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蓮的喜悦

                
                如莲的喜悦，是用佛教的话说是来自于内心的一种喜悦。而对于我而言，读费正清老师的著作时则有着这样的一种喜悦，一种享受。
费正清老师作为哈佛终身教授中的“头号中国通”，是一个真正“务实”、“贯通”的人。每当读到他的学术著作时，那他讲求实证、治学严谨、谦逊朴素的学者形象便跃然于我的脑海中。他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从他进入牛津直到他1991年去世，他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而他的著作不带政治偏见，将极高的可读性与学术性融为一体，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崇高的声誉。
拿到公司发给我的读书卡，我便毫不犹豫的购买了费正清老师的一套《剑桥中国晚清史》。这部书的内容起自清代的道光时代，止于辛亥革命。每卷都由学科专家执笔，最后编辑总成，向世界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堪称为一项有影响的跨国工程。这套书凝聚了费正清老师的大量心血，他不仅担任主编，而且也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自1966年始，他与来自世界各地12个国家的100多位中国研究专家为《剑桥中国史》撰稿，使这部巨著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也体现了费正清老师身为学者的强烈荣誉感、使命感。
书中的字字句句，无不体现着费正清老师的力求务实。道光年间到辛亥革命，中国为何从世界上GDP总量最大的国家一落成为一个积贫积弱、任列强宰割的肥羊，这是中外史学研究界的一个重大课程。费正清老师致力于该课程研究时，没有像西方同时期的多数学者那样，将所谓自由价值观、天主信仰或是种族优劣论作为研究的基调。他将这一重大课题不断分割细化，对晚清中国的每一种社会现象刨根问底的提出了更多切中要害问题，并针对每一个问题进行了条理清晰严谨的分析。他查阅了中外各种历史文献资料，将晚清中国置于同时期世界风云变化的背景下研究，又用大量用真实故事与数据完美的证明着自己的观点。他的团队多次来中国访问，下到基层向中国的同行，乃至历史的见证者请教；查阅县志，收集整理第一手的数据。可以说费正清老师和他的团队在面对晚清中国这一特殊年代时，扮演好了公诉人、辩护人和法官等角色，并公平、公正的对此段历史进行了审判。求真务实、追求极致，这就是身为学者的荣誉感。作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老师不但博学，而且善于学术组织，他的精神品质影响了美国乃至西方现代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建设。哈佛大学将东亚研究中心以他的名字命名并延续，这正是对费正清的学术成就与治学精神的双重肯定。
学术没有国界，但学者有国籍。抗战期间，日本的不断侵略扩张，引起了美国知识分子的关注。日军的暴行更是极大地激发了美国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同情心。然而战争初期，美国多数民众以及资本家却敦促政府严守事实上偏袒日本的“中立”。费正清先知般的遇见了任由日本扩张将对美国利益带来的巨大损害，而美国人对东亚的普遍无知将扩大美国的损失。1940年，费正清老师就指出，如果把东亚列入美国的学校课程，将有助于美国民众认清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他的学术研究也便显现出了一个国家公民，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对历史所应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国共内战时期，美国政府屡出“丢失中国”的昏招，以致于美国彻底丧失在中国大陆的利益。针对该问题，1950年，他批评道，美国对中国的正确反应取决于对当代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刻理解。冷战期间，夹在美苏两国之间的中国，是打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零和竞争的关键砝码。如何看待红色中国以及中国政府，如何争取中国人民的支持，这成为冷战中后期美国东亚战略的工作焦点。费正清老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府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他曾不遗余力，劝诫美国政府和人民关注东亚，认识中国，他一方面向学界同仁呼吁加强美国教育和学术界对世界的承诺，同时要求教育机构加大向美国公众的传播力度。1970年，费正清老师再次呼吁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深入、全面地研究整个东亚地区和国家，以便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从越南撤军。1980年，他又强调东亚研究对改善美中贸易、文化关系的重要性，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通过费正清老师的书，我认识了他这个人。费正清的思想品格在于讲求实证，不愿意构筑庞大的理论体系，始终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强调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也影响了我对待历史中国的看法和想法，让我更加正确、公正的读中国史，知中国史。
通过读他的《晚清史》，我了解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灾难性的变迁；了解了在那一复杂历史条件下普通民众生存的艰辛；加深了对风口浪尖的弄潮儿们意图改变国运、复兴中国种种努力的理解；更认清了自己所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