体，从而建立起一个相互影响、不断演进变化的动态功能布局机制。通过对更新结果的密度控制，来修正原始功能布局在局部上产生完全密实体量的结果。从而通过对新体量的密度及孔隙率的评估，进而在更加微观的层面上得到与特定功能更适合、且丰富多样的空间模式。（图16）
Fastforward: 快进，大栅栏的针灸式开发
AC2012 大栅栏自从作为北京设计周展区之后，从2012年起大栅栏的改造进入一个微操作阶段，开发思路从大拆大建，逐步过渡到以点状模式进行内容的置换，开始诞生了许多针灸式和激发式的文化创意空间。这样的文化创意空间，各种精品小店，艺术空间，不断被置换和植入到大栅栏街区中，逐渐成为一种旅游消费品。而这样的内容植入恰恰关注市场的消费品和经济利益，忽视了旧城改造更新的原旨，就是对街区普遍生活和环境的更新提升。（图17）
AC2020 于是我们提出一个基于基础设施点状针灸式更新的新思路。去唤醒对公共意识的重视。切入点是胡同中公共厕所，因为公厕在胡同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的间距、密度及覆盖范围直接影响区域内居民生活的便利程度。公共厕所作为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可以平衡社会关系之间的差异。前门地区的老胡同肌理和当地的地形有紧密联系，但是公共基础设施密度较低的现状影响制约着胡同的生活。我们将公厕作为控制点，从距离、影响范围、高度和方向四个方面对大栅栏以及道路的网格产生影响。通过控制新的网格体系和旧的胡同区域的连接界面，将两种肌理连接起来。胡同不再是单一、线性的，而是在多维度内循环发展。“点”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是共享空间、街区广场花园，甚至是新的政府办事场所，它们作为一个个节点将影响着胡同街区的道路系统、绿化系统和图底系统。这里，可以通过模拟定量的设定“点”和周边城市空间的关系，以特定的逻辑关系为基础，在“点”与传统街坊之间生长出“新点”，从而使城市演进过程更加多样化。（图18）
AC2050 在胡同街区的未来模拟生长演进中，公厕所在的“点”根据其本身强度的增加和内容的聚集，而发展成为新的建筑综合聚落，包括办公、居住和商业的功能。建筑聚落内的围合广场既延续传统的共享空间，又能进一步地发展成为地下空间的入口。不同庭院的多维循环组合使得一种新型的办公、居住模式在新肌理中生长起来，它既延续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围合的活动空间和丰富的人文形态，又可以在有限的空间里满足大量不同人口的混合居住，最为重要的是它在引领周边生活模式的同时，循序渐进地创造新的城市活动空间，在动态因子的影响下，这些空间可以生长的更加合理和有机。（图19）
Stop：胡同发展之反思和批判。
大栅栏经过20世纪初的地产式大开发之后，资本运作的强度和空间逐渐降低，人们逐渐陶醉于各种精品文化创意空间的出现，而欢呼为胡同保护找到了一条久违的道路。
然而冷静反思大栅栏500年演进的前世今生，会清醒的认识到，文化创意空间的生存载体和产生原因恰是由于资本市场对原有历史文脉的过度消费。文化空间原本存在于抵抗资本而对街区进行反生存状况的，试图寻找原创文化产业的改造。文化空间的存在本身是为了对资本权力进行消解和抵抗。施喻者对于文化空间的表达恰好是资本权力所无法触及到的文脉和反馈。这些空间作为新的主体性空间，和当代的使用者和居住者仍然是割离和分裂的。因为施喻者本身的个人记忆和街区的集体记忆仍然是反向和不被追溯的。施喻者在隔绝当代呼唤一个已经逝去和无法被召回的历史过往，文化空间的建设者和当代的使用者之间的语汇无法沟通，记忆无法融汇。
大栅栏的更新保护是伴随着对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现代都市开发模式的反思。有趣的是，保护的目的并非成为城市必要的文脉特征。这样的反思本身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对于胡同作为特定城市空间载体的保护，不能仅仅停留在其物质形态和硬件的保护上，最大的困难之一是人们从不讨论如何保护相对应的某种生活方式，或某种互动形式，或自下而上的社会维度。如库哈斯所言，“我们的未来一方面将会表现为一种彻底的变革，另一方面则会带有彻底的停滞和凝固”。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认真思考如何去适应这样一种某些部分保持不变、某些部分又不断变化的建成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注：本文发表于《城市建筑》2015年参数化2.0专刊，作者徐丰，戴安琪，其中研究部分基于2012-2013，LCD流体城市课题组对北京前门大栅栏及鼓楼区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