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 爸爸（作者：和菜头）
父亲下葬。
电话在周一上午9点打来，我在上班的路上。铃声响起的时候，我知道该来的终于来了。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祈祷过，我幻想过，我甚至在街头尽可能避开一切花圈店、寿衣店。但是没有用，电话在周一上午响起，那不是家人会来电的时间。
我乘最早一班飞机回到昆明，进了家，父亲已经变成了一张黑白照片。他严肃地看着我，像是在问：为什么又被老师留堂了？在过去十年间，他是客厅里坐在轮椅上的一道背影，无声隐没在电视节目斑斓的光影之中。现在，他成为了某种以蜡烛、青香、鲜花为食的存在，终于转过脸来和我对视。
父亲生于1937年，属牛，白族。家在怒江地区松柏乡，是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如果不是上大学的话，他会是村寨中一名出色的猎手。小时候，巫师为他打卦算命，说是将来会远离祖先的宅基地。奶奶非常担忧，巫师解释说也许是去汉地。
他的第一站非常遥远。因为是修物理系核物理专业，他才毕业就被征召入伍，前往新疆戈壁中的核物理研究所。记得他说过，新兵从西安集结出发，坐在闷罐列车里一路西行。没有人告诉他们要去哪里，也没有人告诉他们还有多久。只知道每次下车休息的时候，景色越来越荒凉。最后，竟然举目望去四野无人。父亲说，有一次见到一根电线杆，上面还留有工人的油泥手印。那是进入戈壁之后唯一一次见到有人类活动过的迹象，于是他抱着电线杆失声痛哭。
父亲从来不是一个坚强的人。
进入研究所不易，出来更难。他拒绝了组织上介绍对象，坚持要回云南自己找。我猜想他没有一天喜欢过戈壁，他还是喜欢崇山峻岭，大江奔涌，喜欢赤裸的脚板踏在熟悉的红土地上，所以，他坚决不肯断灭了回家乡的任何希望。哪怕因此要在戈壁里孤独很多年，哪怕在家属区炊烟袅袅的时候，独自返回单身宿舍楼自己做饭。
父亲在三十九岁那年有了我，我是头生子。
我出生不久，父亲就把我带去了戈壁，说是不放心母亲带。从此，他和我的足迹走遍大江南北。他到内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在武汉，在北京，在西安，月台上多了一个抱着孩子的军官，一边肩膀上趴着一个皮猴一样的男孩子，另一边肩膀上挂着他喝奶用的奶粉、煤油炉。父亲回忆说，每次他去买票的时候，就让我在一边守着行李。每次回来的时候，就看见我死死守住行李，对周围叔叔阿姨的逗弄不假辞色，寸步不离，宛若忠狗。
今年我四十，父亲在十一月二十二日过完七十八岁生日。那天的生日祝福，是妈妈转达的。他已经不会说话了，我多聪明啊，当时我是那么觉得的。
我见过父亲哭过两次。第一次是我叔父去世，他哭着说自己对弟弟不够好，小时候骗弟弟去晒豆子的席子上，眼睁睁看着叔父跌跤。原因也很简单，他觉得奶奶爱叔叔远甚于爱他。第二次是因为我，在初中的的时候，满身出现紫癜，他以为我受了核辐射，得了白血病。我被送去陆军总医院血检，他站在走廊一角向隅而泣，他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全都看到了。
他不知道其实我记得，那一天他冲进幼儿园，抱起三岁的我，冲到乌什塔拉小红山基地的四层楼顶，让我看蘑菇云在山那边升起。然后跳进楼里，让我看冲击波到来时疯狂震颤的窗户玻璃。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给予了我对北方最早的记忆。让我在很多年前就相信，我一定会回到北方，再次看见雪花洒落在我的棉袄上。终于有一天，大雪在北京纷纷扬扬撒下。唯一的区别是我身上是自己买的羽绒衫，不是他一针一线为我缝的小棉袄。
父亲不会知道这一切，我们已经有十年不曾说过话。
我有许多理由不喜欢父亲。我不喜欢他性格中的柔软和悲观，我不喜欢他陷入人生低谷便不再起身，我不喜欢他沉溺于酒精和电视节目，对一切命运的安排逆来顺受，我不喜欢他所有的放弃。我们争吵，我们敌视，我们分开了许久不见，我们再次相逢时无话可说。父亲默许了我的一切胡闹，他强烈地批评了我的每一样人生选择，却在我工作十一年后辞职离开国企做个北漂时不发一言。他沉默如磐石，我变动如流水。而无论是磐石还是流水，从史前的那一刻开始，无论时间之雨如何冲刷，从来寂静无言。
父亲从火化炉里出来时，只剩下雪白的灰。所有亲友都被我安排下山吃饭，当时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曾经我想过这一幕，于是浑身战栗，口干舌燥。我看着他烧成灰烬，我等着他慢慢冷却，我站在一边等着入殓师把一米七五的他装殓进一个小小的花梨木盒子。我觉得这一切荒谬无比，正如我坐在火化车间外面等他，骨灰颗粒顺着烟气上升，又打落在我的头上，落在我的衣襟深处。我看见流云如奔马一样从头顶掠过，天空阴了又晴，觉得是他在轻轻敲打我的头。那一刻，我心底澄明，无有任何恐怖。
也许，我的批评时对的，父亲这一生中随波逐流，从未争取过任何改变自己人生的机会。可是，我并不曾如他那样在丛林里做一名猎手，带着猎犬交错出击，追击五十公里直至野猪倒地毙命。所以，我也无法理解一名十九岁的山民突然被运送到戈壁时内心的震撼，对命运的敬畏，以及把返回家乡作为执念的想法。在我们最亲近的时候，他带我踏遍基地周围的山岭，教我认识每一种植物和每一种求生的方法。那是记忆里他最快乐的时光，看着我一个人攀上绝壁，是他最骄傲的时刻。“那是我儿子”，我听见他在山脚下大声对同事说。
在整整七天里，我没有落过一滴眼泪。我朋友告诉我说，她也曾有过相同的经历---对自己父亲过世没有任何情绪的流露，如同操作一个具体的项目，入土为安，一切得体而妥当。一直到了很久之后，她在北京城里开着车，突然有那么一个时刻，在某个街角，悲伤毫无征兆悄然袭来，一下子把她打得粉碎。她一脚刹车，一个人在车里失声痛哭。
爸爸，我在等着那个街角。
电话在周一上午9点打来，我在上班的路上。铃声响起的时候，我知道该来的终于来了。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祈祷过，我幻想过，我甚至在街头尽可能避开一切花圈店、寿衣店。但是没有用，电话在周一上午响起，那不是家人会来电的时间。
我乘最早一班飞机回到昆明，进了家，父亲已经变成了一张黑白照片。他严肃地看着我，像是在问：为什么又被老师留堂了？在过去十年间，他是客厅里坐在轮椅上的一道背影，无声隐没在电视节目斑斓的光影之中。现在，他成为了某种以蜡烛、青香、鲜花为食的存在，终于转过脸来和我对视。
父亲生于1937年，属牛，白族。家在怒江地区松柏乡，是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如果不是上大学的话，他会是村寨中一名出色的猎手。小时候，巫师为他打卦算命，说是将来会远离祖先的宅基地。奶奶非常担忧，巫师解释说也许是去汉地。
他的第一站非常遥远。因为是修物理系核物理专业，他才毕业就被征召入伍，前往新疆戈壁中的核物理研究所。记得他说过，新兵从西安集结出发，坐在闷罐列车里一路西行。没有人告诉他们要去哪里，也没有人告诉他们还有多久。只知道每次下车休息的时候，景色越来越荒凉。最后，竟然举目望去四野无人。父亲说，有一次见到一根电线杆，上面还留有工人的油泥手印。那是进入戈壁之后唯一一次见到有人类活动过的迹象，于是他抱着电线杆失声痛哭。
父亲从来不是一个坚强的人。
进入研究所不易，出来更难。他拒绝了组织上介绍对象，坚持要回云南自己找。我猜想他没有一天喜欢过戈壁，他还是喜欢崇山峻岭，大江奔涌，喜欢赤裸的脚板踏在熟悉的红土地上，所以，他坚决不肯断灭了回家乡的任何希望。哪怕因此要在戈壁里孤独很多年，哪怕在家属区炊烟袅袅的时候，独自返回单身宿舍楼自己做饭。
父亲在三十九岁那年有了我，我是头生子。
我出生不久，父亲就把我带去了戈壁，说是不放心母亲带。从此，他和我的足迹走遍大江南北。他到内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在武汉，在北京，在西安，月台上多了一个抱着孩子的军官，一边肩膀上趴着一个皮猴一样的男孩子，另一边肩膀上挂着他喝奶用的奶粉、煤油炉。父亲回忆说，每次他去买票的时候，就让我在一边守着行李。每次回来的时候，就看见我死死守住行李，对周围叔叔阿姨的逗弄不假辞色，寸步不离，宛若忠狗。
今年我四十，父亲在十一月二十二日过完七十八岁生日。那天的生日祝福，是妈妈转达的。他已经不会说话了，我多聪明啊，当时我是那么觉得的。
我见过父亲哭过两次。第一次是我叔父去世，他哭着说自己对弟弟不够好，小时候骗弟弟去晒豆子的席子上，眼睁睁看着叔父跌跤。原因也很简单，他觉得奶奶爱叔叔远甚于爱他。第二次是因为我，在初中的的时候，满身出现紫癜，他以为我受了核辐射，得了白血病。我被送去陆军总医院血检，他站在走廊一角向隅而泣，他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全都看到了。
他不知道其实我记得，那一天他冲进幼儿园，抱起三岁的我，冲到乌什塔拉小红山基地的四层楼顶，让我看蘑菇云在山那边升起。然后跳进楼里，让我看冲击波到来时疯狂震颤的窗户玻璃。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给予了我对北方最早的记忆。让我在很多年前就相信，我一定会回到北方，再次看见雪花洒落在我的棉袄上。终于有一天，大雪在北京纷纷扬扬撒下。唯一的区别是我身上是自己买的羽绒衫，不是他一针一线为我缝的小棉袄。
父亲不会知道这一切，我们已经有十年不曾说过话。
我有许多理由不喜欢父亲。我不喜欢他性格中的柔软和悲观，我不喜欢他陷入人生低谷便不再起身，我不喜欢他沉溺于酒精和电视节目，对一切命运的安排逆来顺受，我不喜欢他所有的放弃。我们争吵，我们敌视，我们分开了许久不见，我们再次相逢时无话可说。父亲默许了我的一切胡闹，他强烈地批评了我的每一样人生选择，却在我工作十一年后辞职离开国企做个北漂时不发一言。他沉默如磐石，我变动如流水。而无论是磐石还是流水，从史前的那一刻开始，无论时间之雨如何冲刷，从来寂静无言。
父亲从火化炉里出来时，只剩下雪白的灰。所有亲友都被我安排下山吃饭，当时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曾经我想过这一幕，于是浑身战栗，口干舌燥。我看着他烧成灰烬，我等着他慢慢冷却，我站在一边等着入殓师把一米七五的他装殓进一个小小的花梨木盒子。我觉得这一切荒谬无比，正如我坐在火化车间外面等他，骨灰颗粒顺着烟气上升，又打落在我的头上，落在我的衣襟深处。我看见流云如奔马一样从头顶掠过，天空阴了又晴，觉得是他在轻轻敲打我的头。那一刻，我心底澄明，无有任何恐怖。
也许，我的批评时对的，父亲这一生中随波逐流，从未争取过任何改变自己人生的机会。可是，我并不曾如他那样在丛林里做一名猎手，带着猎犬交错出击，追击五十公里直至野猪倒地毙命。所以，我也无法理解一名十九岁的山民突然被运送到戈壁时内心的震撼，对命运的敬畏，以及把返回家乡作为执念的想法。在我们最亲近的时候，他带我踏遍基地周围的山岭，教我认识每一种植物和每一种求生的方法。那是记忆里他最快乐的时光，看着我一个人攀上绝壁，是他最骄傲的时刻。“那是我儿子”，我听见他在山脚下大声对同事说。
在整整七天里，我没有落过一滴眼泪。我朋友告诉我说，她也曾有过相同的经历---对自己父亲过世没有任何情绪的流露，如同操作一个具体的项目，入土为安，一切得体而妥当。一直到了很久之后，她在北京城里开着车，突然有那么一个时刻，在某个街角，悲伤毫无征兆悄然袭来，一下子把她打得粉碎。她一脚刹车，一个人在车里失声痛哭。
爸爸，我在等着那个街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