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色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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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女孩
作者:[挪威]乔斯坦·贾德 莫光华 译
我父亲死了已有十一年，当时我才四岁。我从来就没有指望过，能再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可现在，我们正在共同写一本书。
这些文字就是这本书中开头的几行，它们都是我写的；但我父亲很快就会加入进来，毕竟这本书的大部分都得由他来讲述。
我不知道，我是否还真能记起我父亲。也许我只能认为，我之所以还记得他，主要是因为我经常翻看他那些照片。
有一幅照片上，我和我父亲坐在客厅里的皮质旧沙发上。他当时似乎正在讲什么有趣的事儿。那张沙发我们现在还保留着，可我父亲已不再坐在那里。
另一幅照片则是，我们悠然自得地坐在玻璃走廊上的绿色摇椅里。我父亲死后，这幅照片就一直挂在我的房间。此刻，我试图止住摇椅，因为我要把我的所有想法，都写进一个厚厚的记事本。以后，我还要把所有这些都输入我父亲留下的那台旧电脑中。
关于这台电脑，我还有得说的。为此，我必须回到过去。
我们家里还有我父亲的录像带。有一段录像上，父亲和我坐在我们位于费尔斯多伦的度假寓所外面。时值复活节，外面阳光灿烂。我们俩各自的手里拿着半只甜橙。我正使劲儿地吸吮橙汁，我手里的橙子还没有剥皮。我父亲可能正在思索某些完全不同的橙子，这一点我相当肯定。
就在这个复活节假期之后，我父亲察觉到，他的身体有些不对劲儿。他病了大约半年。他担心他很快就会死去。我相信，他知道他会死的。
妈妈常常对我讲，我父亲当时特别伤心，因为他知道，在他能真正认识我之前，他就得死去。
我父亲当时坚定地认为，跟一个年仅三岁半的小男孩，不可能真正有话说。今天，我已明白他的意思，而且，要是你读完了这本书，你也会理解他的。
今天，我满十五岁了，或者准确地说，是十五岁零三周。我叫乔治·罗德，住在奥斯陆的胡姆勒街，跟我妈妈一起，还有尤尔根和米莉娅。尤尔根是我的新父亲，可我从来就只叫他尤尔根。米莉娅是我的小妹妹。她才一岁半，真是小得让人没法跟她正式讲话。
我父亲死后，爷爷奶奶曾到我们家来，帮我妈妈收拾我父亲的东西。可是他们当时却没有发现某样重要的东西：那是我父亲写的东西——在他被送去住院之前。
当时没人知道这事儿。“橙色女孩”的故事是这周星期一才冒出来的。事情的经过是：奶奶想从工具间里找样东西，却在我小时坐过的那部红色童车的坐垫下发现了它。
我父亲写下它的时候，我才三岁半。它实际上是我父亲特地为我写的。他当时写下这个“橙色女孩”的故事，就是为了让我长大以后才看，也就是说，当我大到能够读懂它时。为此，他当时写了一封给未来的信。
我们希望自己写好的东西，在四个小时，十四天，或者四十年以后，才被人读到——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橙色女孩”的故事就属于这种情况。它是为一个年满十二岁或者十四岁的、名叫“乔治”的少年写的。也就是说，是给我父亲当时还不认识的那个“乔治”写的；并且他还不得不假设，他永远也不可能认识他了。
现在，这个故事终于必须真正地开始了。
将近一周之前，我从音乐学校回到家里。我惊讶地发现，爷爷奶奶看我们来了。他们突然从通斯贝格赶过来，而且还要在我们家住一宿。
妈妈和尤尔根也在场。当我进屋脱鞋的时候，四个大人似乎都怀着某种难以形容的期待——他们真的在等我。可我的鞋又脏又湿，竟然无人过问。我感觉，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
奶奶讲出事情的原委：她发现了一封信，是我父亲临死之前不久写给我的。我感到，我的胃在剧烈地痉挛。他已死去十一年。一封来自我父亲的书信--它听起来严肃得可怕，犹如一封遗书。
奶奶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这信是封了口的，上面只写着“乔治收”三个字。我撕开信封，抽出厚厚的一叠纸来。我一看，顿时吓了一大跳，因为第一页上写着：
你坐好了没有，乔治？无论如何，你可得坐稳啊，因为我马上要给你讲一个故事，它会令你的神经高度紧张……
我感到有些头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啊？一封来自我父亲的信？可这是真的吗？
奶奶说她相信，他们已经解开了一个为时已久的谜——如她所言，一个谜。这听起来相 当神秘，可事情确实也很神秘。
我父亲得病以后，曾对我妈妈说过，他想给我写点儿什么。他想写一封信，一封等我长大以后才可以看的信。可是，他说过的那样一封信，却至今没有出现过——我现在都满十五岁了。
最近，我奶奶忽然记起另外一些我父亲说过的话。他曾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弃那部红色的童车。“你们一定要留着那部小推车”，他曾说，“在这几个月里，它对于乔治和我是那么的重要。因此我希望，乔治以后还能看见它。等他长到够大的时候，他就会明白。”
所以，那部旧童车一直保留着。奶奶说，她用了十一年时间，才最终揭开这个谜底。因为时至今日，她才想起，或许应该有人到工具间里去，稍微仔细地瞧瞧那部旧童车。奶奶的预感没有骗人。那辆小车的确不单是一辆小车——它是一只“邮箱”。
为什么十一年前竟然没人能进入我父亲那台旧电脑。今天我觉得这是一个“谜中之谜”。他就是在那台电脑上写的这封信。当然，他们也多次尝试过，但却猜不出我父亲设置的电脑密码。那组密码充其量不过是由八个字符组成的——当时的电脑技术也就这个水平。结果，他们只好将那台旧电脑束之高阁！
关于我爸爸的电脑，稍后我还有更详细的描述。
现在，终于轮到我父亲发言了。在他以下的叙述中，我会不时地穿插一些自己的评注。最后，我还要写几句“附言”。我必须如此，因为在这封长长的书信里，我父亲向我提出了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而且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他而言，极其重要。
我拿了一瓶可乐，当然还有那叠信纸，钻进自己的房间。我坐到床上，开始读信。
你坐好了没有，乔治？无论如何，你可得坐稳啊，因为我马上要给你讲一个故事，它会令你的神经高度紧张。也许你已经舒舒服服地坐在那张黄色的皮沙发上，要是你们还没有买一张新沙发取代了它——可我又能知道什么呢？我当然不知道，眼下是什么季节。甚至，你们也许已不住在胡姆勒街。
我又能知道什么呢？
我一无所知。如今是谁在领导挪威政府？谁是联合国秘书长？请告诉我，哈勃望远镜现在的情况怎样？你知道这方面的事儿吗？当今的天文学们对宇宙的结构了解得更多了吧？
我只知道你是谁，除此之外，我便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你看到这封信时，有多大了。也许你已十二岁，或者十四岁，而我，你爸爸，早已出离了你的时代。
事实上，我觉得自己此时就已经像个幽灵。我们存在着。在此存在中，我们不占有一席之地，我们还分得了相应的时间。
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的出发点只能产生于我此时所处的环境。我写信的时间是：1990年8月。
今天，也就是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你肯定早已忘记了，你和我在这个和暖的夏天经历的大多数事情，当时你才三岁半。但是，眼下这些日子仍然属于我们，我们还能在一起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
我要向你倾吐一些目前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思绪。随着不断流逝的每一天，随着我们一起完成的每一件新的小事，你将来回忆起我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长。我现在开始以周和天为单位计算自己的时间。
如今，我已不再希求，能获得比我至此为止已经有过的知识和经历更多的见闻和体验。我只是无比渴望地想要保持我现在拥有的一切。然而，这一切却在悄然溜走，乔治。那些“不速之客”已开始行动，它们正贪婪地吞噬我的生命力。它们应该感到羞耻。
那是一些无情的疾病，它们能立刻将任何人捆绑在病床上。可怕的疾病通常都需要一段时间，直到它最终把你掀翻，并永远打倒在地。也许你还知道，我是医生。你妈妈一定对你讲过我的一些事，这我敢肯定。现在，我已让人给我开了病假，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可不是那些愿意被医生牵着鼻子走的病人。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计算方式里，或者说，在我们这最后的相处中，有两种时间。我有 时觉得，我们似乎分别站在一座浓雾弥漫的山巅，我们试图穿越这段距离找到对方。可我们之间隔着一条“魔谷”。你刚刚跨越你生活道路上的这道深谷，而谷底的我，却可能永远见不着你了。尽管如此，在这些午后的日子，我仍然努力把自己的精力集中于“现在”--汇聚于这个时刻，也就是你将来某时阅读此信的时刻，而这一时刻只属于你。
你必须知道，此时我浑身灼热，因为我是在给我遗留于世的儿子写信。虽然看见我写给你的这些文字，也将使你深感痛苦；可我相信，你如今已长成了一个小男子汉。既然我能把这些字句写到纸上，你也就必须能够承受对它们的阅读。
你都看见了，我面临着这样一个事实：我也许会离开，离开太阳和月亮，以及所有的一切——首先是你妈妈和你。这就是真相，它令人痛苦。
我要向你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乔治，所以我才写这封信。可在我能够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我还得先讲讲那个令人神经高度紧张的故事——我已答应过你。
自你出生以来，我就一直希望能给你讲这个故事。今天，也就是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你还太小，你当然听不懂这个故事。因此，它应该作为一份小小的“遗产”留给你。它应该好好地保存在某处，默默地期待着你生命中的某一天。
现在，终于到了这一天。
读到此处，我不由得抬起头来。我曾常常试图回忆我父亲；这会儿我又再次尝试。可我的印象是，我关于他的全部记忆，几乎都出自那些录像带和那本影集。
此外还有一些事情，在这封我正在阅读的长信中，我父亲也问到了：
请告诉我，哈勃望远镜现在的情况怎样？你知道这方面的事儿吗？当今的天文学们对宇宙的结构了解得更多了吧？
读到这里，我感到背脊一阵冰凉；因为我刚刚写了一篇很长的家庭作业，谈的正好就是这部太空望远镜——按英语中的说法，也就是“哈勃空间望远镜”。那次作业，班上的同学有人写“英式足球”，有人写“辣妹演唱组”，还有人写“罗德·达尔”。而我却跑到图书室，借出了所有关于哈勃望远镜的资料，然后写了一篇作业。我前几周才交了家庭作业。老师在我本子上写下的评语是：“对于这个艰深话题的一次如此成熟、深思熟虑和知识丰富的尝试”，令他十分感动。看了老师的评语，那一瞬间，我体验到了也许从没有过的自豪。老师的评语前面，还有一行题词：“献给一个业余天文学家的鲜花！”他甚至在旁边画了一束鲜花。
难道我父亲是个“千里眼”？或者说，他在我完成家庭作业后才几周，就向我问及哈勃望远镜的事儿——这纯属偶然？
难道说，这封信根本就不是真的？或者，我父亲还活着？又一阵寒意倏然掠过我的脊梁。
我坐在我的床上，脑袋都想痛了。1990年4月25日，哈勃望远镜由“发现号”宇宙飞船送入轨道，开始环绕地球运转。那恰好是我父亲得病的时候，就在1990年复活节过后。这一点，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不过，对于这两件事情的同时性，我倒还从没有思考过。也许，就在载有哈勃望远镜的“发现号”飞船，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发射的同一天，甚至同一小时或者同一分钟，我父亲便得知了自己的病情。
于是我才能充分理解，他为什么会对太空望远镜的命运这么感兴趣。后来，很快就发现由于镜片磨制时的某些疏忽，哈勃的主镜存在严重镜面误差。我父亲当然不知道，1993年12月底，“奋进号”飞船的宇航员上去修正了那个瑕疵；因为那时，他已去世几乎刚好三年。自然，他也不可能知道，1997年2月，人们又给哈勃望远镜装配了一些有助于它增强“视力”的高级仪器。
出了某种暗示性的东西。
我不敢再看她的眼睛。于是我只盯着那只挤满橙子的大纸袋。眼看它马上就要掉了。我焦急地想，可别掉下来啊！可就在这时，它却偏偏掉下来了。
我父亲已经去世。他不知道，哈勃望远镜拍摄了有史以来最好、最清晰的宇宙图片。我在因特网上找到了其中的许多照片，而且还插了一些在我的作业里。有几张我最喜欢的，现在就挂在我的房间里。例如，有一幅就是位于“称船底座”的“埃塔”星的高清晰照片。这颗超巨大的变星距离我们太阳系八千多光年。“称船底座”的“埃塔”星是银河系最庞大的星球之一，它会发生爆炸，成为一颗超新星，直到最终坍陷，变成一颗中子星，或者一个黑洞。我最喜欢的另一张图片，上面是位于“天鹰座”（也叫“M16”）内，由巨大的气体和尘 埃形成的柱状体——那就是星星诞生的地方！
与1990年相比，我们当今对于宇宙的认识自然要丰富得多。哈勃太空望远镜为我们拍摄了成千上万的河外星系和星云的图片。这些天体距离我们所在的银河系，通常都有数百万光年之远。此外，它还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来自宇宙过去的、简直完全难以置信的图片。这听起来也许有些神奇：人们居然能够获得宇宙过去的照片。因为，从河外星系发出的光线可能需经过难以想象的上百亿年，才能到达我们地球——宇宙本身就大得难以想像。哈勃望远镜为我们拍摄了一些河外星系的照片，它们离地球有一百二十多亿光年。也就是说，哈勃看到了宇宙历史上一百二十多亿年以前的样子。这可是一种近乎疯狂的想像——要知道，当时，宇宙诞生还不到十亿年啊！
我父亲提到太空望远镜令我感到十分恐怖。我对太空研究一直很有兴趣。也许，把目光从发生在我们地球的那些事情上转向太空的这种能力，或多或少有些遗传性。在家庭作业中，我本来也完全可以写别的，然而，我却偏偏选择了哈勃望远镜来写。我父亲是怎么猜到这一点的呢？
此时已不难理解，他为何还提到了联合国秘书长。要知道，我生于十月二十四日，也就是“联合国日”。现任秘书长名叫科菲·安南；而挪威政府元首如今是克尔·马内·邦德维克——他刚刚取代了他的前任金斯·斯托滕贝格。
我沉浸在自己的纷繁思绪里。这时，我听见妈妈在敲门，她想知道，我的情况是否还正常。“别来打扰我”，我大声说，我才看了四页呢。
我心想：你尽管讲吧，我的父亲，给我讲那个“橙色女孩”。我坐在这里期盼着，因为你说的那一天，它已经来临——此刻，正是我读信的时候。
橙色女孩的故事始于一个下午，当时我正在国家剧院外面等待有轨电车。那是70年代末期，时值晚秋。我刚刚开始不久医学系大学生的生活。
有轨电车终于来了。我登了上去，它开往终点站弗龙讷，里面坐得满满当当的。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个看上去很有趣的女孩。她站在过道上，抱着一个大纸袋，里面尽是滚圆饱满的甜橙。她穿一件橙黄色的旅行滑雪衫。她身上具有某种十分独特的东西，某种莫可名状的、神奇而迷人的特质。
她也正在看我。她的目光表明，她似乎终于“找到”了我——从那些由车站涌向电车的人群中。这一切发生在刹那之间，几乎令人觉得，我们好像已经结成了某种“秘密同盟”。我一进入电车，她的目光就牢牢地盯着我。当时我颤抖得很厉害，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女孩。我不知道，她是谁，我也不知她的名字；然而，从最初的那一瞬间起，她就开始对我施加了一种几乎令人害怕的力量。
她比我矮一头，长长的黑发，褐色的眼睛。我估计，她大约十九岁，也就是说，跟我一样大。她对我大胆而狡黠地微笑，仿佛我们是老相识，或者好像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曾共同生活过整整一辈子——她和我。我感觉，从她褐色的眼里，我读出了某种暗示性的东西。
我不敢再看她的眼睛。于是我只盯着那只挤满橙子的大纸袋。眼看它马上就要掉了。我焦急地想，可别掉下来啊！可就在这时，它却偏偏掉下来了。
那袋子里一定塞了五公斤橙子，甚至，也许有八公斤，或者十公斤。
当时，我们乘坐的电车正要拐进弗龙讷大街，却发生了上面那一幕——这正是我一直担心的事情。
车子摇摇晃晃地行驶着。我紧张地发现，这位橙色女孩似乎有些站立不稳了。在几分之 一秒的时间里，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我就是必须挽救那只装满橙子的大纸袋，使之免遭“不幸”的人。现在……是的，就是现在！
就在那一刹那，我奋力挺身上前。我迅猛地伸出双臂，一手托住了纸袋，另一手紧紧地搂住了那位年轻女子的腰肢。你猜，结果怎么着？那个穿着橙色旅行滑雪衫的女孩，她居然松手让那个装满橙子的大纸袋掉了下去。或者说，也许正是我，是我把她的袋子撞出她的怀抱，“哗”地一下就飞了出去。结局自然很可悲：可能有三十或四十个橙子，它们骨碌碌地滚到周围乘客们的身上，或掉到了地上……反正满车都是橙子。在我至此为止的短暂一生中，肯定也曾发生过这样那样令人难堪的事情；可是这一次的难堪，却真的不能不说是“登峰造极”了。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最难堪的一刻。
这时候，那女孩已转过脸来，她不再微笑。起初，她看起来只是有些伤心，至少她脸上掠过了一道阴影，好像每一只橙子对她来说都特别重要。没过多久，我敢肯定，她已开始愤怒地抬头盯着我，并以这种方式让我非常明白：她已认定，我应该为刚才发生的一切负责。我感到，仿佛她生活的一半都已被破坏。顿时，我也觉得，我似乎已毁掉了我的未来。
我惶恐不安地四肢着地，在脏兮兮的横七竖八的靴子和皮鞋之间钻来钻去，为了尽可能捡回一些散落的橙子。我能找回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起初那个装橙子的大纸袋，已经裂开了。我很清楚，它对我们已经毫无用处。
最后，我怀里抱满橙子——还有两个我已塞进裤兜，再次走到那个身着橙色滑雪衫的女孩面前，她看着我的眼睛，不无挖苦地说：“你这个圣诞老人！”
她在责备我，这是显然的，可她的情绪似乎也由此又变得好起来了。于是，她用一半是和解，一半是嘲讽的口气问我：“我可以要一个橙子吗？”
“请原谅”，我喃喃地说，“请原谅。”
此时，电车停靠在弗龙讷大街的“穆尔豪森”糕点铺外。车门打开，我慌乱地向那个在我眼里几乎有些超凡脱俗的橙色女孩点了点头。她敏捷地伸手从我怀里拈了一个橙子，随即魔术般地消失在大街上，就像童话里的仙女。
有轨电车又动了起来，继续沿着弗龙讷大街行进。
“可以给我一个橙子吗？”听见没有，她居然那样说，乔治！可那些橙子本来就是她的啊。那些橙子——我手里捧的，裤袋里装的，其余的滚得满车都是。
我突然间变成了这样一个家伙：他抱着一大堆橙子站在那里，可它们都不是他自个儿的。我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可耻的橙子小偷。我在下一站也下了车，就在弗龙讷广场。
下车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得设法尽快摆脱这些橙子。很快，我发现了一位推着童车的女士。我慢吞吞地、心怀鬼胎地靠近她，抓住机会，把所有的橙子都一古脑儿地放在那辆小车的粉红遮阳篷上，包括我裤兜里那两个。这一切发生在一两秒之内。
或许该让你看看那女人的表情，乔治！我觉得，我有必要对她说些什么。于是我请求她，接受我送给她的宝贝儿的这份小礼物；因为在这深秋时节，应当为所有的孩子提供充足的维生素C。这很重要，我对这一点非常清楚，我补充说，因为我本人毕竟就是学医的。
说完，我撒开两腿，一阵狂奔，穿过了弗龙讷大街。我必须要找到那个橙色女孩，并且要对她把那件事情解释清楚。我要跟她重归于好。
我很快就来到那个神秘的橙色女孩拿着一只可怜的橙子走出电车的那个地方。我站在那里茫然失措：这里有数不胜数的街口，我不知道该走哪一个。橙色女孩早已消失得杳无踪影。
这天下午，我继续在弗龙讷一带来来回回地找了好几个钟头。每当我看见类似于橙色滑雪衫的东西，我的心就禁不住陡然狂跳起来。可是，我真正要找的那个人，却好像已被大地吞没。
那天傍晚的其余时间，我一直想着那个穿着橙色滑雪衫的姑娘。我断然决定，我要尝试一切途径，我一定要找到她。就像得力于一个神秘的魔咒，她已被置入我和这个世界的其余 部分之间。
我不断想到那些橙子。她要那么多橙子干嘛呢？难道她会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剥开，然后通通吃掉？一个接一个地，比如说作为每天的早餐或午餐？这个想法令我十分激动。也许她病了，必须坚持某种特殊的食疗，我也产生了这种想法，而且这令很我紧张。
但也有其他可能性。也许她想为一次有上百人参加的聚会做一顿大型的橙子布丁。一想到这里，我顿时心生醋意：为什么我竟然没有接到参加这次聚会的邀请呢？或许，橙色女孩想用那些橙子榨出许多汁来。她目的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想把橙汁储存在她狭窄的学生宿舍里的冰箱内。或者可以说，因为她讨厌超市里卖的那种橙汁，它们是用来自加利福利亚的廉价浓缩橙子精勾兑的。或许她对这种东西过敏。
可是说到底，无论是橙汁，还是橙子布丁，我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不大。很快，我又萌发了一个更具说服力的设想：橙色女孩穿着的那件旧滑雪衫，跟罗德·阿蒙森当年到北极探险时所穿的服装是同类的。我相信，橙色女孩自然是想要乘雪橇横穿格陵兰冰原，她起码也要穿越哈丹格维达荒原。如此一来，如果利用狗拉雪橇上携带八到十公斤橙子，此举就绝非愚蠢了。否则，贸然进入茫茫冰原，极有可能死于维生素缺乏导致的坏血病。
于是，我就这样沉湎于自己的幻想。还有“滑雪衫”这个词，它不正是出自北极的因纽特人吗？那女孩肯定是把格陵兰选作了探险目的地。可是，她为什么要作这次格陵兰探险之旅呢？
噢，乔治，写到这里，我得稍稍打住一下。
我如此愉快地描述着多年以前的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你也许觉得有些奇怪。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支欢快的插曲，几乎就像一段默片，而我想让你也体验一下那种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感到特别快活，我指的是现在，我描写此事的时候。事实上，我已无所适从，或者老实说，我已无所慰藉。这一点，我不想隐瞒，可是，你不要为我担忧。你绝不会看到我流泪，我已下定决心，我能控制自己。
你妈妈就要下班回来了，此时此刻，只有我们俩在家。你这会儿正坐在地板上，握着彩笔画画。你还不会安慰我，或者说，你这样就是在安慰我。多年以后的某个时刻，当你读到你曾经的父亲写下的这封信，或许你会对这个人产生一份令人宽慰的想法。而此时，单是这种想象就足以让我感到温暖。
时间。乔治，时间是什么？
我望着编号为“1987A”的那颗超新星的一张照片。这张图片大约是哈勃望远镜在我父亲发现自己得病的那个时刻拍摄的。
我当然为他感到遗憾。可我不能肯定，他用他那些阴郁的苦衷让我现在感到异常沉重，这种做法是否正确。我确实无法为我的父亲做些什么。他生活在不同于此时的另一个时代，而我必须过我自己的生活。
说实在的，我觉得，没有父亲的成长过程，也并不是特别可怕。你死去的父亲突然从墓穴里对你开口讲话，这才是真正让人惊骇的场面。
我分明感到，我的手心已汗津津的。可我当然还要继续把我父亲的信看完。他写了一封给未来的信。这也许是好事，也许不好。对此，要我现在来下判断，似乎还为时过早。
他可真是一个可笑的怪物，我想。因为我觉得，年仅十九岁的他，在70年代末期的秋天，对他在开往弗龙讷的有轨电车里遭遇的那个抱着一大袋橙子的女人的这些胡思乱想，简直就是小题大做。男男女女们彼此之间暗送秋波，这可不是什么新鲜事；自亚当和夏娃开始，他们就会搞这一套了。
然而，我父亲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地写，他爱上了她？事实上，对于这一点，当他为了那些橙子挺身而出的时候，那个年轻女子肯定已然心领神会了。姑且不说最后，他还一手搂住了她的腰。也许他还暗中渴望，能跟她共舞一曲“橙子华尔兹”呢。
可我此时才读了故事的开头。或许，关于这个“橙色女孩”还真有什么奇特的秘密。若非如此，我父亲绝不会写那么多关于她的事。他生病了，他知道，他也许就要死去。因此， 他所写的一切，对他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也许对我而言，也是这样的。
我一口喝掉剩余的可乐，继续往下看。
我还能再次见到那个橙色女孩吗？也许不能了，她也许住在另一个城市，也许她在奥斯陆短只是短期逗留。
现在，当我走在大街上，当我看见行驶在弗龙讷一线的电车，我就会习惯性地扫视所有的车窗，为了确定，橙色女孩是否就在乘客之中。我傍晚时的散步也总是把我引向弗龙讷。每当我在街上看见红色或橙色的东西，我就会想，这一次——这一次，我终于又看见她了。可是，我每次的期望越大，失望也就变得越深。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周一周地过去了。有一个星期一的上午，我想去位于卡尔·约翰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那是我和我的几个同学经常光顾的老地方。我推开门，刚一进去，便不自主地吓得后退了半步——因为橙色女孩就坐在里面！她以前从未来过这里，此刻，她正坐在这间咖啡馆里，一边喝茶，一边翻阅一本有彩图的书。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她搁在了此处，为了等候我的到来，为了让我与她重逢。她依旧穿着那件旧滑雪衫。现在你听着，乔治，你或许难以相信，可这是真的：在她的怀里，在她与那张小咖啡桌之间，夹着一个大纸袋，里面塞满又圆又大的橙子。
我感到惊恐，因为我又看见了橙色女孩：她穿着同一件橙色滑雪衫，抱着同样的装满橙子的纸袋。这情景恍若海市蜃楼，令我感到极不真实。从这一刻起，那些橙子本身就变成了我必须为之寻求解释的那个谜团的真正内核。
我几乎是蹑手蹑脚地溜进了咖啡馆，悄然坐在距她两、三米远的位置。在我作出采取下一步行动的决定之前，我只想静静地看着她，享受那种难以言说的观感。
我暗想，她并没有注意到我。但她忽然从书上抬起目光，大胆地盯着我的眼睛。她将我逮了个正着，因为此时她已发现，我在观察她。她温暖地微笑着。而这种微笑啊，乔治，它能将整个世界都融化；因为，要是整个世界都看见了它，它就会蓦然终结这个星球上的一切战争与敌意，至少能实现长期停火。
此刻的我已别无选择。我想，我必须跟她建立联系。我慢慢向她走去，坐在她桌旁的一把椅子上。
我们默默无言地凝视着对方，就这样过了好几秒。看来，她并不打算立即开口跟我说话。她久久地盯着我的眼睛，肯定足足有一分钟之久。这时，我的目光也不再退避。
是该说话的时候了，可我却无限迷惘。我只能呆呆地坐着，我无法动弹。我在想啊：我们曾经是两只勇敢的小松鼠，独自生活在一片小树林里。她特别喜欢跟我捉迷藏。为了找到她，每次我都不得不在林子里上窜下跳地搜寻。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想到，我也可以把自己隐藏起来啊。于是，就轮到她蹦蹦跳跳地来找我了。我会藏在一个老树墩背后，然后偷偷欣赏她追寻我时那副焦急的俏模样。或许，我甚至还有一丝害怕，因为她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我了……
我的左臂放在桌面。忽然，她将她的右手放进我手里。她把书搁在橙子上面，她的左手仍旧稳稳地托着那只大袋子。她似乎有些担心，怕我会再次从她怀里夺走纸袋，或者再次把它撞到地上。
此时，我已不是那么紧张。我只深深地感觉到，一股温暖而清凉的力量，从她的指端涌入我的指尖。我想，她肯定拥有某种超自然的能力；而且我还相信，这必定与那些橙子有着某种联系。
这是一个谜，我想，一个美妙的谜。
随后，我再也无法继续沉默。我相信，我们当中得有人开口了。可是，也许我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或许，那样做会违背橙色女孩所代表的某些“规则”。我们继续深深地凝望彼此的眼睛。我说：“你是一只松鼠。”
听了我的话，她的笑意无比柔美，她温柔地抚摸我的手。然后，她猛然松开我的手，庄严地站起身来。她抱着那只大袋子，出门走到街上。在她转身之际，我蓦然发现，她的眼里泪光莹莹。
顿时，我浑身瘫软，我哑然失语。就在几秒钟之前，橙色女孩还坐在我面前，她握着我的手。而此时此刻，她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没有追上去，乔治。我相信，那样做可能也会破坏她的“规则”。我已被她征服，我已精疲力竭，我已心满意足。我已体验了美妙的、谜一样的东西，甚至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都还能继续享受着它不绝于怀的余韵。我想，我肯定还会再次与她邂逅。这一切都由是某种强大、然而却无法解释的力量在引导。
她是异类。她出自一个比我们的世界更美妙的童话，但她却踏入了我们的现实。也许，她来到人世，只是为了办理某件重要的事情。也许，她是来拯救我们免遭某种祸患的，也就是有些人称之为“世界末日”的那类灾难。我一直相信，只有一种存在，只有一种现实。可是不管怎样，却有两类人。橙色女孩属于一类，我们属于另一类。
可是，她的眼里为何噙着泪水？她为什么要哭？
现在，我真的被这个故事给弄糊涂了。那个橙色女孩先后两次抱着一个大袋橙子出现在我父亲的面前——这很神秘。她默默无语地抓住他的手，深深地望着他的眼睛，随即却突然跳起来，哭着冲出那个咖啡馆。这可是些奇怪的举动，真的值得注意！
这个橙色女孩让我父亲为她魂不守舍。可是我想，当他有机会对她讲话时，他嘴里冒出的那句“你是一只松鼠”，却无疑完全是令人失望的。他已经说过，当他吐出这句白痴般的话语时，他是那样的不知所措。世界上可说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啊，为何他偏偏就冒出那样一句话来？噢，不行，我的父亲，你这个谜我无法破解。
我无意在这里充当什么聪明角色。我愿意头一个承认，要对人们——如常言所说——“青睐”的某个童话发表意见，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
前面我已提到过，我在学钢琴。我当然不是什么超级钢琴家，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我还是能够准确无误地弹出来。每当我独自坐在那里，庄严地奏响《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一种感觉：我恍然坐在月球上，面前是一台巨大的三角钢琴；而月亮、钢琴还有我自己，此时正在围绕地球转。我想，整个太阳系里都能听见我演奏的乐音，即使冥王星上听不清，在土星上肯定是不成问题的。
现在，我已开始练习第二乐章（小快板）。对我来说，这一部分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我的钢琴老师给我做示范演奏时，听起来很棒。一听见这段音乐，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一些机械小玩偶，它们正沿着购物中心里的阶梯跳上跳下！
至于《月光奏鸣曲》的第三乐章，我就让自己免弹了。这不仅是因为它太难了，而且我个人觉得，它听起来令人恐怖。第一乐章（舒缓的柔板）非常优美，或许还有些阴郁。与此相反，最后一乐章（快速的急板）则简直具有威胁性。假如我要乘太空船在某个星球上登陆，可那儿却有一个可怜的家伙在三角钢琴上敲打《月光奏鸣曲》的第三乐章，我会立即扭头呼啸而去。可要是这个小家伙演奏的是第一乐章，我也许会在那里小住几天呢；无论如何我会试着跟它攀谈，并仔细询问我所降临的这个也有音乐的星球上的某些情况。
有一次我对我的钢琴老师说，贝多芬的心中同时有着地狱和天堂。她看着我，眼睛瞪得大大的。然后她说：“你已经理解了这首曲子！”并且，她还给我讲了一些有趣的事。贝多芬本人并不把这支曲子叫作《月光奏鸣曲》，他给它起的名字是：c小调奏鸣曲，作品第27，编号2；副标题是：Sonata quasi una Fantasia，意思是：“一支几乎是幻想的奏鸣曲。”我的钢琴老师觉得，对于“月光奏鸣曲”这样的名字来说，这首曲子太紧张了。她说，匈牙利钢琴家弗朗茨·李斯特称第二乐章是“两个深渊之间的一朵鲜花”。我本人倒宁愿说，它是两个悲剧之间的一场诙谐的木偶戏。
我已讲过，我完全能够想象，对人们“青睐”的某个童话发表意见，这有多么困难。以下就是一段真实的告白，因为其中涉及的，就是我已经体验过的类似东西——就在音乐学校：
每周星期一，六点到七点，我得上钢琴课。有一个女孩的小提琴课也排在这个时间。她可能比我小一、两岁。我得承认，我事实上对她有些“青睐”。上课之前，我们得先在休息 室等一会儿，大约有五到六分钟时间，然后才开始上课。我们极少说话。可几周之前，她问我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一周之后，她又问了一次。我说，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她的琴盒会淋湿的。此外，我们就没说过什么了，我必须承认。由于她并没有正式开始跟我讲话，我也不敢尝试。也许她觉得，我看起来像只虱子一样渺小。但也有可能，她喜欢我，只不过她跟我一样腼腆。我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可我知道，她叫“伊莎贝尔”。这是我从她们提琴班女生名单上查到的。
我的意思就是，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应对，假如她也突然抓住我的手，深深地凝视着我的眼睛。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假如她忽然泪光闪闪。此时我在想，我只比当年的父亲小四岁——当他和橙色女孩相遇时。我能理解，那种相遇对他而言，绝对是一次“震撼”。因此，“你是一只松鼠”，他说。
我相信，我能很好地理解你，我的父亲。现在，你尽管接着讲。
就在那次短暂的重逢之后，我对橙色女孩的寻觅，进入了一个合乎逻辑的、有系统的阶段。然而，又过了许多漫长的日子，我连她的影子也没看见。
我不想在此复述我的种种尝试和那些失败的经过，乔治，那将冗长无比。为了找到她，我常常冥思苦想，我甚至对一切线索条分缕析。有一天，我产生了以下的想法：我前面两次都是在星期一看见橙色女孩的——这一点我可还没有注意到呢！还有那些橙子，这是她留下的唯一真实的线索。凡是有点挑剔的人要买橙子，我想，多半会到大型水果市场上去选购，比如说，到扬斯托克去。那里当时是奥斯陆唯一一处大型果蔬市场。而且在扬斯托克，我想起来了，难道不正是用橙色女孩手里那种褐色大纸袋装东西吗？
这是我的许多推理中的一种。接下来的三个星期一，我便去扬斯托克买水果和蔬菜。
头两次，我都满怀失望地无功而返。第三个星期一，我猛然看见一个橙色的身影出现在市场的最里面。我十分肯定，我看见了一个穿旧滑雪衫的年轻女人！她不正站在一个水果摊前，往一只大纸袋里拣橙子吗？
我悄然穿过市场，很快来到距她几米之远的地方。原来，她就是在这里买的橙子！我顿时觉得，我已将她“当场抓获”。一想到这里，我就膝盖发颤，我害怕自己会瘫倒在地。
橙色女孩的纸袋还没有装满，因为她的购物方式有别于所有其他人。你不妨想想看，我久久地注视着她：她将那些橙子一个一个地举到眼前，聚精会神地仔细检查；然后，要么将它放进纸袋，要么重新放回水果堆里。
橙色女孩一丝不苟地比较那些橙子，她似乎要找到尽可能不相同的橙子——大小、形状和色泽不同的橙子。还有一个细节也很重要：她选出的有些橙子还带着新鲜的树叶。
这时候，纸袋装满了。橙色女孩付了钱，然后朝斯多尔路方向走去。她径直走到路边，钻进一辆白色轿车，一辆丰田车，开车的是一个男人。
我觉得，我这时还不能向她冲过去。我不想认识这个男的。随后，车子起步了，它拐过街角便消失了。
又一个重要的细节，你可要记住，乔治：就在橙色女孩抱着纸袋上车的那一瞬间，她突然转身看了我一眼。至于她是否认出了我，我不清楚。
这个幸运的男人是谁呢？我无法确定，他多大年纪。他有可能是她父亲，但也可能就是……但很有可能的是，丰田车里的那个男人，要跟橙色女孩一起乘雪橇穿越格陵兰冰原。而他们俩的搭档，无疑就是那八只会拉雪橇的狗。
第二天早上，我狂躁的神经终于安静下来。我想：在十二月，决不会有人乘雪橇穿越格陵兰。十二月的探险队应该往南极洲进发。从而，他们也不会到奥斯陆来购买橙子，而是该到智利或者南非筹办这类东西。甚至根本就不能肯定，是否真有必要带上橙子。有谁能戴着笨重的极地手套，用手剥开一个个冻得石头一样坚硬的橙子呢？在那里，必要的、一定量的液体，可以通过几滴汽油和一只旅行炉灶解决。别忘了，那里有无穷的冰雪，也就是水；而橙子的成分百分之八十便是水。
亲爱的、小小的橙色女孩，我在想，你到底是谁？你来自何方？你现在何处？
妈妈又在敲门了。“怎么样啊，乔治？”她在外面问我。
“我很好”，我说，“现在别来烦我！”
一切又恢复了沉寂。
我当然不会告诉她橙色女孩的事；因为我强烈地感觉到，我父亲向我透露的这一切，他还从未对我妈妈讲过。否则，我肯定早就从妈妈口里有所耳闻了。要是那样，我父亲也就不必把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宝贵的最后时光，浪费在这封漫长的书信上。或许，他青年时代经历过某些非同寻常的事情，他想以此告诫他的儿子，当心这些东西——这也就是人们场说的、人生经验的“口授心传”。不管怎么说，我现在相信，肯定有什么要紧的事，他还想问我。
至此为止，他只是问过关于哈勃望远镜的事。真可惜啊，他已经不可能知道，这方面的知识我恰好非常丰富！
“望远镜”的意思大概就是：让人看见远处的东西。可是，这个关于“橙色女孩”的故事，真的会与太空望远镜有什么关系？
许多人相信，天上的星星在“眨眼”。其实，它们才不会“眨眼”呢。这种假象产生的原因，仅仅在于大气层的不稳定。这正如波动的水面有时会让人产生错觉，让人误以为，湖底的石头在游弋或晃动。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从游泳池底部往水面看去，我们的目光往往会看不清池边物体的运动状态。
地球上没有任何望远镜，能够为我们提供真正清晰的宇宙图片。这一要求，唯独哈勃望远镜能够做到。因此，跟地球上的望远镜相比，它能为我们讲述更多关于外太空的故事。
许多人的眼睛非常近视，他们分不清马匹与奶牛，分不清河马与眼镜蛇。这些人就需要配戴眼镜。
我已提到过，人们后来发现，哈勃望远镜的主镜存在镜面误差，这严重影响了成像清晰度。后来，“奋进号”号的宇航员1993年12月上去修正了这个错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对哈勃主镜的镜面本身实施任何维修工作。他们也只不过是给它装上了一副“眼镜”而已。这副眼镜共由十个镜片组成，英文名叫“COSTAR”，其全称是“空间望远镜轴向光学修正辅助设备”。
可我仍然不明白，太空望远镜跟什么“橙色女孩”有何瓜葛。当然现在，也就是此刻，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刻，我当然知道两者的关系了；因为我早已看完了我父亲在他临死之前几星期里写下的这封长信。我至少读了四遍，可这会儿，我自然还不想泄漏太多的秘密。
继续往下讲吧，我的父亲！请你把一切都告诉本书的读者：
我再一次见到橙色女孩的时候，已经是圣诞前夕。而且这一次，我开始跟她正式说话了。或者说，至少我们交谈过几句。
我那时住在位于阿达姆斯图的一套小屋里，是跟一个叫古纳尔的同学合住。我想回到胡姆勒跟家人共度圣诞夜。家里只有我的父母和我弟弟，也就是你叔叔埃纳尔。埃纳尔小我四岁。他当时正在中学上最后一年级。
我突然决定，返回胡姆勒之前，破例到教堂去参加一次圣诞礼拜仪式。那个神秘的女人果然已令我心醉神迷，所以我冥冥之中居然相信：她也会首先参加圣诞礼拜活动，然后才跟别人一起人共度圣诞节。我的结论是：我最有可能在奥斯陆大教堂里找到她。
为了见到橙色女孩，我可真是用心良苦，不知有多少个日子，多少个星期，为了找她，我的足迹踏遍了整个弗龙讷地区。但我现在不想在这上面花费笔墨，否则，这封信必然会变成一本累赘不堪的流水账。
要记住，在这个故事中，只有一条红线，乔治，那就是：我与神秘的橙色女孩的数次真实相遇。因此，我没有必要向你连篇累牍地报告我寻而不得的多次经历。正如所有关于那些 未能中奖的彩民的故事，也都是毫无意义的。你曾听过那样的故事吗？你在报纸或画刊上读过，关于某个并没有成为“彩票大富翁”的彩民的故事吗？其中的道理跟此处的完全一样。橙色女孩的故事，不妨认为，它犹如一次大型博彩的故事。在此类故事中，只有那些中奖的彩票才是可见的。各种报刊上提到的，只是那些中彩的！
我走进大教堂，但并没有立即看见她。管风琴奏响巴赫的一支序曲——就在这一刻，我猛然发现了她。顿时，我僵若冰石，我浑身燥热。
橙色女孩坐在教堂中间的过道对面。那只可能是她。在礼拜仪式进行的整个过程中，她转身朝合唱队望了一眼，他们正在唱圣诞歌。今天，她没有穿那件橙色的滑雪衫，她手里也没有装满橙子的大纸袋——毕竟是圣诞节啊。她穿着黑色大衣，脑后的头发用发夹紧紧地扎在一起。
牧师到底说了些什么，我几乎一句也没听清。终于，管风琴奏响了礼拜仪式的终曲。教友们纷纷从凳子上起身。而我得睁大眼睛，千万不能让橙色女孩在我面前再次消失。她从我的座位旁经过，她的头微微动了动。我不清楚，她是否已注意到了我。她是一个人来的。她比我记忆中的她更美了——所有的圣诞光辉可能都已汇聚在这个女人身上。
我紧紧地跟在她身后。有人站在教堂外面互致祝福之辞。可我的目光却盯着橙色女孩后颈上那只神奇的银质发夹。她朝格伦森方向走去。我跟在她后面，保持着几米的距离。下雪了，冰凉的雪花在空中翩翩起舞，潮湿的雪片飞到了橙色女孩的黑发上。
快到奥弗勒·施罗茨街时，我终于追上了她。我一步跨到她前面，然后转身愉快地对她说：“祝福圣诞！”
她显得很意外，或者，也许她只是装出意外的样子——是否如此，我不清楚。她微笑着，笑得模棱两可。她说：“祝福圣诞。”
这时，她真的笑了。我们继续往前走。我想，她并不反对跟我一起走。我虽然不是很有把握，但我相信，她喜欢这样。这时，我看见了两只橙子的轮廓，它们藏在她黑色大衣的口袋里。它们完全一样大、一样圆。
我觉得，我必须再说几句话，否则，我就得从她身边走过并且声明，我没时间了。可事实上，在我一生中，从没有过那么多的时间。我分明感到，自己就站在时间之源——我停滞在一切时代的目标和目的上。此处，我必须引用丹麦诗人皮特·海恩的一句话：“谁要是不在此时活着，就永远不会活着。您会怎么办？”
而我活在此时，并且是时候了，因为我以前从未活过。我的心中一片欢腾。于是我不假思索地问道：“也就是说，你不是在去格陵兰的路上？”
这真是一句愚蠢透顶的话！她迷惑不解地眯起了眼睛。“我可不住在那里”，她说。
这时，我才忽然想起，奥斯陆有一个街区，名字也叫“格陵兰”。这使我尴尬极了。不过我觉得，既然已经把话说出来了，不如就坚持到底。我便接着说：“我指的是，到格陵兰冰原去。乘坐一架八只狗拉的大雪橇，还要带上十公斤橙子。”
她在微笑——还是没有微笑呢？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从走出那辆开往弗龙讷的有轨电车以来，她也许就再也没想起过我。这真是令我极度失望。我猛然觉得，我正在失去脚下大地的坚实支撑。可这也是一种舒解。毕竟，从我那次掀翻她的橙子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两个月；而在那之前，我们本来就素不相识，更何况那一幕“好戏”也仅仅持续了微不足道的几秒钟。
可是，从卡尔·约翰大街的咖啡馆出来以后，她就应该记住我啊。难道说，在咖啡馆里随意抚摸陌生男人的手，这只不过是她的一种习惯？
“橙子？”她问道，她的微笑带着来自南方的和煦暖意，就像来自撒哈拉的“西罗科焚风”。
“是啊”，我说，“十公斤橙子已足够一次横越格陵兰雪原的探险旅行所需——两个人都够了。”
她停住了脚步，抬眼看着我，她乌黑的眼睛在我身上扫来扫去；然后她问：“那就是你，对吗？”
我点了点头，虽然我不太明白，她这话到底在问什么，因为我不可能是惟一一个见过她怀抱橙子的人。可她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接着说：“你在开往弗龙讷的电车上撞过我，是不是？”
我又点了点头。
“你真是个荒唐的圣诞老人。”
我说：“而且这个圣诞老人很想为你损失的所有橙子道歉。”
她由衷地笑了，好像她真的还没想到这一层意思。她偏着脑袋说：“忘了这事吧。你真是太小气了！”
就在这时，乔治，突然从阿克尔斯大街方向驶来一辆空载的出租车。橙色女孩伸出右手，车停了。她朝那边跑去……
我不由得想起了灰姑娘：在午夜来临之前，她必须离开宫廷舞会，否则魔法就会终结。我想起那个王子。他只能独自站在王宫的阳台上，他是那么孤单，那么孤单……
我飞快地思索着。我只有一秒钟时间作出决定，我必须开口或做点什么，好让橙色女孩能永远记住我。因此，就在她上车的那一瞬间，我大声对她喊道——其实我也就说了句：“我相信，我爱你！”
这话是真的。可一说出口，我就后悔了。
这时，出租车已经开走。可橙色女孩居然没有上车！她在重新考虑这一切。她向我款款而来——被她自己的重量和意志优雅地托举着。她把她的手放进我手里。恍若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就一直这样彼此牵手，此外很少做过别的事。她向我点头示意：我们应该继续同行。接着她抬起头来，她对我说：“如果再有出租车来，我就必须走了。有人在等我。”
“圣诞的钟声就要敲响了”，我说。“不是吗？圣诞钟声一响，你就不能留在城里了。”
她没有回答，她只是紧紧地、温柔地握着我的手。我们仿佛失去了重量，在太空中漂游；我们仿佛畅饮了星际牛奶——我们拥有了整个宇宙。
此时，我们已走过了历史博物馆，到了王宫公园。我知道，随时都可能有出租车到来；我也知道，教堂的大钟即将宣告圣诞节的来临。
我停住脚步，转身走到她面前。我轻轻地抚摸她润湿的黑发，我的手指触及她脑后那只银质的发夹。它冷若坚冰，但它却令我周身温暖。我终于能亲手触摸它！
然后我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
她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她看着沥青路面，然后抬头望着我。她的眼眸闪烁不定。我发现，她的双唇在颤抖。于是，她给我出了一个谜——它后来令我绞尽脑汁。她问：“你能等多久？”
我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乔治？也许那是一个“陷阱”。要是我说“两、三天”，那我就显得太没耐心了。要是我说“一辈子”，她就会想，我并不是真心爱她，或者说，我不够诚实。所以，我得找出一条中间道路。
于是我说：“我可以等你，直到我心流出相思血。”
她不置可否地微笑着。然后她的手指滑过我的嘴唇。她问：“那是多久？”
我绝望地摇着头。我决定对她说实话。“也许五分钟”，我说。
这话她显然很乐意听。尽管如此，她贴着我的耳朵回答说：“要是你能稍微等久一些，那就好了……”
这时我想，我必须要讨个准信。我问：“多久呢？”
“你必须做到，再等半年”，她答道，“如果你能等到那时，我们就会再见。”
我相信，我在呻吟了：“为何要那么久啊？”
橙色女孩顿时变了脸。看来她已铁了心。她说：“因为这就是你必须要等的时间。”
她看见，我失望得无以复加。或许，因此她才又补了一句：“可你要是能坚持住，我们下半年就可以天天见面。”
此时，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就在这一刻，我才从她潮湿的发稍和银质发夹上抽回手来。
随即，一辆空载的出租车穿过维尔格兰大街朝这里驶来——它必定如期而至。
她望着我的眼睛，似乎想要求什么。她请求我理解，她请求我，动用我所有的能力和悟性去理解她。此时，她又泪眼婆娑。“好了，愿你圣诞快乐……让·奥拉夫”，她有些激动。随后，她转身跑到街边，拦住了那辆的士。她在车上向我愉快地挥手。空气命运般地沉重。车子起动了，她头也没回，转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想，她在哭。
我被彻底征服了，乔治。我站在那里，呆若木鸡。我在博采中赢了一百万，可欣喜之情仅仅持续了几分钟，然后就有人宣布：由于某方面出了错，奖金不能兑现，至少不能立即兑现。
这个超然叵测的橙色女孩，她到底是谁呢？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很久。可现在又有一个新问题来了：她从哪儿知道了我的名字？
钟声还未停息。此时，市内大大小小的教堂万钟齐鸣，它们在宣告圣诞节的到来。街上空空荡荡。因此，面对十二月的凛凛寒空，我不知把这个疑问大声吼出了多少次……我几乎在放声歌唱：“她从那里知道了我的姓名？”还有第三个问题也十分急迫：为什么必须要经过半年，她才愿意再见我？
接下来，我还有足够的时间，让这个问题狠狠地折磨我的脑子。日子一天天流逝，我的脑海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答案。可我就是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也许橙色女孩身患重病，所以医生才让她坚持服用橙子作为食疗。也许，下半年她得去美国或瑞士接受一次痛苦的治疗，因为我们这里的医生已无能为力。
然而，就算橙色女孩患了致命的重病，或者她的脑子已出了毛病，这仍然无法澄清以下问题：她怎么知道我的姓名？不仅如此，当她见到我，她几乎每次都哭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她每次都显得那么难以形容地伤心，难道原因在我自己身上？
在随后的圣诞节假期里，我得以无所顾忌地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这种疯狂迷乱的思维游戏中。对于“为什么我半年以后才可以再见橙色女孩”这个问题，我会罗列出所有可能的答案。其中一个对于她那种人而言或许具有代表性的答案是：橙色女孩善良无比，她对这个世界充满爱心；所以，她偷偷地前往非洲，为了向这块大陆上那些赤贫的人们，走私食品和药物。然而，这样的答案仍旧不能解决橙子之谜。难道不会有别的可能？也许她想把那些橙子运往非洲？或许她为此投入了她的全部积蓄，囤积了足以装满一架直升飞机的橙子。
怎么样啊，乔治？你能回答以下问题吗：第一，她为什么购买那么多橙子？第二，在咖啡馆里，她为什么深深地看着我的眼睛，抓住我的手，却又一言不发？第三，为什么在扬斯托克的水果摊上，她全神贯注地挑选每一个橙子，显然想要避免买到任何两个完全相似的橙子？第四，我和她为什么必须半年以后才能相见？第五，她何以知道我的姓名——这是谜中之谜。
如果你能解决上述问题，大概你也就差不多能回答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了：橙色女孩是干什么的？她是我们人类之一员吗？或者说，她是否来自另一种现实？也许她来自另一个世界，她必须暂时回到那里呆上半年，然后才可以回到我们这里，并在我们当中定居？
我才把父亲的长信读了一半，就想上厕所了。这都怪我不小心，我刚才喝了那么多可乐。从洗手间出来，我关上门，重新趴在床上。
我很快就会知道，这个神秘的橙色女孩到底是谁了。当我父亲再次见到她的时候，我猜，他很有可能会发现，她其实就是一个“巫婆”。反正她令我父亲中了邪。既然父亲认为，他务必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他这样做，至少得有一个适当的理由。他显然想让我知道某些事情，而且是一些在他临死之前必须让他儿子知道的事情。
我始终觉得，橙色女孩跟哈勃望远镜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或者，至少跟宇宙或者太空有关。我父亲写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是它们让我产生了这些想法。我翻到前面一处，又读了一遍：“她只是紧紧地、温柔地握着我的手。我们仿佛失去了重量，在太空中漂游；我们仿佛畅饮了星际牛奶——我们拥有了整个宇宙。”
难道橙色女孩来自另一个星球？反正故事中已有暗示：她可能来自一个不同于我们的世 界。或许她是乘“飞碟”来的？
我捧着父亲的信，开始继续往下看。
从圣诞节到新年这期间，我没有做出任何找寻橙色女孩的努力。圣诞节的祥和气氛笼罩着一切。到了一月，我又开始行动。为了找到她的芳踪，我尝试了上百次，可一次也没成功，所以我也没啥好说的。
四月底的一天，我发现我的邮箱里有一张精美的明信片。那是星期六，我到胡姆勒去看望父母。也就是说，这张明信片没有寄往我宿舍所在的阿达姆斯图——我当时和古纳尔住在那里。但它确实是寄给我的。
现在你听我说。卡片上是一个童话般的橙树林，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PATIO DE LOS NARANJOS，大意就是“橙园”——这点西班牙语我还看得懂。
我把卡片翻过来。邮戳上的地点是“塞维拉”。明信片上只有一行字：我想你。你能再等一等吗？
此外就什么也没写：既没有署名，也没有发信人地址。可卡片上绘着一张脸。那是她的脸，乔治。这画看来很像是一个艺术家的手笔，甚至是一个大艺术家。
这张卡片令我深感幸福。我的大脑源源不断地分泌出一种物质，我们医生把它叫做“内啡呔”。这种近乎病态的幸福状态，有一个专有术语与之对应。于是，我们医生便把这类患者描述为“亢奋”的。我此刻就处于这种状态。因此，“亢奋”的我就跑到我父母面前。他们当时都坐在花园里。我冲进去大声告诉他们：我要结婚。我解释说，我打算结婚了。
橙色女孩已经暴露出，她知道我的名。可现在我才发现，她居然还知道我姓什么。这还不够，乔治。她虽在隐秘的“橙子国”里，竟然连我父母在胡姆勒的地址都一清二楚。对此，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这太妙了，反正这是一个绝妙的想象，不管人们怎样去解释这个谜，那都无关紧要。可难道这种感觉不是有些苦涩吗：她去了西班牙，事先对此却滴水不漏。在那个魔幻时刻，在我们手挽手地走向王宫公园的时刻，就在圣诞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灰姑娘必须跳上马车回去，否则马车就会变成一只大南瓜。
接下来，我逃了几天学。我向父母借了一千克朗，买了一张飞往马德里的机票。到了马德里，我在一个老熟人的叔叔家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便飞往塞维拉。
到达塞维拉才半小时，我就已经漫步在橙园里了。它坐落在塞维拉的主教座堂背后，是一个漂亮的、有围墙的园子，几乎就是一个标准园林：园中的树木果实累累，一行一行整齐地排列在那里。
可是，里面却没有橙色女孩。也许她只是到这个城市里来作短暂停留。但我想，她肯定会再来这里……
我开始尽量理智地思索。我试图告诉自己，我不能指望，立即就遇见她，甚至在最初的几天都不可能。因此，我在园子里只呆了三个小时。离开橙园时，为了稳妥起见，我在园子中央的喷泉边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也想你。不，我一点也不能等了。”我在纸条上压了一块小石头。
我没有署名。我甚至没有写明，这张条子是留给谁的。可我用线描在纸上勾勒出我了的面孔。它跟我的样子绝不相似，可我相信，要是橙色女孩看了，一定能明白，上面画的是谁。她肯定会回到这里来。她肯定会回来收取邮件的。
我把字条压在石头下，然后便来到城里。大约过了半小时，我猛然惊惶失措地想起，我可能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她曾说过：你要等半年，你必须做到。如果你能坚持到底，我们就会再见。我问：我为什么必须等那么久。橙色女孩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因为我必须要等那么久。要是我能做到，我们下半年就可以天天相见。
你明白了吗，乔治？我没有遵守规则，我没有能够坚持到半年。因此，我现在也就无法再要求她守诺：我们下半年天天相见。
我们之间那个庄严的约定是很容易理解的。只是要真的履行它，确实难得要命。可所有的童话都有自己的规则。人们只须遵守它们。如果不这样，诺言就无法实现。
明白吗，乔治？为什么灰姑娘必须在午夜之前离开宫廷舞会？我当然不知道为什么，灰姑娘肯定也不知其所以然。可人们一旦借助魔法和神奇的力量，进入了妙不可言的梦幻国度，就不可以再提出这类问题；而是必须直接认可这些条件，无论它们有多么难以理解。如果灰姑娘想要得到王子，她就必须在夜里十二点之前离开王宫。事情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游戏规则。她必须遵守规则，否则，她的晚礼服和马车就会变成一只南瓜。因此，她记住了，她必须在午夜时分回家，而且她也严格地做到了这一点。只可惜，她在路上跑丢了一只鞋。但奇怪的是，就是这只鞋，居然帮助王子最后找到了她。
在我面临的这个童话里，适用的是另一些规则。当我三次看见怀抱大袋橙子的橙色女孩之后，她就已经属于我了。可我还必须在圣诞前夕看见她。不仅如此，我还得在圣诞钟声敲响的那一刹那，深深地凝望她的眼。同时，我必须轻轻地抚摸她那只神奇的银质发夹。你别问这是为什么，乔治，这些就是规则。要是我不能经受住最后的、决定性的考验（也就是：我必须跟橙色女孩分别半年），那么我的全部努力都会付之东流，我将失去一切。
想到这里，我转身冲回橙园。可那张字条已经不见了。我无法肯定，是不是在她手里。毕竟，任何一个路过的游客都可能取走它。
我无奈地看着我曾压在纸条上的那块小石头。纸条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在，我不如干脆行动起来。我要去找她。
以前我还从未到过塞维拉，甚至连西班牙都没来过。但我很快就随着涌动如潮的游客来到过去的犹太区。这一带名叫桑塔·克鲁茨，看起来就像一个独一无二的大型寺庙区，专门用于崇奉橙子这种文化植物。这里的所有广场和市场几乎都是橙树环抱。
我从一个广场走到另一个广场，却找不到橙色女孩。于是我来到一处咖啡园。我找到一个空位，它正好在一棵茂盛的橙树树阴下。我看过了桑塔·克鲁茨的所有广场，这个广场是最美的，它叫阿莲查广场。如果橙色女孩的想法跟我一致，那她早晚都会上这儿来。我们曾在奥斯陆的一家咖啡馆邂逅，我们也曾在大教堂相逢。要是橙色女孩真的和我“心有灵犀”，那么，我们肯定会再次相遇。
我于是决定，坐在这里等下去。这时才三点，我至少还可以在阿莲查广场度过八个小时。在我离开奥斯陆之前，我已在这附近的一所公寓里定了一间房。我必须在午夜之返回房间，否则公寓的大门就要关闭。假如橙色女孩在这头一天的午夜之前，不出现在阿莲查广场，我也还要继续在广场上度过第二天。我要在这里等她，从清晨到黄昏。
她来了，乔治！时间是七点半，我猛然看见，她就站在阿莲查广场。
从我来这棵橙子树下坐着算起，整整过了四个半小时。然后，橙色女孩终于翩然来到橙树簇拥的这个广场。这一次，她当然没有穿她那间旧滑雪衫——塞维拉所在的安达卢西地区毕竟是亚热带气候。她穿的是一件童话般的连衣裙。它色泽鲜红，宛如烈焰。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进行得相当迅速，橙色女孩看见了橙树下的我。她站在广场中央的大喷泉旁，先是直愣愣地望着我。足足有两秒钟，她仿佛已凝固在那里。又过了一秒钟——看她的样子，好像她已经保持这种姿势有一两秒，她已无法挣脱。接着，她便向我跑来，双手绕过我的脖子，喃喃地重复着：“让·奥拉夫！”
她隔着桌子坐在我对面。她把双手放在我手里。她温暖地微笑着，或许有些激动，她的笑意真的很温暖。
“你没有做到”，她说，“你该等我，你没有做到。”
“是的”，我承认，“因为我的心，已经流出了相思血。”
我看着她。她还在微笑。我也努力地想要微笑，可我却笑不起来。
她若有所思，然后说：“生活中，我们有时必须学会等待，在等待中有所思念。我给你写了那张卡片。我本想给你一点力量。你需要力量支撑你，为了继续等待和思念。”
我感到自己的双肩在抽搐。“也就是说，我已经输了”，我喃喃地重复着。
“反正你不听话”，她模棱两可地微笑着，“但是，事情也许还没到毫无希望的地步。”
“什么意思呢？”
“跟以前一样。问题在于，你有多少耐心。”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我说。
她温柔地握着我的双手。她只是说：“你不明白什么呢，让·奥拉夫？”她在对我耳语，她吐气若兰。
“那些规则”，我说，“我不懂那些规则。”
于是，我们之间的长谈便由此开始。
乔治！下面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告诉你我们那天晚上和夜里彼此说过的话。当然，我也不可能记得全部的细节。我只知道，跟我当时一样，现在你心里一定堆满了许许多多的疑问，你想尽快得到它们的答案。
我想得到解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橙色女孩是从哪里知道了我父母的住址。于是，她用轻柔的声音问我：“让·奥拉夫……你难道真的想不起我了？”
我打量着他。我试图以初次相逢时的目光去看她。我不仅看见她褐色的眼睛，不仅看见她表情丰富的脸。我的目光滑过她裸露的双肩。占据我思想的仅仅是：她美得无与伦比。是上帝亲手创造了她，我想，也有可能就是那个伟大的皮革马利翁。那个神话中的希腊雕塑家，他用大理石创造了一个理想中的美女，于是爱神大发慈悲，让冰凉坚硬的塑像获得了热情温柔的生命。
“难道你不就愿试试，能否回忆起我来？”她重复道，“我真希望，你能想起我来。”
“你能给个提示词吗？”我请求她。
她说：“胡姆勒。你这个笨蛋。”
噢，胡姆勒。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那是我的出生地。我这一生都住在胡姆勒。上大学以后，也就是半年以前，我才开始住在阿达姆斯图。
“或者伊利斯”，她又说。
那差不多是同一个地方。胡姆勒过了就是伊利斯。
“那么，科罗弗尔，你该想得起吧！”
那也是附近的一个地方。小时候，我常常到科罗弗尔的公园里玩。那儿有灌木丛和成片的大树。我还记得，公园里还有沙箱和跷跷板。几年前，那里又添了些长椅。
我又盯着橙色女孩看了看。我吓了一大跳，恍若刚从昏沉的催眠状态中遽然醒转。我使劲儿地攥着她的双手。刹那间，我的泪水几乎夺眶而出：“维萝尼卡！”我惊声叫道。
她微笑着，欣喜的目光粲然生辉。
那个有着褐色眼睛的女孩住在伊利斯。自从我们会走路，我们几乎就朝夕相伴。后来，我们在同一班里上小学。可是，过了上学后的第一个圣诞节，维萝尼卡就随她父母搬到了另一个城市。当时，我们才七岁。也就是说，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面，至今已过了十二或者是十三年。
当年，我们常常在位于科罗弗尔的那个公园的灌木和花丛间、椅子和树林间做游戏。
我记起一首儿歌，我们那时喜欢边玩边唱：“这里有没有小男子汉，他喜欢和小女人们一起玩？要是有啊，就一起到我们小小的梦中乐园……”
“可你却没有认出我来”，这时，她说话了。不难听出，她对此仍然很失望，甚至几乎有些生气。跟我讲话的那个“橙色女孩”，突然间变成了一个七岁的小姑娘，而非一个二十岁的成年女子。
我抬起目光，视线落在对面的一棵橙树上，它的枝叶间停着一只黄蝴蝶。但它不是我今天看见的惟一一只蝴蝶。它是蝶群中的一只。
我指着那只蝴蝶说：“我怎能认出一只蝶蛹，既然它早已变成了蝴蝶？”
我仍有许多悬而未解的问题。我跟橙色女孩的相遇，几乎已令我变得疯疯癫癫的。不管 怎么说，她的出现已动摇了我的整个存在。
“我们在奥斯陆邂逅。我们已见面三次。从那以后，我几乎别无所思。可你却突然消失。你飞走了。可以说，抓住你难于抓住一只蝴蝶。可是，我们的重逢，为什么必须要等六个月呢？”
因为她想在塞维拉呆上半年，这是自然的。我也表示理解。可问题是，她为什么偏要在塞维拉住上这半年呢？
她说：“我在这里的一个艺术学校学习。准确地说，是在一所绘画学校。我想，我必须完成这个学业，这对我太重要了。”
我惊愕了：“可在圣诞前夕那次见面时，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行踪为何非要那么神秘兮兮的？”
片刻间，她的表情显得有些严肃。她说：“我想，当时在电车上我就喜欢上你了。也许你可以说，是重新喜欢上，可现在跟当时已完全不同了。于是，我们后来又相见了。但我相信，我们必须分别半年，我们能够忍受这种分离。如果我们能对彼此有一份思念，这对我们或许都有好处。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就不会仅仅出于过去的习惯而重新聚到一起来玩游戏。我想，你应该重新发现我。我以为，你会认出我来，就像我认出你一样。因此我才不想暴露我是谁。”
我说：“那么，坐在白色丰田车里的那个男人是谁？”
她笑了。她似乎想避开这个话题。于是她说：“你或许以为，我当时在扬斯托克水果市场上没有看见你？其实，我到那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你！”
我不懂她的意思。她接着讲：“最初我们在有轨电车里相遇。之后我在城里到处乱转，结果发现了你经常光顾的那家咖啡馆。我以前从没上那儿去过。可有一天，我买了一本书，里面有西班牙画家魏拉斯贵支的作品。然后我就径直走进那家咖啡馆。我一边漫不经心地翻书，一边等候。”
“等我？”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蠢。她几乎有点被激怒了：“你该不会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在寻找？毕竟我也属于这个故事中的一部分。我绝不仅是一只应该被你捉住的蝴蝶。”
此时，我不敢过细地究问那样的问题，我觉得它们太危险了。我便继续问：“那么，扬斯托克那次是怎么回事呢？”
“我当时在想，让·奥拉夫在哪里呢？为了找我，他可能上哪儿去呢——如果他真心要找到我？我无法肯定，但我相信，你可能会到城里最大的水果市场上去寻找。我到那里时，也常常留意，看能否发现你。可我也到过别处找你。我去过科罗弗尔和胡姆勒。有一次我甚至跑到你父母家去了。他们一开门，我马上就后悔了。可事已至此，我也只有硬着头皮对付下去了。我对他们谈了些关于我父母的房子和老猎场的事情——你或许还记得那些事情。我甚至不必说出我的名字。他们想请我进去坐坐。可我说，我没时间。我还告诉过他们我在塞维拉学习的事。”
“可他们却啥也没告诉过我”，我说。
她露出谜一般的微笑。她说：“是我请求他们，不要对你说起我。为了证明你不可以知道这事，我当时还不得不对他们编出了一个幌子……”
我终于恍然大悟：我父母为何那么愿意把机票钱借给我了。我在上学期间忽然想飞往塞维拉，就为了找一个我在奥斯陆只见过三次的女孩。至于我这种贸然行动聪明与否，他们居然一句话也没有问。
我换了个话题。“你以前去大教堂做过圣诞礼拜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不，从来没有。你呢？”
我也同样摇了摇头。
她说：“那天下午，我两点钟就到了教堂。后来我又在城里转了转，我在等待另一个人。这一次你必定会出现。那是圣诞节，而且我就要离开这个国家。”
我记得，我们这时沉默了片刻。可我又拾起刚才中断的那截话头。我问：“这么说，丰田车里的那个人是谁？”
“是以前的一个朋友。我们在中学时同班。”
我说：“可那些橙子呢？你想用它们做什么？是啊，你要那么多橙子干嘛呢？”
她看着我的眼睛。她的眼神就像那次在奥斯陆的咖啡馆一样。她不紧不慢地说：“我想画它们。我必须首先学会画橙子，然后才有可能来上塞维拉的绘画班。”
“难道需要那么多？”
“我必须画许许多多的橙子。是的，我就是要这样训练自己。”
咖啡园打烊之后，我们依然久久地坐在那里。末了，我们终于站起来。这时，她拉着我朝我们旁边那棵橙树走去。或者说，她在把我往那儿推。到了树下，她说：“现在你可以吻我了，让·奥拉夫，因为我现在终于逮住你了。”
我搂着她的腰，轻轻地吻了吻她的嘴唇。可她却说：“不，你必须真正地吻我！然后你必须抱着我。”
我只有遵命。毕竟所有的规矩都是由橙色女孩一手制定的。我感觉，她的味道像香草，她的黑发有着柠檬的芬芳。
我当然没有在我的公寓关门之前赶回去。橙色女孩在一个老太太家租了一间带茶室的屋子。墙上挂着几幅水彩画。上面画的是橙子树和橙子花。
我们醒来时，太阳已高高地挂在天空。橙色女孩首先起床。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被她从睡梦中唤醒，那是怎样一种感觉。我再也无法区分，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梦幻；或许这种界线此时已被彻底消除。我仅仅知道，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必费尽心机地四处寻找橙色女孩了——因为我已找到她。
我也一样。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橙色女孩是谁。其实，在我知道她叫维萝尼卡之前，我早就应该猜出来了……
当我读到此处，妈妈又来敲门了。她说：“都十一点了，乔治。我们准备吃饭了。你还有很多没看完？”
我不无庄重地说：“亲爱的、小小的橙色女孩，我想你。你还能再等一等吗？”
门关着，我看不见她的表情。但我分明听见，她顿时哑然失声。
我继续说：“这里有没有小男子汉……”
门外依然是深深的沉寂。但我随即听到，妈妈的身体压在门上。她在轻轻地哼唱：“……他喜欢和小女人们一起玩？……”
可她再也唱不下去了，因为她哭了。她只能哭着喃喃低吟。
我也低声回应：“要是有啊，就一起到我们小小的梦中乐园……”
她的呼吸沉重起来，然后她瓮声瓮气地问：“他真的……写了那些？”
“是的，他写了”，我说。
她没有说话。但我从门把手上看得出来，她仍然站着门外。
“我就来，妈妈”，我小声说，“就剩十五页了”。
此时，她还是在沉默。也许她已说不出话来。
我在认真思考我读过的内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父亲还会继续谈到哈勃望远镜么？
哈勃望远镜得名于天文学家埃德温·鲍威尔·哈勃。是他证明了：宇宙在膨胀。是他首先发现，由尘埃和气体组成的仙女座星云，不是一个位于我们星系之内的云团，而是一个独立于我们银河系之外的星系。他还认为，银河系只不过是众多星系中的一个。这一论断颠覆了此前天文学家们形成的宇宙观念。
哈勃最重要的发现乃是，他1929年断定：一个星系距离银河系越远，它的运动速度也就越快。这一发现，就是所谓的“大爆炸理论”或者“宇宙爆炸论”的真正基础。当今，几乎所有的天文学家都认同这一论断。根据这一理论，宇宙诞生于一百二十到一百四十亿年前的一次猛烈的爆炸。那是一个距今非常久远的事件，非常久远。
如果把宇宙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件，都浓缩在短短一天的时间里，那么，地球只不过是下午较晚的时候才诞生的，而恐龙则只是在午夜前夕生活了几分钟，至于人类，竟然才存在了两秒……
我在塞维拉跟维萝尼卡一起呆了两天。然后，我必须回家了，接下来我得等她三个月，因为她在绘画班的学业到那时才能结束，我必须坚持到底。我现在已经学会了思念。我还学 会了信赖橙色女孩。
回到奥斯陆以后，我集中精力对付学业。我有好多东西得赶紧补上，因为我在上周旷了很多重要的课，何况那以前，我也是整天价地满城疯跑，无时无刻不在寻寻觅觅。这些活动都耽误了我的学业。从现在起，我可以抓紧时间学习了。
可是，一旦我看见黑色的女式大衣，或者红色的女裙，我就会蓦然心悸。而我一看见橙子，我也总是想起维萝尼卡。当我到商店里购物时，我往往会在水果摊前陷入沉思。我现在常常榨橙汁喝。有一次，我甚至做了橙子布丁犒劳室友古纳尔和另外几个朋友。
最后，她回到了挪威。七月中旬，她离开塞维拉回来了。我赶到机场去接她。她提着两只大箱子和一个装满画卷的大袋子走出关口。我们四目相对，望着对方足足有半分钟——也许是为了向彼此证明，我们都已非常坚强，还能再等几秒。随即我们就开始热烈地拥抱，我们的身体好像已经熔铸在一起。
在这个夏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们无处不去。我们去过奥斯洛弗约德附近的岛屿。我们到过北方。我们参观各种博物馆和艺术展。在许多夏末的傍晚，我们一起漫步穿过特森的街市。
要是你能看见她多好啊！要是你能看见，她风姿绰约地穿城而过！要是你能看见，她流连忘返于那些艺术展！要是你能听见她的笑声，那该多好啊！我也常常随她放声大笑。我简直无法想象，还有比笑更能感染人的。
我们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我们”这个人称代词。这是一个奇妙的词语。 “我们乘渡轮去兰戈伊讷游泳好吗？”“或者我们就在家里看书？”“我们喜欢这个剧吗？”终于有一天还会说：“我们很幸福。”
使用人称代词“我们”，能够把具有共同行为的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从而能使他们几乎是以整体的方式出现。在许多语言里，每当仅仅谈及两个人时，都会使用一个专门的人称代词。这种人称方式通常被叫做“双人称”，用来指称二人共有的东西。我认为，这种指称方式很有意义。因为有时候，在场的既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多人，而仅仅是“我们俩”。这个“我们俩”往往可以让人觉得，似乎“我们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旦突然引入这个人称代词，某些童话般的规则，就会顿时发生效力，就像受到了魔法的作用。
而一旦我们开始使用“双人称”或者“双数”谈话，那么，也就会相应地适用一些完全不同的新规则。“我们散步！”就这么简单，乔治，你看，区区四个字，却能描述一个内容丰富的行为过程，它深刻地关涉到地球上某两个人的生活。完全可以说，这种指称方式是“节能型的”——不仅就句子的简洁程度而言，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想想看：“我们冲澡”，维萝尼卡说，“我们吃饭”，“我们睡觉！”当我们以这种方式表达时，我们当然只需要一个淋浴喷头，而且我们也只需要一个厨房和一张床。
对我而言，这种全新的话语方式无异于一次令人震惊的生活转型。“我们”——这样一说，似乎就完成了一个封闭的圆；整个世界好像也因此熔成了一个更高级的整体。
这就是青春，乔治，青春的轻率！
我还记得一个暖洋洋的八月傍晚。我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产生一个奇怪的念头。我们当时坐在那里，可突然间，这个念头从我心里闪现出来：“只有这一次，我们才存在于世界上。”
“我们现在在这里”，维萝尼卡说，好像要提醒我记住此事。
可我发现，她似乎还想继续讨论我要说的话。于是我又补充道：“我想到那些如同此刻的黄昏，那些我不再活着的黄昏……”我知道，维萝尼卡熟悉奥拉夫·布尔的这些诗句。那首诗我们曾一起读过。
维萝尼卡转过身来，两指捏住我的耳垂。她说：“你永远都存在着。祝你好运！”
从秋天起，维萝尼卡开始上艺术学院，而我则继续学我的医学。下午和晚上我们尽可能在一起过。我们想方设法地天天相见。
到了圣诞前夕，我们又去奥斯陆大教堂做了一次礼拜。我们觉得，我们彼此都应该这样做。维萝尼卡还是穿着那件黑色大衣，戴着那只银质发夹。做完礼拜，我们依旧走上那同一条路。一年以前，她就是在那里上了出租车。因为今年，我们仍然要在这里分手。维萝尼卡要去阿斯克尔，她的父母就住在那里。我今天也得跟我父母和弟弟埃纳尔一起在胡姆勒的家中过圣诞节。
接下来的场景和去年一样。我们将在维尔格兰街头分别，只要看见第一辆空载的出租车，维萝尼卡就上车离去。今年比去年更冷。维萝尼卡冻得瑟瑟发抖。我把她揽在怀里，揉着她的后背。然后我告诉他，新年以后，我的室友古纳尔要从我们的小屋里搬走。他在卑尔根市的大学里申请到了一个学习名额。我还说，我必须重新找一个室友同住。
这时她说：“那我就可以搬到你那儿来住了。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就住在一起了。我们可以这样吗，让·奥拉夫？”
她的话自然正合我意。
于是，我们商定，一月初她就搬到阿达姆斯图来住。此时，在我眼里，她神采奕奕，恰似伫立在阿莲查广场上的一棵橙子树。明年，我们不仅白天可以在一起，而且我们还会夜夜相伴。
随后不到两分钟，来了一辆出租车。她伸出手去，车停住，她上了车。今年，她从车上转过身来，快乐地向我挥动双手。多么难以想象啊，这一切只用了短短的一年！
然而，人是什么呢，乔治？人的价值有多大呢？难道我们只是尘埃，它起起落落，随风消弭？
当我写下这些词句，哈勃望远镜正在它的轨道上围绕地球运转。它已在那遥远的太空呆了四个多月。从5月底开始，它向我们发送了许多宝贵的宇宙图像。是的，宇宙，这个巨大而陌生的领域。从根本上说我们都来自其中。可是，很快就得到了证实，这部望远镜上存在一个严重的错误。目前人们正在考虑，再发射一艘载人飞船，让宇航员们上去排除故障，好让我们对宇宙的认识能变得更加丰富。
你知道吗，乔治，哈勃望远镜现在的情况怎样？它已经被修好了吗？
有时候，我把望远镜想象为宇宙的“眼睛”。因为，能够看见整个宇宙的眼睛，当然有资格获得这一称誉。你懂我的意思吗？是宇宙自己催生了这样一种妙不可言的设备。哈勃望远镜就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器官”。
宇宙，这是怎样的一个“冒险”啊！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巨大的“冒险”中，对我们所有人而言，它却只能是短短的一瞬间。也许将来的太空望远镜能够帮助人类，获得更多关于这一“冒险”的知识。或许，在那些更加遥远的星系背后，正隐藏着这个问题的答案：人是什么？
我有一种荒谬的设想：牛顿有一天出乎意料地认识到，存在一种普遍有效的重力。这不错。几乎是同样意外，达尔文也茅塞顿开地发现，这个星球上的生物在不断进化。这肯定也不错。随后，爱因斯坦洞悉了物质、能量与光速之间的隐秘关系。这太棒了！到了1953年，克里克和瓦特森指出，DNA分子，也就是动植物的遗传物质，具有特定结构。这真是太伟大了！以此类推，就不难想象，总有一天，同样必将有一个深邃睿智的心灵，在某个豁然顿悟的时刻，揭开宇宙之谜。我坚信，这样的事有可能突然发生！
你还记得吗，我在这封长信的开头说过，我很想给你提一个问题？我说过，你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可我还没把故事讲完。
哈勃望远镜！它又出现了。现在我终于敢肯定了，我父亲想要给我提出的那个重要问题，可能是跟宇宙有关的。
尽管往下讲吧，爸爸。我不想打断你。
我们在阿达姆斯图的那间小屋里生活了四年。维萝尼卡完成了她在艺术学院的学业。你 知道，她一直在画画。最终，她开始在这门艺术领域里教授别人。她在一所中学当了“形式与色彩”专业的教师。而我作为刚刚结束学业的见习医生，即将开始所谓的“义务行医”阶段，也就是说，我得首先在一家医院工作两年。
想必你也知道，你的爷爷奶奶都是在通斯贝格出生的。恰好在这个时候，他们实现了他们的一个夙愿：退休并且搬回那里去住。我的弟弟，也就是你的埃纳尔叔叔，这期间出海去了。于是，维萝尼卡和我就理所当然地搬进了留在胡姆勒街的房子。
搬到胡姆勒的头一年，我们有不少时间在花园里忙活。采摘覆盆子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只大黄蜂。它突然从一株三叶草花朵上飞起来，然后嗡嗡地打着旋儿飞没了。我想，大黄蜂飞得肯定比喷气式客机快。我的意思是，就它自身的重量而言，可以这么讲。大型喷气式飞机时速可达八百公里，也就是说，其速度是大黄蜂的八十倍。可是，八十个体重仅二十克的大黄蜂也才一点六公斤。维萝尼卡和我都认为，波音七四七显然要重得多。按其体重与速度的比例，大黄蜂可以达到喷气式飞机速度的一千倍。何况波音七四七有四台发动机，大黄蜂却没有这些东西。大黄蜂其实是一种螺旋桨式的飞行器。说到这里，我们笑了。我们笑的是，大黄蜂居然可以飞得那么快，而我们恰好就住在“胡姆勒”，也就是住在“大黄蜂”上——因为这两个词在挪威语里恰好谐音。
是维萝尼卡磨砺了我的眼睛，使我学会观察大自然的这类精微奇巧的杰作。而这样的东西多得数不胜数。我们可以摘一朵银莲兰或者一朵紫罗兰，然后一连好几分钟，目不转睛地欣赏这些具体而微的奇迹。这世界本身不就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童话么？
如今，也就是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想起那天下午转瞬即逝的那只大黄蜂，我感到伤心。那时候，我们生机勃勃、坦率单纯、无忧无虑。现在我希望，你也能继承我们身上这种对于如许微小而奇迹般的事物的感受能力。事实上，比起天空的星辰和星系，它们同样具有无穷的诱人魅力。我想，人们若要创造一只大黄蜂，较之于制造一个黑洞，恐怕需要投入更多的智慧。
对我而言，这世界一直就是一个“魔界”，从小时候起，就是这样的。我这种感觉的产生，远远早于我在奥斯陆大街上追寻橙色女孩。此时，我很难三言两语地描述这种感觉。但你可以试着设想这样一个世界：那时还没有什么关于自然规律、进化论、原子、DNA分子、生物化学和神经细胞之类的胡言乱语。是啊，早在这个地球开始旋转以前，早在它被贬低为太空中的一个“行星”之前，早在令人引以为豪的人类肉身被肢解为心、肺、肝、脾、脑、血液循环、肌肉、胃和肠道这些所谓的“脏器”之前。我指的就是那个时候：那时，人还是人，完整而自豪的人，不多不少的人；那个时候，世界就是一个火花四溅的奇迹。
突然有一只狍子敏捷地跃出林地，它注视着你——顷刻间，转瞬即逝。是什么样的灵魂在驱驰这牲灵奔突？又是何等玄妙叵测的伟力，它白昼用所有虹彩斑斓的鲜花点缀世界，它夜晚用璀璨星辰织就的壮锦妆扮广袤苍穹？
如今，这样一种赤裸裸的、原生态的自然感觉，还可以在民间创作中找到。比如，在格林兄弟搜集的童话中。去读一读吧，乔治。去读一读冰岛的《萨迦》，读一读希腊和北欧的古代神话，然后再读一读《旧约》。
看看这个世界，乔治，看看吧——在你被现代物理和化学知识洗脑之前：
此刻，成群结队的驯鹿正穿过寒风凛凛的哈丹格维达苔原。罗讷河汊之间的卡玛尔圭湿地上，数千只红鹳在孵卵。一群群矫健轻盈的羚羊跃过非洲广阔的热带稀树草原。成千上万的企鹅在南极洲的皑皑冰原上“咿咿呀呀”地交谈——它们毫不怕冷，它们喜欢那样。而且重要的不仅是数量：还有一只孤独的、若有所思的驼鹿警觉地走出挪威北部的冷杉林。一年前，就有那么一只迷途驼鹿一直走到了胡姆勒。还有一只受惊的旅鼠，它居然跑到费尔斯多伦一处仓库的板棚间钻来钻去。另一只胖乎乎的海豹，则让人从通斯贝格附近的一个小岛放回了水中。
别对我说，自然并非奇迹。别对我说，世界并非童话。谁要是不明白这一点，也许就只有到了童话行将终结的时候，才能懂得这一切。因为，然后我们才有最后一次机会，撤下障目的眼罩；才有最后一次机会，专注于这个奇迹——可那时，我们已不得不向它辞别，我们不得不离它而去。
我们完成了为时数月的房屋修葺工作之后，终于搬进了新居。我们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 是，不再采取任何避免有孩子的措施。那是我们在这座房子里共度的第一个夜晚。也就是从这天夜里起，我们开始创造你。
我们在胡姆勒住了一年半，然后就生了你，乔治。当我第一次把你抱在怀里，我感到无比自豪。
你记得吗，我们今年的复活节是在我们的假期寓所里度过的？当时你将近三岁半。可你肯定把那些都忘光了。在大学里，我们学医的也必须选修心理学。所以我知道，四岁以前发生的事情，很少能保留在人的记忆里。
我还记得，我们俩坐在屋外，一人拿着半只橙子。维萝尼卡用摄像机记下了当时的情景，仿佛她已预感到，某种东西行将结束。乔治，你可不可以问问她，那盘录像带还在不在？或许翻出带子来会令她痛苦，可你还是得问问她。
复活节过后，我感觉我得了重病。维萝尼卡不肯相信，可我知道，这是事实。
于是我去了一个同事那里，他先做了几种血液检查，然后给我做了一次叫做“计算机-X线断层扫描”的透视检查。结果，他的看法跟我完全一样。我们得出了相同的诊断结论。
从此，我们开始了一种全新的日常生活。对于维萝尼卡和我来说，这是一个灾难。可我们却必须尽可能不断努力，好让你不生活在真正的“灾区”里。这期间，又有一套新的规则突然确立起来。“渴望”、“耐心”和“怀念”，这些词汇获得了新的含义。我们再也不能彼此承诺，我们来年天天相见。转眼之间，我们蓦然变得这般苍白而贫乏。那个曾经熨贴心灵的人称代词“我们”，如今已产生了一道可怕的裂痕。我们再也不能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我们再也无法分享我们对未来的种种期盼。
现在你知道，你所阅读的这些文字，包含着我的生命史。而且你也知道，我是谁。这种想象令我宽慰。
可我必须向你提个问题，乔治。我几乎再也等不住了。让我径直告诉你几周以前发生在胡姆勒的事。
有一天夜里，你醒了。这正是我最想说的事。当时，我坐在冬夜的花园里。你突然从你的房间摸到客厅里来了。你揉着眼睛四下里看了看。我从花园回到客厅，我把你抱在怀里。你说，你睡不着了。你之所以也会这么说了，大概是因为你听见过，爸爸夜里也睡不着，爸爸和妈妈有时候在夜里谈话。
我得承认，我真是欣喜若狂：你在半夜里醒来，你睡意朦胧地来到爸爸身边，而他当时特别需要你。因此我并没有试图让你回到床上继续睡觉。
我多想把我的心里话一股脑儿地告诉你；可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还太小，懂不了那么多。尽管如此，小小的你已经能够给我安慰。要是你能坚持，不再睡觉，我很想在这个夜里与你一起度过剩下的几小时。
我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冬夜，我的头顶星光灿烂。那时，将近八月底。我给你穿上了一件厚厚的高领毛衣，我自己也披上一件厚夹克。然后我们——你和我，坐到外面的露台上。
我指着一弯淡淡的蛾眉月。它正远远地贴在东边的夜空。它弯弯的轮廓就像字母a。月相正在缩小，我对你解释说。
随后，我让你看布满夜空的各种星辰。我知道，我也许很快就得离你而去。可我不能告诉你。于是，我开始向你解释星空，先以一种你能理解的方式；可随后，我越说越来劲儿。我滔滔不绝地地畅谈宇宙，好像坐在我面前的，已是一个成年的儿子。
我说，之所这会儿是黑夜，是因为地球在绕轴自转，此时它正背对太阳。只有当太阳升起或落下的时候，我们才容易看清，地球在自转，我解释道。
我又指着金星说，这颗星是行星，它会和地球一样绕着太阳转。这个季节，我们可以看见，金星位于天空的东面。太阳也照耀着它，就像照耀地球一样。这时，我又向你透露一个秘密。我说，每当我仰望这颗星星，我总是想到维萝尼卡，因为金星就是“爱神之星”。
夜空中，我们看见的几乎所有亮点，都是真正的恒星。我接着说，因为它们会自己发光，就像太阳，因为天上的每一个小星星都是一个燃烧着的“太阳”。还记得你当时说了什么 吗？“可星星不会把我们晒伤”，你说。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夏天，乔治，所以我们不得不给你身上涂满强力防晒油。于是，我用力让你紧紧地贴着我，然后对你耳语道：“那只不过是因为，它们离你远得要命。”
我又继续往下讲。虽然我知道，这些话你可能再也听不懂。
宇宙非常古老，我说，也许已有一百五十亿岁。尽管如此，至今还没有人知道，它是怎样产生出来的。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巨大童话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跳舞和游戏，我们在这里谈笑风生，可关于世界的产生，我们却无从了解。这种舞蹈和游戏就是生命的音乐。
接着，我给你提了一个问题，乔治。那也就是我现在想要对你提出的问题，现在——当你终于能够听懂我话的时候。正是为着这个问题，我才给你讲了关于橙色女孩的这个漫长故事。
我说：想一想，在许久以前，在数十亿年之前，当一切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你站在进入这个童话的门前。你自己可以选择，是否于将来某时作为一个生命诞生在这颗行星上。但你不知道，你将生活在何时，你也不知道，你能在此生存多久，反正也许只有短短几年。你只知道，如果你决定，将来某时降临世界，你也必将最终离开世界和世上的一切，也许那时的离别，会令你万分忧虑，因为许多人都认为，这个巨大童话中的生活美妙无比；从而只要一想到生命随时可能终结，他们就会眼泪汪汪。是啊，这里的一切可能如此美好，以至于思及来日不多，就会令人痛苦难当。
我说：“你会选择什么呢，假如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力，它迫使你必须作出决定？你会选择到这地球上来生活吗，无论长期或短期，几十万年或几亿年？或者，你会拒绝参加这个游戏，因为你不能认可它的规则？”
你并没有睡觉，可你一言不发。
我把你抱得更紧，你可能以为，我想温暖你。可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乔治，其实是因为，泪水刹那间注满了我的眼眶。我并不喜欢这样，我试图立即振作起来。可泪水注满了我的眼眶。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不止一次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我会选择地球上的生活吗，如果我事先知道，我终将被遽然拖出世界，也许正当我陶醉于幸福的极乐中？或者，我会断然谢绝这种毫无意义的“给与拿”的游戏吗？因为我们只能在世界上存在一次，我们将被抛入一个巨大的“冒险”中。随后，来了一只老鼠，童话嘎然而止……
不，我真的不知道，我会选择什么。我想，我会拒绝这些条件。也许我会拒绝参加这个巨大的冒险，我会用一个客气的“不”字回答那个问题，假如只能到世上做一次匆匆过客。甚至于，我这个“不”字听起来可能还不那么客气呢。也许我会咆哮如雷：我再也不愿听见任何关于这种该死的两难命题的唠叨。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在那个时刻，当我抱着你坐在露台上，我十分肯定，我会拒绝整个游戏。
要是我决定，根本就不参与什么到地球上生存一次的冒险活动——我也不知道，我会因此失去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其实，有时候，我们人类会觉得，比起我们从未拥有过某样东西来说，失去我们所爱的东西，更加令人难受。只要想想：如果橙色女孩没有履行她的诺言——在她从西班牙回来之后的半年里我们天天相见；那么，我就再也不会遇到她，那我也许会觉得更好。对于其他的童话而言，道理同样如此。你认为，灰姑娘会跟王子一起回到宫殿里吗，倘若有人告诉她，这个游戏只允许她暂时参加，时间短得不到一星期。你认为，一周之后，她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如果她必须回到以前的生活，继续与灰堆和火钳相伴，还要忍受那个凶狠的继母和她同样邪恶的两个女儿？
现在，轮到你回答问题了，乔治，现在该你开口了。因为，就是我们坐在夜空下的那个时候，就在泪水模糊我双眼的那一瞬间，我决定，要给你写这封长信。
我再问一次。你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如果你面临选择？你会选择，来到世上过这短暂的一生，然后又撒开两手，放弃一切，一去不返？或者说，你会彬彬有礼地拒绝游戏，拒绝冒险？
你只有这两种选择——这就是规则。如果你选择了生，你也就选择了死。
可是，孩子，答应我，在你回答之前，你要深思熟虑。
如果你不能直截了当地回答我那个重大的问题，或许你可以间接地回答。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回答：你想怎样度过你这一生——它始于维萝尼卡和我。
我还记得我们坐在屋外露台上的那个夜晚！它已深入我的骨髓，它已纹在我的心上。当我此刻读到这些段落时，一阵阵寒意沿着我的背脊倏然滑过。
然而在此之前，那一切我都想不起来；至少，要是我没有读到父亲的这些描述，我绝不会再想到那个灿烂的星夜。而此时，我的记忆蓦然醒来，当时的情景可以说历历在目。也许这是我对我父亲惟一真实的记忆。
我真的想起来了。也就是说，它在我的记忆里似乎迥然不同，它真的就像童话，或者说，恍若一个色彩绚丽的梦。
我当时睡醒了。爸爸从阳台上进来把我高高举起。他说，我们到外面去“飞翔”。我们去看星星，他说，我们要“遨游太空”，因此他必须给我穿暖和些，因为太空里冷得要命。
其实我知道，爸爸生病了！可他不知道，我已知道这事。是妈妈向我透露这个秘密的。她说，爸爸必须去医院，他很伤心。我相信我没记错，她就是那天下午告诉我的。也许，所以晚上我才醒了；也许，所以我才再也睡不着。
现在，我能清楚地记起跟我父亲一起度过的那个“太空漫游”之夜，就在外面的露台上。我想，我当时已经明白：我爸爸也许会离开我们，可他临走前还想让我看些东西。
然后，当我们“穿越太空”的时候，爸爸突然热泪滚滚。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哭。可他并不知道，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哭。因此，我当时才一言不发，我只有默不作声地坐在他怀里。
当我读完这封长信的最后几页，我终于明白了，我为什么总是对太空兴致勃勃。是我父亲为我打开了仰望星空的眼睛。是他教会了我，超越我们世间的烦忧，抬头仰望苍穹。如今，我俨然是一个业余的小天文学家，可我长期以来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进而，我再也不会觉得奇怪：我父亲和我居然都对哈勃望远镜抱有浓厚的兴趣。原来我的兴趣就是由他而来的！而且，我只不过是从他停止的地方继续前行。这就是一种“传承”。宇宙间发生的一切，难道不都具有这种性质吗？因此可以说，为哈勃望远镜所作的准备工作，早在石器时代就开始了。不，这还不准确，应该说，最早的准备活动，始于那次产生了时间和空间的大爆炸之后的几微秒。
我看完了信，又稍微思考了一会儿。这时候，妈妈又来敲门了。
当我走进客厅时，我觉得自己比几小时之前，比我起初拿着父亲的信走进我房间时，长大了好多岁。此时，我感到我已是如此成熟，我已不会在意那些好奇的目光——他们正以这样的眼神打量着我。
等大家都坐好了，我的目光扫视了一圈。然后我说：“我读了一封长信，是我父亲临死之前写给我的。我能理解，你们肯定都想知道，他都跟我说了些什么……”
屋子里鸦雀无声。我到底要说啥？接下来该怎么说？
我说：“这封信是写给我的。可我并不是惟一一个爱过我父亲的人。现在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我先说好消息吧：在座的各位都可以通读这封信——尤尔根也可以。坏消息是：今晚上还不可以看。”
我说：“我父亲的信，在大家开始谈论它之前，我先要好好琢磨琢磨。此外，我还需要时间考虑一下，我怎样回答他在信中向我提出的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我必须仔细想一想，我该怎么回答他。”
可是这天夜里，我却没有合眼。整座房子里早就一片沉寂，我还睡意全无地躺在床上，望着窗外银白的世界。雪已停了几个小时。
半夜里，我起床穿好衣服。我拿上我的鸭绒夹克、帽子、围巾和手套，穿过花园，来到露台上。我拍掉铁质长凳上的厚厚积雪，然后坐下。门口的灯我已灭了。
我抬头望着星光闪烁的夜空，我试图重温当年我偎在父亲怀中的情境。我相信，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曾把我紧紧地抱在他胸前。我相信，我也记得，他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我不想从“太空船”上掉下去。接着，那个身材高大、声音震耳的男人就突然热泪滚滚。
我又试着思考他给我提出的那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可我就是不知道，我该回答什么。
在我的生命中，我头一次确切地知道了：我也必将离开这个世界，并且失去一切。这真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想象。这是一种令人难以承受的想象。是我的父亲令我睁开双眼，洞悉了这一切——这我并不觉得讨厌。提前思考我该如何应付这一切，这本身是件好事。何况，我才十五岁——这真是一种美妙的想象。
尽管如此，虽然这一切都不错，但是，假如他们当初没有生下我，也许更妙。因为我现在已经非常悲伤，因为说不定我啥时就会死去。可我决定，首先要做到我父亲在信中说过的那些事情。我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以便回答他的重大问题。
我仰起头来，望着数不清的恒星和行星。我尽量想象，我正坐在一艘宇宙飞船里。我发现，有好几颗流星倏忽而逝。我就那样久久地坐着，一动也不动。
这一天，我不必去学校，和妈妈留在家里。上午稍晚，我们爬上阁楼，开始翻箱倒柜地找东西。
在阁楼上的一只大纸箱里，我们找到那台旧电脑。我把它搬下来，给显示器和主机接通了电源。我想进入它的文字处理程序。这是一台老掉牙的使用“DOS-系统”的机器。它的文字处理程序叫做“Word Perfect”。我一个同班同学的老爸至今仍然在使用这种堪称“博物馆级”的玩意儿，我曾在他那里见识过不止一次。
可程序提示，必须输入一组不超过八个字符的密码，才能进入我父亲建立的那些文档。而这个密码正是十一年前其他人都没能猜出来的。
我想试试运气，妈妈这时就站在我身后。她说，她曾输入各种各样的单词试过，而且还有数字，比如说，生日、车牌号和身份证号码。
我怀疑，她的想象力不是特别够用。我试了几次，最后，我输入了这样一个少于八个字符的单词：O - R - A - N - G - E（橙子）。那机器发出“嘟”的一声欢叫，随即展开了硬盘上的所有文档目录。
如果说，妈妈此时大为感动，也许有些夸张。不过，她顿时抱着脑袋，几乎晕倒在地。
老式计算机里使用的“目录”命令，其功能相当于现在电脑里的“文件夹”。这种“目录”可以有最多八个字符的名称。我发现，其中一个目录就叫“维萝尼卡”。于是我把光标移上去，按下“回车”键——这部老机器当时还没配鼠标。屏幕上只显示了一个文档，名叫“乔治.信件”。我又“回车”。“哇”——眼前出现的文本，正是我昨天晚上躲在房间里读过的：你坐好了没有，乔治？无论如何，你可得坐稳啊，因为我马上要给你讲一个故事，它会令你的神经高度紧张……
当初我决定跟我父亲一起写作本书时，我还在想，这一回我可能真得尝试一回“剪刀加浆糊”的手工作业方式了。而现在，一切都变得异常简单了，正如我期待的那样。这下我就可以直接进入父亲留下的这篇文档，可以在其中自由地穿插我的想法了。这种方式真的让我觉得，我确实是在跟他一块儿书写。
我又鼓捣了好一阵子，终于把那台打印机也弄好了。这是一种滚轮式打印机。它发出可怕的噪声，打一页纸竟然需要四分钟！我看清了，这是因为，每一个字母都是由一柄小锤敲击色带印到纸上的。
我现在正用这台老机器写作。我说的是——现在。我刚刚输入的一句话就是：我现在正用这台老机器写作。我说的是——现在。
我妈妈有一张唱片，名叫《永难忘怀》。这张唱片非常独特，因为上面录制的是娜塔莉·科勒跟她父亲的二重唱。她父亲就是著名的歌唱家纳特京·科勒。这些听起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然而要知道，娜塔莉·科勒是在他父亲去世三十年之后，才跟他合作完成这张唱 片的。从纯技术层面来看，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娜塔莉·科勒只需在纳特京·科勒以前的音轨上继续唱就是了。人们几乎可以说，她把他父亲的声音挪到了一个“新的游戏场地”。
也就是说，从技术上讲，跟一个死去了三十年的人一起唱二重唱，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难事。因此，倒不如说，此处的困难主要是“心灵上的”。
几天之后，我又坐在那台旧电脑前。现在我必须决定，我该怎样回答我父亲给我出的那个难题。
我把那封长信读了四遍。我想：我可怜的、可怜的父亲啊！他真的让我感到很难过，因为如今他已不在人世。然而，他所写的那一切，却不仅仅是针对他自己，而且是针对全世界的所有人——那些先我们而去的人，那些正在生活的人，以及那些将要来到世间的人。
“只有这惟一一次，我们活在世上”，我父亲写道。他多次说过，我们的存在转瞬即逝。我还不太明白，我是否跟他有着同样的体验。我已在这世上生活了十五年，而这些年月在我看来，似乎并不是“一瞬间”。
但我深信，我完全理解我父亲的意思。对于所有那些能够真正懂得世界总有一天会终结的人们而言，生命确实是短暂的。然而，并非人人都能深刻地领会到：有朝一日万劫不复地离开人世——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仍旧犹豫不决。但我已经越来越赞同我父亲。也许我也可以彬彬有礼地谢绝这个游戏。我在这世上所能度过的那一瞬间，较之于此前和此后的无限时空，真是微不足道啊！
即使我已知道，某种东西好吃得要命，可我定然会谢绝品尝，倘若允许我咬下的那一小块，可能还不到一毫克。
我从我父亲身上继承了一种深刻的悲伤情绪：有朝一日，我们会永远离开这个世界。我学会了想起“那些如同此刻的黄昏”，“那些我不再活着的黄昏……”。可我也同时继承了父亲看待生活的那种目光：生活是如此奇妙！到了夏天，我也要去对那些可爱的大黄蜂考究一番。（我有一只秒表。也许用它可以精确地测量出大黄蜂的飞行速度。而且我必须称一称它的重量。）我也不反对到非洲的热带稀树草原上作徒步旅行。此外，我也学会了仰望天空，学会了惊叹所有远在数十亿光年以外的太空中的未知事物。在我不到四岁的时候，我就学会了这些。
可我尚未开始，到大自然里去实践这一切。我必须从另一端开始。也许，我必须以自己的方式作出这个决定。
倘若“橙色女孩”的故事是一部电影，我是远远地坐在放映厅后排的观众，并且知道，假如让·奥拉夫和橙色女孩没有找到对方，我就不会出生在这个星球上——那我定然会为他们喝彩，并且衷心希望，他们彼此不会擦肩而过。我的心儿将怦然跳动，因为我会害怕，她或者他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从而他们绝然不会想到上教堂做一次圣诞礼拜。而当维萝尼卡和让·奥拉夫最终相遇时，我则会担心他们之间可能产生的任何一点哪怕最细微的意见分歧。因为，就我而言，他们之间一场真正的争吵，完全具有“宇宙攸关”的影响。
世界啊！要是那样，我就永远也不会来到这世界。我也就永远也不可能经历这巨大的秘密。
宇宙啊！要是那样，我就永远也不可能抬头仰望群星璀璨的夜空！
太阳啊！要是那样，我的双脚也就永远也不可能踏上通斯贝格附近那些温暖的小岛。我就永远也不可能往水里扎猛子！
此时，我对这一切茅塞顿开。我突然明白了那所有的关联和影响。直到此刻，我才深入骨血和灵魂地懂得：不存在——这意味什么。我的胃在痉挛。我恶心。可我也愤怒！
我会暴跳如雷，如果我知道，总有一天我将消失——而且是永远地离去，不是一两周，不是四年或者四百年，而是万劫不复。
我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变成了一个玩笑或者闹剧的牺牲品；因为，先是有人走过来说道：“这里有一个世界，你可以在其中随意玩耍。这是你的拨浪鼓，这是你的小火车，这儿有学校，你秋天就要上学。”然后他就开始诅咒般地念叨：“四月，四月，快快来！”于是，整个世界又从我的手中被夺去。
我仿佛已被所有的人遗弃。我无处立足。没有什么能拯救我。
我不仅已失去了世界，我不仅失去了我热爱的所有人，所有的物。我也失去了我自己。
“轰”的一下——我已消失。
我愤怒不已。我是如此愤怒，我几乎马上要呕吐。因为我看见魔鬼就在眼前。但我不想让魔鬼主宰一切。我要摆脱这邪恶的东西，在它的淫威压倒我之前。我决定，我要选择生命。我决定，我宁愿选择善，即使命运恩赐给我的那点东西微末如尘，少得可怜。也许存在某种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善良的“他”或“她”——谁也不知道，是否有一个神，它君临一切。
我知道，有恶，因为我听过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第三乐章。而且也我知道，有善。我还知道，在两个深渊之间盛开着一朵美丽的鲜花；并且，从这朵鲜花之中，将会翩然飞起一只热爱生命的大黄蜂。
哈！现在我看清了。幸好在这个“方程式”中有一段愉快的小快板：两个悲剧之间出现了这段诙谐的木偶戏——这一想象我可不愿放弃。为了第二乐章，我准备孤注一掷！有一种东西，它叫“生的饥渴”，而那两个深渊，我无论如何也绝不要经历：它们不存在，根本就没有它们，它们不是为我而存在的。惟一存在的，就是一段勇敢的小快板。
我发现，此时我已能理智地思考——我得承认这一点。弗朗茨·李斯特把《月光奏鸣曲》的第二乐章叫做“两个深渊之间的一朵鲜花”。此时此刻，我眼前一亮：我已用一种十分巧妙的办法，解决了那个庞大的两难命题。
然后我再试着退回到数十亿年以前。因为我必须在那时作出决定：在遥远的将来，我是到地球上生活，还是放弃那种生活；因为那些规则不适合我。而现在我已知道，谁将是我的父母。现在我知道了，这个故事是怎样开始的。我甚至也知道了，我将爱上谁。
现在，答案即将出来。现在，我即将作出那个庄严的决定。我写道：
亲爱的爸爸！谢谢你的来信。它令我震惊，令我高兴，也令我痛苦。可现在，我终于作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我十分肯定，我会选择到地球上生活，纵然这生活只有短短的“一瞬间”。因此，你也终于可以不再担忧。你可以“安息”了，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谢谢你，因为你曾苦苦追逐橙色女孩！
你在信中向我提了几个关于哈勃望远镜的有趣问题，实际情况是：我最近才写过一篇很长的家庭作业，谈的就是这部望远镜！！！
现在我要向你透露一个重要的秘密：我想，我已经知道了，我圣诞节会得到什么礼物！尤尔根已经暗示过几次，我可能会得到一部天文望远镜。这本来是难以置信的，可尤尔根也看过我的家庭作业，他甚至看了两遍，虽然他根本就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但他说了，他为我感到骄傲。老实说，我对他不能再有别的要求了。我真的挺喜欢这个人，好像他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要是我在圣诞节有了望远镜，我会带着它上费尔斯多伦去。因为在我们所住的这种平原上，大气中有太多、太多被天文学家们称作“光学杂质”的东西。我还知道，我要给我的望远镜起什么名字。它该叫做“让·奥拉夫-望远镜”。
最后，向你致以衷心的问候，你的乔治——他仍然住在胡姆勒；并且知道，他源于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又及：读了你的长信之后，我想我有勇气跟那个拉提琴的女孩说话了——也许就在下星期一。现在，我已想出了一个绝好的话题……然后，或许她就会让我看她的小提琴了。
可我还在写。因为我还有几句所谓的“附言”，也就是想为所有读了本书的人们写几句话。而这只是一个善良的建议：
问问你们的父母，他们当初是怎样相识的。也许他们会讲述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要同时问他们两个，看看他们所讲的故事是否完全相符。
不要吃惊，如果他们突然显得尴尬起来。我想，这很正常。我们前面谈过的这类童话，永远也不会完全相同。可这时你们会慢慢地发现，每一个童话都或多或少有一些敏感的“规则”，而这些规则本身，却让人难以言说。也许你们可以试试，绘制一条关于这些规则的曲线。用语言去把握它们，并不总是很容易；并且有一种东西，我们称之为“分寸感”。
那样的故事越是宛转曲折，它听起来就可能令人越是紧张。因为，要是其中的某一个细节跟实际发生的结局稍微有所不同；那么，就很可能根本不会有你们。我敢打赌，其实，当初有不计其数的小事，它们可以改变全局，最终使你们没有机会降临人世。
或者，不妨引用我聪明的父亲的一句话：生命就是一次大型的搏彩，只有那些中奖的彩票才是可见的。
而你，正在阅读本书的你，就是那样一张中奖的彩票。祝你好运！
橙色女孩
作者:[挪威]乔斯坦·贾德 莫光华 译
我父亲死了已有十一年，当时我才四岁。我从来就没有指望过，能再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可现在，我们正在共同写一本书。
这些文字就是这本书中开头的几行，它们都是我写的；但我父亲很快就会加入进来，毕竟这本书的大部分都得由他来讲述。
我不知道，我是否还真能记起我父亲。也许我只能认为，我之所以还记得他，主要是因为我经常翻看他那些照片。
有一幅照片上，我和我父亲坐在客厅里的皮质旧沙发上。他当时似乎正在讲什么有趣的事儿。那张沙发我们现在还保留着，可我父亲已不再坐在那里。
另一幅照片则是，我们悠然自得地坐在玻璃走廊上的绿色摇椅里。我父亲死后，这幅照片就一直挂在我的房间。此刻，我试图止住摇椅，因为我要把我的所有想法，都写进一个厚厚的记事本。以后，我还要把所有这些都输入我父亲留下的那台旧电脑中。
关于这台电脑，我还有得说的。为此，我必须回到过去。
我们家里还有我父亲的录像带。有一段录像上，父亲和我坐在我们位于费尔斯多伦的度假寓所外面。时值复活节，外面阳光灿烂。我们俩各自的手里拿着半只甜橙。我正使劲儿地吸吮橙汁，我手里的橙子还没有剥皮。我父亲可能正在思索某些完全不同的橙子，这一点我相当肯定。
就在这个复活节假期之后，我父亲察觉到，他的身体有些不对劲儿。他病了大约半年。他担心他很快就会死去。我相信，他知道他会死的。
妈妈常常对我讲，我父亲当时特别伤心，因为他知道，在他能真正认识我之前，他就得死去。
我父亲当时坚定地认为，跟一个年仅三岁半的小男孩，不可能真正有话说。今天，我已明白他的意思，而且，要是你读完了这本书，你也会理解他的。
今天，我满十五岁了，或者准确地说，是十五岁零三周。我叫乔治·罗德，住在奥斯陆的胡姆勒街，跟我妈妈一起，还有尤尔根和米莉娅。尤尔根是我的新父亲，可我从来就只叫他尤尔根。米莉娅是我的小妹妹。她才一岁半，真是小得让人没法跟她正式讲话。
我父亲死后，爷爷奶奶曾到我们家来，帮我妈妈收拾我父亲的东西。可是他们当时却没有发现某样重要的东西：那是我父亲写的东西——在他被送去住院之前。
当时没人知道这事儿。“橙色女孩”的故事是这周星期一才冒出来的。事情的经过是：奶奶想从工具间里找样东西，却在我小时坐过的那部红色童车的坐垫下发现了它。
我父亲写下它的时候，我才三岁半。它实际上是我父亲特地为我写的。他当时写下这个“橙色女孩”的故事，就是为了让我长大以后才看，也就是说，当我大到能够读懂它时。为此，他当时写了一封给未来的信。
我们希望自己写好的东西，在四个小时，十四天，或者四十年以后，才被人读到——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橙色女孩”的故事就属于这种情况。它是为一个年满十二岁或者十四岁的、名叫“乔治”的少年写的。也就是说，是给我父亲当时还不认识的那个“乔治”写的；并且他还不得不假设，他永远也不可能认识他了。
现在，这个故事终于必须真正地开始了。
将近一周之前，我从音乐学校回到家里。我惊讶地发现，爷爷奶奶看我们来了。他们突然从通斯贝格赶过来，而且还要在我们家住一宿。
妈妈和尤尔根也在场。当我进屋脱鞋的时候，四个大人似乎都怀着某种难以形容的期待——他们真的在等我。可我的鞋又脏又湿，竟然无人过问。我感觉，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
奶奶讲出事情的原委：她发现了一封信，是我父亲临死之前不久写给我的。我感到，我的胃在剧烈地痉挛。他已死去十一年。一封来自我父亲的书信--它听起来严肃得可怕，犹如一封遗书。
奶奶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这信是封了口的，上面只写着“乔治收”三个字。我撕开信封，抽出厚厚的一叠纸来。我一看，顿时吓了一大跳，因为第一页上写着：
你坐好了没有，乔治？无论如何，你可得坐稳啊，因为我马上要给你讲一个故事，它会令你的神经高度紧张……
我感到有些头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啊？一封来自我父亲的信？可这是真的吗？
奶奶说她相信，他们已经解开了一个为时已久的谜——如她所言，一个谜。这听起来相 当神秘，可事情确实也很神秘。
我父亲得病以后，曾对我妈妈说过，他想给我写点儿什么。他想写一封信，一封等我长大以后才可以看的信。可是，他说过的那样一封信，却至今没有出现过——我现在都满十五岁了。
最近，我奶奶忽然记起另外一些我父亲说过的话。他曾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弃那部红色的童车。“你们一定要留着那部小推车”，他曾说，“在这几个月里，它对于乔治和我是那么的重要。因此我希望，乔治以后还能看见它。等他长到够大的时候，他就会明白。”
所以，那部旧童车一直保留着。奶奶说，她用了十一年时间，才最终揭开这个谜底。因为时至今日，她才想起，或许应该有人到工具间里去，稍微仔细地瞧瞧那部旧童车。奶奶的预感没有骗人。那辆小车的确不单是一辆小车——它是一只“邮箱”。
为什么十一年前竟然没人能进入我父亲那台旧电脑。今天我觉得这是一个“谜中之谜”。他就是在那台电脑上写的这封信。当然，他们也多次尝试过，但却猜不出我父亲设置的电脑密码。那组密码充其量不过是由八个字符组成的——当时的电脑技术也就这个水平。结果，他们只好将那台旧电脑束之高阁！
关于我爸爸的电脑，稍后我还有更详细的描述。
现在，终于轮到我父亲发言了。在他以下的叙述中，我会不时地穿插一些自己的评注。最后，我还要写几句“附言”。我必须如此，因为在这封长长的书信里，我父亲向我提出了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而且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他而言，极其重要。
我拿了一瓶可乐，当然还有那叠信纸，钻进自己的房间。我坐到床上，开始读信。
你坐好了没有，乔治？无论如何，你可得坐稳啊，因为我马上要给你讲一个故事，它会令你的神经高度紧张。也许你已经舒舒服服地坐在那张黄色的皮沙发上，要是你们还没有买一张新沙发取代了它——可我又能知道什么呢？我当然不知道，眼下是什么季节。甚至，你们也许已不住在胡姆勒街。
我又能知道什么呢？
我一无所知。如今是谁在领导挪威政府？谁是联合国秘书长？请告诉我，哈勃望远镜现在的情况怎样？你知道这方面的事儿吗？当今的天文学们对宇宙的结构了解得更多了吧？
我只知道你是谁，除此之外，我便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你看到这封信时，有多大了。也许你已十二岁，或者十四岁，而我，你爸爸，早已出离了你的时代。
事实上，我觉得自己此时就已经像个幽灵。我们存在着。在此存在中，我们不占有一席之地，我们还分得了相应的时间。
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的出发点只能产生于我此时所处的环境。我写信的时间是：1990年8月。
今天，也就是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你肯定早已忘记了，你和我在这个和暖的夏天经历的大多数事情，当时你才三岁半。但是，眼下这些日子仍然属于我们，我们还能在一起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
我要向你倾吐一些目前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思绪。随着不断流逝的每一天，随着我们一起完成的每一件新的小事，你将来回忆起我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长。我现在开始以周和天为单位计算自己的时间。
如今，我已不再希求，能获得比我至此为止已经有过的知识和经历更多的见闻和体验。我只是无比渴望地想要保持我现在拥有的一切。然而，这一切却在悄然溜走，乔治。那些“不速之客”已开始行动，它们正贪婪地吞噬我的生命力。它们应该感到羞耻。
那是一些无情的疾病，它们能立刻将任何人捆绑在病床上。可怕的疾病通常都需要一段时间，直到它最终把你掀翻，并永远打倒在地。也许你还知道，我是医生。你妈妈一定对你讲过我的一些事，这我敢肯定。现在，我已让人给我开了病假，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可不是那些愿意被医生牵着鼻子走的病人。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计算方式里，或者说，在我们这最后的相处中，有两种时间。我有 时觉得，我们似乎分别站在一座浓雾弥漫的山巅，我们试图穿越这段距离找到对方。可我们之间隔着一条“魔谷”。你刚刚跨越你生活道路上的这道深谷，而谷底的我，却可能永远见不着你了。尽管如此，在这些午后的日子，我仍然努力把自己的精力集中于“现在”--汇聚于这个时刻，也就是你将来某时阅读此信的时刻，而这一时刻只属于你。
你必须知道，此时我浑身灼热，因为我是在给我遗留于世的儿子写信。虽然看见我写给你的这些文字，也将使你深感痛苦；可我相信，你如今已长成了一个小男子汉。既然我能把这些字句写到纸上，你也就必须能够承受对它们的阅读。
你都看见了，我面临着这样一个事实：我也许会离开，离开太阳和月亮，以及所有的一切——首先是你妈妈和你。这就是真相，它令人痛苦。
我要向你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乔治，所以我才写这封信。可在我能够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我还得先讲讲那个令人神经高度紧张的故事——我已答应过你。
自你出生以来，我就一直希望能给你讲这个故事。今天，也就是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你还太小，你当然听不懂这个故事。因此，它应该作为一份小小的“遗产”留给你。它应该好好地保存在某处，默默地期待着你生命中的某一天。
现在，终于到了这一天。
读到此处，我不由得抬起头来。我曾常常试图回忆我父亲；这会儿我又再次尝试。可我的印象是，我关于他的全部记忆，几乎都出自那些录像带和那本影集。
此外还有一些事情，在这封我正在阅读的长信中，我父亲也问到了：
请告诉我，哈勃望远镜现在的情况怎样？你知道这方面的事儿吗？当今的天文学们对宇宙的结构了解得更多了吧？
读到这里，我感到背脊一阵冰凉；因为我刚刚写了一篇很长的家庭作业，谈的正好就是这部太空望远镜——按英语中的说法，也就是“哈勃空间望远镜”。那次作业，班上的同学有人写“英式足球”，有人写“辣妹演唱组”，还有人写“罗德·达尔”。而我却跑到图书室，借出了所有关于哈勃望远镜的资料，然后写了一篇作业。我前几周才交了家庭作业。老师在我本子上写下的评语是：“对于这个艰深话题的一次如此成熟、深思熟虑和知识丰富的尝试”，令他十分感动。看了老师的评语，那一瞬间，我体验到了也许从没有过的自豪。老师的评语前面，还有一行题词：“献给一个业余天文学家的鲜花！”他甚至在旁边画了一束鲜花。
难道我父亲是个“千里眼”？或者说，他在我完成家庭作业后才几周，就向我问及哈勃望远镜的事儿——这纯属偶然？
难道说，这封信根本就不是真的？或者，我父亲还活着？又一阵寒意倏然掠过我的脊梁。
我坐在我的床上，脑袋都想痛了。1990年4月25日，哈勃望远镜由“发现号”宇宙飞船送入轨道，开始环绕地球运转。那恰好是我父亲得病的时候，就在1990年复活节过后。这一点，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不过，对于这两件事情的同时性，我倒还从没有思考过。也许，就在载有哈勃望远镜的“发现号”飞船，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发射的同一天，甚至同一小时或者同一分钟，我父亲便得知了自己的病情。
于是我才能充分理解，他为什么会对太空望远镜的命运这么感兴趣。后来，很快就发现由于镜片磨制时的某些疏忽，哈勃的主镜存在严重镜面误差。我父亲当然不知道，1993年12月底，“奋进号”飞船的宇航员上去修正了那个瑕疵；因为那时，他已去世几乎刚好三年。自然，他也不可能知道，1997年2月，人们又给哈勃望远镜装配了一些有助于它增强“视力”的高级仪器。
出了某种暗示性的东西。
我不敢再看她的眼睛。于是我只盯着那只挤满橙子的大纸袋。眼看它马上就要掉了。我焦急地想，可别掉下来啊！可就在这时，它却偏偏掉下来了。
我父亲已经去世。他不知道，哈勃望远镜拍摄了有史以来最好、最清晰的宇宙图片。我在因特网上找到了其中的许多照片，而且还插了一些在我的作业里。有几张我最喜欢的，现在就挂在我的房间里。例如，有一幅就是位于“称船底座”的“埃塔”星的高清晰照片。这颗超巨大的变星距离我们太阳系八千多光年。“称船底座”的“埃塔”星是银河系最庞大的星球之一，它会发生爆炸，成为一颗超新星，直到最终坍陷，变成一颗中子星，或者一个黑洞。我最喜欢的另一张图片，上面是位于“天鹰座”（也叫“M16”）内，由巨大的气体和尘 埃形成的柱状体——那就是星星诞生的地方！
与1990年相比，我们当今对于宇宙的认识自然要丰富得多。哈勃太空望远镜为我们拍摄了成千上万的河外星系和星云的图片。这些天体距离我们所在的银河系，通常都有数百万光年之远。此外，它还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来自宇宙过去的、简直完全难以置信的图片。这听起来也许有些神奇：人们居然能够获得宇宙过去的照片。因为，从河外星系发出的光线可能需经过难以想象的上百亿年，才能到达我们地球——宇宙本身就大得难以想像。哈勃望远镜为我们拍摄了一些河外星系的照片，它们离地球有一百二十多亿光年。也就是说，哈勃看到了宇宙历史上一百二十多亿年以前的样子。这可是一种近乎疯狂的想像——要知道，当时，宇宙诞生还不到十亿年啊！
我父亲提到太空望远镜令我感到十分恐怖。我对太空研究一直很有兴趣。也许，把目光从发生在我们地球的那些事情上转向太空的这种能力，或多或少有些遗传性。在家庭作业中，我本来也完全可以写别的，然而，我却偏偏选择了哈勃望远镜来写。我父亲是怎么猜到这一点的呢？
此时已不难理解，他为何还提到了联合国秘书长。要知道，我生于十月二十四日，也就是“联合国日”。现任秘书长名叫科菲·安南；而挪威政府元首如今是克尔·马内·邦德维克——他刚刚取代了他的前任金斯·斯托滕贝格。
我沉浸在自己的纷繁思绪里。这时，我听见妈妈在敲门，她想知道，我的情况是否还正常。“别来打扰我”，我大声说，我才看了四页呢。
我心想：你尽管讲吧，我的父亲，给我讲那个“橙色女孩”。我坐在这里期盼着，因为你说的那一天，它已经来临——此刻，正是我读信的时候。
橙色女孩的故事始于一个下午，当时我正在国家剧院外面等待有轨电车。那是70年代末期，时值晚秋。我刚刚开始不久医学系大学生的生活。
有轨电车终于来了。我登了上去，它开往终点站弗龙讷，里面坐得满满当当的。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个看上去很有趣的女孩。她站在过道上，抱着一个大纸袋，里面尽是滚圆饱满的甜橙。她穿一件橙黄色的旅行滑雪衫。她身上具有某种十分独特的东西，某种莫可名状的、神奇而迷人的特质。
她也正在看我。她的目光表明，她似乎终于“找到”了我——从那些由车站涌向电车的人群中。这一切发生在刹那之间，几乎令人觉得，我们好像已经结成了某种“秘密同盟”。我一进入电车，她的目光就牢牢地盯着我。当时我颤抖得很厉害，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女孩。我不知道，她是谁，我也不知她的名字；然而，从最初的那一瞬间起，她就开始对我施加了一种几乎令人害怕的力量。
她比我矮一头，长长的黑发，褐色的眼睛。我估计，她大约十九岁，也就是说，跟我一样大。她对我大胆而狡黠地微笑，仿佛我们是老相识，或者好像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曾共同生活过整整一辈子——她和我。我感觉，从她褐色的眼里，我读出了某种暗示性的东西。
我不敢再看她的眼睛。于是我只盯着那只挤满橙子的大纸袋。眼看它马上就要掉了。我焦急地想，可别掉下来啊！可就在这时，它却偏偏掉下来了。
那袋子里一定塞了五公斤橙子，甚至，也许有八公斤，或者十公斤。
当时，我们乘坐的电车正要拐进弗龙讷大街，却发生了上面那一幕——这正是我一直担心的事情。
车子摇摇晃晃地行驶着。我紧张地发现，这位橙色女孩似乎有些站立不稳了。在几分之 一秒的时间里，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我就是必须挽救那只装满橙子的大纸袋，使之免遭“不幸”的人。现在……是的，就是现在！
就在那一刹那，我奋力挺身上前。我迅猛地伸出双臂，一手托住了纸袋，另一手紧紧地搂住了那位年轻女子的腰肢。你猜，结果怎么着？那个穿着橙色旅行滑雪衫的女孩，她居然松手让那个装满橙子的大纸袋掉了下去。或者说，也许正是我，是我把她的袋子撞出她的怀抱，“哗”地一下就飞了出去。结局自然很可悲：可能有三十或四十个橙子，它们骨碌碌地滚到周围乘客们的身上，或掉到了地上……反正满车都是橙子。在我至此为止的短暂一生中，肯定也曾发生过这样那样令人难堪的事情；可是这一次的难堪，却真的不能不说是“登峰造极”了。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最难堪的一刻。
这时候，那女孩已转过脸来，她不再微笑。起初，她看起来只是有些伤心，至少她脸上掠过了一道阴影，好像每一只橙子对她来说都特别重要。没过多久，我敢肯定，她已开始愤怒地抬头盯着我，并以这种方式让我非常明白：她已认定，我应该为刚才发生的一切负责。我感到，仿佛她生活的一半都已被破坏。顿时，我也觉得，我似乎已毁掉了我的未来。
我惶恐不安地四肢着地，在脏兮兮的横七竖八的靴子和皮鞋之间钻来钻去，为了尽可能捡回一些散落的橙子。我能找回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起初那个装橙子的大纸袋，已经裂开了。我很清楚，它对我们已经毫无用处。
最后，我怀里抱满橙子——还有两个我已塞进裤兜，再次走到那个身着橙色滑雪衫的女孩面前，她看着我的眼睛，不无挖苦地说：“你这个圣诞老人！”
她在责备我，这是显然的，可她的情绪似乎也由此又变得好起来了。于是，她用一半是和解，一半是嘲讽的口气问我：“我可以要一个橙子吗？”
“请原谅”，我喃喃地说，“请原谅。”
此时，电车停靠在弗龙讷大街的“穆尔豪森”糕点铺外。车门打开，我慌乱地向那个在我眼里几乎有些超凡脱俗的橙色女孩点了点头。她敏捷地伸手从我怀里拈了一个橙子，随即魔术般地消失在大街上，就像童话里的仙女。
有轨电车又动了起来，继续沿着弗龙讷大街行进。
“可以给我一个橙子吗？”听见没有，她居然那样说，乔治！可那些橙子本来就是她的啊。那些橙子——我手里捧的，裤袋里装的，其余的滚得满车都是。
我突然间变成了这样一个家伙：他抱着一大堆橙子站在那里，可它们都不是他自个儿的。我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可耻的橙子小偷。我在下一站也下了车，就在弗龙讷广场。
下车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得设法尽快摆脱这些橙子。很快，我发现了一位推着童车的女士。我慢吞吞地、心怀鬼胎地靠近她，抓住机会，把所有的橙子都一古脑儿地放在那辆小车的粉红遮阳篷上，包括我裤兜里那两个。这一切发生在一两秒之内。
或许该让你看看那女人的表情，乔治！我觉得，我有必要对她说些什么。于是我请求她，接受我送给她的宝贝儿的这份小礼物；因为在这深秋时节，应当为所有的孩子提供充足的维生素C。这很重要，我对这一点非常清楚，我补充说，因为我本人毕竟就是学医的。
说完，我撒开两腿，一阵狂奔，穿过了弗龙讷大街。我必须要找到那个橙色女孩，并且要对她把那件事情解释清楚。我要跟她重归于好。
我很快就来到那个神秘的橙色女孩拿着一只可怜的橙子走出电车的那个地方。我站在那里茫然失措：这里有数不胜数的街口，我不知道该走哪一个。橙色女孩早已消失得杳无踪影。
这天下午，我继续在弗龙讷一带来来回回地找了好几个钟头。每当我看见类似于橙色滑雪衫的东西，我的心就禁不住陡然狂跳起来。可是，我真正要找的那个人，却好像已被大地吞没。
那天傍晚的其余时间，我一直想着那个穿着橙色滑雪衫的姑娘。我断然决定，我要尝试一切途径，我一定要找到她。就像得力于一个神秘的魔咒，她已被置入我和这个世界的其余 部分之间。
我不断想到那些橙子。她要那么多橙子干嘛呢？难道她会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剥开，然后通通吃掉？一个接一个地，比如说作为每天的早餐或午餐？这个想法令我十分激动。也许她病了，必须坚持某种特殊的食疗，我也产生了这种想法，而且这令很我紧张。
但也有其他可能性。也许她想为一次有上百人参加的聚会做一顿大型的橙子布丁。一想到这里，我顿时心生醋意：为什么我竟然没有接到参加这次聚会的邀请呢？或许，橙色女孩想用那些橙子榨出许多汁来。她目的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想把橙汁储存在她狭窄的学生宿舍里的冰箱内。或者可以说，因为她讨厌超市里卖的那种橙汁，它们是用来自加利福利亚的廉价浓缩橙子精勾兑的。或许她对这种东西过敏。
可是说到底，无论是橙汁，还是橙子布丁，我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不大。很快，我又萌发了一个更具说服力的设想：橙色女孩穿着的那件旧滑雪衫，跟罗德·阿蒙森当年到北极探险时所穿的服装是同类的。我相信，橙色女孩自然是想要乘雪橇横穿格陵兰冰原，她起码也要穿越哈丹格维达荒原。如此一来，如果利用狗拉雪橇上携带八到十公斤橙子，此举就绝非愚蠢了。否则，贸然进入茫茫冰原，极有可能死于维生素缺乏导致的坏血病。
于是，我就这样沉湎于自己的幻想。还有“滑雪衫”这个词，它不正是出自北极的因纽特人吗？那女孩肯定是把格陵兰选作了探险目的地。可是，她为什么要作这次格陵兰探险之旅呢？
噢，乔治，写到这里，我得稍稍打住一下。
我如此愉快地描述着多年以前的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你也许觉得有些奇怪。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支欢快的插曲，几乎就像一段默片，而我想让你也体验一下那种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感到特别快活，我指的是现在，我描写此事的时候。事实上，我已无所适从，或者老实说，我已无所慰藉。这一点，我不想隐瞒，可是，你不要为我担忧。你绝不会看到我流泪，我已下定决心，我能控制自己。
你妈妈就要下班回来了，此时此刻，只有我们俩在家。你这会儿正坐在地板上，握着彩笔画画。你还不会安慰我，或者说，你这样就是在安慰我。多年以后的某个时刻，当你读到你曾经的父亲写下的这封信，或许你会对这个人产生一份令人宽慰的想法。而此时，单是这种想象就足以让我感到温暖。
时间。乔治，时间是什么？
我望着编号为“1987A”的那颗超新星的一张照片。这张图片大约是哈勃望远镜在我父亲发现自己得病的那个时刻拍摄的。
我当然为他感到遗憾。可我不能肯定，他用他那些阴郁的苦衷让我现在感到异常沉重，这种做法是否正确。我确实无法为我的父亲做些什么。他生活在不同于此时的另一个时代，而我必须过我自己的生活。
说实在的，我觉得，没有父亲的成长过程，也并不是特别可怕。你死去的父亲突然从墓穴里对你开口讲话，这才是真正让人惊骇的场面。
我分明感到，我的手心已汗津津的。可我当然还要继续把我父亲的信看完。他写了一封给未来的信。这也许是好事，也许不好。对此，要我现在来下判断，似乎还为时过早。
他可真是一个可笑的怪物，我想。因为我觉得，年仅十九岁的他，在70年代末期的秋天，对他在开往弗龙讷的有轨电车里遭遇的那个抱着一大袋橙子的女人的这些胡思乱想，简直就是小题大做。男男女女们彼此之间暗送秋波，这可不是什么新鲜事；自亚当和夏娃开始，他们就会搞这一套了。
然而，我父亲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地写，他爱上了她？事实上，对于这一点，当他为了那些橙子挺身而出的时候，那个年轻女子肯定已然心领神会了。姑且不说最后，他还一手搂住了她的腰。也许他还暗中渴望，能跟她共舞一曲“橙子华尔兹”呢。
可我此时才读了故事的开头。或许，关于这个“橙色女孩”还真有什么奇特的秘密。若非如此，我父亲绝不会写那么多关于她的事。他生病了，他知道，他也许就要死去。因此， 他所写的一切，对他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也许对我而言，也是这样的。
我一口喝掉剩余的可乐，继续往下看。
我还能再次见到那个橙色女孩吗？也许不能了，她也许住在另一个城市，也许她在奥斯陆短只是短期逗留。
现在，当我走在大街上，当我看见行驶在弗龙讷一线的电车，我就会习惯性地扫视所有的车窗，为了确定，橙色女孩是否就在乘客之中。我傍晚时的散步也总是把我引向弗龙讷。每当我在街上看见红色或橙色的东西，我就会想，这一次——这一次，我终于又看见她了。可是，我每次的期望越大，失望也就变得越深。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周一周地过去了。有一个星期一的上午，我想去位于卡尔·约翰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那是我和我的几个同学经常光顾的老地方。我推开门，刚一进去，便不自主地吓得后退了半步——因为橙色女孩就坐在里面！她以前从未来过这里，此刻，她正坐在这间咖啡馆里，一边喝茶，一边翻阅一本有彩图的书。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她搁在了此处，为了等候我的到来，为了让我与她重逢。她依旧穿着那件旧滑雪衫。现在你听着，乔治，你或许难以相信，可这是真的：在她的怀里，在她与那张小咖啡桌之间，夹着一个大纸袋，里面塞满又圆又大的橙子。
我感到惊恐，因为我又看见了橙色女孩：她穿着同一件橙色滑雪衫，抱着同样的装满橙子的纸袋。这情景恍若海市蜃楼，令我感到极不真实。从这一刻起，那些橙子本身就变成了我必须为之寻求解释的那个谜团的真正内核。
我几乎是蹑手蹑脚地溜进了咖啡馆，悄然坐在距她两、三米远的位置。在我作出采取下一步行动的决定之前，我只想静静地看着她，享受那种难以言说的观感。
我暗想，她并没有注意到我。但她忽然从书上抬起目光，大胆地盯着我的眼睛。她将我逮了个正着，因为此时她已发现，我在观察她。她温暖地微笑着。而这种微笑啊，乔治，它能将整个世界都融化；因为，要是整个世界都看见了它，它就会蓦然终结这个星球上的一切战争与敌意，至少能实现长期停火。
此刻的我已别无选择。我想，我必须跟她建立联系。我慢慢向她走去，坐在她桌旁的一把椅子上。
我们默默无言地凝视着对方，就这样过了好几秒。看来，她并不打算立即开口跟我说话。她久久地盯着我的眼睛，肯定足足有一分钟之久。这时，我的目光也不再退避。
是该说话的时候了，可我却无限迷惘。我只能呆呆地坐着，我无法动弹。我在想啊：我们曾经是两只勇敢的小松鼠，独自生活在一片小树林里。她特别喜欢跟我捉迷藏。为了找到她，每次我都不得不在林子里上窜下跳地搜寻。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想到，我也可以把自己隐藏起来啊。于是，就轮到她蹦蹦跳跳地来找我了。我会藏在一个老树墩背后，然后偷偷欣赏她追寻我时那副焦急的俏模样。或许，我甚至还有一丝害怕，因为她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我了……
我的左臂放在桌面。忽然，她将她的右手放进我手里。她把书搁在橙子上面，她的左手仍旧稳稳地托着那只大袋子。她似乎有些担心，怕我会再次从她怀里夺走纸袋，或者再次把它撞到地上。
此时，我已不是那么紧张。我只深深地感觉到，一股温暖而清凉的力量，从她的指端涌入我的指尖。我想，她肯定拥有某种超自然的能力；而且我还相信，这必定与那些橙子有着某种联系。
这是一个谜，我想，一个美妙的谜。
随后，我再也无法继续沉默。我相信，我们当中得有人开口了。可是，也许我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或许，那样做会违背橙色女孩所代表的某些“规则”。我们继续深深地凝望彼此的眼睛。我说：“你是一只松鼠。”
听了我的话，她的笑意无比柔美，她温柔地抚摸我的手。然后，她猛然松开我的手，庄严地站起身来。她抱着那只大袋子，出门走到街上。在她转身之际，我蓦然发现，她的眼里泪光莹莹。
顿时，我浑身瘫软，我哑然失语。就在几秒钟之前，橙色女孩还坐在我面前，她握着我的手。而此时此刻，她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没有追上去，乔治。我相信，那样做可能也会破坏她的“规则”。我已被她征服，我已精疲力竭，我已心满意足。我已体验了美妙的、谜一样的东西，甚至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都还能继续享受着它不绝于怀的余韵。我想，我肯定还会再次与她邂逅。这一切都由是某种强大、然而却无法解释的力量在引导。
她是异类。她出自一个比我们的世界更美妙的童话，但她却踏入了我们的现实。也许，她来到人世，只是为了办理某件重要的事情。也许，她是来拯救我们免遭某种祸患的，也就是有些人称之为“世界末日”的那类灾难。我一直相信，只有一种存在，只有一种现实。可是不管怎样，却有两类人。橙色女孩属于一类，我们属于另一类。
可是，她的眼里为何噙着泪水？她为什么要哭？
现在，我真的被这个故事给弄糊涂了。那个橙色女孩先后两次抱着一个大袋橙子出现在我父亲的面前——这很神秘。她默默无语地抓住他的手，深深地望着他的眼睛，随即却突然跳起来，哭着冲出那个咖啡馆。这可是些奇怪的举动，真的值得注意！
这个橙色女孩让我父亲为她魂不守舍。可是我想，当他有机会对她讲话时，他嘴里冒出的那句“你是一只松鼠”，却无疑完全是令人失望的。他已经说过，当他吐出这句白痴般的话语时，他是那样的不知所措。世界上可说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啊，为何他偏偏就冒出那样一句话来？噢，不行，我的父亲，你这个谜我无法破解。
我无意在这里充当什么聪明角色。我愿意头一个承认，要对人们——如常言所说——“青睐”的某个童话发表意见，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
前面我已提到过，我在学钢琴。我当然不是什么超级钢琴家，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我还是能够准确无误地弹出来。每当我独自坐在那里，庄严地奏响《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一种感觉：我恍然坐在月球上，面前是一台巨大的三角钢琴；而月亮、钢琴还有我自己，此时正在围绕地球转。我想，整个太阳系里都能听见我演奏的乐音，即使冥王星上听不清，在土星上肯定是不成问题的。
现在，我已开始练习第二乐章（小快板）。对我来说，这一部分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我的钢琴老师给我做示范演奏时，听起来很棒。一听见这段音乐，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一些机械小玩偶，它们正沿着购物中心里的阶梯跳上跳下！
至于《月光奏鸣曲》的第三乐章，我就让自己免弹了。这不仅是因为它太难了，而且我个人觉得，它听起来令人恐怖。第一乐章（舒缓的柔板）非常优美，或许还有些阴郁。与此相反，最后一乐章（快速的急板）则简直具有威胁性。假如我要乘太空船在某个星球上登陆，可那儿却有一个可怜的家伙在三角钢琴上敲打《月光奏鸣曲》的第三乐章，我会立即扭头呼啸而去。可要是这个小家伙演奏的是第一乐章，我也许会在那里小住几天呢；无论如何我会试着跟它攀谈，并仔细询问我所降临的这个也有音乐的星球上的某些情况。
有一次我对我的钢琴老师说，贝多芬的心中同时有着地狱和天堂。她看着我，眼睛瞪得大大的。然后她说：“你已经理解了这首曲子！”并且，她还给我讲了一些有趣的事。贝多芬本人并不把这支曲子叫作《月光奏鸣曲》，他给它起的名字是：c小调奏鸣曲，作品第27，编号2；副标题是：Sonata quasi una Fantasia，意思是：“一支几乎是幻想的奏鸣曲。”我的钢琴老师觉得，对于“月光奏鸣曲”这样的名字来说，这首曲子太紧张了。她说，匈牙利钢琴家弗朗茨·李斯特称第二乐章是“两个深渊之间的一朵鲜花”。我本人倒宁愿说，它是两个悲剧之间的一场诙谐的木偶戏。
我已讲过，我完全能够想象，对人们“青睐”的某个童话发表意见，这有多么困难。以下就是一段真实的告白，因为其中涉及的，就是我已经体验过的类似东西——就在音乐学校：
每周星期一，六点到七点，我得上钢琴课。有一个女孩的小提琴课也排在这个时间。她可能比我小一、两岁。我得承认，我事实上对她有些“青睐”。上课之前，我们得先在休息 室等一会儿，大约有五到六分钟时间，然后才开始上课。我们极少说话。可几周之前，她问我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一周之后，她又问了一次。我说，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她的琴盒会淋湿的。此外，我们就没说过什么了，我必须承认。由于她并没有正式开始跟我讲话，我也不敢尝试。也许她觉得，我看起来像只虱子一样渺小。但也有可能，她喜欢我，只不过她跟我一样腼腆。我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可我知道，她叫“伊莎贝尔”。这是我从她们提琴班女生名单上查到的。
我的意思就是，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应对，假如她也突然抓住我的手，深深地凝视着我的眼睛。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假如她忽然泪光闪闪。此时我在想，我只比当年的父亲小四岁——当他和橙色女孩相遇时。我能理解，那种相遇对他而言，绝对是一次“震撼”。因此，“你是一只松鼠”，他说。
我相信，我能很好地理解你，我的父亲。现在，你尽管接着讲。
就在那次短暂的重逢之后，我对橙色女孩的寻觅，进入了一个合乎逻辑的、有系统的阶段。然而，又过了许多漫长的日子，我连她的影子也没看见。
我不想在此复述我的种种尝试和那些失败的经过，乔治，那将冗长无比。为了找到她，我常常冥思苦想，我甚至对一切线索条分缕析。有一天，我产生了以下的想法：我前面两次都是在星期一看见橙色女孩的——这一点我可还没有注意到呢！还有那些橙子，这是她留下的唯一真实的线索。凡是有点挑剔的人要买橙子，我想，多半会到大型水果市场上去选购，比如说，到扬斯托克去。那里当时是奥斯陆唯一一处大型果蔬市场。而且在扬斯托克，我想起来了，难道不正是用橙色女孩手里那种褐色大纸袋装东西吗？
这是我的许多推理中的一种。接下来的三个星期一，我便去扬斯托克买水果和蔬菜。
头两次，我都满怀失望地无功而返。第三个星期一，我猛然看见一个橙色的身影出现在市场的最里面。我十分肯定，我看见了一个穿旧滑雪衫的年轻女人！她不正站在一个水果摊前，往一只大纸袋里拣橙子吗？
我悄然穿过市场，很快来到距她几米之远的地方。原来，她就是在这里买的橙子！我顿时觉得，我已将她“当场抓获”。一想到这里，我就膝盖发颤，我害怕自己会瘫倒在地。
橙色女孩的纸袋还没有装满，因为她的购物方式有别于所有其他人。你不妨想想看，我久久地注视着她：她将那些橙子一个一个地举到眼前，聚精会神地仔细检查；然后，要么将它放进纸袋，要么重新放回水果堆里。
橙色女孩一丝不苟地比较那些橙子，她似乎要找到尽可能不相同的橙子——大小、形状和色泽不同的橙子。还有一个细节也很重要：她选出的有些橙子还带着新鲜的树叶。
这时候，纸袋装满了。橙色女孩付了钱，然后朝斯多尔路方向走去。她径直走到路边，钻进一辆白色轿车，一辆丰田车，开车的是一个男人。
我觉得，我这时还不能向她冲过去。我不想认识这个男的。随后，车子起步了，它拐过街角便消失了。
又一个重要的细节，你可要记住，乔治：就在橙色女孩抱着纸袋上车的那一瞬间，她突然转身看了我一眼。至于她是否认出了我，我不清楚。
这个幸运的男人是谁呢？我无法确定，他多大年纪。他有可能是她父亲，但也可能就是……但很有可能的是，丰田车里的那个男人，要跟橙色女孩一起乘雪橇穿越格陵兰冰原。而他们俩的搭档，无疑就是那八只会拉雪橇的狗。
第二天早上，我狂躁的神经终于安静下来。我想：在十二月，决不会有人乘雪橇穿越格陵兰。十二月的探险队应该往南极洲进发。从而，他们也不会到奥斯陆来购买橙子，而是该到智利或者南非筹办这类东西。甚至根本就不能肯定，是否真有必要带上橙子。有谁能戴着笨重的极地手套，用手剥开一个个冻得石头一样坚硬的橙子呢？在那里，必要的、一定量的液体，可以通过几滴汽油和一只旅行炉灶解决。别忘了，那里有无穷的冰雪，也就是水；而橙子的成分百分之八十便是水。
亲爱的、小小的橙色女孩，我在想，你到底是谁？你来自何方？你现在何处？
妈妈又在敲门了。“怎么样啊，乔治？”她在外面问我。
“我很好”，我说，“现在别来烦我！”
一切又恢复了沉寂。
我当然不会告诉她橙色女孩的事；因为我强烈地感觉到，我父亲向我透露的这一切，他还从未对我妈妈讲过。否则，我肯定早就从妈妈口里有所耳闻了。要是那样，我父亲也就不必把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宝贵的最后时光，浪费在这封漫长的书信上。或许，他青年时代经历过某些非同寻常的事情，他想以此告诫他的儿子，当心这些东西——这也就是人们场说的、人生经验的“口授心传”。不管怎么说，我现在相信，肯定有什么要紧的事，他还想问我。
至此为止，他只是问过关于哈勃望远镜的事。真可惜啊，他已经不可能知道，这方面的知识我恰好非常丰富！
“望远镜”的意思大概就是：让人看见远处的东西。可是，这个关于“橙色女孩”的故事，真的会与太空望远镜有什么关系？
许多人相信，天上的星星在“眨眼”。其实，它们才不会“眨眼”呢。这种假象产生的原因，仅仅在于大气层的不稳定。这正如波动的水面有时会让人产生错觉，让人误以为，湖底的石头在游弋或晃动。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从游泳池底部往水面看去，我们的目光往往会看不清池边物体的运动状态。
地球上没有任何望远镜，能够为我们提供真正清晰的宇宙图片。这一要求，唯独哈勃望远镜能够做到。因此，跟地球上的望远镜相比，它能为我们讲述更多关于外太空的故事。
许多人的眼睛非常近视，他们分不清马匹与奶牛，分不清河马与眼镜蛇。这些人就需要配戴眼镜。
我已提到过，人们后来发现，哈勃望远镜的主镜存在镜面误差，这严重影响了成像清晰度。后来，“奋进号”号的宇航员1993年12月上去修正了这个错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对哈勃主镜的镜面本身实施任何维修工作。他们也只不过是给它装上了一副“眼镜”而已。这副眼镜共由十个镜片组成，英文名叫“COSTAR”，其全称是“空间望远镜轴向光学修正辅助设备”。
可我仍然不明白，太空望远镜跟什么“橙色女孩”有何瓜葛。当然现在，也就是此刻，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刻，我当然知道两者的关系了；因为我早已看完了我父亲在他临死之前几星期里写下的这封长信。我至少读了四遍，可这会儿，我自然还不想泄漏太多的秘密。
继续往下讲吧，我的父亲！请你把一切都告诉本书的读者：
我再一次见到橙色女孩的时候，已经是圣诞前夕。而且这一次，我开始跟她正式说话了。或者说，至少我们交谈过几句。
我那时住在位于阿达姆斯图的一套小屋里，是跟一个叫古纳尔的同学合住。我想回到胡姆勒跟家人共度圣诞夜。家里只有我的父母和我弟弟，也就是你叔叔埃纳尔。埃纳尔小我四岁。他当时正在中学上最后一年级。
我突然决定，返回胡姆勒之前，破例到教堂去参加一次圣诞礼拜仪式。那个神秘的女人果然已令我心醉神迷，所以我冥冥之中居然相信：她也会首先参加圣诞礼拜活动，然后才跟别人一起人共度圣诞节。我的结论是：我最有可能在奥斯陆大教堂里找到她。
为了见到橙色女孩，我可真是用心良苦，不知有多少个日子，多少个星期，为了找她，我的足迹踏遍了整个弗龙讷地区。但我现在不想在这上面花费笔墨，否则，这封信必然会变成一本累赘不堪的流水账。
要记住，在这个故事中，只有一条红线，乔治，那就是：我与神秘的橙色女孩的数次真实相遇。因此，我没有必要向你连篇累牍地报告我寻而不得的多次经历。正如所有关于那些 未能中奖的彩民的故事，也都是毫无意义的。你曾听过那样的故事吗？你在报纸或画刊上读过，关于某个并没有成为“彩票大富翁”的彩民的故事吗？其中的道理跟此处的完全一样。橙色女孩的故事，不妨认为，它犹如一次大型博彩的故事。在此类故事中，只有那些中奖的彩票才是可见的。各种报刊上提到的，只是那些中彩的！
我走进大教堂，但并没有立即看见她。管风琴奏响巴赫的一支序曲——就在这一刻，我猛然发现了她。顿时，我僵若冰石，我浑身燥热。
橙色女孩坐在教堂中间的过道对面。那只可能是她。在礼拜仪式进行的整个过程中，她转身朝合唱队望了一眼，他们正在唱圣诞歌。今天，她没有穿那件橙色的滑雪衫，她手里也没有装满橙子的大纸袋——毕竟是圣诞节啊。她穿着黑色大衣，脑后的头发用发夹紧紧地扎在一起。
牧师到底说了些什么，我几乎一句也没听清。终于，管风琴奏响了礼拜仪式的终曲。教友们纷纷从凳子上起身。而我得睁大眼睛，千万不能让橙色女孩在我面前再次消失。她从我的座位旁经过，她的头微微动了动。我不清楚，她是否已注意到了我。她是一个人来的。她比我记忆中的她更美了——所有的圣诞光辉可能都已汇聚在这个女人身上。
我紧紧地跟在她身后。有人站在教堂外面互致祝福之辞。可我的目光却盯着橙色女孩后颈上那只神奇的银质发夹。她朝格伦森方向走去。我跟在她后面，保持着几米的距离。下雪了，冰凉的雪花在空中翩翩起舞，潮湿的雪片飞到了橙色女孩的黑发上。
快到奥弗勒·施罗茨街时，我终于追上了她。我一步跨到她前面，然后转身愉快地对她说：“祝福圣诞！”
她显得很意外，或者，也许她只是装出意外的样子——是否如此，我不清楚。她微笑着，笑得模棱两可。她说：“祝福圣诞。”
这时，她真的笑了。我们继续往前走。我想，她并不反对跟我一起走。我虽然不是很有把握，但我相信，她喜欢这样。这时，我看见了两只橙子的轮廓，它们藏在她黑色大衣的口袋里。它们完全一样大、一样圆。
我觉得，我必须再说几句话，否则，我就得从她身边走过并且声明，我没时间了。可事实上，在我一生中，从没有过那么多的时间。我分明感到，自己就站在时间之源——我停滞在一切时代的目标和目的上。此处，我必须引用丹麦诗人皮特·海恩的一句话：“谁要是不在此时活着，就永远不会活着。您会怎么办？”
而我活在此时，并且是时候了，因为我以前从未活过。我的心中一片欢腾。于是我不假思索地问道：“也就是说，你不是在去格陵兰的路上？”
这真是一句愚蠢透顶的话！她迷惑不解地眯起了眼睛。“我可不住在那里”，她说。
这时，我才忽然想起，奥斯陆有一个街区，名字也叫“格陵兰”。这使我尴尬极了。不过我觉得，既然已经把话说出来了，不如就坚持到底。我便接着说：“我指的是，到格陵兰冰原去。乘坐一架八只狗拉的大雪橇，还要带上十公斤橙子。”
她在微笑——还是没有微笑呢？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从走出那辆开往弗龙讷的有轨电车以来，她也许就再也没想起过我。这真是令我极度失望。我猛然觉得，我正在失去脚下大地的坚实支撑。可这也是一种舒解。毕竟，从我那次掀翻她的橙子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两个月；而在那之前，我们本来就素不相识，更何况那一幕“好戏”也仅仅持续了微不足道的几秒钟。
可是，从卡尔·约翰大街的咖啡馆出来以后，她就应该记住我啊。难道说，在咖啡馆里随意抚摸陌生男人的手，这只不过是她的一种习惯？
“橙子？”她问道，她的微笑带着来自南方的和煦暖意，就像来自撒哈拉的“西罗科焚风”。
“是啊”，我说，“十公斤橙子已足够一次横越格陵兰雪原的探险旅行所需——两个人都够了。”
她停住了脚步，抬眼看着我，她乌黑的眼睛在我身上扫来扫去；然后她问：“那就是你，对吗？”
我点了点头，虽然我不太明白，她这话到底在问什么，因为我不可能是惟一一个见过她怀抱橙子的人。可她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接着说：“你在开往弗龙讷的电车上撞过我，是不是？”
我又点了点头。
“你真是个荒唐的圣诞老人。”
我说：“而且这个圣诞老人很想为你损失的所有橙子道歉。”
她由衷地笑了，好像她真的还没想到这一层意思。她偏着脑袋说：“忘了这事吧。你真是太小气了！”
就在这时，乔治，突然从阿克尔斯大街方向驶来一辆空载的出租车。橙色女孩伸出右手，车停了。她朝那边跑去……
我不由得想起了灰姑娘：在午夜来临之前，她必须离开宫廷舞会，否则魔法就会终结。我想起那个王子。他只能独自站在王宫的阳台上，他是那么孤单，那么孤单……
我飞快地思索着。我只有一秒钟时间作出决定，我必须开口或做点什么，好让橙色女孩能永远记住我。因此，就在她上车的那一瞬间，我大声对她喊道——其实我也就说了句：“我相信，我爱你！”
这话是真的。可一说出口，我就后悔了。
这时，出租车已经开走。可橙色女孩居然没有上车！她在重新考虑这一切。她向我款款而来——被她自己的重量和意志优雅地托举着。她把她的手放进我手里。恍若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就一直这样彼此牵手，此外很少做过别的事。她向我点头示意：我们应该继续同行。接着她抬起头来，她对我说：“如果再有出租车来，我就必须走了。有人在等我。”
“圣诞的钟声就要敲响了”，我说。“不是吗？圣诞钟声一响，你就不能留在城里了。”
她没有回答，她只是紧紧地、温柔地握着我的手。我们仿佛失去了重量，在太空中漂游；我们仿佛畅饮了星际牛奶——我们拥有了整个宇宙。
此时，我们已走过了历史博物馆，到了王宫公园。我知道，随时都可能有出租车到来；我也知道，教堂的大钟即将宣告圣诞节的来临。
我停住脚步，转身走到她面前。我轻轻地抚摸她润湿的黑发，我的手指触及她脑后那只银质的发夹。它冷若坚冰，但它却令我周身温暖。我终于能亲手触摸它！
然后我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
她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她看着沥青路面，然后抬头望着我。她的眼眸闪烁不定。我发现，她的双唇在颤抖。于是，她给我出了一个谜——它后来令我绞尽脑汁。她问：“你能等多久？”
我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乔治？也许那是一个“陷阱”。要是我说“两、三天”，那我就显得太没耐心了。要是我说“一辈子”，她就会想，我并不是真心爱她，或者说，我不够诚实。所以，我得找出一条中间道路。
于是我说：“我可以等你，直到我心流出相思血。”
她不置可否地微笑着。然后她的手指滑过我的嘴唇。她问：“那是多久？”
我绝望地摇着头。我决定对她说实话。“也许五分钟”，我说。
这话她显然很乐意听。尽管如此，她贴着我的耳朵回答说：“要是你能稍微等久一些，那就好了……”
这时我想，我必须要讨个准信。我问：“多久呢？”
“你必须做到，再等半年”，她答道，“如果你能等到那时，我们就会再见。”
我相信，我在呻吟了：“为何要那么久啊？”
橙色女孩顿时变了脸。看来她已铁了心。她说：“因为这就是你必须要等的时间。”
她看见，我失望得无以复加。或许，因此她才又补了一句：“可你要是能坚持住，我们下半年就可以天天见面。”
此时，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就在这一刻，我才从她潮湿的发稍和银质发夹上抽回手来。
随即，一辆空载的出租车穿过维尔格兰大街朝这里驶来——它必定如期而至。
她望着我的眼睛，似乎想要求什么。她请求我理解，她请求我，动用我所有的能力和悟性去理解她。此时，她又泪眼婆娑。“好了，愿你圣诞快乐……让·奥拉夫”，她有些激动。随后，她转身跑到街边，拦住了那辆的士。她在车上向我愉快地挥手。空气命运般地沉重。车子起动了，她头也没回，转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想，她在哭。
我被彻底征服了，乔治。我站在那里，呆若木鸡。我在博采中赢了一百万，可欣喜之情仅仅持续了几分钟，然后就有人宣布：由于某方面出了错，奖金不能兑现，至少不能立即兑现。
这个超然叵测的橙色女孩，她到底是谁呢？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很久。可现在又有一个新问题来了：她从哪儿知道了我的名字？
钟声还未停息。此时，市内大大小小的教堂万钟齐鸣，它们在宣告圣诞节的到来。街上空空荡荡。因此，面对十二月的凛凛寒空，我不知把这个疑问大声吼出了多少次……我几乎在放声歌唱：“她从那里知道了我的姓名？”还有第三个问题也十分急迫：为什么必须要经过半年，她才愿意再见我？
接下来，我还有足够的时间，让这个问题狠狠地折磨我的脑子。日子一天天流逝，我的脑海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答案。可我就是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也许橙色女孩身患重病，所以医生才让她坚持服用橙子作为食疗。也许，下半年她得去美国或瑞士接受一次痛苦的治疗，因为我们这里的医生已无能为力。
然而，就算橙色女孩患了致命的重病，或者她的脑子已出了毛病，这仍然无法澄清以下问题：她怎么知道我的姓名？不仅如此，当她见到我，她几乎每次都哭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她每次都显得那么难以形容地伤心，难道原因在我自己身上？
在随后的圣诞节假期里，我得以无所顾忌地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这种疯狂迷乱的思维游戏中。对于“为什么我半年以后才可以再见橙色女孩”这个问题，我会罗列出所有可能的答案。其中一个对于她那种人而言或许具有代表性的答案是：橙色女孩善良无比，她对这个世界充满爱心；所以，她偷偷地前往非洲，为了向这块大陆上那些赤贫的人们，走私食品和药物。然而，这样的答案仍旧不能解决橙子之谜。难道不会有别的可能？也许她想把那些橙子运往非洲？或许她为此投入了她的全部积蓄，囤积了足以装满一架直升飞机的橙子。
怎么样啊，乔治？你能回答以下问题吗：第一，她为什么购买那么多橙子？第二，在咖啡馆里，她为什么深深地看着我的眼睛，抓住我的手，却又一言不发？第三，为什么在扬斯托克的水果摊上，她全神贯注地挑选每一个橙子，显然想要避免买到任何两个完全相似的橙子？第四，我和她为什么必须半年以后才能相见？第五，她何以知道我的姓名——这是谜中之谜。
如果你能解决上述问题，大概你也就差不多能回答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了：橙色女孩是干什么的？她是我们人类之一员吗？或者说，她是否来自另一种现实？也许她来自另一个世界，她必须暂时回到那里呆上半年，然后才可以回到我们这里，并在我们当中定居？
我才把父亲的长信读了一半，就想上厕所了。这都怪我不小心，我刚才喝了那么多可乐。从洗手间出来，我关上门，重新趴在床上。
我很快就会知道，这个神秘的橙色女孩到底是谁了。当我父亲再次见到她的时候，我猜，他很有可能会发现，她其实就是一个“巫婆”。反正她令我父亲中了邪。既然父亲认为，他务必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他这样做，至少得有一个适当的理由。他显然想让我知道某些事情，而且是一些在他临死之前必须让他儿子知道的事情。
我始终觉得，橙色女孩跟哈勃望远镜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或者，至少跟宇宙或者太空有关。我父亲写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是它们让我产生了这些想法。我翻到前面一处，又读了一遍：“她只是紧紧地、温柔地握着我的手。我们仿佛失去了重量，在太空中漂游；我们仿佛畅饮了星际牛奶——我们拥有了整个宇宙。”
难道橙色女孩来自另一个星球？反正故事中已有暗示：她可能来自一个不同于我们的世 界。或许她是乘“飞碟”来的？
我捧着父亲的信，开始继续往下看。
从圣诞节到新年这期间，我没有做出任何找寻橙色女孩的努力。圣诞节的祥和气氛笼罩着一切。到了一月，我又开始行动。为了找到她的芳踪，我尝试了上百次，可一次也没成功，所以我也没啥好说的。
四月底的一天，我发现我的邮箱里有一张精美的明信片。那是星期六，我到胡姆勒去看望父母。也就是说，这张明信片没有寄往我宿舍所在的阿达姆斯图——我当时和古纳尔住在那里。但它确实是寄给我的。
现在你听我说。卡片上是一个童话般的橙树林，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PATIO DE LOS NARANJOS，大意就是“橙园”——这点西班牙语我还看得懂。
我把卡片翻过来。邮戳上的地点是“塞维拉”。明信片上只有一行字：我想你。你能再等一等吗？
此外就什么也没写：既没有署名，也没有发信人地址。可卡片上绘着一张脸。那是她的脸，乔治。这画看来很像是一个艺术家的手笔，甚至是一个大艺术家。
这张卡片令我深感幸福。我的大脑源源不断地分泌出一种物质，我们医生把它叫做“内啡呔”。这种近乎病态的幸福状态，有一个专有术语与之对应。于是，我们医生便把这类患者描述为“亢奋”的。我此刻就处于这种状态。因此，“亢奋”的我就跑到我父母面前。他们当时都坐在花园里。我冲进去大声告诉他们：我要结婚。我解释说，我打算结婚了。
橙色女孩已经暴露出，她知道我的名。可现在我才发现，她居然还知道我姓什么。这还不够，乔治。她虽在隐秘的“橙子国”里，竟然连我父母在胡姆勒的地址都一清二楚。对此，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这太妙了，反正这是一个绝妙的想象，不管人们怎样去解释这个谜，那都无关紧要。可难道这种感觉不是有些苦涩吗：她去了西班牙，事先对此却滴水不漏。在那个魔幻时刻，在我们手挽手地走向王宫公园的时刻，就在圣诞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灰姑娘必须跳上马车回去，否则马车就会变成一只大南瓜。
接下来，我逃了几天学。我向父母借了一千克朗，买了一张飞往马德里的机票。到了马德里，我在一个老熟人的叔叔家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便飞往塞维拉。
到达塞维拉才半小时，我就已经漫步在橙园里了。它坐落在塞维拉的主教座堂背后，是一个漂亮的、有围墙的园子，几乎就是一个标准园林：园中的树木果实累累，一行一行整齐地排列在那里。
可是，里面却没有橙色女孩。也许她只是到这个城市里来作短暂停留。但我想，她肯定会再来这里……
我开始尽量理智地思索。我试图告诉自己，我不能指望，立即就遇见她，甚至在最初的几天都不可能。因此，我在园子里只呆了三个小时。离开橙园时，为了稳妥起见，我在园子中央的喷泉边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也想你。不，我一点也不能等了。”我在纸条上压了一块小石头。
我没有署名。我甚至没有写明，这张条子是留给谁的。可我用线描在纸上勾勒出我了的面孔。它跟我的样子绝不相似，可我相信，要是橙色女孩看了，一定能明白，上面画的是谁。她肯定会回到这里来。她肯定会回来收取邮件的。
我把字条压在石头下，然后便来到城里。大约过了半小时，我猛然惊惶失措地想起，我可能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她曾说过：你要等半年，你必须做到。如果你能坚持到底，我们就会再见。我问：我为什么必须等那么久。橙色女孩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因为我必须要等那么久。要是我能做到，我们下半年就可以天天相见。
你明白了吗，乔治？我没有遵守规则，我没有能够坚持到半年。因此，我现在也就无法再要求她守诺：我们下半年天天相见。
我们之间那个庄严的约定是很容易理解的。只是要真的履行它，确实难得要命。可所有的童话都有自己的规则。人们只须遵守它们。如果不这样，诺言就无法实现。
明白吗，乔治？为什么灰姑娘必须在午夜之前离开宫廷舞会？我当然不知道为什么，灰姑娘肯定也不知其所以然。可人们一旦借助魔法和神奇的力量，进入了妙不可言的梦幻国度，就不可以再提出这类问题；而是必须直接认可这些条件，无论它们有多么难以理解。如果灰姑娘想要得到王子，她就必须在夜里十二点之前离开王宫。事情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游戏规则。她必须遵守规则，否则，她的晚礼服和马车就会变成一只南瓜。因此，她记住了，她必须在午夜时分回家，而且她也严格地做到了这一点。只可惜，她在路上跑丢了一只鞋。但奇怪的是，就是这只鞋，居然帮助王子最后找到了她。
在我面临的这个童话里，适用的是另一些规则。当我三次看见怀抱大袋橙子的橙色女孩之后，她就已经属于我了。可我还必须在圣诞前夕看见她。不仅如此，我还得在圣诞钟声敲响的那一刹那，深深地凝望她的眼。同时，我必须轻轻地抚摸她那只神奇的银质发夹。你别问这是为什么，乔治，这些就是规则。要是我不能经受住最后的、决定性的考验（也就是：我必须跟橙色女孩分别半年），那么我的全部努力都会付之东流，我将失去一切。
想到这里，我转身冲回橙园。可那张字条已经不见了。我无法肯定，是不是在她手里。毕竟，任何一个路过的游客都可能取走它。
我无奈地看着我曾压在纸条上的那块小石头。纸条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在，我不如干脆行动起来。我要去找她。
以前我还从未到过塞维拉，甚至连西班牙都没来过。但我很快就随着涌动如潮的游客来到过去的犹太区。这一带名叫桑塔·克鲁茨，看起来就像一个独一无二的大型寺庙区，专门用于崇奉橙子这种文化植物。这里的所有广场和市场几乎都是橙树环抱。
我从一个广场走到另一个广场，却找不到橙色女孩。于是我来到一处咖啡园。我找到一个空位，它正好在一棵茂盛的橙树树阴下。我看过了桑塔·克鲁茨的所有广场，这个广场是最美的，它叫阿莲查广场。如果橙色女孩的想法跟我一致，那她早晚都会上这儿来。我们曾在奥斯陆的一家咖啡馆邂逅，我们也曾在大教堂相逢。要是橙色女孩真的和我“心有灵犀”，那么，我们肯定会再次相遇。
我于是决定，坐在这里等下去。这时才三点，我至少还可以在阿莲查广场度过八个小时。在我离开奥斯陆之前，我已在这附近的一所公寓里定了一间房。我必须在午夜之返回房间，否则公寓的大门就要关闭。假如橙色女孩在这头一天的午夜之前，不出现在阿莲查广场，我也还要继续在广场上度过第二天。我要在这里等她，从清晨到黄昏。
她来了，乔治！时间是七点半，我猛然看见，她就站在阿莲查广场。
从我来这棵橙子树下坐着算起，整整过了四个半小时。然后，橙色女孩终于翩然来到橙树簇拥的这个广场。这一次，她当然没有穿她那间旧滑雪衫——塞维拉所在的安达卢西地区毕竟是亚热带气候。她穿的是一件童话般的连衣裙。它色泽鲜红，宛如烈焰。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进行得相当迅速，橙色女孩看见了橙树下的我。她站在广场中央的大喷泉旁，先是直愣愣地望着我。足足有两秒钟，她仿佛已凝固在那里。又过了一秒钟——看她的样子，好像她已经保持这种姿势有一两秒，她已无法挣脱。接着，她便向我跑来，双手绕过我的脖子，喃喃地重复着：“让·奥拉夫！”
她隔着桌子坐在我对面。她把双手放在我手里。她温暖地微笑着，或许有些激动，她的笑意真的很温暖。
“你没有做到”，她说，“你该等我，你没有做到。”
“是的”，我承认，“因为我的心，已经流出了相思血。”
我看着她。她还在微笑。我也努力地想要微笑，可我却笑不起来。
她若有所思，然后说：“生活中，我们有时必须学会等待，在等待中有所思念。我给你写了那张卡片。我本想给你一点力量。你需要力量支撑你，为了继续等待和思念。”
我感到自己的双肩在抽搐。“也就是说，我已经输了”，我喃喃地重复着。
“反正你不听话”，她模棱两可地微笑着，“但是，事情也许还没到毫无希望的地步。”
“什么意思呢？”
“跟以前一样。问题在于，你有多少耐心。”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我说。
她温柔地握着我的双手。她只是说：“你不明白什么呢，让·奥拉夫？”她在对我耳语，她吐气若兰。
“那些规则”，我说，“我不懂那些规则。”
于是，我们之间的长谈便由此开始。
乔治！下面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告诉你我们那天晚上和夜里彼此说过的话。当然，我也不可能记得全部的细节。我只知道，跟我当时一样，现在你心里一定堆满了许许多多的疑问，你想尽快得到它们的答案。
我想得到解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橙色女孩是从哪里知道了我父母的住址。于是，她用轻柔的声音问我：“让·奥拉夫……你难道真的想不起我了？”
我打量着他。我试图以初次相逢时的目光去看她。我不仅看见她褐色的眼睛，不仅看见她表情丰富的脸。我的目光滑过她裸露的双肩。占据我思想的仅仅是：她美得无与伦比。是上帝亲手创造了她，我想，也有可能就是那个伟大的皮革马利翁。那个神话中的希腊雕塑家，他用大理石创造了一个理想中的美女，于是爱神大发慈悲，让冰凉坚硬的塑像获得了热情温柔的生命。
“难道你不就愿试试，能否回忆起我来？”她重复道，“我真希望，你能想起我来。”
“你能给个提示词吗？”我请求她。
她说：“胡姆勒。你这个笨蛋。”
噢，胡姆勒。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那是我的出生地。我这一生都住在胡姆勒。上大学以后，也就是半年以前，我才开始住在阿达姆斯图。
“或者伊利斯”，她又说。
那差不多是同一个地方。胡姆勒过了就是伊利斯。
“那么，科罗弗尔，你该想得起吧！”
那也是附近的一个地方。小时候，我常常到科罗弗尔的公园里玩。那儿有灌木丛和成片的大树。我还记得，公园里还有沙箱和跷跷板。几年前，那里又添了些长椅。
我又盯着橙色女孩看了看。我吓了一大跳，恍若刚从昏沉的催眠状态中遽然醒转。我使劲儿地攥着她的双手。刹那间，我的泪水几乎夺眶而出：“维萝尼卡！”我惊声叫道。
她微笑着，欣喜的目光粲然生辉。
那个有着褐色眼睛的女孩住在伊利斯。自从我们会走路，我们几乎就朝夕相伴。后来，我们在同一班里上小学。可是，过了上学后的第一个圣诞节，维萝尼卡就随她父母搬到了另一个城市。当时，我们才七岁。也就是说，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面，至今已过了十二或者是十三年。
当年，我们常常在位于科罗弗尔的那个公园的灌木和花丛间、椅子和树林间做游戏。
我记起一首儿歌，我们那时喜欢边玩边唱：“这里有没有小男子汉，他喜欢和小女人们一起玩？要是有啊，就一起到我们小小的梦中乐园……”
“可你却没有认出我来”，这时，她说话了。不难听出，她对此仍然很失望，甚至几乎有些生气。跟我讲话的那个“橙色女孩”，突然间变成了一个七岁的小姑娘，而非一个二十岁的成年女子。
我抬起目光，视线落在对面的一棵橙树上，它的枝叶间停着一只黄蝴蝶。但它不是我今天看见的惟一一只蝴蝶。它是蝶群中的一只。
我指着那只蝴蝶说：“我怎能认出一只蝶蛹，既然它早已变成了蝴蝶？”
我仍有许多悬而未解的问题。我跟橙色女孩的相遇，几乎已令我变得疯疯癫癫的。不管 怎么说，她的出现已动摇了我的整个存在。
“我们在奥斯陆邂逅。我们已见面三次。从那以后，我几乎别无所思。可你却突然消失。你飞走了。可以说，抓住你难于抓住一只蝴蝶。可是，我们的重逢，为什么必须要等六个月呢？”
因为她想在塞维拉呆上半年，这是自然的。我也表示理解。可问题是，她为什么偏要在塞维拉住上这半年呢？
她说：“我在这里的一个艺术学校学习。准确地说，是在一所绘画学校。我想，我必须完成这个学业，这对我太重要了。”
我惊愕了：“可在圣诞前夕那次见面时，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行踪为何非要那么神秘兮兮的？”
片刻间，她的表情显得有些严肃。她说：“我想，当时在电车上我就喜欢上你了。也许你可以说，是重新喜欢上，可现在跟当时已完全不同了。于是，我们后来又相见了。但我相信，我们必须分别半年，我们能够忍受这种分离。如果我们能对彼此有一份思念，这对我们或许都有好处。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就不会仅仅出于过去的习惯而重新聚到一起来玩游戏。我想，你应该重新发现我。我以为，你会认出我来，就像我认出你一样。因此我才不想暴露我是谁。”
我说：“那么，坐在白色丰田车里的那个男人是谁？”
她笑了。她似乎想避开这个话题。于是她说：“你或许以为，我当时在扬斯托克水果市场上没有看见你？其实，我到那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你！”
我不懂她的意思。她接着讲：“最初我们在有轨电车里相遇。之后我在城里到处乱转，结果发现了你经常光顾的那家咖啡馆。我以前从没上那儿去过。可有一天，我买了一本书，里面有西班牙画家魏拉斯贵支的作品。然后我就径直走进那家咖啡馆。我一边漫不经心地翻书，一边等候。”
“等我？”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蠢。她几乎有点被激怒了：“你该不会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在寻找？毕竟我也属于这个故事中的一部分。我绝不仅是一只应该被你捉住的蝴蝶。”
此时，我不敢过细地究问那样的问题，我觉得它们太危险了。我便继续问：“那么，扬斯托克那次是怎么回事呢？”
“我当时在想，让·奥拉夫在哪里呢？为了找我，他可能上哪儿去呢——如果他真心要找到我？我无法肯定，但我相信，你可能会到城里最大的水果市场上去寻找。我到那里时，也常常留意，看能否发现你。可我也到过别处找你。我去过科罗弗尔和胡姆勒。有一次我甚至跑到你父母家去了。他们一开门，我马上就后悔了。可事已至此，我也只有硬着头皮对付下去了。我对他们谈了些关于我父母的房子和老猎场的事情——你或许还记得那些事情。我甚至不必说出我的名字。他们想请我进去坐坐。可我说，我没时间。我还告诉过他们我在塞维拉学习的事。”
“可他们却啥也没告诉过我”，我说。
她露出谜一般的微笑。她说：“是我请求他们，不要对你说起我。为了证明你不可以知道这事，我当时还不得不对他们编出了一个幌子……”
我终于恍然大悟：我父母为何那么愿意把机票钱借给我了。我在上学期间忽然想飞往塞维拉，就为了找一个我在奥斯陆只见过三次的女孩。至于我这种贸然行动聪明与否，他们居然一句话也没有问。
我换了个话题。“你以前去大教堂做过圣诞礼拜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不，从来没有。你呢？”
我也同样摇了摇头。
她说：“那天下午，我两点钟就到了教堂。后来我又在城里转了转，我在等待另一个人。这一次你必定会出现。那是圣诞节，而且我就要离开这个国家。”
我记得，我们这时沉默了片刻。可我又拾起刚才中断的那截话头。我问：“这么说，丰田车里的那个人是谁？”
“是以前的一个朋友。我们在中学时同班。”
我说：“可那些橙子呢？你想用它们做什么？是啊，你要那么多橙子干嘛呢？”
她看着我的眼睛。她的眼神就像那次在奥斯陆的咖啡馆一样。她不紧不慢地说：“我想画它们。我必须首先学会画橙子，然后才有可能来上塞维拉的绘画班。”
“难道需要那么多？”
“我必须画许许多多的橙子。是的，我就是要这样训练自己。”
咖啡园打烊之后，我们依然久久地坐在那里。末了，我们终于站起来。这时，她拉着我朝我们旁边那棵橙树走去。或者说，她在把我往那儿推。到了树下，她说：“现在你可以吻我了，让·奥拉夫，因为我现在终于逮住你了。”
我搂着她的腰，轻轻地吻了吻她的嘴唇。可她却说：“不，你必须真正地吻我！然后你必须抱着我。”
我只有遵命。毕竟所有的规矩都是由橙色女孩一手制定的。我感觉，她的味道像香草，她的黑发有着柠檬的芬芳。
我当然没有在我的公寓关门之前赶回去。橙色女孩在一个老太太家租了一间带茶室的屋子。墙上挂着几幅水彩画。上面画的是橙子树和橙子花。
我们醒来时，太阳已高高地挂在天空。橙色女孩首先起床。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被她从睡梦中唤醒，那是怎样一种感觉。我再也无法区分，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梦幻；或许这种界线此时已被彻底消除。我仅仅知道，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必费尽心机地四处寻找橙色女孩了——因为我已找到她。
我也一样。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橙色女孩是谁。其实，在我知道她叫维萝尼卡之前，我早就应该猜出来了……
当我读到此处，妈妈又来敲门了。她说：“都十一点了，乔治。我们准备吃饭了。你还有很多没看完？”
我不无庄重地说：“亲爱的、小小的橙色女孩，我想你。你还能再等一等吗？”
门关着，我看不见她的表情。但我分明听见，她顿时哑然失声。
我继续说：“这里有没有小男子汉……”
门外依然是深深的沉寂。但我随即听到，妈妈的身体压在门上。她在轻轻地哼唱：“……他喜欢和小女人们一起玩？……”
可她再也唱不下去了，因为她哭了。她只能哭着喃喃低吟。
我也低声回应：“要是有啊，就一起到我们小小的梦中乐园……”
她的呼吸沉重起来，然后她瓮声瓮气地问：“他真的……写了那些？”
“是的，他写了”，我说。
她没有说话。但我从门把手上看得出来，她仍然站着门外。
“我就来，妈妈”，我小声说，“就剩十五页了”。
此时，她还是在沉默。也许她已说不出话来。
我在认真思考我读过的内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父亲还会继续谈到哈勃望远镜么？
哈勃望远镜得名于天文学家埃德温·鲍威尔·哈勃。是他证明了：宇宙在膨胀。是他首先发现，由尘埃和气体组成的仙女座星云，不是一个位于我们星系之内的云团，而是一个独立于我们银河系之外的星系。他还认为，银河系只不过是众多星系中的一个。这一论断颠覆了此前天文学家们形成的宇宙观念。
哈勃最重要的发现乃是，他1929年断定：一个星系距离银河系越远，它的运动速度也就越快。这一发现，就是所谓的“大爆炸理论”或者“宇宙爆炸论”的真正基础。当今，几乎所有的天文学家都认同这一论断。根据这一理论，宇宙诞生于一百二十到一百四十亿年前的一次猛烈的爆炸。那是一个距今非常久远的事件，非常久远。
如果把宇宙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件，都浓缩在短短一天的时间里，那么，地球只不过是下午较晚的时候才诞生的，而恐龙则只是在午夜前夕生活了几分钟，至于人类，竟然才存在了两秒……
我在塞维拉跟维萝尼卡一起呆了两天。然后，我必须回家了，接下来我得等她三个月，因为她在绘画班的学业到那时才能结束，我必须坚持到底。我现在已经学会了思念。我还学 会了信赖橙色女孩。
回到奥斯陆以后，我集中精力对付学业。我有好多东西得赶紧补上，因为我在上周旷了很多重要的课，何况那以前，我也是整天价地满城疯跑，无时无刻不在寻寻觅觅。这些活动都耽误了我的学业。从现在起，我可以抓紧时间学习了。
可是，一旦我看见黑色的女式大衣，或者红色的女裙，我就会蓦然心悸。而我一看见橙子，我也总是想起维萝尼卡。当我到商店里购物时，我往往会在水果摊前陷入沉思。我现在常常榨橙汁喝。有一次，我甚至做了橙子布丁犒劳室友古纳尔和另外几个朋友。
最后，她回到了挪威。七月中旬，她离开塞维拉回来了。我赶到机场去接她。她提着两只大箱子和一个装满画卷的大袋子走出关口。我们四目相对，望着对方足足有半分钟——也许是为了向彼此证明，我们都已非常坚强，还能再等几秒。随即我们就开始热烈地拥抱，我们的身体好像已经熔铸在一起。
在这个夏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们无处不去。我们去过奥斯洛弗约德附近的岛屿。我们到过北方。我们参观各种博物馆和艺术展。在许多夏末的傍晚，我们一起漫步穿过特森的街市。
要是你能看见她多好啊！要是你能看见，她风姿绰约地穿城而过！要是你能看见，她流连忘返于那些艺术展！要是你能听见她的笑声，那该多好啊！我也常常随她放声大笑。我简直无法想象，还有比笑更能感染人的。
我们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我们”这个人称代词。这是一个奇妙的词语。 “我们乘渡轮去兰戈伊讷游泳好吗？”“或者我们就在家里看书？”“我们喜欢这个剧吗？”终于有一天还会说：“我们很幸福。”
使用人称代词“我们”，能够把具有共同行为的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从而能使他们几乎是以整体的方式出现。在许多语言里，每当仅仅谈及两个人时，都会使用一个专门的人称代词。这种人称方式通常被叫做“双人称”，用来指称二人共有的东西。我认为，这种指称方式很有意义。因为有时候，在场的既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多人，而仅仅是“我们俩”。这个“我们俩”往往可以让人觉得，似乎“我们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旦突然引入这个人称代词，某些童话般的规则，就会顿时发生效力，就像受到了魔法的作用。
而一旦我们开始使用“双人称”或者“双数”谈话，那么，也就会相应地适用一些完全不同的新规则。“我们散步！”就这么简单，乔治，你看，区区四个字，却能描述一个内容丰富的行为过程，它深刻地关涉到地球上某两个人的生活。完全可以说，这种指称方式是“节能型的”——不仅就句子的简洁程度而言，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想想看：“我们冲澡”，维萝尼卡说，“我们吃饭”，“我们睡觉！”当我们以这种方式表达时，我们当然只需要一个淋浴喷头，而且我们也只需要一个厨房和一张床。
对我而言，这种全新的话语方式无异于一次令人震惊的生活转型。“我们”——这样一说，似乎就完成了一个封闭的圆；整个世界好像也因此熔成了一个更高级的整体。
这就是青春，乔治，青春的轻率！
我还记得一个暖洋洋的八月傍晚。我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产生一个奇怪的念头。我们当时坐在那里，可突然间，这个念头从我心里闪现出来：“只有这一次，我们才存在于世界上。”
“我们现在在这里”，维萝尼卡说，好像要提醒我记住此事。
可我发现，她似乎还想继续讨论我要说的话。于是我又补充道：“我想到那些如同此刻的黄昏，那些我不再活着的黄昏……”我知道，维萝尼卡熟悉奥拉夫·布尔的这些诗句。那首诗我们曾一起读过。
维萝尼卡转过身来，两指捏住我的耳垂。她说：“你永远都存在着。祝你好运！”
从秋天起，维萝尼卡开始上艺术学院，而我则继续学我的医学。下午和晚上我们尽可能在一起过。我们想方设法地天天相见。
到了圣诞前夕，我们又去奥斯陆大教堂做了一次礼拜。我们觉得，我们彼此都应该这样做。维萝尼卡还是穿着那件黑色大衣，戴着那只银质发夹。做完礼拜，我们依旧走上那同一条路。一年以前，她就是在那里上了出租车。因为今年，我们仍然要在这里分手。维萝尼卡要去阿斯克尔，她的父母就住在那里。我今天也得跟我父母和弟弟埃纳尔一起在胡姆勒的家中过圣诞节。
接下来的场景和去年一样。我们将在维尔格兰街头分别，只要看见第一辆空载的出租车，维萝尼卡就上车离去。今年比去年更冷。维萝尼卡冻得瑟瑟发抖。我把她揽在怀里，揉着她的后背。然后我告诉他，新年以后，我的室友古纳尔要从我们的小屋里搬走。他在卑尔根市的大学里申请到了一个学习名额。我还说，我必须重新找一个室友同住。
这时她说：“那我就可以搬到你那儿来住了。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就住在一起了。我们可以这样吗，让·奥拉夫？”
她的话自然正合我意。
于是，我们商定，一月初她就搬到阿达姆斯图来住。此时，在我眼里，她神采奕奕，恰似伫立在阿莲查广场上的一棵橙子树。明年，我们不仅白天可以在一起，而且我们还会夜夜相伴。
随后不到两分钟，来了一辆出租车。她伸出手去，车停住，她上了车。今年，她从车上转过身来，快乐地向我挥动双手。多么难以想象啊，这一切只用了短短的一年！
然而，人是什么呢，乔治？人的价值有多大呢？难道我们只是尘埃，它起起落落，随风消弭？
当我写下这些词句，哈勃望远镜正在它的轨道上围绕地球运转。它已在那遥远的太空呆了四个多月。从5月底开始，它向我们发送了许多宝贵的宇宙图像。是的，宇宙，这个巨大而陌生的领域。从根本上说我们都来自其中。可是，很快就得到了证实，这部望远镜上存在一个严重的错误。目前人们正在考虑，再发射一艘载人飞船，让宇航员们上去排除故障，好让我们对宇宙的认识能变得更加丰富。
你知道吗，乔治，哈勃望远镜现在的情况怎样？它已经被修好了吗？
有时候，我把望远镜想象为宇宙的“眼睛”。因为，能够看见整个宇宙的眼睛，当然有资格获得这一称誉。你懂我的意思吗？是宇宙自己催生了这样一种妙不可言的设备。哈勃望远镜就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器官”。
宇宙，这是怎样的一个“冒险”啊！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巨大的“冒险”中，对我们所有人而言，它却只能是短短的一瞬间。也许将来的太空望远镜能够帮助人类，获得更多关于这一“冒险”的知识。或许，在那些更加遥远的星系背后，正隐藏着这个问题的答案：人是什么？
我有一种荒谬的设想：牛顿有一天出乎意料地认识到，存在一种普遍有效的重力。这不错。几乎是同样意外，达尔文也茅塞顿开地发现，这个星球上的生物在不断进化。这肯定也不错。随后，爱因斯坦洞悉了物质、能量与光速之间的隐秘关系。这太棒了！到了1953年，克里克和瓦特森指出，DNA分子，也就是动植物的遗传物质，具有特定结构。这真是太伟大了！以此类推，就不难想象，总有一天，同样必将有一个深邃睿智的心灵，在某个豁然顿悟的时刻，揭开宇宙之谜。我坚信，这样的事有可能突然发生！
你还记得吗，我在这封长信的开头说过，我很想给你提一个问题？我说过，你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可我还没把故事讲完。
哈勃望远镜！它又出现了。现在我终于敢肯定了，我父亲想要给我提出的那个重要问题，可能是跟宇宙有关的。
尽管往下讲吧，爸爸。我不想打断你。
我们在阿达姆斯图的那间小屋里生活了四年。维萝尼卡完成了她在艺术学院的学业。你 知道，她一直在画画。最终，她开始在这门艺术领域里教授别人。她在一所中学当了“形式与色彩”专业的教师。而我作为刚刚结束学业的见习医生，即将开始所谓的“义务行医”阶段，也就是说，我得首先在一家医院工作两年。
想必你也知道，你的爷爷奶奶都是在通斯贝格出生的。恰好在这个时候，他们实现了他们的一个夙愿：退休并且搬回那里去住。我的弟弟，也就是你的埃纳尔叔叔，这期间出海去了。于是，维萝尼卡和我就理所当然地搬进了留在胡姆勒街的房子。
搬到胡姆勒的头一年，我们有不少时间在花园里忙活。采摘覆盆子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只大黄蜂。它突然从一株三叶草花朵上飞起来，然后嗡嗡地打着旋儿飞没了。我想，大黄蜂飞得肯定比喷气式客机快。我的意思是，就它自身的重量而言，可以这么讲。大型喷气式飞机时速可达八百公里，也就是说，其速度是大黄蜂的八十倍。可是，八十个体重仅二十克的大黄蜂也才一点六公斤。维萝尼卡和我都认为，波音七四七显然要重得多。按其体重与速度的比例，大黄蜂可以达到喷气式飞机速度的一千倍。何况波音七四七有四台发动机，大黄蜂却没有这些东西。大黄蜂其实是一种螺旋桨式的飞行器。说到这里，我们笑了。我们笑的是，大黄蜂居然可以飞得那么快，而我们恰好就住在“胡姆勒”，也就是住在“大黄蜂”上——因为这两个词在挪威语里恰好谐音。
是维萝尼卡磨砺了我的眼睛，使我学会观察大自然的这类精微奇巧的杰作。而这样的东西多得数不胜数。我们可以摘一朵银莲兰或者一朵紫罗兰，然后一连好几分钟，目不转睛地欣赏这些具体而微的奇迹。这世界本身不就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童话么？
如今，也就是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想起那天下午转瞬即逝的那只大黄蜂，我感到伤心。那时候，我们生机勃勃、坦率单纯、无忧无虑。现在我希望，你也能继承我们身上这种对于如许微小而奇迹般的事物的感受能力。事实上，比起天空的星辰和星系，它们同样具有无穷的诱人魅力。我想，人们若要创造一只大黄蜂，较之于制造一个黑洞，恐怕需要投入更多的智慧。
对我而言，这世界一直就是一个“魔界”，从小时候起，就是这样的。我这种感觉的产生，远远早于我在奥斯陆大街上追寻橙色女孩。此时，我很难三言两语地描述这种感觉。但你可以试着设想这样一个世界：那时还没有什么关于自然规律、进化论、原子、DNA分子、生物化学和神经细胞之类的胡言乱语。是啊，早在这个地球开始旋转以前，早在它被贬低为太空中的一个“行星”之前，早在令人引以为豪的人类肉身被肢解为心、肺、肝、脾、脑、血液循环、肌肉、胃和肠道这些所谓的“脏器”之前。我指的就是那个时候：那时，人还是人，完整而自豪的人，不多不少的人；那个时候，世界就是一个火花四溅的奇迹。
突然有一只狍子敏捷地跃出林地，它注视着你——顷刻间，转瞬即逝。是什么样的灵魂在驱驰这牲灵奔突？又是何等玄妙叵测的伟力，它白昼用所有虹彩斑斓的鲜花点缀世界，它夜晚用璀璨星辰织就的壮锦妆扮广袤苍穹？
如今，这样一种赤裸裸的、原生态的自然感觉，还可以在民间创作中找到。比如，在格林兄弟搜集的童话中。去读一读吧，乔治。去读一读冰岛的《萨迦》，读一读希腊和北欧的古代神话，然后再读一读《旧约》。
看看这个世界，乔治，看看吧——在你被现代物理和化学知识洗脑之前：
此刻，成群结队的驯鹿正穿过寒风凛凛的哈丹格维达苔原。罗讷河汊之间的卡玛尔圭湿地上，数千只红鹳在孵卵。一群群矫健轻盈的羚羊跃过非洲广阔的热带稀树草原。成千上万的企鹅在南极洲的皑皑冰原上“咿咿呀呀”地交谈——它们毫不怕冷，它们喜欢那样。而且重要的不仅是数量：还有一只孤独的、若有所思的驼鹿警觉地走出挪威北部的冷杉林。一年前，就有那么一只迷途驼鹿一直走到了胡姆勒。还有一只受惊的旅鼠，它居然跑到费尔斯多伦一处仓库的板棚间钻来钻去。另一只胖乎乎的海豹，则让人从通斯贝格附近的一个小岛放回了水中。
别对我说，自然并非奇迹。别对我说，世界并非童话。谁要是不明白这一点，也许就只有到了童话行将终结的时候，才能懂得这一切。因为，然后我们才有最后一次机会，撤下障目的眼罩；才有最后一次机会，专注于这个奇迹——可那时，我们已不得不向它辞别，我们不得不离它而去。
我们完成了为时数月的房屋修葺工作之后，终于搬进了新居。我们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 是，不再采取任何避免有孩子的措施。那是我们在这座房子里共度的第一个夜晚。也就是从这天夜里起，我们开始创造你。
我们在胡姆勒住了一年半，然后就生了你，乔治。当我第一次把你抱在怀里，我感到无比自豪。
你记得吗，我们今年的复活节是在我们的假期寓所里度过的？当时你将近三岁半。可你肯定把那些都忘光了。在大学里，我们学医的也必须选修心理学。所以我知道，四岁以前发生的事情，很少能保留在人的记忆里。
我还记得，我们俩坐在屋外，一人拿着半只橙子。维萝尼卡用摄像机记下了当时的情景，仿佛她已预感到，某种东西行将结束。乔治，你可不可以问问她，那盘录像带还在不在？或许翻出带子来会令她痛苦，可你还是得问问她。
复活节过后，我感觉我得了重病。维萝尼卡不肯相信，可我知道，这是事实。
于是我去了一个同事那里，他先做了几种血液检查，然后给我做了一次叫做“计算机-X线断层扫描”的透视检查。结果，他的看法跟我完全一样。我们得出了相同的诊断结论。
从此，我们开始了一种全新的日常生活。对于维萝尼卡和我来说，这是一个灾难。可我们却必须尽可能不断努力，好让你不生活在真正的“灾区”里。这期间，又有一套新的规则突然确立起来。“渴望”、“耐心”和“怀念”，这些词汇获得了新的含义。我们再也不能彼此承诺，我们来年天天相见。转眼之间，我们蓦然变得这般苍白而贫乏。那个曾经熨贴心灵的人称代词“我们”，如今已产生了一道可怕的裂痕。我们再也不能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我们再也无法分享我们对未来的种种期盼。
现在你知道，你所阅读的这些文字，包含着我的生命史。而且你也知道，我是谁。这种想象令我宽慰。
可我必须向你提个问题，乔治。我几乎再也等不住了。让我径直告诉你几周以前发生在胡姆勒的事。
有一天夜里，你醒了。这正是我最想说的事。当时，我坐在冬夜的花园里。你突然从你的房间摸到客厅里来了。你揉着眼睛四下里看了看。我从花园回到客厅，我把你抱在怀里。你说，你睡不着了。你之所以也会这么说了，大概是因为你听见过，爸爸夜里也睡不着，爸爸和妈妈有时候在夜里谈话。
我得承认，我真是欣喜若狂：你在半夜里醒来，你睡意朦胧地来到爸爸身边，而他当时特别需要你。因此我并没有试图让你回到床上继续睡觉。
我多想把我的心里话一股脑儿地告诉你；可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还太小，懂不了那么多。尽管如此，小小的你已经能够给我安慰。要是你能坚持，不再睡觉，我很想在这个夜里与你一起度过剩下的几小时。
我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冬夜，我的头顶星光灿烂。那时，将近八月底。我给你穿上了一件厚厚的高领毛衣，我自己也披上一件厚夹克。然后我们——你和我，坐到外面的露台上。
我指着一弯淡淡的蛾眉月。它正远远地贴在东边的夜空。它弯弯的轮廓就像字母a。月相正在缩小，我对你解释说。
随后，我让你看布满夜空的各种星辰。我知道，我也许很快就得离你而去。可我不能告诉你。于是，我开始向你解释星空，先以一种你能理解的方式；可随后，我越说越来劲儿。我滔滔不绝地地畅谈宇宙，好像坐在我面前的，已是一个成年的儿子。
我说，之所这会儿是黑夜，是因为地球在绕轴自转，此时它正背对太阳。只有当太阳升起或落下的时候，我们才容易看清，地球在自转，我解释道。
我又指着金星说，这颗星是行星，它会和地球一样绕着太阳转。这个季节，我们可以看见，金星位于天空的东面。太阳也照耀着它，就像照耀地球一样。这时，我又向你透露一个秘密。我说，每当我仰望这颗星星，我总是想到维萝尼卡，因为金星就是“爱神之星”。
夜空中，我们看见的几乎所有亮点，都是真正的恒星。我接着说，因为它们会自己发光，就像太阳，因为天上的每一个小星星都是一个燃烧着的“太阳”。还记得你当时说了什么 吗？“可星星不会把我们晒伤”，你说。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夏天，乔治，所以我们不得不给你身上涂满强力防晒油。于是，我用力让你紧紧地贴着我，然后对你耳语道：“那只不过是因为，它们离你远得要命。”
我又继续往下讲。虽然我知道，这些话你可能再也听不懂。
宇宙非常古老，我说，也许已有一百五十亿岁。尽管如此，至今还没有人知道，它是怎样产生出来的。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巨大童话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跳舞和游戏，我们在这里谈笑风生，可关于世界的产生，我们却无从了解。这种舞蹈和游戏就是生命的音乐。
接着，我给你提了一个问题，乔治。那也就是我现在想要对你提出的问题，现在——当你终于能够听懂我话的时候。正是为着这个问题，我才给你讲了关于橙色女孩的这个漫长故事。
我说：想一想，在许久以前，在数十亿年之前，当一切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你站在进入这个童话的门前。你自己可以选择，是否于将来某时作为一个生命诞生在这颗行星上。但你不知道，你将生活在何时，你也不知道，你能在此生存多久，反正也许只有短短几年。你只知道，如果你决定，将来某时降临世界，你也必将最终离开世界和世上的一切，也许那时的离别，会令你万分忧虑，因为许多人都认为，这个巨大童话中的生活美妙无比；从而只要一想到生命随时可能终结，他们就会眼泪汪汪。是啊，这里的一切可能如此美好，以至于思及来日不多，就会令人痛苦难当。
我说：“你会选择什么呢，假如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力，它迫使你必须作出决定？你会选择到这地球上来生活吗，无论长期或短期，几十万年或几亿年？或者，你会拒绝参加这个游戏，因为你不能认可它的规则？”
你并没有睡觉，可你一言不发。
我把你抱得更紧，你可能以为，我想温暖你。可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乔治，其实是因为，泪水刹那间注满了我的眼眶。我并不喜欢这样，我试图立即振作起来。可泪水注满了我的眼眶。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不止一次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我会选择地球上的生活吗，如果我事先知道，我终将被遽然拖出世界，也许正当我陶醉于幸福的极乐中？或者，我会断然谢绝这种毫无意义的“给与拿”的游戏吗？因为我们只能在世界上存在一次，我们将被抛入一个巨大的“冒险”中。随后，来了一只老鼠，童话嘎然而止……
不，我真的不知道，我会选择什么。我想，我会拒绝这些条件。也许我会拒绝参加这个巨大的冒险，我会用一个客气的“不”字回答那个问题，假如只能到世上做一次匆匆过客。甚至于，我这个“不”字听起来可能还不那么客气呢。也许我会咆哮如雷：我再也不愿听见任何关于这种该死的两难命题的唠叨。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在那个时刻，当我抱着你坐在露台上，我十分肯定，我会拒绝整个游戏。
要是我决定，根本就不参与什么到地球上生存一次的冒险活动——我也不知道，我会因此失去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其实，有时候，我们人类会觉得，比起我们从未拥有过某样东西来说，失去我们所爱的东西，更加令人难受。只要想想：如果橙色女孩没有履行她的诺言——在她从西班牙回来之后的半年里我们天天相见；那么，我就再也不会遇到她，那我也许会觉得更好。对于其他的童话而言，道理同样如此。你认为，灰姑娘会跟王子一起回到宫殿里吗，倘若有人告诉她，这个游戏只允许她暂时参加，时间短得不到一星期。你认为，一周之后，她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如果她必须回到以前的生活，继续与灰堆和火钳相伴，还要忍受那个凶狠的继母和她同样邪恶的两个女儿？
现在，轮到你回答问题了，乔治，现在该你开口了。因为，就是我们坐在夜空下的那个时候，就在泪水模糊我双眼的那一瞬间，我决定，要给你写这封长信。
我再问一次。你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如果你面临选择？你会选择，来到世上过这短暂的一生，然后又撒开两手，放弃一切，一去不返？或者说，你会彬彬有礼地拒绝游戏，拒绝冒险？
你只有这两种选择——这就是规则。如果你选择了生，你也就选择了死。
可是，孩子，答应我，在你回答之前，你要深思熟虑。
如果你不能直截了当地回答我那个重大的问题，或许你可以间接地回答。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回答：你想怎样度过你这一生——它始于维萝尼卡和我。
我还记得我们坐在屋外露台上的那个夜晚！它已深入我的骨髓，它已纹在我的心上。当我此刻读到这些段落时，一阵阵寒意沿着我的背脊倏然滑过。
然而在此之前，那一切我都想不起来；至少，要是我没有读到父亲的这些描述，我绝不会再想到那个灿烂的星夜。而此时，我的记忆蓦然醒来，当时的情景可以说历历在目。也许这是我对我父亲惟一真实的记忆。
我真的想起来了。也就是说，它在我的记忆里似乎迥然不同，它真的就像童话，或者说，恍若一个色彩绚丽的梦。
我当时睡醒了。爸爸从阳台上进来把我高高举起。他说，我们到外面去“飞翔”。我们去看星星，他说，我们要“遨游太空”，因此他必须给我穿暖和些，因为太空里冷得要命。
其实我知道，爸爸生病了！可他不知道，我已知道这事。是妈妈向我透露这个秘密的。她说，爸爸必须去医院，他很伤心。我相信我没记错，她就是那天下午告诉我的。也许，所以晚上我才醒了；也许，所以我才再也睡不着。
现在，我能清楚地记起跟我父亲一起度过的那个“太空漫游”之夜，就在外面的露台上。我想，我当时已经明白：我爸爸也许会离开我们，可他临走前还想让我看些东西。
然后，当我们“穿越太空”的时候，爸爸突然热泪滚滚。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哭。可他并不知道，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哭。因此，我当时才一言不发，我只有默不作声地坐在他怀里。
当我读完这封长信的最后几页，我终于明白了，我为什么总是对太空兴致勃勃。是我父亲为我打开了仰望星空的眼睛。是他教会了我，超越我们世间的烦忧，抬头仰望苍穹。如今，我俨然是一个业余的小天文学家，可我长期以来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进而，我再也不会觉得奇怪：我父亲和我居然都对哈勃望远镜抱有浓厚的兴趣。原来我的兴趣就是由他而来的！而且，我只不过是从他停止的地方继续前行。这就是一种“传承”。宇宙间发生的一切，难道不都具有这种性质吗？因此可以说，为哈勃望远镜所作的准备工作，早在石器时代就开始了。不，这还不准确，应该说，最早的准备活动，始于那次产生了时间和空间的大爆炸之后的几微秒。
我看完了信，又稍微思考了一会儿。这时候，妈妈又来敲门了。
当我走进客厅时，我觉得自己比几小时之前，比我起初拿着父亲的信走进我房间时，长大了好多岁。此时，我感到我已是如此成熟，我已不会在意那些好奇的目光——他们正以这样的眼神打量着我。
等大家都坐好了，我的目光扫视了一圈。然后我说：“我读了一封长信，是我父亲临死之前写给我的。我能理解，你们肯定都想知道，他都跟我说了些什么……”
屋子里鸦雀无声。我到底要说啥？接下来该怎么说？
我说：“这封信是写给我的。可我并不是惟一一个爱过我父亲的人。现在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我先说好消息吧：在座的各位都可以通读这封信——尤尔根也可以。坏消息是：今晚上还不可以看。”
我说：“我父亲的信，在大家开始谈论它之前，我先要好好琢磨琢磨。此外，我还需要时间考虑一下，我怎样回答他在信中向我提出的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我必须仔细想一想，我该怎么回答他。”
可是这天夜里，我却没有合眼。整座房子里早就一片沉寂，我还睡意全无地躺在床上，望着窗外银白的世界。雪已停了几个小时。
半夜里，我起床穿好衣服。我拿上我的鸭绒夹克、帽子、围巾和手套，穿过花园，来到露台上。我拍掉铁质长凳上的厚厚积雪，然后坐下。门口的灯我已灭了。
我抬头望着星光闪烁的夜空，我试图重温当年我偎在父亲怀中的情境。我相信，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曾把我紧紧地抱在他胸前。我相信，我也记得，他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我不想从“太空船”上掉下去。接着，那个身材高大、声音震耳的男人就突然热泪滚滚。
我又试着思考他给我提出的那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可我就是不知道，我该回答什么。
在我的生命中，我头一次确切地知道了：我也必将离开这个世界，并且失去一切。这真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想象。这是一种令人难以承受的想象。是我的父亲令我睁开双眼，洞悉了这一切——这我并不觉得讨厌。提前思考我该如何应付这一切，这本身是件好事。何况，我才十五岁——这真是一种美妙的想象。
尽管如此，虽然这一切都不错，但是，假如他们当初没有生下我，也许更妙。因为我现在已经非常悲伤，因为说不定我啥时就会死去。可我决定，首先要做到我父亲在信中说过的那些事情。我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以便回答他的重大问题。
我仰起头来，望着数不清的恒星和行星。我尽量想象，我正坐在一艘宇宙飞船里。我发现，有好几颗流星倏忽而逝。我就那样久久地坐着，一动也不动。
这一天，我不必去学校，和妈妈留在家里。上午稍晚，我们爬上阁楼，开始翻箱倒柜地找东西。
在阁楼上的一只大纸箱里，我们找到那台旧电脑。我把它搬下来，给显示器和主机接通了电源。我想进入它的文字处理程序。这是一台老掉牙的使用“DOS-系统”的机器。它的文字处理程序叫做“Word Perfect”。我一个同班同学的老爸至今仍然在使用这种堪称“博物馆级”的玩意儿，我曾在他那里见识过不止一次。
可程序提示，必须输入一组不超过八个字符的密码，才能进入我父亲建立的那些文档。而这个密码正是十一年前其他人都没能猜出来的。
我想试试运气，妈妈这时就站在我身后。她说，她曾输入各种各样的单词试过，而且还有数字，比如说，生日、车牌号和身份证号码。
我怀疑，她的想象力不是特别够用。我试了几次，最后，我输入了这样一个少于八个字符的单词：O - R - A - N - G - E（橙子）。那机器发出“嘟”的一声欢叫，随即展开了硬盘上的所有文档目录。
如果说，妈妈此时大为感动，也许有些夸张。不过，她顿时抱着脑袋，几乎晕倒在地。
老式计算机里使用的“目录”命令，其功能相当于现在电脑里的“文件夹”。这种“目录”可以有最多八个字符的名称。我发现，其中一个目录就叫“维萝尼卡”。于是我把光标移上去，按下“回车”键——这部老机器当时还没配鼠标。屏幕上只显示了一个文档，名叫“乔治.信件”。我又“回车”。“哇”——眼前出现的文本，正是我昨天晚上躲在房间里读过的：你坐好了没有，乔治？无论如何，你可得坐稳啊，因为我马上要给你讲一个故事，它会令你的神经高度紧张……
当初我决定跟我父亲一起写作本书时，我还在想，这一回我可能真得尝试一回“剪刀加浆糊”的手工作业方式了。而现在，一切都变得异常简单了，正如我期待的那样。这下我就可以直接进入父亲留下的这篇文档，可以在其中自由地穿插我的想法了。这种方式真的让我觉得，我确实是在跟他一块儿书写。
我又鼓捣了好一阵子，终于把那台打印机也弄好了。这是一种滚轮式打印机。它发出可怕的噪声，打一页纸竟然需要四分钟！我看清了，这是因为，每一个字母都是由一柄小锤敲击色带印到纸上的。
我现在正用这台老机器写作。我说的是——现在。我刚刚输入的一句话就是：我现在正用这台老机器写作。我说的是——现在。
我妈妈有一张唱片，名叫《永难忘怀》。这张唱片非常独特，因为上面录制的是娜塔莉·科勒跟她父亲的二重唱。她父亲就是著名的歌唱家纳特京·科勒。这些听起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然而要知道，娜塔莉·科勒是在他父亲去世三十年之后，才跟他合作完成这张唱 片的。从纯技术层面来看，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娜塔莉·科勒只需在纳特京·科勒以前的音轨上继续唱就是了。人们几乎可以说，她把他父亲的声音挪到了一个“新的游戏场地”。
也就是说，从技术上讲，跟一个死去了三十年的人一起唱二重唱，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难事。因此，倒不如说，此处的困难主要是“心灵上的”。
几天之后，我又坐在那台旧电脑前。现在我必须决定，我该怎样回答我父亲给我出的那个难题。
我把那封长信读了四遍。我想：我可怜的、可怜的父亲啊！他真的让我感到很难过，因为如今他已不在人世。然而，他所写的那一切，却不仅仅是针对他自己，而且是针对全世界的所有人——那些先我们而去的人，那些正在生活的人，以及那些将要来到世间的人。
“只有这惟一一次，我们活在世上”，我父亲写道。他多次说过，我们的存在转瞬即逝。我还不太明白，我是否跟他有着同样的体验。我已在这世上生活了十五年，而这些年月在我看来，似乎并不是“一瞬间”。
但我深信，我完全理解我父亲的意思。对于所有那些能够真正懂得世界总有一天会终结的人们而言，生命确实是短暂的。然而，并非人人都能深刻地领会到：有朝一日万劫不复地离开人世——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仍旧犹豫不决。但我已经越来越赞同我父亲。也许我也可以彬彬有礼地谢绝这个游戏。我在这世上所能度过的那一瞬间，较之于此前和此后的无限时空，真是微不足道啊！
即使我已知道，某种东西好吃得要命，可我定然会谢绝品尝，倘若允许我咬下的那一小块，可能还不到一毫克。
我从我父亲身上继承了一种深刻的悲伤情绪：有朝一日，我们会永远离开这个世界。我学会了想起“那些如同此刻的黄昏”，“那些我不再活着的黄昏……”。可我也同时继承了父亲看待生活的那种目光：生活是如此奇妙！到了夏天，我也要去对那些可爱的大黄蜂考究一番。（我有一只秒表。也许用它可以精确地测量出大黄蜂的飞行速度。而且我必须称一称它的重量。）我也不反对到非洲的热带稀树草原上作徒步旅行。此外，我也学会了仰望天空，学会了惊叹所有远在数十亿光年以外的太空中的未知事物。在我不到四岁的时候，我就学会了这些。
可我尚未开始，到大自然里去实践这一切。我必须从另一端开始。也许，我必须以自己的方式作出这个决定。
倘若“橙色女孩”的故事是一部电影，我是远远地坐在放映厅后排的观众，并且知道，假如让·奥拉夫和橙色女孩没有找到对方，我就不会出生在这个星球上——那我定然会为他们喝彩，并且衷心希望，他们彼此不会擦肩而过。我的心儿将怦然跳动，因为我会害怕，她或者他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从而他们绝然不会想到上教堂做一次圣诞礼拜。而当维萝尼卡和让·奥拉夫最终相遇时，我则会担心他们之间可能产生的任何一点哪怕最细微的意见分歧。因为，就我而言，他们之间一场真正的争吵，完全具有“宇宙攸关”的影响。
世界啊！要是那样，我就永远也不会来到这世界。我也就永远也不可能经历这巨大的秘密。
宇宙啊！要是那样，我就永远也不可能抬头仰望群星璀璨的夜空！
太阳啊！要是那样，我的双脚也就永远也不可能踏上通斯贝格附近那些温暖的小岛。我就永远也不可能往水里扎猛子！
此时，我对这一切茅塞顿开。我突然明白了那所有的关联和影响。直到此刻，我才深入骨血和灵魂地懂得：不存在——这意味什么。我的胃在痉挛。我恶心。可我也愤怒！
我会暴跳如雷，如果我知道，总有一天我将消失——而且是永远地离去，不是一两周，不是四年或者四百年，而是万劫不复。
我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变成了一个玩笑或者闹剧的牺牲品；因为，先是有人走过来说道：“这里有一个世界，你可以在其中随意玩耍。这是你的拨浪鼓，这是你的小火车，这儿有学校，你秋天就要上学。”然后他就开始诅咒般地念叨：“四月，四月，快快来！”于是，整个世界又从我的手中被夺去。
我仿佛已被所有的人遗弃。我无处立足。没有什么能拯救我。
我不仅已失去了世界，我不仅失去了我热爱的所有人，所有的物。我也失去了我自己。
“轰”的一下——我已消失。
我愤怒不已。我是如此愤怒，我几乎马上要呕吐。因为我看见魔鬼就在眼前。但我不想让魔鬼主宰一切。我要摆脱这邪恶的东西，在它的淫威压倒我之前。我决定，我要选择生命。我决定，我宁愿选择善，即使命运恩赐给我的那点东西微末如尘，少得可怜。也许存在某种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善良的“他”或“她”——谁也不知道，是否有一个神，它君临一切。
我知道，有恶，因为我听过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第三乐章。而且也我知道，有善。我还知道，在两个深渊之间盛开着一朵美丽的鲜花；并且，从这朵鲜花之中，将会翩然飞起一只热爱生命的大黄蜂。
哈！现在我看清了。幸好在这个“方程式”中有一段愉快的小快板：两个悲剧之间出现了这段诙谐的木偶戏——这一想象我可不愿放弃。为了第二乐章，我准备孤注一掷！有一种东西，它叫“生的饥渴”，而那两个深渊，我无论如何也绝不要经历：它们不存在，根本就没有它们，它们不是为我而存在的。惟一存在的，就是一段勇敢的小快板。
我发现，此时我已能理智地思考——我得承认这一点。弗朗茨·李斯特把《月光奏鸣曲》的第二乐章叫做“两个深渊之间的一朵鲜花”。此时此刻，我眼前一亮：我已用一种十分巧妙的办法，解决了那个庞大的两难命题。
然后我再试着退回到数十亿年以前。因为我必须在那时作出决定：在遥远的将来，我是到地球上生活，还是放弃那种生活；因为那些规则不适合我。而现在我已知道，谁将是我的父母。现在我知道了，这个故事是怎样开始的。我甚至也知道了，我将爱上谁。
现在，答案即将出来。现在，我即将作出那个庄严的决定。我写道：
亲爱的爸爸！谢谢你的来信。它令我震惊，令我高兴，也令我痛苦。可现在，我终于作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我十分肯定，我会选择到地球上生活，纵然这生活只有短短的“一瞬间”。因此，你也终于可以不再担忧。你可以“安息”了，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谢谢你，因为你曾苦苦追逐橙色女孩！
你在信中向我提了几个关于哈勃望远镜的有趣问题，实际情况是：我最近才写过一篇很长的家庭作业，谈的就是这部望远镜！！！
现在我要向你透露一个重要的秘密：我想，我已经知道了，我圣诞节会得到什么礼物！尤尔根已经暗示过几次，我可能会得到一部天文望远镜。这本来是难以置信的，可尤尔根也看过我的家庭作业，他甚至看了两遍，虽然他根本就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但他说了，他为我感到骄傲。老实说，我对他不能再有别的要求了。我真的挺喜欢这个人，好像他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要是我在圣诞节有了望远镜，我会带着它上费尔斯多伦去。因为在我们所住的这种平原上，大气中有太多、太多被天文学家们称作“光学杂质”的东西。我还知道，我要给我的望远镜起什么名字。它该叫做“让·奥拉夫-望远镜”。
最后，向你致以衷心的问候，你的乔治——他仍然住在胡姆勒；并且知道，他源于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又及：读了你的长信之后，我想我有勇气跟那个拉提琴的女孩说话了——也许就在下星期一。现在，我已想出了一个绝好的话题……然后，或许她就会让我看她的小提琴了。
可我还在写。因为我还有几句所谓的“附言”，也就是想为所有读了本书的人们写几句话。而这只是一个善良的建议：
问问你们的父母，他们当初是怎样相识的。也许他们会讲述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要同时问他们两个，看看他们所讲的故事是否完全相符。
不要吃惊，如果他们突然显得尴尬起来。我想，这很正常。我们前面谈过的这类童话，永远也不会完全相同。可这时你们会慢慢地发现，每一个童话都或多或少有一些敏感的“规则”，而这些规则本身，却让人难以言说。也许你们可以试试，绘制一条关于这些规则的曲线。用语言去把握它们，并不总是很容易；并且有一种东西，我们称之为“分寸感”。
那样的故事越是宛转曲折，它听起来就可能令人越是紧张。因为，要是其中的某一个细节跟实际发生的结局稍微有所不同；那么，就很可能根本不会有你们。我敢打赌，其实，当初有不计其数的小事，它们可以改变全局，最终使你们没有机会降临人世。
或者，不妨引用我聪明的父亲的一句话：生命就是一次大型的搏彩，只有那些中奖的彩票才是可见的。
而你，正在阅读本书的你，就是那样一张中奖的彩票。祝你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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