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穆儒丐

“谁教赶上这国破家亡的末运呢！”
1923年，当穆儒丐在其代表作《北京》中写下了如此哀伤的句子时，他大概想不到，这本小说会在90多年后再版（再版时改名为《北京1912》），且仍能打动读者们的心。只是世事如白云苍狗，对后辈来说，穆儒丐已是陌生的名字。
两点可标志穆儒丐的文坛地位：
其一，目前公认的中国新文学首部长篇小说是张资平的《冲击期化石》，出版于1922年，而穆儒丐的长篇白话小说《香粉夜叉》连载完毕于1920年4月21日，比张资平早了近2年，且不论看内容还是看形式，《香粉夜叉》均属“新文学”。
其二，穆儒丐、老舍和王度庐继承了从曹雪芹到文康传承下来的北京“旗人小说”的文脉，从语言风格看，三人有惊人相似的一面。在“旗人小说”发展史上，穆儒丐堪称是承上启下的人物。
但，由于种种原因，穆儒丐被文学史忽略了，他一生创作、翻译小说37部（其中长篇小说10余部），此外还有大量散文、剧评和曲艺作品，其中绝大多数仍躺在故纸堆中，等待重新整理。
直到1988年，穆儒丐仍未被国内学界关注，日本学者长田裕子在开创性论文《满族作家穆儒丐的文学生涯》中，开篇便说：“在20世纪20年代，对于沈阳的文化人来说，穆儒丐是无人不晓的名字。但是，现在他似乎被历史遗忘了。”
进入21世纪，穆儒丐研究得到一定重视，但他晚境如何、究竟有无后裔、后期创作状况等，仍存争议，甚至连他生前照片都很难找到。
曾经盛名，终于沉寂，身世飘零，只留文字。在这座养育他的城市中，穆儒丐已化为一个传说。
因《梅兰芳》被迫离开京城
用“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始工”来说穆儒丐，再贴切不过。
穆儒丐，本名穆都哩（穆笃哩），满语都哩意为“龙”，学名六田，字辰公，属正蓝旗，1885年生于香山健锐营。健锐营是清八旗中的一支特种部队，历史上曾屡立战功。
穆儒丐少年时遭遇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他曾写道：“国破家亡，是很惨的事，不想我小小年纪，倒是亲眼看见。”“我们的摇篮、祖宗的都会、神灵式凭的所在，已被八国联军打破了。”
1905年，穆儒丐被官派留日，先在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学历史地理，3年后毕业，又继续学习了政治和财政。他后来曾写道：“仿佛维新事业、立宪政治都加在我们的双肩，便是我们的自负，也是这样，当时满腔热血都拥了上来，誓不负父老所期。”
1911年4月，穆儒丐学成归国，并通过了清朝归国留学生科举考试，正准备去当官，适逢辛亥革命，清廷灭亡。根据《优待皇室条件》规定：“八旗禁军归民国改编，饷如旧”，但事实上并未兑现，致使健锐营“营子里拆毁的不像了，一条巷没有几间房子存着，其余的都成了一片荒丘”。
据穆儒丐自称，当时有朋友要介绍他入某党，许以议员之职，但他说：“我实在不能与他们同流合污，自损清白，所以我一概拒绝，慨然以卖文为活。”后在《国华报》中任编辑，该报是安福系（段祺瑞主使）的传声筒，日出两张，社长为乌泽声，是穆儒丐留日同学，小说《北京》即以这段经历为底本。
1915年，穆儒丐开始在《国华报》上连载长篇小说《梅兰芳》，却意外遭祸，“为有力者所劫、勒令停刊”。
所谓“有力者”，即小说中的马幼伟，真名是冯耿光，人称“冯六爷”，在袁世凯手下领陆军少将衔，后成为大银行家，冯与梅家是旧交，文公达曾说：“兰芳虽是冯六爷一班人捧起来的，外间那些人，妒忌他尽说些脏话，那是不可轻信的。”
穆儒丐的小说得罪了冯与梅，报馆被封，失业下岗，只好离开北京，而这一去就是近30年。
跳出传统章节小说窠臼
1916年，穆儒丐来到沈阳，投身《盛京时报》。
《盛京时报》是日本人在沈阳办的一份汉语报纸，是当时日本政府对华文化侵略的工具，穆儒丐初期写过时评，后创副刊版并任主编，其间笔耕不辍，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有时一期竟有好几篇，分别署名儒丐、丐、肥丐等，此外还创作、翻译长篇小说9部。作家金小天曾说穆儒丐：“短暂的二十年。这二十年间他连一年、一月、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不停地执笔创作。对于读者来说当然是捡了便宜。”
此时穆儒丐开始大量涉猎世界文学，还翻译了仙求为威（显克微支）、谷崎润一郎等人的作品，并重译了雨果的《哀史》（悲惨世界），此前苏曼殊曾与陈独秀合译过该书，但二人都不懂法语，只能依据日译本，而当时日本亦只有简写本，苏曼殊译了一部分，为迎合时局需要，干脆自己创作，仅几万字便匆匆结束。穆儒丐的译本有20多万字，但也只是原书很少的一部分，且属半创作。通过翻译与阅读，大大拓展了穆儒丐的视野。
写《梅兰芳》时，穆儒丐尚未脱离传统章回体小说的俗套，可到了《香粉夜叉》，风格一变，故事完全按西方小说架构，且使用白话，并取消了传统小说中“说书人”式的全能视角，还加入了心理描写，并使用倒叙、插叙等外国小说的写作手法，令人耳目一新。此外，穆儒丐还刻意模仿当时风靡日本的社会小说的写作技巧。
在东北，穆儒丐的这些尝试都是开创性的，时人称：“在满洲的各种报纸杂志上，少见有人创作过小说，尤其是少见有人翻译过外国名著，只有穆先生能创作，能翻译，更能在彼时纯文言势力之下，率直的以白话文来写作，而开语体文的风气之先。”
继承“旗人小说”文脉
虽采用了新写法，但穆儒丐也未放弃旧小说的优点，正如他所说：“我不敢反对新文艺，而且很喜欢它；我也不敢辱骂旧文艺，因为我的洋楼还没盖成，旧房是我所住的，我们依旧保护、爱惜，而且也觉得它很有趣味。”
穆儒丐所继承的，就是从曹雪芹到文康延续下来的“旗人小说”的传统。
胡适先生曾说：“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
清代京城旗人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以《红楼梦》为例，初期只在旗人圈中传播，目前找到的所有版本，均与旗人圈相关，包括“蒙古王府本”，亦出自蒙古八旗。《红楼梦》风行多年后，当时文坛领袖龚自珍仍对其不屑一顾，估计他并没读过，仅仅知道是“禁书”，便匆匆下了判断，圈内外信息落差之大，可见一斑。
正是这种悬隔，使“旗人小说”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特色，如语言生动幽默、注重细节、故事曲折、擅长白描等。
在穆儒丐的代表作《北京》中，有许多幽默的句子，如“现在当议员的，有两件流行品，彼此夸耀，第一是马车，第二是姬妾”“什么税局呀、官公局所呀、县知事呀，自然是给一种费不着脑筋的人预备的”“好人是过去或未来的事，现在绝其没有好人。现在的好人除了一死，万也表显不出怎样才算好人”。
在《徐生自传》中，穆儒丐讽刺武备学堂考核学员时虚与应付，写道：学员只要能托起步枪就算合格，“每名学生每月津贴二两银子，假如没有庚子之乱，这个学堂颇可以养老”。堪称入木三分。
穆儒丐小说中大量使用北京方言，如气骨、鼻味、随活等，今天虽已不常用，却仍给人以亲切感。
写出一个时代的悲凉
除技术因素之外，穆儒丐的小说之所以感人，还在于它忠实地展现了大变动时代普通人的苦难与无奈。
清朝灭亡后，大量贫困旗人生计无着，据关纪新先生《风雨如晦书旗族》中所引材料：当时北京城常住人口120万，其中三分之一是旗人，在这四十万人中，只有很少人尚有生计，也只有很少人能够体面地谋生。在9千名警察中，至少有6千名是旗人，而穷旗人最流行的职业是拉洋车，当时京城有3千辆洋车，每辆洋车两个人拉（一个白天拉，一个晚上拉），因此有6千洋车夫，但这卖苦力的活不能再养活第三个人……许多非常漂亮非常年轻的姑娘在妓院里卖身。天坛附近的天桥大多数的女艺人、说书人、算命打卦者都是旗人。
老舍先生在《正红旗下》中也说：“就连开食品杂货铺的山东人和山西的贸易商也渐渐对旗人顾客很不客气。他们还把眼睛瞪的和包子一样大，嘲笑旗人吃了东西后不付钱。从此再也不肯赊帐，一块冻豆腐也要以现金结算。”
受歧视之外，贫困是另一道枷锁，让好面子的旗人们备尝尘世辛酸，在小说《北京》中，男人不得不去当苦力拉洋车，年轻女子被逼良为娼，在街头，几名壮汉威逼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竟公开骂道：“你别不言语呀，你当初借钱时说什么来着，恨不得管我叫祖宗，如今真个装起孙子来了？今天有钱还则罢了，如若没钱，我碎了你这老忘八蛋造的!你当是还在前清呢，大钱粮大米吃着，如今你们旗人不行了！还敢抬眼皮吗？你看你这赖样子，骂着都不出一口气！”
更凄凉的是，在贫困的压力下，人们道德沦丧，正所谓“土著人民一天比一天困苦，家里有女儿的除了学戏便是下窑子。仿佛这两行倒是一种正当营业了。”为逼外甥女当雏妓，姨妈黄氏竟说：“我问你，锅里能煮廉耻吗，身上能穿廉耻吗？什么都是假的，饿是真的。如今没有别的法子，先得治饿，别想再当旗人了！”
当一个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时，又有多少人听到了这些底层人民的悲鸣呢？在《北京》中，穆儒丐借二奶奶之口讽刺道：你们管捣乱叫自由，管阴谋叫自由，管包办选举叫自由，管挑拨政潮叫自由，管贪赃受贿叫自由，管花天酒地、纵情恶煞叫自由，管自行己是叫自由。除了你们自己的私欲，你们还懂得什么叫自由！
找不到解决方案的苦闷
穆儒丐的写作体现出一名作家最起码的良知，那就是当鸡蛋与墙碰撞时，他坚决地站在更弱的那一边。
虽然遭遇太多的黑暗，穆儒丐却不肯麻木、不肯沉沦，他笔下没有肮脏的描写，没有轻佻的挑逗，他对人性缺乏信心，却能免于玩世不恭。他讽刺议员、将军们的无耻与虚伪，看不起同僚的与世沉浮、毫无准则，鄙夷小市民的唯利是图、定力不足，但他不知道如何改变这一切，只能寄希望于草莽人物身上偶尔闪现出的人性光芒，并将其加以夸大。
“但是这些熙来攘往的人，穿着极美的衣服，坐着极好的车辆，究竟他们在社会上是做什么的？高高兴兴地出来，有什么目的呢？……社会上什么东西是他们创造的？社会上的文明，哪一样是由他们振兴的？他们在社会国家里，究竟是有什么意义？”从这段疑问中，可以看出穆儒丐深深的困惑。
在日本留学时，穆儒丐也曾激烈过，“什么事都喜欢新的，那时候我骂中国的东西，比现在的青年还厉害呢”。当时日本是革命党的基地，可作为旗人，穆儒丐不可能被主张暴力革命的同学接纳，穆儒丐曾写道：“当时是最流行的，崇拜孙文、黄兴的人，谁不天天说两句‘杀满奴’，嘴里头自要有‘满奴’两个字，便算革命党人，在会馆里，也可以当一名干事。”
或者正是因为这段挫折，使穆儒丐终生信奉改良主义。
不被革命党接纳，而自知改良又无法成功，故穆儒丐的小说虽然写得很有切肤之痛，却流于发牢骚。
他痛骂：“想一想那些女工劳动十二小时，仅仅获得六枚铜元的报酬，而她们所制造的成绩品，便是一点生产事业不做在国家社会里横行无忌军人丘八所穿的制服。当他们穿上这身制服，他们绝不想一想，这是无数可怜的贫女，为了六枚铜元的代价，替他们制成。他们穿了这身制服，居然跻登社会上最高的阶级。也就因为有了这身制服，他们便能把给他们缝制服的人，看得没有一条狗有价值。制服的效力，到了他们身上，便如给虎添翼。”
可除了骂，穆儒丐也拿不出实际的办法。
被日寇利用
1937年至1938年，穆儒丐连载了他的历史小说《福昭创业记》，这本书从“三仙女”神话开始写起，到努尔哈赤兴兵，以及皇太极移居沈阳，奠定皇朝基业，小说最终以八旗入关、吴三桂投降为止。
为了写好它，穆儒丐参考了大量历史典籍，力求真实，但字里行间掺入许多肤浅议论，宣扬了狭隘的民族意识。穆儒丐这么写，体现出他经历多年困惑之后，思考而来结果——既然找不到解决方案，那么就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英雄、伟人身上，期待他们来拯救危局，实现平稳改良。
此外，在穆儒丐的思想深处，确有遗民情结，对前朝颇为留恋，他曾写道：“再说前清时代，科考举子，任是贫富，都是衣冠中人，一个个真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读书种子，国家社会，都知道另眼看待。如今无论考什么，也见不出什么体面来，纯粹是饭碗问题。社会的组织变了，读书人自然没有从前有价值。”
《福昭创业记》是穆儒丐此生写的最长的一部小说，共计40万多万字，却采用了半文半白的旧章回体小说的写法，从写作技术上，堪称是全面倒退。
1937年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穆儒丐的这本小说恰好能被政治利用，故伪满洲国立即开动宣传机器，大力鼓噪，并授予这本小说“民生部大臣赏”，该书1939年正式结集出版，1986年，该书曾经再版，但只是删节本。
穆儒丐这段历史给后人留下悬念：他与傀儡政权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何甘心充当其吹鼓手？伪政权倒台后，他为什么能逃过法律的惩处？有了这段说不清的履历，他又是怎么在后来历次运动中过关的呢？
虽有《福昭创业记》这样的乱流，但穆儒丐很快又回到了原来的创作轨道中，1941年至1942年，他完成了新的社会小说《如梦令》，描写健锐营乡亲们进城后，被生活所迫，最终不得不卖儿卖女，它取材于真实的故事，也是穆儒丐最后一部社会小说。在小说中，穆儒丐哀叹道：“社会是什么？伦理是什么？人类又是什么？真是很难解答的一个问题了。”
此时，穆儒丐似乎已经放弃拯救的尝试，甘心将一切视为宿命。1944年，穆儒丐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小说《玄奘法师》。
他从历史中走失
1945年，穆儒丐回到北京，此后的人生轨迹成谜，经著名学者张菊玲等先生多方考证，目前可知大概：回京后，穆儒丐见人只称自己的汉名宁裕之，他一度沉迷于八角鼓、单弦等曲艺，写了很多作品，集于手稿本中，被友人珍藏，其中一首题为《自遣》的七律这样写道：
苦茶一盏代白干，饭后能拧一袋烟。
老眼不花书细字，闲情有寄校芸篇。
文章西汉难追企，乐府东篱尚可攀。
高歌一曲调元气，今日才知乐尧天。
张菊玲先生认为：这首诗乍看乐天知命，其中深含隐忧。1953年，在张伯驹先生的介绍下，穆儒丐被聘为北京文史馆馆员。
令人意外的是，在所有的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中，竟无一本提起穆儒丐。
一方面，文学史是一个遴选、建构的过程，选谁进入，便意味着授予其地位与身份，其背后是话语权的运作，而穆儒丐处于下风，他主要影响在伪满洲国，作品多发表在敌伪报纸上，后来研究者往往忽略这方面的研究。
另一方面，穆儒丐的写作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基本没响应过主流文学界的任何号召，虽然穆儒丐的小说也有社会批判、反思民族性等内容，但与严肃作家们往来太少，被视为圈外人，而在通俗作家中，穆儒丐的小说又显得过于沉重，不够轻松、刺激。
因为不好定位，致使穆儒丐的文坛地位被忽略，此外，穆儒丐的作品中也确实存在一些硬伤，有特色，但难称是佳作。
穆儒丐的小说多来自真实事件，在情节上构思不足，显得过于呆板和潦草，人物漫画化，性格没有变化过程，此外作者对议论过于自信，经常派主人公发表一番不切实际、不顾情境的道德教训，伤害了作品的真实性，此外穆儒丐的幽默藏得不够，相比之下，来自底层的老舍也是旗人作家，却更善于板着脸说笑话。
穆儒丐小说的优美来自细节，语言生动，刻画细腻，但整体上捏不起来，读者可以轻松读完，却很难留下深刻印象。毕竟穆儒丐是新文学发端期的作家，小说技术相对幼稚、整体感不足，且穆儒丐的作品都是边写边连载，不易写出精品。
但，穆儒丐仍不失为一位风格作家，他的小说忠实记录了清末民初之交北京社会的动荡与喧嚣，仅此一点，穆儒丐便不应被遗忘。
1961年2月15日，76岁的穆儒丐与世长辞，据一些见证者说，他身后“无嗣”，但也有人称，他有儿有孙，孙子叫宁俭，究竟谁是谁非，尚难定论。据同好称，穆儒丐晚年曾写过岔曲《敬爱的毛主席》，但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