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融入大自然中的托达人
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身为一个人却不能跟草木岩石对话。
文 | 库比，图 | 库比、阿什翁 PK ☞ 他者公众号里有弹幕和视频，点击阅读 在偶然的机缘下，我遇见了一群不属于任何宗教、来自文明边缘、也不须为生活而工作的人，他们不知何为历法、不会读写、没有文字，生活中也用不到钱币；这个民族的人数大约是一千人，生活的区域差不多像德国的波登湖那么大，位于海拔两千米的高山上，这个地区唯一较为人知的地标是喜马拉雅山脉南部、距离印度南端350公里的尼尔吉里山（Nilgiri Hills）。英国人将他们称为“托达人”（The Toda），他们称自己为“欧尔”（Or）。 一连四年，从1988到1992年，我每年都去拜访这个民族好几个星期，并且拍成了《托达人————在天堂的边缘》这部电影。
之前我只听说过有这样一个民族，但不知道去哪里认识他们，只知道他们住在丛林深处。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禁止外国人去拍摄他们。 邬蒂是位于尼尔吉里山上的一个城市，我在这里认识了托达人。有天傍晚，我正和我的印度籍制片人拉文在一个匝道口散步，在马路尽头，我们看到一个很怪异的身影。 拉文打趣说：“可能是个托达人。”我们加快脚步甚至开始跑，因为那个身影动作不算太慢。当我们赶上他时，发现他是一个老人，身上包裹着一件长及地面的白色亚麻布，看起来很笨重，赤裸的双脚却健步如飞地带着他朝着市郊的方向而去。我们费了好些工夫才赶上他。 老人就是个托达人，会说一点英语。1930年代，美国的人类学家开始对托达人产生兴趣，第一批来到这里的学者便教了他点英语。我们随他来到一个小村落，房子的屋顶是很奇怪的抛物线形状。村里住着几个托达人，偶尔会和文明世界的人打交道。 老人脸不红气不喘，我却是追得上气不接下气。他叫木齐堪（Muchicane），邀请我们到他家去坐坐，我们一直聊到天亮。三天后，他带我到丛林里去。开了几小时的吉普车后，我们还要再走一个小时的路。忽然，在林间空地中，出现了五六十个人，大家都包着那种颜色鲜明的亚麻布，红黑色的滚边编织得很漂亮，每人都拿着一根手杖，围成一圈站着，木齐堪对我说：“到中间去，说出你来这里的目的。”这群人当中有一个会说英语的泰米尔人、一个会说泰米尔语的巴达加人，还有一个会将巴达加语译成托达语的托达人；我所说的每句话就按这个顺序被翻译成托达语。
15分钟后，圆圈散开了，他们展开一阵激烈冗长的交涉。突然大家又围成圈，木齐堪又叫我到中间去，一个托达人开始念念有词，众人用手杖猛烈击地，还一边发出“吼、吼”的声音，平静下来之后便散开了。木齐堪说：“你获得许可了，可以要拍什么就拍什么。” 这里没有时间概念。在我拜访托达人并与他们建立起友谊的这段时间，好像我从来就不曾这么快乐过。信任、诚意与回忆——每次离开后再见面的第一刻起，这些美好就重新回来，仿佛我们昨天还在一起。 托达人分宗族散居于自己的区域里，一共分14个氏族，氏族的归属比婚姻家庭关系更重要。他们的语言跟世界上其他语系没有关联性，和邻族的语言也是一点关系没有。他们有自己的起源——原始母亲托奇旭（Torkisch）有两颗珠子，一颗化为水牛，一颗化为托达女人，男人也是从后者而来，正好跟《圣经》相反。
托达人不需要工作，他们跟尼尔吉里山上的野生水牛共生共存。他们将这些水牛看成和自己一样，既不抓捕也不猎杀。托达人吃素，每天水牛会跑来两次让他们挤奶。 我们想拍摄水牛到来的情景，但这些动物在几百米外就已经觉察到、并且逃回了树林里————对托达人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损失。后来我们躲藏起来，所有同事以尊敬的态度以待，还要考虑风向，尽可能跟它们保持距离，直到它们愿意重新给托达人挤奶，我们才安静又谨慎地靠近、近距离拍摄。内心的态度很重要。
除了牛奶、酸奶和奶油外，托达人的食物来源就是森林里的果实了。他们把多余的奶制品送给邻族，对方也有物回赠。有人特别跟我说，这不是以物易物，而是赠与。托达人十分受尊敬，因为他们有崇高的伦理道德观。例如，他们赤脚走在草地上，草地也禁止翻动和采摘，因为那是水牛的食物来源，他们跟水牛的关系就如同兄弟姐妹一般。 对托达人而言，不仅动物，连植物、山川也一样是神圣的。当他们走过自己的土地，会问候石头草木，有时候还请教它们问题，甚至得到答复。 我们正要找个树荫休息时，木齐堪的女儿娃莎玛丽要我们不要去打扰那棵树，因为它说了不希望有人拜访。附近还有另一棵树，但娃莎玛丽又说：“它也没有邀请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印度政府的拍摄许可，有人很紧张地从树林里跑来，警告我们小心森林警察。娃莎玛丽说：“在我们跑走前，让我先问问天边的那座大山吧。”她闭上眼，对那座山默念，然后告诉我们：“它说我们不会有危险，可以很平静的结束野餐，然后继续上路！” 在访问两个女孩时，有一个问题她们回答不出，需要问她们的祖母。我关掉摄像机，以为她们要花点时间进屋里去找祖母，结果不然，她们将左手大拇指放在右手手心上，将眼睛眯成一条缝，来回转动一下大拇指，然后就回答了我的问题。她们的祖母早就过世了。
有些大如汽车或桶的石头，被放在醒目的地点，托达人会来抚摸它们，跟它们交谈，据说石头也会回应他们。有一次他们叫我去拍一块膝盖高的石头，说它以前是一头狮子，想攻击某个托达人时，被那个人抢先用魔咒困在了石头里，“至今它还在里面。”托达人认为，“动物们都遵守生物等级制度。” 我第三次来访时，娃莎玛丽说：“现在你也可以听到石头和树说话了，不是吗？”我有点结巴地回答：“呃，不尽然。”她狐疑地打量着我问：“但是你也是个人呀，不是吗？”我很难向托达人解释，我无法像他们那样敏锐，他们不能理解。当我们进入稀疏的、尚未归入尤加利种植场的原始森林时，里面充斥着各种毒蛇猛兽，在那里，我们和托达人之间的差异暴露无遗。托达人赤着脚甚至在夜晚进去，我和我的印度籍工作人员却没人敢那么做。
托达人不会踩到蛇、蜘蛛和其他小动物。他们有一种学不来的走路方式，样子好像是拖着脚步在走，但看起来仍然优雅和迅捷。他们不像我们走路是先放下脚后跟，而是在伸直的脚靠近地面后，先放下前脚掌，之后才是脚跟。这让他们能感觉到会踩在哪里，以及来得及避开不该踩到的东西。 我想学他们赤脚走路，结果十分钟后就被一根很粗的刺扎到，托达人帮我把刺拔出来，但疼痛并没减轻，因为那是毒刺。我有两个选择：让人开三四个小时吉普车送我去医院，或者接受托达人的治疗。我选了后者。托达人有自己的医疗方式，他们认得原始丛林里250种草药。 两个托达人在树林里寻找治疗我的方式，另两个人生火煮一根树枝，把它分泌的油收集起来。我趴着将脚抬高，三个人坐在我的肩胛骨、背部和大腿上将我压平，第四个人将滚烫的油灌进我脚底的伤口。要不是被他们压着，我大概会痛得跳起来！我必须忍住疼痛，直到树油流进伤口深处，疼痛才逐渐减轻。无论如何我应心怀感激，因为那根刺里的汁液比被蛇咬一口还要危险。
托达人处理问题时态度平静并且把握十足。年纪很大的加洛斯说：“我们什么都不缺，而且无所畏惧。”这不正是每种宗教、每个心灵发育所要追求的最终目标吗？在我看来，托达人的灵性比起其他任何一个信仰理念或精神宗师的追随者要大得多。他们与万物的联系，无须中介就能跟石头、湖泊沟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感到自己心灵的贫乏，也觉得要融入大自然对我来说是多么遥远的一件事————这是个令人伤心的体认。 托达人家中没有任何和宗教有关的东西，也没有神祉。他们的牛奶房是间小茅屋，在里面加工水牛奶，人类学家称其为寺庙，因为只有一位男性可以进去，其实只是制奶时的卫生考量而已。我发现火焰是他们唯一具有宗教色彩的事物。当托达人进入自己内心，他们会燃起一把小火，让感官有一个固定点，把注意力放在上面。有的人会双手握在一起，有的人盘坐，小声念出各自的愿望，静静的呆一段时间。他们的精神与物质意识似乎已经达到了平衡。
对托达人而言，灵性无处不在————存在于他们内心，也存在于周围的一切事物里。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在其他社会里，人们会创造某种力量之地、朝圣之地、疗愈之地，但那有可能让人只在这些地方才体认自己的精神层面；托达人是反过来的，随时都体认着自己是精神的生物，正在试验着灵魂在这个微小的、个别的、短暂的皮囊，也就是我们的身体中，如何产生作用。 本文为克雷门斯 库比《迈向另一境界》一书的节选。 问答： 他者others：你跟印度的托达人还有来往吗？人类学家认为他们是从哪来的呢？ 库比：我没跟他们联系了。但我那部电影上映之后，许多其他学者开始和托达人来往。片中那个唯一会说点英语的姑娘，后来还去美国做过演讲。托达人的身世依然是人类学界的谜，好像是从天而降，没人知道他们从何而来。芝加哥举办过一次研讨会，我受邀前往放映那部纪录片，学者们看后相当惊讶，因为托达人拒绝他们前去作研究，却允许我做这么深度的拍摄。确实是托达人邀请我去的。如果有个托达姑娘牵着你的手去他们的部落，你怎么会拒绝呢？（笑） 点击阅读对库比的更多采访：一凡访谈 | 真的可以在潜意识里自我疗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