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远年风韵，临水照花
20年前的9月8日，1995年一个秋意乍起的日子，张爱玲被发现在美国洛杉矶自己的公寓离世。享年74岁。她的骨灰后来撒入大海。
身已飘零碧海，人犹临水照花。张爱玲从来不怕死。她选择的，就是一种如同死亡一样孤绝的生存方式。“临水照花”，该是一种特殊女人的特别状态———孤傲、敏感、卓尔不群，但是却逃不开心灵之篱栅。这样的女人大都会用文字来跳舞，舞跳得过于高明，便没有了舞伴来陪，只落得人在高处，灵魂总是寂寞。
言及张爱玲。余秋雨有过这样一段话：“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永存。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这些天她的灵魂飘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这是张爱玲的一句名言。正当青春年华时，她说出这样的话，更不幸的是竟然一语成谶。有人说，张爱玲的一生，正是与“虱子”战斗的一生。
张爱玲生于上海，解放后离开中国大陆。她的代表作有 《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等。
风华绝代的才女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中心不是写作，不是研究，不是游历，而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
据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这似乎有些夸张，因为这样算下来，张爱玲搬家次数达180多次，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张爱玲给文学史家夏志清的一封亲笔信里，说法更吓人:“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可以确信，晚年张爱玲即使不是每天都搬家，其搬家频率之高也大大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张爱玲如此频繁地搬家，仅仅是为了“躲虫子”，一种她认为来自南美、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跳蚤。她随身携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在栖身处发现跳蚤就马上离开。1991年，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
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强迫症，一种病态。
张爱玲很早就看到，穿梭于俗世繁华中的男男女女，华丽的外表下包藏着人性的暗疾，灵魂中蛰伏着一只只微小却执拗的“虱子”，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啃啮着真性情。《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明知范柳原不会把她当作唯一的爱，但为了嫁个体面的富家子弟，不得不拿残余的青春作最后一搏；《金锁记》 里的曹七巧，在无爱无性的婚姻中消磨了一生，导致心理变态，以摧残儿女的幸福为乐事……贪欲使她们没有勇气和力量清除内心的“虱子”，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繁衍、长大、蔓延，直到将鲜活的生命吞没。
张爱玲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作家与作品人物的关系有两种：同构或超越。张爱玲属于前一种。她本人和她笔下的人物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她内心深处情与物、灵与肉的挣扎。
张爱玲从小就要“做一个特别的人”，让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张爱玲的祖父是清末“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外曾祖父则是名满天下的清朝名臣李鸿章。
然而人生是诡谲的，一个人太想得到一样东西，上天倒不一定让他得到。张爱玲可以“趁早”出名，但不一定能“痛快”。
1949年后，上海文坛的张爱玲“传奇”时代结束。3年后，张爱玲远走香港。迫于生活压力，这个出身簪缨望族，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
小说出版不久，1955年张爱玲到了美国。在美国，令张爱玲引以为自豪的写作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甚至着手写作《张学良传》。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
夏志清先生曾建议张爱玲多接触美国社会，然后以美国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上的突破。但张爱玲孤傲又软弱，无法融入美国这个早已现代化了的社会。她的生活越来越封闭，最后把自己关起来，有人给她打电话要事先写信预约，后来她连友人书信也懒得看了。
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冷。她不像其他女人一样喜欢小猫小狗，对唯一的弟弟也冷眼相看。对于社会，她也没有多少了解的欲望，一次她坐人力车到家要付车夫小账，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
张爱玲出身于贵族之家，父亲是一个封建遗少，性格乖戾暴虐，抽鸦片，娶姨太太，母亲是曾经出洋留学的新式女子，父母长期不和，终于离异。后来父亲续娶，张爱玲与父亲、继母关系更为紧张。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竟遭到继母的责打，然而继母诬陷张爱玲打她，父亲就毒打了张爱玲。
在这种阴沉冷酷的环境里长大，青春期遭受过如此残酷的折磨，张爱玲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和怀疑，她在心里筑起一道坚硬的屏障，把她与世界隔开。“人是最靠不住的”，是她从青春磨难中总结出来的人生信条。张爱玲的心灵里有一只阴郁的“虱子”，成了她一生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
曾有人问海明威“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什么”，海明威说是“不幸的童年”。这句话对张爱玲是适合的。
在洛杉矶的最后23年里，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在搬家中，她将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也遗失了，甚至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译稿也不知所终。去世前4个月，她还写信给林式同，说她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也许她以为在沙漠里可以摆脱被虱子咬啮的苦恼。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7天后才被人发现。屋里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凋零。
身已飘零碧海，人犹临水照花。张爱玲从来不怕死。她选择的，就是一种如同死亡一样孤绝的生存方式。“临水照花”，该是一种特殊女人的特别状态———孤傲、敏感、卓尔不群，但是却逃不开心灵之篱栅。这样的女人大都会用文字来跳舞，舞跳得过于高明，便没有了舞伴来陪，只落得人在高处，灵魂总是寂寞。
言及张爱玲。余秋雨有过这样一段话：“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永存。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这些天她的灵魂飘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这是张爱玲的一句名言。正当青春年华时，她说出这样的话，更不幸的是竟然一语成谶。有人说，张爱玲的一生，正是与“虱子”战斗的一生。
张爱玲生于上海，解放后离开中国大陆。她的代表作有 《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等。
风华绝代的才女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中心不是写作，不是研究，不是游历，而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
据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这似乎有些夸张，因为这样算下来，张爱玲搬家次数达180多次，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张爱玲给文学史家夏志清的一封亲笔信里，说法更吓人:“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可以确信，晚年张爱玲即使不是每天都搬家，其搬家频率之高也大大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张爱玲如此频繁地搬家，仅仅是为了“躲虫子”，一种她认为来自南美、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跳蚤。她随身携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在栖身处发现跳蚤就马上离开。1991年，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
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强迫症，一种病态。
张爱玲很早就看到，穿梭于俗世繁华中的男男女女，华丽的外表下包藏着人性的暗疾，灵魂中蛰伏着一只只微小却执拗的“虱子”，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啃啮着真性情。《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明知范柳原不会把她当作唯一的爱，但为了嫁个体面的富家子弟，不得不拿残余的青春作最后一搏；《金锁记》 里的曹七巧，在无爱无性的婚姻中消磨了一生，导致心理变态，以摧残儿女的幸福为乐事……贪欲使她们没有勇气和力量清除内心的“虱子”，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繁衍、长大、蔓延，直到将鲜活的生命吞没。
张爱玲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作家与作品人物的关系有两种：同构或超越。张爱玲属于前一种。她本人和她笔下的人物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她内心深处情与物、灵与肉的挣扎。
张爱玲从小就要“做一个特别的人”，让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张爱玲的祖父是清末“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外曾祖父则是名满天下的清朝名臣李鸿章。
然而人生是诡谲的，一个人太想得到一样东西，上天倒不一定让他得到。张爱玲可以“趁早”出名，但不一定能“痛快”。
1949年后，上海文坛的张爱玲“传奇”时代结束。3年后，张爱玲远走香港。迫于生活压力，这个出身簪缨望族，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
小说出版不久，1955年张爱玲到了美国。在美国，令张爱玲引以为自豪的写作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甚至着手写作《张学良传》。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
夏志清先生曾建议张爱玲多接触美国社会，然后以美国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上的突破。但张爱玲孤傲又软弱，无法融入美国这个早已现代化了的社会。她的生活越来越封闭，最后把自己关起来，有人给她打电话要事先写信预约，后来她连友人书信也懒得看了。
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冷。她不像其他女人一样喜欢小猫小狗，对唯一的弟弟也冷眼相看。对于社会，她也没有多少了解的欲望，一次她坐人力车到家要付车夫小账，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
张爱玲出身于贵族之家，父亲是一个封建遗少，性格乖戾暴虐，抽鸦片，娶姨太太，母亲是曾经出洋留学的新式女子，父母长期不和，终于离异。后来父亲续娶，张爱玲与父亲、继母关系更为紧张。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竟遭到继母的责打，然而继母诬陷张爱玲打她，父亲就毒打了张爱玲。
在这种阴沉冷酷的环境里长大，青春期遭受过如此残酷的折磨，张爱玲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和怀疑，她在心里筑起一道坚硬的屏障，把她与世界隔开。“人是最靠不住的”，是她从青春磨难中总结出来的人生信条。张爱玲的心灵里有一只阴郁的“虱子”，成了她一生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
曾有人问海明威“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什么”，海明威说是“不幸的童年”。这句话对张爱玲是适合的。
在洛杉矶的最后23年里，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在搬家中，她将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也遗失了，甚至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译稿也不知所终。去世前4个月，她还写信给林式同，说她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也许她以为在沙漠里可以摆脱被虱子咬啮的苦恼。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7天后才被人发现。屋里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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