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为什么很“恐怖”

法国巴黎13日晚发生多起爆炸、枪击事件，已经造成至少120人遇难，法国总统奥朗德说这是“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是“对法国的战争”。伊斯兰国组织（IS）宣称对这次恐袭负责，并叫嚣下个目标是伦敦、华盛顿。这起恐怖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有媒体称其为“巴黎911”。从年初《查理周刊》社遇袭事件发生后，法国一年内连续两次遭到恐怖袭击，大众脆弱的神经接连受到挑战，“一场屠杀似末日”，有人担忧恐怖主义让“今后再无宁日”，一时间，整个欧洲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 对，就是恐慌。恐怖主义造成的恐慌和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之间的距离就是恐怖的特点。作为一种不对称的战争——弱势对抗强势的战术——恐怖主义调动恐惧心理带来的精神伤害之大，与它实际造成的人命和财产损失（与动辄伤亡成百上千万的战争相比，恐怖主义制造的死亡数字比较少）完全不相称。恐慌是恐怖主义的全部着眼点。认知心理学家们认为，人对一种风险的感知取决于心智上的两个小妖魔。第一个是可测度性：与相识的魔鬼打交道好过与不相识的魔鬼打交道。人们对于新奇、不可捉摸、效果延迟、当今科学无法充分解释的风险特别感到精神紧张。第二个是畏惧。人们忧虑发生最糟糕的情况，即那些不可控的、灾难性的，无意识的、不公正的（承受风险的人不是从风险获益的人）风险。大规模恐怖活动之所以恐怖，就是因为其将不可测知性和人类的畏惧感推到极限。如果看场球赛、听场音乐会、吃个火锅唱个歌都有可能遭到恐怖袭击，哪里还会有安全感？又如何不恐惧。 恐怖主义不是什么新东西。2000年前，罗马人征服犹太人后，犹太抵抗战士小组暗杀罗马官员和与罗马人合作的犹太人，期望以此迫使罗马人撤出。在11世纪，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个教派就开始实行自杀式恐怖活动，他们设法在公众场合接近判教的领袖，公开行刺。从17世纪到19世纪，印度一伙邪教徒共劫持了数万名旅客，献给女神迦梨做牺牲。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曾经是浪漫政治暴力流行的年代，发生了不下几百起爆炸、劫持人质和枪击事件，参与者有各式各样的某某军、某联盟、某某旅，某集团或者某阵线。比如美国的“黑人解放军”“犹太防御联盟”，英国的“临时爱尔兰共和国军”和“阿尔斯特自由战士”，意大利的“红色旅”，德国的“红军派”，西班牙的“埃塔”，日本的“日本赤军”，加拿大的“魁北克解放阵线”，等等。在那个年代，恐怖主义甚至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那么，这些恐怖组织现在都去哪里了？答案是他们失败了，全部消亡了。政治学家马克斯.亚伯拉罕曾检视过美国在2001年划定的28个外国恐怖组织，他发现，如果不考虑纯粹的战术成功，比如媒体曝光、释放囚犯和赎金等，只有三次恐怖组织的行动实现了自己的区域性目标：真主党分别在1984年和2000年从黎巴嫩南部赶走了多国维和部队与以色列部队；泰米尔猛虎组织在1990年赢得对斯里兰卡东北海岸线的控制。但这些恐怖组织针对的对象是军队，而不是平民，所以它们的角色更像是游击队，而不是恐怖分子。以平民为首要目标的恐怖行动，无一例外均以失败告终。 原因在哪里？因为恐怖主义天然有两个缺陷：一个不可持续。不对称的战争，顾名思义就是指一方比另一方更强大。与国家相比，恐怖组织只是浪花。没有任何小型恐怖组织能夺取一个国家的政权。恐怖行动往往以头目被击毙或被抓获，或者组织被国家消灭，或者演变成游击队或政治派别而告终。它们中的很多组织被内斗拖垮，创建者后继无人，许多头脑一时发热的年轻人经不住和平享受与家庭生活的诱惑。另一个是滥杀无辜。恐怖组织有一个难以抵挡的致命诱惑：寻求曝光度。他们为无所成就而懊恼，为观众露出厌倦而着急，为了吸引眼球于是采取更暴戾的行动。“毫无意义的杀戮”不仅吓跑潜在的同情者，而且刺激公众支持全面镇压行动。小布什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一打就是十年，直至2011年击毙本.拉登，那个曾经让世界为之颤抖的“基地”组织也告湮灭。 人天生都有些“历史近视眼”，本能地使用“易得性启发”这个捷径来估算相对频率，越是最近看到的东西，越是容易回想起来的事情，人们就认为它越可信，越是经常发生，最后，得到一种虚假的不安全感。恐怖主义是一种战术，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一个政权，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打赢一场“反恐战争”，更不可能实现“扫清世间恶魔”。在媒体全球化的时代，总会有一个意识形态狂在某个角落里培植不满和怨怼，投资恐怖主义，以期以一笔成本有限的暴力，给世界制造巨大的恐惧，也总会有一伙结义兄弟愿意为了情谊和荣耀甘冒生命危险从事恐怖活动。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无一例外，恐怖主义运动自身都带有自我毁灭的种子，终会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