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七载昆明——70年前的民国旧昆明札记

对于中文写作者而言，昆明其实是一个尴尬的地理位置。一方面，昆明的历史不可谓不长：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就曾经写过：“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但另一方面，昆明在中国文化版图中一直属于一个边缘化了的角色，唐宋之时，昆明只是南诏国与大理国的边镇，直到元代才成为云南行中书省的政治中心——然而，即使到了明清两代，昆明仍然只不过是边贸的中转站，它的光荣与茶马古道无涉，唯有落叶半落，狂花一池。

直到民国时代，昆明才逐渐进入了文人们的眼帘。其中，昆明在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段时间，当属西南联大时期，而汪曾祺对于这一时期昆明的描写，绝对算得上是文学史上的精品。另一方面，汪曾祺对昆明的描写，同样是研究抗战期间昆明现状的重要文本，值得我们注意。 作为度过了最重要的青年时代的地方，昆明给汪曾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因而每每在文章里提及在昆明就读西南联大时的经历。

除去只部分提到昆明的篇目不算，汪曾祺以昆明生活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共有43篇，其中小说8篇，散文35篇。下面就以主题归类对这些文章做一个概览。

一、师友旧忆——西南联大时期的师生群像

这部分小说、散文共有22篇，是五个主题中数量最多的一个。1939年，19岁的汪曾祺从上海经由香港、越南，不远万里奔赴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24岁毕业，又在西南联大学生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做了两年教师，直到1946年回到上海。在昆明的七年时光里，与西南联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怪乎对联大的回忆占比最重。

西南联大

写于1994年的《七载云烟》是对这段日子的总结，汪曾祺在文中从不同的角度回忆了自己在昆明生活的方方面面：

《天地一瞬》中写自己往来于昆明市中心，常去的书店、裱画店、茶叶店等见闻，也记录下全国各地来联大的学生所走的“陆路”和“水路”以及自己远渡重洋而来的经历；《斯是陋室》描写了联大的校园环境之简陋与同学之好学；《不衫不履》描写了联大师生的衣着随着时局的艰难而变得破旧；《采薇》是对昆明饮食生活的总结，从刚开始手头宽裕时下馆子，到时局艰难时吃野菜和昆虫，也有对泡茶馆经历的回忆。 剩下的21篇文章里，又可分为几个小类。《西南联大中文系》、《闻一多先生上课》、《金岳霖先生》、《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吴雨僧先生二三事》、《唐立厂先生》、《新校舍》都是对联大中文系各位教授上课状况的回忆。在《唐立厂先生》中，汪曾祺一语道破联大精神：“西南联大就是这样一所大学，这样一种学风：宽容，坦荡，率真。”

除去上课，汪曾祺与诸位大家还有课下交流。《博雅》、《晚翠园曲会》、《食道旧寻》都是对联大教师们课余生活的描写。其中汪曾祺与其他教师最主要的交集是《晚翠园曲会》写的老师和学生一起参加的联大昆曲社，在《博雅》中也多有提及。《食道旧寻》是《学人谈吃》一书的序文，回忆了几位联大教授的饮食喜好。 回忆老师之外，其文也有对身边同学的记录。《地质系同学》、《未尽才》描写了对几位普通联大同学的旧日回忆。《地质系同学》里的人物日后都成为各行各业的大家，《未尽才》中的人物则英年早逝，让人遗憾。

提到英年早逝的同学，必须得注意到蔡德惠。蔡德惠是联大生物系的学生，治学严谨，为人低调。本是未来生物学栋梁之才，被多位老师所看好，却因肺病学业未成便去世。汪曾祺对他多有瞩目，《蔡德惠》《日规》两篇文章都是专门写他，也曾多次在其他文章里提及此人。二人虽无深交，但汪曾祺对蔡德惠的治学、人品都有相当的好感，对他的去世一直抱有遗憾。

飞虎队

描写抗战期间联大学子乐观天性的文章，有《跑警报》与《炸弹和冰糖莲子》。前者广为流传，后者是对《跑警报》里提到的煮冰糖莲子的郑同学的补充。这两篇文章记叙了抗战期间作为昆明大后方的人文风貌，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 联大时期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除却那些品德高尚、性情可爱的，也有品质不堪的，汪曾祺对他们多有撰文鞭挞。小说《鸡毛》、《钓人的孩子·航空奖券·拾金子》描写的即是此类人物。《鸡毛》讲的是一位道貌岸然的经济系同学为人如何虚伪、甚至偷洗衣阿姨文嫂养的鸡的故事，《钓人的孩子》里写了一位哲学系学长发行“航空奖券”搞金融陷阱骗人的故事。这两篇的分类都是小说，但创作时应该都有人物原型。 《观音寺》和《白马庙》都是对自身经历的记叙。汪曾祺24岁联大毕业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在西南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做了两年教师，第一年在昆明北郊的观音寺，第二年迁往白马庙。现今观音寺与白马庙仍作为昆明地名，但偏僻荒野的状况早已不复存在。 除了回忆联大师生，汪曾祺对下层的校园杂工也有关注。上文提到的小说《鸡毛》中做杂活的谋生的寡妇文嫂，《老鲁》中“中国建设中学”的校工老鲁、老吴都是例子。抗战时期昆明作为大后方，各式人等都混杂于此。这些人中有文嫂这样本分勤恳的本地妇女，也有打战流落到此的士兵老吴等人，再加上千里迢迢赶来联大读书的学子，组成了抗战时的一幅风情画卷。

二、街巷人情——40年代昆明的市民生活

当时的昆明作为抗战后方，承担着接运滇缅公路运来的物资支援抗战，以及为全国避难流落而来的人们提供暂时安宁的环境的多重任务。

美国飞虎队、东南亚贸易者、山里的少数民族、退伍老兵、避难知识分子、邻乡农民、本地市民……40年代小小的昆明城内各色人等交织，多元文化在此激荡，产生的火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三教九流都要在城里谋生，昆明出现了一批新行当，也由此出现了“新昆明人”与“老昆明人”之间的碰撞。

在汪曾祺的作品里，反映当时的市民生活的作品共有8篇。这些作品以联大为中心，围绕着校园周边生活来展开。其中反映云南本地人的有散文《背东西的兽物》、《昆明年俗》，小说《职业》、《钓人的孩子》、《求雨》，反映外来人口对昆明的影响的有散文《泡茶馆》和小说《落魄》。另有说明烟草在中国的历史以及云南烟草业发展史的《烟赋》，讲当时老昆明过年习俗的《昆明年俗》独立其外。 反映云南本土乡民生活的文章里，最广泛的要数《职业》。小说中描写了西南联大附近的文林街上的各种摊贩，描摹出民国后方市民生活的众生百相。

在文林街这个“一年四季，从早到晚，有各种吆喝叫卖的声音”［1］的地方，作者看到了回收旧衣服的女人、卖贵州遵义化风丹的小贩、卖跳蚤药的老者、卖杨梅和玉麦粑粑的苗族少女、买椒盐饼子的茶馆老头、买西洋糕给小孙子的老太太等独具西南特色的生活画卷。小说中重点描写的是一个卖椒盐饼子的孤儿，从中也可以看到那个年代贫苦人家挣扎生存的困境。

《钓人的孩子》中，第一节《钓人的孩子》故事发生地在昆明大西门外。大西门在今天的龙翔街与文林街之间，大西门外面是龙翔街，大西门里面是上文提到的文林街，同样在西南联大附近。

小说第一段就点出道：“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大西门外。米市，菜市，肉市。柴驮子，炭驮子。马粪。粗细瓷碗，砂锅铁锅，焖鸡米线，烧饵块。金钱片腿，牛干巴。炒菜的油烟，炸辣子的呛人的气味。红黄蓝白黑，酸甜苦辣咸。”这一段环境描写与《职业》中的市井百态形成互文，可以看出当时大西门附近市场嘈杂、人员混杂的状况。 《钓人的孩子》中出现的“柴驮子”、“炭驮子”是散文《背东西的兽物》中的主角。他们大多为富民县农民，从山里背柴和炭来城里卖。他们通常聚集在昆明西门小牌楼（即大西门）和西风古道上，吃穿都极为贫苦节俭，也不与人交流。因过于沉默只知背炭类似毛姆笔下的“负之兽”，篇名即来源于此。

这篇文章写于1948年，当时的汪曾祺尚未褪去青涩，笔调充满了对这些贫苦脚夫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刻画虽生动，却失之于刻薄。但若从研究云南交通物资供应及市民生活的生活史上看，仍有其意义。 《求雨》属于《小说三篇》中的第一篇，讲述了一群孩子在干旱时节用童谣求雨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点在白马庙，即汪曾祺毕业之后在昆明教书的第二年所在地。

文中写道：“望儿的村子在白马庙的北边。他们从大西门，一直走到华山西路、金碧路，又从城东的公路上走回来。”［2］能够如此详细地写出求雨所经过的地点，若非亲自跟着求雨的孩子走了一遍，也是和他们深入交流过。大西门即西南联大附近，猜想这条路线也是汪曾祺青年时从学校到教书地点经常走的，所以写来颇为熟稔。文中儿童求雨的童谣为：“小小儿童哭哀哀，撒下秧苗不得栽。巴望老天下大雨，乌风暴雨一起来。”［3］童谣向来是民间文学中口头传统的重要研究部分，这个记录于40年代的云南童谣也有其研究意义。

《昆明年俗》中记录当时昆明的年俗有过年不贴春联贴唐诗；街头赌赛劈甘蔗，劈刀哪里那部分就归劈者；掷升官图（一种掷骰子的桌面游戏）；嚼葛根等。这些记录对研究民国时期的昆明民俗活动有重要意义。 昆明向来是西南人口、物资、文化交流的中心枢纽站，而抗战的到来使得当时暂时安全的昆明迎来移民潮。除开有工资的联大教师、有补贴的联大学生，其他外地人来到昆明时家产物资早已流落殆尽，只好凭自己的手艺吃饭。

他们中的多数都在摆摊甚至开店做生意，做生意最好做的是餐饮业，一是因为卖食品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准备，也不需要货物囤积，便于白手起家小本经营；二是因为大量西南联大师生的到来，食堂无法供应保质保量的伙食，所以餐饮业是“刚需”。因为这些主观和客观因素，联大附近便有了许多外地人开的茶馆和餐馆。 《落魄》这篇小说描写了联大附近一个开“绿杨饭店”的“扬州人”，如何在困境中白手起家做生意开起扬州风味菜馆，又如何在与合伙人“南京人”的斗争中渐渐处于弱势，消磨光了生活的激情，生意也随之颓败的故事。文中涉及扬州人外貌、神态的前后对比，如何从一个精神、讲究的人变成了得过且过、毫无生活目标的样子，表现出了一些外来人在昆明的生活起落，读来让人唏嘘不已。

1983景星街茶馆，现已消失

关于联大周围的茶馆，《泡茶馆》一文说得十分详尽。根据文中所述，联大周围的茶馆分为大茶馆和小茶馆。

大茶馆主要是在正义路上的一家，“楼上楼下，有十几张桌子”［4］，里面还有滇剧票友唱围鼓，十分奢华。联大师生一般经常去的是小茶馆，“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翥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馆。”［5］

作者对这十几家小茶馆娓娓道来：凤翥街上有兼卖杂货的女人开的茶馆，专门招徕大学生的新式茶馆，绍兴人开的兼卖点心的茶馆，父子俩经营的茶馆；文林街上有贴着美国电影明星的照片的时髦咖啡馆，兼卖血肠的茶馆；钱局街上可租水烟筒的老式茶馆（汪曾祺最初的几篇小说即在此完成的）；府甬道上有用玻璃杯泡茶的茶馆，广东人开的广发茶社。

这些茶馆特点不一，消费水准也不同，来泡茶馆的人更是千奇百怪。比如父子俩经营的茶馆里，“到这家吃茶的全部是本地人，本街的闲人、赶马的马锅头、卖柴的、卖菜的。他们都抽叶子烟。”［6］既卖茶又卖咖啡的时髦“茶馆”里，“进进出出的除了穿西服和麂皮夹克的比较有钱的男同学外，还有把头发卷成一根一根香肠似的女同学。有时到了星期六，还开舞会。”［7］广发茶社则“经常聚在这家茶馆里的，有几个助教、研究生和高年级学生。这些人多多少少有一点玩世不恭。”［8］ 每个茶馆自有茶馆的生态，有其固定的客源，但客源中一半以上是联大的学生，茶馆经营与学生学习、生活密不可分。究其原因，《泡茶馆》里面指出，“联大学生上茶馆，并不是穷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时间是用来读书的。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多半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挟着一本书乃至几本书的。……研究联大校史，搞人才学，不能不了解了解联大附近的茶馆。”［9］茶馆文化是联大绕不过去的一个关键词，茶馆孕育了联大，联大也反哺了茶馆。

三、珍馐美味——云南传统美食记录

云南地处高原，多山环境造就了云南的山珍——野生菌，而昆明得天独厚的气候使得这里盛产各式果蔬，米线、饵块等传统小吃也为昆明独有。

但云南地处边疆，缺乏江南文人那般书写当地美食的传统，汪曾祺之前外界少有注意到滇菜。汪曾祺虽不是昆明人，但他对昆明怀有极深的感情，生活在这里的七年间也留下不少关于昆明美食的记录，是宣传、记录云南菜第一人。 汪曾祺关于昆明美食的文章共有5篇，分别为总概括性的《昆明的吃食》、介绍滇菜的《昆明菜》、介绍云南传统小吃米线和饵块的《米线和饵块》、介绍昆明果蔬的《昆明的果品》、提及云南野生菌的《菌小谱》。 关于滇菜正菜，必须得说到汽锅鸡。汪曾祺在《昆明菜》、《昆明的吃食》等多篇文章里都提到，当时昆明最好的汽锅鸡店在正义路近金碧路处，以一块“培养正气”的匾而闻名。

据多人回忆，这家“培养正气”馆1947年左右开设于昆明福照街（今五一路），是建水人包氏兄弟所开。临街而置的炉灶上累至10层的汽锅，每到下午五六点便蒸气笼罩，鸡香四溢，顾客盈门，解放后，“培养正气”馆改建为“东风餐厅”，但现在已消声灭迹。昆明现在另有一家汽锅鸡老店名为“福照楼”，或与这家“培养正气”馆有关系。

汽锅鸡

云南的另一著名物产是野生菌。汪曾祺曾在不同文章里多次提到云南的野生菌，专门撰文写就野生菌的是《菌小谱》一篇，谈了自己吃过的各种野生菌。其中说到了昆明的野生菌，种类有牛肝菌、青头菌、鸡枞、干巴菌、鸡油菌。直到现在这些野生菌也是云南人民日常所钟爱的美食。

干巴菌，现在最贵的野生菌之一，当年很便宜

除此之外，《昆明的吃食》中，汪曾祺还记录下了几家40年代的昆明老餐馆：善做锅贴乌鱼和酱鸡腿的东月楼；善做油淋鸡和雪花蛋的映时春；正义路近文庙拐角处的某家过桥米线；甬道街鸡枞；小西门马家牛肉馆；护国路白汤羊肉；奎光阁面点和凉米线；玉溪街蒸菜等。

《昆明菜》中，汪曾祺又补充了玉溪街的白斩鸡；正义路牌坊东侧的火腿庄；大西门外的某家“金钱片腿”；正义路的某家蒸菜等等。这些餐馆现在大多已不知所踪，汪曾祺记录下的做法也已部分失传。幸有一份文字在，仍可期某日能让这些珍馔重返。

金钱片腿

昆明的小吃里，最著名的是米线。米线也给汪曾祺带去了难以磨灭的回忆。他在《米线和饵块》一文里记录下昆明的米线种类有小锅米线、爨肉米线、焖鸡米线、叶子米线、耙肉米线、羊血米线、凉米线、干烧米线、过桥米线等，还考证了爨肉米线的“爨”或来源于滇菜中把蔬菜加肉末炒的菜式叫做爨荤。

沈从文先生在联大时常吃的文林街街东、面朝西南联大教授宿舍的一家米线馆的爨肉米线加西红柿和蛋。现今除了干烧米线外，其他种类的米线都还在，只是焖鸡米线通常被称为焖肉米线。虽然文中提到的那些做米线的店家大多已消失，但这样全面、详细的记录对昆明本土饮食发展史仍有重要意义。

最为普遍的焖肉米线

除米线外，昆明还有多种独具特色的小吃。《昆明的吃食》一文中记录下来的有炒饵块、煮饵块、烧饵块、破酥包子、玉麦粑粑、洋芋粑粑、摩登粑粑，《昆明菜》中记录下来的有燎鸡杂、吉庆祥的火腿月饼、乳饼、乳扇、黑芥、韭菜花、茄子醡等等。这些小吃至今仍在昆明繁荣着。 最后是昆明的果蔬。《昆明的果品》一文论及昆明出产的各种水果，当中提到的宝珠梨、宜良石榴、桃、火炭杨梅、泡木瓜、地瓜、核桃糖、糖炒栗子都是昆明邻近县市的名产，但名气并不为外人所知。当中还提到“联大女同学吃胡萝卜成风”的逸闻，与因联大女同学爱吃而闻名的摩登粑粑一起，增添了联大师生影响昆明风气的佐证。

四、湖光山色——云南风景名胜游记

这一部分共有7篇文章。云南自然条件优越，多山川美景。青年时代的汪曾祺便沉醉其中，离开后写了散文《云南茶花》、《昆明的花》、《昆明的雨》、《翠湖心影》用以怀念昆明。待到晚年，汪曾祺又二访昆明。1987年游历云南时写下《滇游新记》系列三篇、《建文帝的下落》，1991年时以再访昆明时写下《觅我游踪五十年》。

茶花是昆明的市花，滇茶也是世界闻名的茶花品种。除了在《云南茶花》一文中浓墨重彩地描写过的茶花，《昆明的花》一文还写了樱花、兰花、缅桂花、绣球、康乃馨、剑兰、夜来香、美人蕉、波斯菊、叶子花、报春花等各式鲜花品种。小说《日规》中还提到西南联大生物系的高教授在抗战时期时局艰难、收入微薄时种剑兰去花市卖，成为当时的逸闻。“大学教授卖花”，既是趣闻也是感伤。 《昆明的雨》里写了联大时期雨季逛菜市场、买杨梅、嗅缅桂花的经历。《翠湖心影》则写下了对昆明市中心著名景点翠湖的欣赏之情。两篇皆为回忆青年时代，与老年时期的重游对比后颇为唏嘘。

《建文帝的下落》是《泰山拾零》系列的最后一篇，为1987年汪曾祺随作协赴云南访问团至武定狮子山游览时的游记。同系列的还有《滇游新记》系列三篇，分别为记录云南植物的《滇南草木状》，记叙芒市傣族风情的《泼水节印象》和《大等喊》。

1991年，汪曾祺时以71岁高寿再访昆明，写下《觅我游踪五十年》。此时的汪曾祺以年迈体弱，游历时也未能尽兴，实为遗憾。

五、历史掌故——历史上的云南名人寻踪

这一部分内容较少，共有4篇。云南历史上地处边疆地区，少有历史名人的行迹。但正因为地处边疆，为皇权所难以触及，所以是许多名人避难、流放之所。这里的3篇也与之有关系。

《杨慎在保山》是考证明代文豪杨慎被流放至云南保山时的行迹。《锒铛》紧接该篇，为仔细考证杨慎被以“锒铛”铐的依据。《吴三桂》论及吴三桂与昆明有关的三个地方，一是据说逼死明永历皇帝的“逼死坡，二是传说中吴三桂冬季所住的“金殿”，三号称其是爱妾陈圆圆自沉地的“莲花池”。

结语

《新校舍》中曾经一语道破联大精神的精髓：“有一位曾在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 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注释 ［1］汪曾祺. 汪曾祺全集（2）：小说卷［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32 ［2］汪曾祺. 汪曾祺全集（2）：小说卷［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1 ［3］汪曾祺. 汪曾祺全集（3）：散文卷［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370 ［4］汪曾祺. 汪曾祺全集（3）：散文卷［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371 ［5］汪曾祺. 汪曾祺全集（3）：散文卷［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372 ［6］汪曾祺. 汪曾祺全集（3）：散文卷［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372 ［7］汪曾祺. 汪曾祺全集（3）：散文卷［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372 ［8］汪曾祺. 汪曾祺全集（3）：散文卷［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372 ［9］汪曾祺. 汪曾祺全集（3）：散文卷［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