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帝王陵寝之高贵乡公曹髦墓
高贵乡公曹髦墓，疑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洛阳市洛龙区李楼乡白碛村，高贵乡公曹髦，为曹魏第四位皇帝，公元260年为司马氏所害，葬于洛阳城西北。
曹髦（241年11月15日－260年6月2日），字彦士，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三国时期曹魏第四皇帝，公元254－260年在位。
曹髦即位前为高贵乡公，司马师废齐王曹芳后，身为宗室的曹髦被立为新君，但曹髦对司马氏兄弟的专横跋扈十分不满，于公元260年召见王经等人，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带领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授予铠甲兵器，率领僮仆数百余人讨伐，然而此次行动却被司马昭知晓，在司马昭心腹贾充的指使下，曹髦被武士成济所弑，年仅20岁。
曹髦擅长书写诗文，另外他的绘画艺术也很是不错，是一个善于琴棋书画的才子，有《祖二疏图》、《盗跖图》、《黄河流势》、《新丰放鸡犬图》传于代，又有《黔娄夫妻图》。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目其为中品。
历代史学家、文学家感于高贵乡公逝于司马氏手，对曹髦的评价亦正面居多。
陈寿：“高贵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
《魏氏春秋》：“公神明爽鉨，德音宣朗。”
钟会：“才同陈思，武类太祖。”
石苞：“非常人也。”“武帝更生也。”
刘勰：“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含章，动言成论。”
元子攸：“宁作高贵乡公死，不作汉献帝生。”
王勃：“高贵乡公名决有余，而深沈不足。其雄才大略，经纬远图，求之数君，并无取焉。”
张彦远：“曹髦之迹，独高魏代。”
李冶：“当髦之图昭之际，使沈、业如经之不言，则髦必当得志，昭必先诛，魏祚必不倾，司马氏亦无自而王也。”
叶适：“公立时年十五，英才逸气，与少康、晋悼畧相似。哀哉，哀哉。”
胡三省：“帝有诛昭之志，不务养晦，而愤郁之气见于辞而不能自掩，盖亦浅矣。”
张燧：“史称高贵才慧夙成，好问尚词，即其幸学与诸博士论难，信然。自古末世之君多文采，若隋炀、陈、唐二后主最隽，然不过华靡藻丽耳。至深于经术，莫如高贵。人主之学，与韦布异，不能不为之浩叹。”
周寿昌：“以帝之才，而遵时养晦，勤治图成，魏祚其庶几可少延乎。”
李慈铭：“高贵乡公经术文章，咸有师法，留心政事，常以夏少康为念，真三代后不多见之令主。其决计讨司马昭，亦不失为英雄。后人见其败死，谓之寡谋轻举，为鲁昭公之续。不知楚庄王之讨斗椒，叔孙昭子之讨竖牛，卫献公之讨宁喜，汉桓帝之讨梁冀；即同时若吴景帝之讨孙綝，后世若宋文帝之讨徐傅谢晦，周武帝之讨宇文护，皆冒险奋发，卒底于成。事机之会，间不容发，勇决速断，固除乱之首务矣。后世人君，狃于鲁昭高贵之事，因循容忍，以酿大祸者，不知凡几，可胜慨哉！高贵自言政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耶，二语慷慨激烈，千载下读之犹有生气。”“高贵贤明好学，见酷逆臣，亦古今所共痛。”
卢弼：“高贵乡公若韬光养晦，或免于毒手，乃远慕少康，锋芒未敛，祸变及身，惜哉！”“高贵乡公博学好问，祯祥自叙，文采斐然，才同陈思，当时已有定评，设得贤宰辅，诚有为之君。乃受制权奸，深忌其才，英年惨死，可为浩叹。”
曹髦是曹魏帝王中才情不绝，深厚有德的一位，但是生不逢时，还有一颗积极奋进的心灵，最终出师未捷身先死，也是很值得赞叹的。史料记载，高贵乡公为人极为聪颖好学，而且深明礼仪，曾经多次在太学与当时的鸿儒前辈探讨儒家经典，多次下诏抚恤他在位期间历次战争的死难者，可谓有位之君。
陈寿《三国志·魏书四·三少帝纪第四》：“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庚寅，太傅孚、大将军文王、太尉柔、司徒冲稽首言：“伏见中令，故高贵乡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祸，依汉昌邑王罪废故事，以民礼葬。......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过隆，虽存大义，犹垂哀矜，臣等之心实有不忍，以为可加恩以王礼葬之。”太后从之。”
习凿齿《汉魏春秋》：“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经曰：“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帝遂帅僮仆数百，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骑校尉伷入，遇帝於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伷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於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於背。文王闻，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杀陛下者，臣之罪也。”......丁卯，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下车数乘，不设旌旐，百姓相聚而观之，曰：“是前日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胜。”
裴松之《三国志注》：“臣松之以为习凿齿书，虽最后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载习语，以其馀所言微异者次其后。世语曰：王沈、王业驰告文王，尚书王经以正直不出，因沈、业申意。晋诸公赞曰：沈、业将出，呼王经。经不从，曰：“吾子行矣！”干宝晋纪曰：成济问贾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养汝等，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济曰：“然。”乃抽戈犯跸。魏氏春秋曰：戊子夜，帝自将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下陵云台，铠仗授兵，欲因际会，自出讨文王。会雨，有司奏卻日，遂见王经等出黄素诏於怀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当决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剑升辇，帅殿中宿卫苍头官僮击战鼓，出云龙门。贾充自外而入，帝师溃散，犹称天子，手剑奋击，众莫敢逼。充帅厉将士，骑督成倅弟成济以矛进，帝崩于师。时暴雨雷霆，晦冥。魏末传曰：贾充呼帐下督成济谓曰：“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何不出击！”倅兄弟二人乃帅帐下人出，顾曰：“当杀邪？执邪？”充曰：“杀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将军士皆放仗。济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车下。......臣松之以为若但下车数乘，不设旌旐，何以为王礼葬乎？斯盖恶之过言，所谓不如是之甚者。"
朱孔阳《历代陵寝备考·卷十六》：“高贵乡公髦，字士安。......在位六年，庚辰五月以讨司马昭不克，遇弑于南阙下，年二十一，以太后令废为庶人葬以民礼，太傅孚等请以王礼葬之，墓在洛阳西北。”
高贵乡公曹髦墓，疑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洛阳市洛龙区李楼乡白碛村，墓位于村中一处垃圾场内，封土高曰十米，当地老百姓称此冢为“毛毛冢”，或以此墓为晋惠帝司马衷太阳陵。
笔者认为这处墓冢为高贵乡公曹髦墓可能性比较大，理由如下：
其一，有学者认为发掘于1956年洛阳矿山机械厂的曹魏正始八年墓为曹髦墓，因正始八年（公元247年）距曹髦之葬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已十三年有余，因此曹髦墓中出现正始八年所制器物的可能性不大。
其二，有关此墓为晋惠帝司马衷太阳陵说法亦不确，西晋帝陵皆位于孟津县平乐镇天皇岭东，邙山支脉首阳山南北两麓，现已于首阳山南麓的南蔡庄调查钻探晋武帝司马炎之峻阳陵，后杜楼村北调查钻探晋文帝司马昭之崇阳陵；晋宣帝司马懿高原陵疑位于首阳山西侧的曹凹、郭坟两村西邻之宣王冢，可以推定晋惠帝司马衷太阳陵应亦位于首阳山一代，此地距离洛龙区李楼乡白碛村距离甚远，且南辕北辙。
其三，习凿齿《汉魏春秋》曰：“丁卯，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根据史料记载，瀍涧之滨是曹魏中期的一座重要的高级墓葬区，宋代裴松之在注《三国志》中说：“《汉晋春秋》曰：‘丁卯，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高贵卿公陵：在县西北三十里屈涧之滨。” “屈涧” 即涧河弯曲处，即今洛阳王城公园以北对应的邙山上。高贵乡公葬前，不排除这里已经埋葬有曹魏皇族高级成员的可能性。然据朱孔阳《历代陵寝备考·卷十六》载：“高贵乡公，以太后令废为庶人葬以民礼，太傅孚等请以王礼葬之，墓在洛阳西北。”仅称墓在洛阳城西北。而此墓所在之洛龙区李楼乡白碛村，位于汉魏洛阳城西北，紧邻黄河，虽然距离“瀍涧之滨”有一段距离，但从大的地理方位来看，亦无不合。
其四，当地百姓称此墓为“毛毛冢”，历代口口相传，必有缘由。“毛毛冢”疑为“髦髦冢”之谐音，当与高贵乡公有关。
此墓是否确为高贵乡公墓，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掘，然综合以上因素分析，河南省洛阳市洛阳市洛龙区李楼乡白碛村的这座古墓，为曹魏第四位皇帝高贵乡公曹髦墓的可能性很大。
祔葬：魏高贵乡公皇后卞氏，琅琊开阳（今山东临沂）人。曹魏高贵乡公曹髦的皇后，魏武帝曹操武宣卞皇后弟弟卞秉的曾孙女。正元二年（255年）三月，被立为皇后。高贵乡公遇害，景元元年（260年），陈留王曹奂即位，她乃逊后位。在位5年。卞皇后终葬之事史料中没有记载，卞皇后是否与高贵乡公合葬，情况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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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髦（241年11月15日－260年6月2日），字彦士，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三国时期曹魏第四皇帝，公元254－260年在位。
曹髦即位前为高贵乡公，司马师废齐王曹芳后，身为宗室的曹髦被立为新君，但曹髦对司马氏兄弟的专横跋扈十分不满，于公元260年召见王经等人，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带领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授予铠甲兵器，率领僮仆数百余人讨伐，然而此次行动却被司马昭知晓，在司马昭心腹贾充的指使下，曹髦被武士成济所弑，年仅20岁。
曹髦擅长书写诗文，另外他的绘画艺术也很是不错，是一个善于琴棋书画的才子，有《祖二疏图》、《盗跖图》、《黄河流势》、《新丰放鸡犬图》传于代，又有《黔娄夫妻图》。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目其为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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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史学家、文学家感于高贵乡公逝于司马氏手，对曹髦的评价亦正面居多。
陈寿：“高贵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
《魏氏春秋》：“公神明爽鉨，德音宣朗。”
钟会：“才同陈思，武类太祖。”
石苞：“非常人也。”“武帝更生也。”
刘勰：“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含章，动言成论。”
元子攸：“宁作高贵乡公死，不作汉献帝生。”
王勃：“高贵乡公名决有余，而深沈不足。其雄才大略，经纬远图，求之数君，并无取焉。”
张彦远：“曹髦之迹，独高魏代。”
李冶：“当髦之图昭之际，使沈、业如经之不言，则髦必当得志，昭必先诛，魏祚必不倾，司马氏亦无自而王也。”
叶适：“公立时年十五，英才逸气，与少康、晋悼畧相似。哀哉，哀哉。”
胡三省：“帝有诛昭之志，不务养晦，而愤郁之气见于辞而不能自掩，盖亦浅矣。”
张燧：“史称高贵才慧夙成，好问尚词，即其幸学与诸博士论难，信然。自古末世之君多文采，若隋炀、陈、唐二后主最隽，然不过华靡藻丽耳。至深于经术，莫如高贵。人主之学，与韦布异，不能不为之浩叹。”
周寿昌：“以帝之才，而遵时养晦，勤治图成，魏祚其庶几可少延乎。”
李慈铭：“高贵乡公经术文章，咸有师法，留心政事，常以夏少康为念，真三代后不多见之令主。其决计讨司马昭，亦不失为英雄。后人见其败死，谓之寡谋轻举，为鲁昭公之续。不知楚庄王之讨斗椒，叔孙昭子之讨竖牛，卫献公之讨宁喜，汉桓帝之讨梁冀；即同时若吴景帝之讨孙綝，后世若宋文帝之讨徐傅谢晦，周武帝之讨宇文护，皆冒险奋发，卒底于成。事机之会，间不容发，勇决速断，固除乱之首务矣。后世人君，狃于鲁昭高贵之事，因循容忍，以酿大祸者，不知凡几，可胜慨哉！高贵自言政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耶，二语慷慨激烈，千载下读之犹有生气。”“高贵贤明好学，见酷逆臣，亦古今所共痛。”
卢弼：“高贵乡公若韬光养晦，或免于毒手，乃远慕少康，锋芒未敛，祸变及身，惜哉！”“高贵乡公博学好问，祯祥自叙，文采斐然，才同陈思，当时已有定评，设得贤宰辅，诚有为之君。乃受制权奸，深忌其才，英年惨死，可为浩叹。”
曹髦是曹魏帝王中才情不绝，深厚有德的一位，但是生不逢时，还有一颗积极奋进的心灵，最终出师未捷身先死，也是很值得赞叹的。史料记载，高贵乡公为人极为聪颖好学，而且深明礼仪，曾经多次在太学与当时的鸿儒前辈探讨儒家经典，多次下诏抚恤他在位期间历次战争的死难者，可谓有位之君。
陈寿《三国志·魏书四·三少帝纪第四》：“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庚寅，太傅孚、大将军文王、太尉柔、司徒冲稽首言：“伏见中令，故高贵乡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祸，依汉昌邑王罪废故事，以民礼葬。......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过隆，虽存大义，犹垂哀矜，臣等之心实有不忍，以为可加恩以王礼葬之。”太后从之。”
习凿齿《汉魏春秋》：“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经曰：“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帝遂帅僮仆数百，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骑校尉伷入，遇帝於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伷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於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於背。文王闻，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杀陛下者，臣之罪也。”......丁卯，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下车数乘，不设旌旐，百姓相聚而观之，曰：“是前日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胜。”
裴松之《三国志注》：“臣松之以为习凿齿书，虽最后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载习语，以其馀所言微异者次其后。世语曰：王沈、王业驰告文王，尚书王经以正直不出，因沈、业申意。晋诸公赞曰：沈、业将出，呼王经。经不从，曰：“吾子行矣！”干宝晋纪曰：成济问贾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养汝等，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济曰：“然。”乃抽戈犯跸。魏氏春秋曰：戊子夜，帝自将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下陵云台，铠仗授兵，欲因际会，自出讨文王。会雨，有司奏卻日，遂见王经等出黄素诏於怀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当决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剑升辇，帅殿中宿卫苍头官僮击战鼓，出云龙门。贾充自外而入，帝师溃散，犹称天子，手剑奋击，众莫敢逼。充帅厉将士，骑督成倅弟成济以矛进，帝崩于师。时暴雨雷霆，晦冥。魏末传曰：贾充呼帐下督成济谓曰：“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何不出击！”倅兄弟二人乃帅帐下人出，顾曰：“当杀邪？执邪？”充曰：“杀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将军士皆放仗。济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车下。......臣松之以为若但下车数乘，不设旌旐，何以为王礼葬乎？斯盖恶之过言，所谓不如是之甚者。"
朱孔阳《历代陵寝备考·卷十六》：“高贵乡公髦，字士安。......在位六年，庚辰五月以讨司马昭不克，遇弑于南阙下，年二十一，以太后令废为庶人葬以民礼，太傅孚等请以王礼葬之，墓在洛阳西北。”
高贵乡公曹髦墓，疑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洛阳市洛龙区李楼乡白碛村，墓位于村中一处垃圾场内，封土高曰十米，当地老百姓称此冢为“毛毛冢”，或以此墓为晋惠帝司马衷太阳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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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这处墓冢为高贵乡公曹髦墓可能性比较大，理由如下：
其一，有学者认为发掘于1956年洛阳矿山机械厂的曹魏正始八年墓为曹髦墓，因正始八年（公元247年）距曹髦之葬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已十三年有余，因此曹髦墓中出现正始八年所制器物的可能性不大。
其二，有关此墓为晋惠帝司马衷太阳陵说法亦不确，西晋帝陵皆位于孟津县平乐镇天皇岭东，邙山支脉首阳山南北两麓，现已于首阳山南麓的南蔡庄调查钻探晋武帝司马炎之峻阳陵，后杜楼村北调查钻探晋文帝司马昭之崇阳陵；晋宣帝司马懿高原陵疑位于首阳山西侧的曹凹、郭坟两村西邻之宣王冢，可以推定晋惠帝司马衷太阳陵应亦位于首阳山一代，此地距离洛龙区李楼乡白碛村距离甚远，且南辕北辙。
其三，习凿齿《汉魏春秋》曰：“丁卯，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根据史料记载，瀍涧之滨是曹魏中期的一座重要的高级墓葬区，宋代裴松之在注《三国志》中说：“《汉晋春秋》曰：‘丁卯，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高贵卿公陵：在县西北三十里屈涧之滨。” “屈涧” 即涧河弯曲处，即今洛阳王城公园以北对应的邙山上。高贵乡公葬前，不排除这里已经埋葬有曹魏皇族高级成员的可能性。然据朱孔阳《历代陵寝备考·卷十六》载：“高贵乡公，以太后令废为庶人葬以民礼，太傅孚等请以王礼葬之，墓在洛阳西北。”仅称墓在洛阳城西北。而此墓所在之洛龙区李楼乡白碛村，位于汉魏洛阳城西北，紧邻黄河，虽然距离“瀍涧之滨”有一段距离，但从大的地理方位来看，亦无不合。
其四，当地百姓称此墓为“毛毛冢”，历代口口相传，必有缘由。“毛毛冢”疑为“髦髦冢”之谐音，当与高贵乡公有关。
此墓是否确为高贵乡公墓，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掘，然综合以上因素分析，河南省洛阳市洛阳市洛龙区李楼乡白碛村的这座古墓，为曹魏第四位皇帝高贵乡公曹髦墓的可能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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