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还不在审美范围内的调子
很羞愧，现在才开始看徐童的游民三部曲。 “如果一个正常人和一个残疾人同时偷了东西，大家一定会先指认我们……”徐童纪录片《算命》中腿脚不方便的算命先生所说出的，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事实，但这类群体间根深蒂固的认知模式，却暴露了社会价值观的积重成疾。徐童在素材的剪辑思路中，通过算命先生的两类人物关系，向内向外同时开始探照。
跟一个有精神和身体双重障碍的生活伴侣之间的相处中，他也像所有人一样有对情欲和正常家庭关系的需求，如影片中所说“身边有个女人，觉得很幸福”；在生存的基本信念下，他也有一门生意经，绑架人们对现实的恐惧，以高价贩卖廉价的希望，算命不是对命理笃定的信仰，他可以看出“那个女人了不得，不是什么人都能做这样的生意”，从中洞悉女人的“孤单命”，与其说是神明的托付，更像是生命历练所抛光的人生智慧。所谓的算命先生也像那些购买慰藉的客户一样，是在时代夹缝中挣扎求生的血肉之躯而已，懂得在孤立、流离的生活状态中谋求“不起眼”的幸福，“我找这个妹子的时候，别人问我找一个有残缺的没问题吗？我说没问题，穷困下只能这样，无法求全。”同样的，索求丈夫未来的女人，选择相信苦难的日子会随着丈夫出狱时间的临近在数字的递减中流走。苏童的镜头视角在家庭和社会两层关系之间的交互切换，并没有支离和跳跃的感觉，或许是因为我们通过算命先生的社会圈子所看到的人，是个体无意识的身份共同体，他们的命运在山谷中飘忽不定的回响交杂出了混沌的音波，久久地发出一种还不在审美范围内的调子。人们习惯从他们的相似性出发，称其为“游民”。
游民
这个社会研究中经常出现的词语，有多样化的定义，或是“无正当职业的人”、“无固定职业的人”，或是“流氓无产者”，资产阶级国家更喜欢称为“下层阶级”，根据《明星报》记者瓦尔特·伍伦韦伯的现实调查著作中的“下层阶级”概念，也被称作“反社会的人”，这里的“反社会的人”并不是那些具有攻击性/社会适应不良的病态人格，而指代那些从社会职能退避，封闭在同类颓废的平行世界中，对国家税收和社会责任上毫无贡献的人。在德国殷实的社会福利产业下，他们可以从名目繁多的救助机构中获得任何生活所需，甚至具体到每月多少“腌黄瓜”，救济金高出了工作所得，导致他们选择放弃社会劳动，逐渐失去了向中产阶级进行社会流动的意愿和能力。当然伍伦韦伯也指摘政府盲目的增加社会救济的资金投入，并不重视教育和再就业培训等长效性根本解决措施。
但在中国当下的现实中，社会连这些看得见的扶助都不曾付出的时候，没理由用一些既定标准下带有歧视性的名词去称呼他们，我似乎更愿意回归“游民”的本意，去理解这个群体，“流离失所的人”，游民失去了与土地的固有联系，这里的“土地”不妨理解为“社会根基”，不健全的人性和社会价值观所催生的偏见，将他们连根拔起，随风飘零。就像很多人“约定成俗”地觉得残缺的身体可以转化为通鬼神的灵力，这让“小神仙”们在世间喘息的间隙中有了生存的机会，也可能像文革期间一样，一夜间变成了说书先生，重新开始漂泊！片中唐小雁年轻时混迹于各个舞厅，性格刚烈，在整体压抑的社会现状下，多数人不会理解她眼中“幸福的女人”就是“找一个疼自己的男人”，再加上被强暴的经历，逐渐被所谓主流社会的漠视，像盯梢一样，等着在社会边缘来回顾盼的可怜人随时掉落。看片的过程中，突然想到了当年还是“粉先生”的史蒂夫·布西图在《落水狗》的开始说过一句话：像政府跟女服务生征收小费税一样不可理解。又有多少人会去理解和尊重多样化的人格和社会角色？对他们抱有同情和引导的态度？她的社会存在样式并非纯粹是自我选择的结果。本片中对唐小雁的结局交代是“从拘留所呆了14天后，不知所踪”。
不问苍生，问鬼神
认知程度的局限下，这个群体没有能力去反思问题的原罪，追究更广义的社会责任，反而成就了社会主体的幸运，“游民们”选择相信：苦难是自我命运的轮回，可以在因果的逻辑中找到化解的方案，“不问苍生，问鬼神”的价值观让他们心存希望。相信丈夫很快就可以从监狱回来，时刻准备迎接新的生活！还有所谓的改名字就可以摆脱“孤单命”！这在源头上消解了社会动荡的可能性。记得法国著名作家纪德临终前说“我对世界绝望”，有个非洲青年写信告诉他 “世界很美，有希望”， “这位青年的话是大地的咸味，为这点咸味，我死可瞑目。”这丝咸味就是“希望”，是活着的滋味，未来的时间给予这群人无限想象的空间，里面有完整的身体、有幸福的家庭、有爱人的陪伴、有生活的富足，却也会伴随伤口的绞痛，如此生活的积极性，对照出的是社会物质补给，以及社会教育、心理引导上的相对不作为。
这样若隐若现的事实，隐藏在徐童冷静的镜头语言下，影片整个纪录和观察的视角，都是站在世俗社会的心态上，就像当算命先生诉说生存现状时，摄影机位置在人物面部的侧下方，镜头语言的冷漠像是现实的嫡系。不去正视问题，问题依然存在，荒谬残忍。而当唐小雁徒手将针穿过肚皮的时候，徐童导演给的是进位正面特写，观看中的痛感跟人物的淡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跟一个有精神和身体双重障碍的生活伴侣之间的相处中，他也像所有人一样有对情欲和正常家庭关系的需求，如影片中所说“身边有个女人，觉得很幸福”；在生存的基本信念下，他也有一门生意经，绑架人们对现实的恐惧，以高价贩卖廉价的希望，算命不是对命理笃定的信仰，他可以看出“那个女人了不得，不是什么人都能做这样的生意”，从中洞悉女人的“孤单命”，与其说是神明的托付，更像是生命历练所抛光的人生智慧。所谓的算命先生也像那些购买慰藉的客户一样，是在时代夹缝中挣扎求生的血肉之躯而已，懂得在孤立、流离的生活状态中谋求“不起眼”的幸福，“我找这个妹子的时候，别人问我找一个有残缺的没问题吗？我说没问题，穷困下只能这样，无法求全。”同样的，索求丈夫未来的女人，选择相信苦难的日子会随着丈夫出狱时间的临近在数字的递减中流走。苏童的镜头视角在家庭和社会两层关系之间的交互切换，并没有支离和跳跃的感觉，或许是因为我们通过算命先生的社会圈子所看到的人，是个体无意识的身份共同体，他们的命运在山谷中飘忽不定的回响交杂出了混沌的音波，久久地发出一种还不在审美范围内的调子。人们习惯从他们的相似性出发，称其为“游民”。
游民
这个社会研究中经常出现的词语，有多样化的定义，或是“无正当职业的人”、“无固定职业的人”，或是“流氓无产者”，资产阶级国家更喜欢称为“下层阶级”，根据《明星报》记者瓦尔特·伍伦韦伯的现实调查著作中的“下层阶级”概念，也被称作“反社会的人”，这里的“反社会的人”并不是那些具有攻击性/社会适应不良的病态人格，而指代那些从社会职能退避，封闭在同类颓废的平行世界中，对国家税收和社会责任上毫无贡献的人。在德国殷实的社会福利产业下，他们可以从名目繁多的救助机构中获得任何生活所需，甚至具体到每月多少“腌黄瓜”，救济金高出了工作所得，导致他们选择放弃社会劳动，逐渐失去了向中产阶级进行社会流动的意愿和能力。当然伍伦韦伯也指摘政府盲目的增加社会救济的资金投入，并不重视教育和再就业培训等长效性根本解决措施。
但在中国当下的现实中，社会连这些看得见的扶助都不曾付出的时候，没理由用一些既定标准下带有歧视性的名词去称呼他们，我似乎更愿意回归“游民”的本意，去理解这个群体，“流离失所的人”，游民失去了与土地的固有联系，这里的“土地”不妨理解为“社会根基”，不健全的人性和社会价值观所催生的偏见，将他们连根拔起，随风飘零。就像很多人“约定成俗”地觉得残缺的身体可以转化为通鬼神的灵力，这让“小神仙”们在世间喘息的间隙中有了生存的机会，也可能像文革期间一样，一夜间变成了说书先生，重新开始漂泊！片中唐小雁年轻时混迹于各个舞厅，性格刚烈，在整体压抑的社会现状下，多数人不会理解她眼中“幸福的女人”就是“找一个疼自己的男人”，再加上被强暴的经历，逐渐被所谓主流社会的漠视，像盯梢一样，等着在社会边缘来回顾盼的可怜人随时掉落。看片的过程中，突然想到了当年还是“粉先生”的史蒂夫·布西图在《落水狗》的开始说过一句话：像政府跟女服务生征收小费税一样不可理解。又有多少人会去理解和尊重多样化的人格和社会角色？对他们抱有同情和引导的态度？她的社会存在样式并非纯粹是自我选择的结果。本片中对唐小雁的结局交代是“从拘留所呆了14天后，不知所踪”。
不问苍生，问鬼神
认知程度的局限下，这个群体没有能力去反思问题的原罪，追究更广义的社会责任，反而成就了社会主体的幸运，“游民们”选择相信：苦难是自我命运的轮回，可以在因果的逻辑中找到化解的方案，“不问苍生，问鬼神”的价值观让他们心存希望。相信丈夫很快就可以从监狱回来，时刻准备迎接新的生活！还有所谓的改名字就可以摆脱“孤单命”！这在源头上消解了社会动荡的可能性。记得法国著名作家纪德临终前说“我对世界绝望”，有个非洲青年写信告诉他 “世界很美，有希望”， “这位青年的话是大地的咸味，为这点咸味，我死可瞑目。”这丝咸味就是“希望”，是活着的滋味，未来的时间给予这群人无限想象的空间，里面有完整的身体、有幸福的家庭、有爱人的陪伴、有生活的富足，却也会伴随伤口的绞痛，如此生活的积极性，对照出的是社会物质补给，以及社会教育、心理引导上的相对不作为。
这样若隐若现的事实，隐藏在徐童冷静的镜头语言下，影片整个纪录和观察的视角，都是站在世俗社会的心态上，就像当算命先生诉说生存现状时，摄影机位置在人物面部的侧下方，镜头语言的冷漠像是现实的嫡系。不去正视问题，问题依然存在，荒谬残忍。而当唐小雁徒手将针穿过肚皮的时候，徐童导演给的是进位正面特写，观看中的痛感跟人物的淡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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