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火车 | 贿赂
到印度一个多星期，我已经习惯了二等车厢除了椅子之外的各个位置。我坐在车门上，洗手台上，行李架上，或者就坐在地上，穿行于北印度的大小市镇。但印度的火车当然不可能只有二等座。事实上，印度大概有着我见过的级别最为复杂的票价系统——按照有没有座位，能不能躺下，再到有没有空调，一个隔间里住几个人，乃至床铺的豪华程度和额外的尊享服务，林林总总分成近十种主要的等级。最贵的空调豪华软卧的和最便宜的二等座票价之间，相差超过二十倍。各种车厢排列组合成一趟趟列车，由此也产生了无穷的可能。
这无穷可能就密密麻麻地印在一本三四百页厚的全印度列车时刻表上，几天前我在路边的小摊买了一本，纸张质量极其粗劣，有的时候纸浆中的杂质正好盖住了一个数字。但这前信息化时代的列车时刻表有个无可比拟的好处：此时它正垫在我的屁股底下，每天撕掉最外面一页，又干净如初。尽管印度的列车时刻都已经全部在可以互联网上查到，但我经常睡在二等车厢的地板上过夜，电子设备充电都成问题，小地方的信号也时有时无，遥远的互联网上的信息不怎么靠得住。况且，在整晚瞪圆眼睛的印度民众眼皮底下，还是显得越穷越好，不需要拿出来显摆的电子产品不如留在脏兮兮的背包里。
自从我知道印度人坐二等座都不买票之后，我还是傻乎乎地买了几次票。无一例外，我从来没有看到在热闹的二等座车厢里有任何会有人来检票的迹象。于是，今天我也没买票，就穿过站厅，坐在地上等凌晨的火车。其实本来我已经走到了售票处，像印度稍微大一点的车站，一般会在最右端，有个说英语、给外国人售票的窗口。我仔细一看，哎哟怎么有个跟我一样灰头土脸的中国小伙子。结果人家开口就拿中文问我是不是中国人。其实这个问题不太礼貌，我一般都避免这么问——在印度还好，不太会有长着中国面孔和顶着中国姓的华裔在这里出现，不然他们一定会义正严辞地说他们是美国人／澳大利亚人／法国人／……；而日本人或者韩国人反正也听不懂这个问题，就是一场误会。但若是问到台湾同胞，这个问题简直是扯不清，他们当然是中国人，但是他们又不愿被混淆成大陆人，所以你问他是不是中国人，他只会说他是台湾人。所以更好的问题，应该是你是哪里来的(Where are you from)？这倒不完全是为了政治正确，更多是一种基本的礼貌，超越政治的含义，每个人都对自己有一种认同，而坏的问题往往具有诱导性的，很多时候会遮蔽甚至扭曲这种潜在的身份认同。
但是我刚嗯了一声，甚至连嗯的音都只发了一半，于是这哥们就默认我听得懂中国话，也顾不得我到底是不是大陆人，于是就开始问我在哪里上大学。我觉得挺奇怪的，出门在外，难道还有比学校出身更不重要的事情吗？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冒出来一句：“我是北大的。物理系。”我才领悟过来，这个问题是个设问句，并不需要我来回答。于是我硬生生把到了嗓子口的“我是FD”的咽了下去，倒不是因为我为我可怜的母校感到了羞耻，而是北大君又开始淘淘不绝地说起了他在印度遭遇的种种冲击。显然这个只带了嘴而没有带耳朵的北大君可以一直这么说下去，我赶紧假装听不懂复杂的中文落荒而逃。后来在加尔各答的街头居然又看到了此君，坐在路边吃某种奇怪的汤，围坐着另外两个中国人，一男一女，叫我一起过去，我远远听见一句：“我们北大……”，再度落荒而逃。
去加尔各答的这趟慢车又是半夜的，我坐在站台地上看书，灯光昏暗，睡意朦胧。于是我找了个石头椅子躺下，在炎热的北印度，冰凉的石头椅子绝对是种享受。枕着背包，把带子绑到胳膊上，以免睡着了被人顺走了。其实我睡得迷迷糊糊，总觉得要错过火车，惊醒了无数次之后，才十二点刚过，车站上的人都不见了，这时有个神智不清的流浪汉来给我卖水，一看他手里的瓶装水，就是去外面捡的垃圾里的空瓶，在站台上的水龙头灌了自来水，然后盖起来卖的。印度的小站挺多这样卖水的人，但我觉得任何一个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都不会来买这水，几番纠缠之后，这人嘴里嘟嘟囔囔地走开了。
我正准备躺回去睡觉，看见这流浪汉在纠缠不远处在等车的一个女孩子，看样子应该不是日本人就是中国人。我走过去，帮她把这家伙又赶开了，然后我们就聊了起来。得知我是中国人之后，她第一句话居然是中文的“谢谢“，但是听起来不像是中国人。她是日本人，但是她在上海工作过十多年了，会说一些汉语，说的并不好，于是我们还是用英语来交流。她半年前辞了职——就像所有日本环游世界的辞职小青年一样，攒了一笔钱，不多，但是再过个把月也就要花完了，就要回去工作了。听她平铺直叙说来，生活就是攒钱，然后旅行，也没有什么壮阔的志愿，反倒听起来很舒服。我问她，一个女孩子独身一人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有没有碰到什么危险啊。她想了想说，当然有啊，不过现在她还活在这里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死在这些已经过去的危险之中。所以这些危险也算不上真正的麻烦，否则她就不能在此时此地和我说话了。
我还在思考这句话的前后逻辑关系，这时候，火车进站了，我问了几个旁边准备上车的当地人，确认了这就是我要上的车——居然早到了。日本大姐姐走向了空调的卧铺车厢，挥挥手作别，然后就背着比她人还大的背包上车了。我挪开目光，在习惯了每天在路上的生活之后，相遇和离别都变得容易的有些过分。
我往列车的后半部分走去，从整洁的空调车厢跨过阶层的鸿沟走向了我的归属。然后我意识到，这辆车的二等座车厢塞满了。虽然经常会在网上看到印度人挂在车厢外面和在车厢顶上的照片，但是在现实中并不常见，我也不想成为唯一挂在外面的人。既然今天二等座的地上都没我躺的地方了，那不如就去试试看比二等座高一个档次的sleeper class吧。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列车员的身影，黑灯瞎火的最低档卧铺车厢里，灯光昏暗。列车员是个中年大叔，肚子发福，脸埋在阴影里，看不真切。我跟他解释，我不是故意不买票跑上来的。大叔不动声色，伸出三根手指头。我说一百五，从口袋里的零钱里凑出两张皱皱巴巴的纸币，大叔也不说话就拿过去，我还在想他从哪里打票给我出来，只见他一顺溜地把钱藏在口袋里，然后在他的手册上做了个记号，就领我进去了。看来不只是二等座不需要买票。
我还在盘算他到底是多收了我还是少收了我，不过好歹来印度也算是参与了贿赂文化，算是一种深度的文化体验了。大叔指一指车厢中部一个空着的铺位，然后就走了。这种最廉价的卧铺车厢和二等座的“装潢”如出一辙，只是把硬条椅换成了硬的铺位。一个隔间上中下三层，面对面一共六个铺位；然后不知道是印度人身材矮小，所以铺位做的比较短，还是英制的火车车体比较宽，另一侧也靠着窗户平行于列车前进方向放了上下两个铺位。铺位上面自然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坚硬程度堪比站台上的石头椅子。不过既然花了钱，就要好好享受一下，我把背包枕在头下，插上耳机，昏昏欲睡。没过几分钟，朦胧之中感觉有人推我。我拔下耳机，看到是刚才那个列车员大叔，我怕是有人在车站买了我身下这个铺位的票，要赶我走。正在思索怎么讨回我的贿赂，结果这大叔指指我的背包，让我看好自己的东西，提醒我提防扒手。收了钱就要尽心尽职办事，在印度倒是很贴切，我居然有些感动。
早上我睁开眼，看见整个车厢的人都醒了，我枕在头底下的背包还在，装零钱的小包和耳机却不知所踪。正唏嘘昨晚没有留神，下铺的大妈打开水回来，拿着个小包和耳机问是不是我的。感谢之余，倒觉得一切也没有那么糟。穿着长袍的妇女们，正在从自己带上车的热水瓶里倒出奶茶。精瘦的男子空着手走来走去，漫无目的，你总是很难理解印度人到底意欲何为。而对面光秃秃的上铺，一个印度教的僧人正在冥想，摆出复杂的瑜伽姿势。而这趟慢车不知道还要开上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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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些人连上面这句话都抄过去，是有多少厉害。
这无穷可能就密密麻麻地印在一本三四百页厚的全印度列车时刻表上，几天前我在路边的小摊买了一本，纸张质量极其粗劣，有的时候纸浆中的杂质正好盖住了一个数字。但这前信息化时代的列车时刻表有个无可比拟的好处：此时它正垫在我的屁股底下，每天撕掉最外面一页，又干净如初。尽管印度的列车时刻都已经全部在可以互联网上查到，但我经常睡在二等车厢的地板上过夜，电子设备充电都成问题，小地方的信号也时有时无，遥远的互联网上的信息不怎么靠得住。况且，在整晚瞪圆眼睛的印度民众眼皮底下，还是显得越穷越好，不需要拿出来显摆的电子产品不如留在脏兮兮的背包里。
自从我知道印度人坐二等座都不买票之后，我还是傻乎乎地买了几次票。无一例外，我从来没有看到在热闹的二等座车厢里有任何会有人来检票的迹象。于是，今天我也没买票，就穿过站厅，坐在地上等凌晨的火车。其实本来我已经走到了售票处，像印度稍微大一点的车站，一般会在最右端，有个说英语、给外国人售票的窗口。我仔细一看，哎哟怎么有个跟我一样灰头土脸的中国小伙子。结果人家开口就拿中文问我是不是中国人。其实这个问题不太礼貌，我一般都避免这么问——在印度还好，不太会有长着中国面孔和顶着中国姓的华裔在这里出现，不然他们一定会义正严辞地说他们是美国人／澳大利亚人／法国人／……；而日本人或者韩国人反正也听不懂这个问题，就是一场误会。但若是问到台湾同胞，这个问题简直是扯不清，他们当然是中国人，但是他们又不愿被混淆成大陆人，所以你问他是不是中国人，他只会说他是台湾人。所以更好的问题，应该是你是哪里来的(Where are you from)？这倒不完全是为了政治正确，更多是一种基本的礼貌，超越政治的含义，每个人都对自己有一种认同，而坏的问题往往具有诱导性的，很多时候会遮蔽甚至扭曲这种潜在的身份认同。
但是我刚嗯了一声，甚至连嗯的音都只发了一半，于是这哥们就默认我听得懂中国话，也顾不得我到底是不是大陆人，于是就开始问我在哪里上大学。我觉得挺奇怪的，出门在外，难道还有比学校出身更不重要的事情吗？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冒出来一句：“我是北大的。物理系。”我才领悟过来，这个问题是个设问句，并不需要我来回答。于是我硬生生把到了嗓子口的“我是FD”的咽了下去，倒不是因为我为我可怜的母校感到了羞耻，而是北大君又开始淘淘不绝地说起了他在印度遭遇的种种冲击。显然这个只带了嘴而没有带耳朵的北大君可以一直这么说下去，我赶紧假装听不懂复杂的中文落荒而逃。后来在加尔各答的街头居然又看到了此君，坐在路边吃某种奇怪的汤，围坐着另外两个中国人，一男一女，叫我一起过去，我远远听见一句：“我们北大……”，再度落荒而逃。
去加尔各答的这趟慢车又是半夜的，我坐在站台地上看书，灯光昏暗，睡意朦胧。于是我找了个石头椅子躺下，在炎热的北印度，冰凉的石头椅子绝对是种享受。枕着背包，把带子绑到胳膊上，以免睡着了被人顺走了。其实我睡得迷迷糊糊，总觉得要错过火车，惊醒了无数次之后，才十二点刚过，车站上的人都不见了，这时有个神智不清的流浪汉来给我卖水，一看他手里的瓶装水，就是去外面捡的垃圾里的空瓶，在站台上的水龙头灌了自来水，然后盖起来卖的。印度的小站挺多这样卖水的人，但我觉得任何一个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都不会来买这水，几番纠缠之后，这人嘴里嘟嘟囔囔地走开了。
我正准备躺回去睡觉，看见这流浪汉在纠缠不远处在等车的一个女孩子，看样子应该不是日本人就是中国人。我走过去，帮她把这家伙又赶开了，然后我们就聊了起来。得知我是中国人之后，她第一句话居然是中文的“谢谢“，但是听起来不像是中国人。她是日本人，但是她在上海工作过十多年了，会说一些汉语，说的并不好，于是我们还是用英语来交流。她半年前辞了职——就像所有日本环游世界的辞职小青年一样，攒了一笔钱，不多，但是再过个把月也就要花完了，就要回去工作了。听她平铺直叙说来，生活就是攒钱，然后旅行，也没有什么壮阔的志愿，反倒听起来很舒服。我问她，一个女孩子独身一人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有没有碰到什么危险啊。她想了想说，当然有啊，不过现在她还活在这里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死在这些已经过去的危险之中。所以这些危险也算不上真正的麻烦，否则她就不能在此时此地和我说话了。
我还在思考这句话的前后逻辑关系，这时候，火车进站了，我问了几个旁边准备上车的当地人，确认了这就是我要上的车——居然早到了。日本大姐姐走向了空调的卧铺车厢，挥挥手作别，然后就背着比她人还大的背包上车了。我挪开目光，在习惯了每天在路上的生活之后，相遇和离别都变得容易的有些过分。
我往列车的后半部分走去，从整洁的空调车厢跨过阶层的鸿沟走向了我的归属。然后我意识到，这辆车的二等座车厢塞满了。虽然经常会在网上看到印度人挂在车厢外面和在车厢顶上的照片，但是在现实中并不常见，我也不想成为唯一挂在外面的人。既然今天二等座的地上都没我躺的地方了，那不如就去试试看比二等座高一个档次的sleeper class吧。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列车员的身影，黑灯瞎火的最低档卧铺车厢里，灯光昏暗。列车员是个中年大叔，肚子发福，脸埋在阴影里，看不真切。我跟他解释，我不是故意不买票跑上来的。大叔不动声色，伸出三根手指头。我说一百五，从口袋里的零钱里凑出两张皱皱巴巴的纸币，大叔也不说话就拿过去，我还在想他从哪里打票给我出来，只见他一顺溜地把钱藏在口袋里，然后在他的手册上做了个记号，就领我进去了。看来不只是二等座不需要买票。
我还在盘算他到底是多收了我还是少收了我，不过好歹来印度也算是参与了贿赂文化，算是一种深度的文化体验了。大叔指一指车厢中部一个空着的铺位，然后就走了。这种最廉价的卧铺车厢和二等座的“装潢”如出一辙，只是把硬条椅换成了硬的铺位。一个隔间上中下三层，面对面一共六个铺位；然后不知道是印度人身材矮小，所以铺位做的比较短，还是英制的火车车体比较宽，另一侧也靠着窗户平行于列车前进方向放了上下两个铺位。铺位上面自然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坚硬程度堪比站台上的石头椅子。不过既然花了钱，就要好好享受一下，我把背包枕在头下，插上耳机，昏昏欲睡。没过几分钟，朦胧之中感觉有人推我。我拔下耳机，看到是刚才那个列车员大叔，我怕是有人在车站买了我身下这个铺位的票，要赶我走。正在思索怎么讨回我的贿赂，结果这大叔指指我的背包，让我看好自己的东西，提醒我提防扒手。收了钱就要尽心尽职办事，在印度倒是很贴切，我居然有些感动。
早上我睁开眼，看见整个车厢的人都醒了，我枕在头底下的背包还在，装零钱的小包和耳机却不知所踪。正唏嘘昨晚没有留神，下铺的大妈打开水回来，拿着个小包和耳机问是不是我的。感谢之余，倒觉得一切也没有那么糟。穿着长袍的妇女们，正在从自己带上车的热水瓶里倒出奶茶。精瘦的男子空着手走来走去，漫无目的，你总是很难理解印度人到底意欲何为。而对面光秃秃的上铺，一个印度教的僧人正在冥想，摆出复杂的瑜伽姿势。而这趟慢车不知道还要开上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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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一个来自Wikipedia的题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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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些人连上面这句话都抄过去，是有多少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