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專訪翁子光：为什么我们要制造一个这样的香港

这是我约过最晚的一次访问。深夜11点，翁子光抱着抱枕，蜷缩在工作室的沙发中。最忙的时间恰好过了：他执导的新电影《踏血寻梅》刚在香港过了档期；这个礼拜，该片刚刚获得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电影”。早在去年，该片在金马奖获得多项提名，并斩获最佳男配角，从那时开始，忽如其来地，公众的注意力都到了他身上。 《踏血寻梅》是一部有吸引争议体质的电影。它改编自一个真实案件，一名来港新移民少女王佳梅，在从事援交活动期间，被嫖客杀害分尸。在凶手丁子聪自首之后，郭富城饰演的老警察臧 sir 并不满足，开始尝试一步步抽丝剥茧地还原真相。这样的大纲使人很容易误会这是一部悬疑片，但其实故事更是一部文艺片，郭富城从头到尾探究的都不是案情，而是人性。 自公映以来，每天晚上，翁子光都要到影院谢票，还要出席讲座，接受采访。我们先聊了聊他最近马不停蹄的行程，他慵懒地告诉我，他很难想像我能够找出什么新角度，因为所有问题已经被过无数遍了：为什么要拍这个故事，这些角色想表达什么，甚至为什么总拍援交题材。“他们总让我讲《踏血寻梅》又有多厉害，我拍摄心路历程又如何，我当然告诉你《踏血寻梅》好得不得了啦！我正在宣传这部戏嘛。” 我在准备的资料上翻翻找找，最终挑了“本土”两个字。他百无聊赖地告诉我，这个问题也被记者问过几次了。 “比如说？”我问。 “比如说，拍这部电影时有没有考虑大陆市场啊，现在有没有在大陆上映的准备啊……” “噢。”我掂量一下，大概知道他之前接受过“无数次访问”大部份问题都属于哪类层次了。我对他说，我想问的不是这些，我想知道他认为什么是本土电影，《踏血寻梅》是不是本土电影。一脸疲态的翁子光仿佛被按下一个开关，瞬间神采飞扬。“这个问题值得一谈。”他说。 本土电影这个概念，在近几年被香港电影界多次强调，它背景是文化中本土意识的崛起，以及两岸三地电影市场的实力格局变化。几乎每一部在戏中强调本土意识、甚至自称强调本土意识的电影，无论实际水准如何，都会得到本地观众更多支持。在这样轰轰烈烈的电影本土标签大潮中，翁子光给“本土”下了更严格的定义。 在谈论本土意识电影之前，他先提出了“伪本土意识”的概念。“多数时候，人们会将‘香港元素’视为本土：比如说拍黑社会题材啊，拍兰桂坊，拍《喜爱夜蒲》一类软色情电影啊。”这种把“香港元素”放大摆出来的电影，在他看来有个共同点：想击中消费卖点的意识。 但是，贩卖香港元素，不一定是“伪本土”。合拍片《赌城风云》，他老实不客气地举例说，就是一部伪本土电影。翁子光认为，这一类电影以贩卖以前香港元素（赌博片）的姿态出现，但是事实上是通过削弱港产片精髓价值，顺利进入比香港大了20多倍的大陆市场“利滚利”。“它没有把这个元素变为新形态，我没看到它进步的决心。”相应地，他举了两个“求变”的合拍片例子：周星驰的《西游降魔篇》，周选择用过的西游题材，但尝试颠覆这个故事；徐克的《智取威虎山》，将香港60年代风靡漫画《财叔》安放到红色元素电影中。“即使是以‘玩’大陆市场来说，也有高低之分。” 而真正的本土电影，对翁子光来说，远比贩卖本土元素复杂。“本土精神就是本位意识。”本土电影必须是在回应香港的整体社会气氛，包括政治、文化潮流、社会议题等等，更要在这个气氛中，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香港人？ 他们对于电影水准本身的欣赏，给予了香港文化一种充满尊严的敬意。这是真正的本土力量。 他说，《哪一天我们会飞》，讲的是会遗忘梦想的香港人；《五个小孩的校长》，讲的是相信奇迹、善良的香港人；《冲锋车》，讲的是歪打正着、有犯罪快感的香港人。这些问题都属于香港人身份挣扎的一部份。“作为本土电影，你要搞定‘香港人是怎么一回事’，这才叫本土意识，而不是以香港元素作招徕。你说香港人是不是咸湿、嗜赌？香港人不会在这种疑问中挣扎的。” 在翁子光看来，本土文化这一概念，是相对外来文化而言的；而对香港而言，“本土”一词，最大的对应主体必然是大陆。因此他通过大陆市场对电影的反应，把市面上统称的本土电影分成了几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窃听风云》、《桃姐》这类本土电影在大陆的成功例子，翁子光认为，这些讨论土豪乡绅和本地老人问题的电影极其本土，但它们将对整个城市很批判性的观察，融入了商业类型片的娴熟技术之中，大陆观众对这些议题未必共鸣，但他们对于电影水准本身的欣赏，给予了香港文化一种充满尊严的敬意。“这是真正的本土力量。” 在网络、在盗版市场，大陆观众必须通过不合法行为偷偷看到，它暗度陈仓着内地观众对于香港独特性的认同。 第二种类型，是可以在内地上映却不卖座的电影，如《五个小孩的校长》、《狂舞派》。这些电影不是以大陆市场本位思考制作，因此寻求不到对方共鸣，而又无法如前者一般从中看到香港精神的独特性，因此在大市场环境中显得较为次等。翁子光认为，这些电影在大陆不成功的原因是不够锐利，刻意或不刻意具备某种软妥协。“无论如何”，翁子光补充，“对于本地观众而已，香港本位制作已经加了感情分，足够令观众产生支持的情怀。” 第三种，则是从规则上就面对审查危机的电影，例如《雏妓》、《红van》。这些电影的本土性在于，“其实大陆观众依然知道这些电影的存在，在网络、在盗版市场，大陆观众必须通过不合法行为偷偷看到，它暗度陈仓着内地观众对于香港独特性的认同。”更有甚者如《肉蒲团》、《一路向西》，同样是将香港元素符号化包装，却意外地造成了大陆观众组团来港观影的文化现象，意外地传递了某种抗争意识。 尽管没有黑社会砍砍杀杀，没有财运赌徒，尽管故事主角是一个还在学广东话的新移民女孩，翁子光认为《踏血寻梅》“绝对是一部本土电影”。 92年出生的湖南人王嘉梅，2005年随改嫁的母亲移民来港，住在大埔。嘉梅的姐姐说，嘉梅个性固执，与同学关系较差，遭师长针对，但有不少校外朋友。2008年4月27日，王嘉梅在援交期间被24岁的客人丁启泰掐死，随后丁启泰以近似“凌迟”的方式将她削肉起骨，人肉及内脏被削成小块扔入马桶，人头则被抛入大海，当时还有一个说法，凶手把她的四肢骨头混入附近街市肉档，相信已被当作肉骨分售给顾客及各区餐馆。这宗轰动全城的案件，在7年之后，被改编成电影《踏血寻梅》。 电影中，在香港遭遇了家庭、爱情和人生的种种不顺之后，万念俱灰的“王佳梅”对萍水相逢的“丁子聪”说“我想死”，这成了丁子聪将她杀死分尸的充足理由，而遭遇中年危机的臧 sir 始终无法进入他们的叙事世界，这样的杀人动机对他来说根本无法理解。 时至今日，翁子光和他的团队仍不时会到嘉梅的坟前祭拜。他记得第一次在报纸上读到这个故事的震撼，但震撼他的并不是报纸头版那些耸人听闻的情节。他在报纸上看着丁启泰的照片，那个肥仔看起来与世无争，就如同你我一样，为什么他会自称凭嘉梅一句“我很想死”就自然而然地去杀人？这个困扰着臧 sir 的问题，其实是翁子光的问题。 香港人现在越来越难脱离自己的阶层，大家都在失落中制造怨气。香港已经变成一个没有梦的城市。 在翁子光看来，他所写的援交新移民、不得志的老警察、反社会的杀手，都在诉说整个社会气氛。他们都无法脱离自己所属的阶层。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各自表述自己的梦想，互相尊重对方的梦想，这种精神是很属于香港人的。所以你看到那时有很多喜剧片，是讲人在博彩中用好运获取利益的，我称之为‘横财电影’。但在现在的社会，我们已经不说这些了，因为香港人现在越来越难脱离自己的阶层，大家都在失落中制造怨气。香港已经变成一个没有梦的城市。” 这个沉重的故事，被香港的一些评论形容为“厌世”。对于翁子光而言，他并不认同这个评价，他只是想提问而已。他喝了一口白葡萄酒，语气激动：“对于一个相信努力就会成功的人来说，努力后获得成功的人就会成为他的榜样；但现在的香港已经不是这样了。在这里他们没有任何榜样。”他说。对于这几个角色而言，他们在这个失落的社会中感受不到平等和爱，新移民到来后，以疏离的眼光和香港对视。 这部电影被指“厌世”的另一个“证据”，只要翻查旧报导便能看到，是翁子光早几年曾经深陷抑郁症中。“你知道有多少记者千方百计想从我口中挖这些故事吗？”把导演“厌世”的个人经历和电影“厌世”的情结建立因果联系，这种简单粗暴的写法非常方便也抓人眼球，但又有什么意思？“追求梦想失败，追求爱情失败，一万个都是这样的啦！”他说。俗不俗套！ 翁子光很任性，那么多人千方百计想问的时候他不讲，遇到一个不想刻意挖掘这些人，他反倒不介意讲了。而我也很任性，我不乐意把那些详细的私密故事摆上台面，我更关心人与情绪共存时的状态。 事实上，翁子光得抑郁症，是在《踏血寻梅》剧本初稿完成之后的事情了。2011年，他先遇到了电影进程被耽搁，更重要的是情感上的受挫，令他陷入艰难的状态。他很清楚自己已经离开了那个状态：“如果病是某一条线，我现在绝对不在那条线中了。”但那时的感受依然历历在目。“完全没有斗志，没心情做事，你宁愿做一些很无聊的事情浪费时间，打游戏，在街上走不想回家，找些事情消耗体力，不找个落脚点，不断喝酒希望自己进入另一个状态……”有些人会觉得，情绪低落能够刺激出最好的创作，但对他来说，这种办法并不奏效，“你都没心情，根本不想做事，还想让悲伤转移为创造力，怎么转移？” “我有时会觉得，自己抑郁症期间的感觉更加真实。我现在会问自己，是不是此刻只是回避了某些事情，是不是被别的东西转移注意力，而那一刻的感受才是我最真实的感受？” 目前的翁子光，大概算处在某种复健阶段。渐渐康复后，有相熟的佛学大师，认为他应该分享自己如何抑郁症走出来的故事，令大家有所借鉴。“但我整件事情会‘很肉麻’，”他笑说，“说什么‘大家只要有意志力，就能像我这样走出来，奸爸爹！我很怕这种高人一等的姿态。我身在其中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能走出来啦！如果我知道，我哪用抑郁呢？”不过他依然说，时间是很重要的冲淡力量。 现在的他，只是想对香港提问而已。“所谓的‘厌世’，其实是我希望带来的警醒，我只是想问，为什么我们要制造一个这样的香港？” 在翁子光的视角中，这个社会被分割成两个世界：主流人群所属的“正能量”世界，剧中角色所属的边缘世界，他试图把后者的世界彻底呈现在前者眼中。然而架起沟通之桥的困难有时依然让他挫败。“我昨天在认真地反思，”他说，“在戏院谢票现场，气氛喜气洋洋，有位四五十岁，妈妈级的观众站起来问我，这部戏会不会太多粗口？” 翁子光自认在戏中有意越过了所有道德的自觉性，一是为反映真实，二是为给观众制造挑战。“如果有人觉得，戏中这些小女孩太多粗口有问题，看完后对我道德批判， 其实就是在对街上见到那些讲粗口的小女生下道德批判。你在社会中很容易看到她们，但你从不面对，而当我选择呈现这个角色给你时，就是希望你能跨越你们直接的隔阂，给她更多的关爱。但当我把她的故事给你之后，为什么你却仍然选择对她道德批判？他们为什么会被排挤在整个社会的‘正面’气氛以外？马会慈善活动，董事的儿子出来炒个菜，做个蛋糕啊，那些就是所谓正面吗？他们无法进入那个氛围中，是她们不想进去，还是你不让他们进去呢？” 这种失效的沟通，是让人感到泄气的。“当我在讲角色主体时，其实是在讲你和主体的关系，而你最后的着眼点仍然在主体，你无法进入我和你讨论的范围，大家 out of context。”所以，他说，这是一部危险的电影，观众很难“走进去”。 在这些铺天盖地的沟通失效之中，翁子光会尝试多寻找那些振奋人心的事情。他告诉我，嘉梅以前就读学校的一名社工，看完电影之后通过脸书联络他。这名社工告诉他，那个学校中，有很多像嘉梅这样的孩子，大家都觉得他们很坏、很反叛，但他觉得这些孩子其实是缺乏爱，作为社工应该更加关心这帮人。这部电影令他感动，他会介绍那些孩子去看。“这些难道不是很正面吗？”翁子光问我。另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故事，是《踏血寻梅》可能救过一条人命。在年初的国际电影节上，这部电影提前上映，郭富城作为嘉宾出席。一位有轻生念头的郭富城影迷，从内地来到香港观影，准备在看完郭富城最后一面后便去自寻短见。戏剧的是，这部被看似阴暗的电影却给了影迷某种救赎。她在自己的微博写下题为“原来，佳梅代我死了”的文章，讲述了自己的心境变化，@了导演和主创人员。这令整个剧组都非常震惊，为避免外界关注给她带来不必要的伤害，这篇文章仅在内部私下流传。“这些难道不是很正面吗？”翁子光再一次问我。 “我多为这些感到自豪啊！怎么会因为你说我什么粗口太多、‘厌世’就犹豫呢？”他又耿耿于怀地提到了“厌世”的点评：“我又不是拍给你们这些人看的。” 话虽如此，戏院问答中沧海一粟的沟通失效，依然缠绕着翁子光笔下的角色，甚至翁子光本人。《踏血寻梅》，包括他早年另一部作品《明媚时光》，母题都是“孤独”。梅和丁子聪都是孤独的，他们与世界沟通从来都是失效；臧 sir 是孤独的，他的孤独在电影角色类型中典型，然而他也面临着无法进入另外二人语境的孤独：“臧 sir 和丁子聪在狱中对话时，为什么那么绝望？就是因为他们俩的思维完全不同。”这种沟通失效带来的孤独，也充斥在他本人各种生活的细节中：“记者问你对这部戏的想法，你对记者讲这些，有时根本无用，都是鸡同鸭讲，人家带着结论来，想要的都不是这个，拒绝接收我的东西，大家 out of context.” 在沟通艰难的孤独阴影下，如果回到开篇的问题，带着本土性的《踏血寻梅》能否实现与内地观众的对话？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最后碰了一下杯，把杯底的葡萄酒一饮而尽。先别说《踏血寻梅》能否与内地观众对话，它能否被内地观众看见才是一个前提疑问。现在已经有公司将戏买下，并正在尝试操作内地上映事宜，但翁子光个人看起来并不对此抱什么希望。买下那部戏的人，大概更多是出于“情怀”：非常非常喜欢这部戏，以至于即使无法上映，也要把它买下来。 而这，至少也算是这部孤独的本土电影与这个庞然大物尝试沟通的一丝火星吧。 端传媒记者 杨不欢 发自香港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124-culture-movie-PhilipY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