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都是靠「剩余快感」在活着

只有遭遇到死亡，生命才刚刚开始。
正是以这一在死亡之上生活——用德勒兹论福柯（Michel Foucault）之批判实践的语辞来描述的话，即“在死亡主义背景上的生命主义”——的激进姿态，我们才能以一种溢出“现实世界”的幽灵性方式，来对死亡作“不可能”的思考。
这个“现实世界”在存在论层面上的伪物质性（符号性），使死亡具有着两种形式。也即是说，一个人可以死两次——也只有两次，没有第三次。
第一种死亡是符号性死亡（symbolic death）。以电影《Matrix》为例，当Neo吃下Morpheus给他的那颗药丸时，他就死了——在“现实世界”中，那个“Mr.Anderson”已经不复存在，那个符号已经死亡。自此，他就成为了游荡在Matrix中的一个幽灵，不断进行着对Matrix最激进的批判。
第二种死亡，则是生物性死亡（biological death），即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理死亡。比如，张国荣多年前愚人节纵身一跃后，他便是生物性地死亡了。然而，他却并没有符号性地死亡：因为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张国荣”在由媒体所构筑形成的大众文化中依旧“活跃”；可能要过上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后，“张国荣”才会迎来他的第二次死亡——在这个世界中符号性地死去了。
和Neo这个从“真实的荒漠”（desert of the real）中杀进“现实世界”的“死了的活人”不同，已生物性死去的“张国荣”则是继续可能被作为符号秩序的Matrix利用，即利用这个符号来转移很多人（如“张国荣”的大师fans、以及庞大的明星文化之消费大众）的“眼球”，从而遮盖Matrix内部的各种腐烂性创口，一直到“张国荣”的符号性影响逐渐消亡，最终成为一个“死了的死人”（即，拉康所说的“第二次死亡”）。
而反过来，那些无法继续被利用、甚至被意识形态视之为威胁人“名字”，则是会无声息地快速“迎来”它的符号性死亡（并非“自然地”逐渐消亡）。
精神分析上的“死亡驱力”（death drive），即是指一种原始的、语言描述不出的力量，驱使人们越出“日常现实”之外，追随一份同样语言描述不出的快感；这种前语言的、无可名状的、因而“危险”乃至“恐怖”的快感，精神分析中的术语即是“jouissance”，意为“真实的快感”（enjoyment of the real），以区别开“日常现实”所提供的、经语言编码后的种种“熟悉”而“安全”的“快感”。
人类的生活，永不仅仅是“活着”（仅仅“活着”即变成了行尸走肉），它总是包含着超越现实生活的溢出，而这种溢出在精神分析中，便和“死亡驱力”相系——虽然对于“说话的存在”来说，“死亡驱力”并不“存在”（因无从用语言描述、以“科学”定义）；但它在精神层面的溢出性的残余（residue），即仍对人们施加着影响，使其作出越出“日常现实”的激进实践，从而遭遇到那旋涡般的深渊性体验。
换言之，只有死亡驱力，使人们能够接近那溢出性的、无可名状的（因而创痛甚至恐怖的）“真实的快感”，比如恋爱。
因此，死亡驱力，便正是通向符号性死亡的驱力，它导致人们在“日常现实”中的不“存在”——即通过那“不可能”的（符号性的）自杀性行动，而占据“现实世界”中的深渊性－例外性的缺口位置。对于“符号性自杀”，齐泽克曾精到地论述道：
    “正是符号性自杀，定义了死亡驱力。符号性自杀并非指‘不是真正地死，而是象征性地死’；它指的是驱除那个规定主体之命运的符号性网络，割除把主体锚定在其符号性实质上的一切联结。”
从意识形态批判之角度而言，惟有符号性自杀，才是最根本的政治行动，那彻底拒绝所有“现实世界”提供的种种（非真实的、符号建构的）“快感”，从此摆脱沦为欲望支配下的变态狂。作为“说话的存在”，人们永远无法知道前语言的真实中的快感是怎样的。
“现实世界”中的“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所提供的种种享乐（比如享受“美食”、“做爱高潮”等等）均非“真实的快感”，因为从小孩子一学会说话开始，他/她便被“阉割”了，即同自己的身体失去直接的原始关联，而只能通过语言符号作为中介来和自己之身体发生联系，比如“脚”这个身体器官是用来“走路”的、两“脚”之间的那个身体器官则用来“小便”和“做爱”，等等；
若超出这套界定，以“手”“走路”、以“脚”“做爱”、以“性器官”来做越出语言所能形容之事，则全是“变态”或“精神有病”……于是，在语言中介的全盘编码、以其所生成的那看不见的严苛的规限下，人们已无法知道身体原始意义上的快感是怎么回事。故而——用拉康的话说——“快乐”正是“真实的快感”的对立面；而“快乐原则”，则正是“能指的统治”（dominance of the signifier）。
因此对于拉康，“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并不是与“快乐原则”相对的另外一套原则（即“自我心理学”中的所谓“现实原则”对应“自我”、“快乐原则”对应“本我”），它就是“快乐原则”的直接延展，或者说，“现实原则”便是“快乐原则”的“一个延迟的行动”（a delayed action）——“事实上，我们从快乐中制造现实”。
作为符号性法则的“快乐原则”，通过阻断人们直接体验“真实的快感”，从而使人们进入到经语言编码、符号性构建起来的“现实世界”，去获得那经过调节的、被编码后的“快乐”（即“现实世界”中那形形色色的符号性的“快感”、“享乐”）；而那被禁止的、越界性的“真实的快感”，则却是被“日常现实”中的人们体验为反常性的、不能忍受的精神性创痛（也即是说，拒绝“现实之快乐”而追求“真实的快感”，在“日常现实”中便被标志为“精神有病”）。
在今天，欲望（desire）被视作是“自然的”、“本能的”、如吃“美食”的欲望，和美女俊男“做爱”的欲望等等等等；欲望之满足，就会带来“快感”。这似乎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最基本的“常识”。然而，在那前语言的、溢出性甚至创痛性的“真实的快感”之观照下，这套“常识”话语便土崩瓦解：
日常生活中的诸种欲望，同它们所带来的“快感”一样，实际上从来就是彻彻底底的符号编码出来的产物。
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年代与地方——即不同的“现实世界”（意识形态矩阵）里——人们所“有”的欲望完全不同。运用福柯的考古学便可看到，今天人们对吃鱼翅、拥有名车、或成为电影明星之“欲望”，若换个年代与地方则可能完全不存在，鱼翅可能根本不是“食物”、名车这个东西（或这个符号）则还根本没有、而成为电影明星则是被看作（编码为）“沦落成卖艺的”……
因此，他/她的某个欲望，从来就不是其本人自己的欲望，而总是一个欲求别人之欲望的欲望（a desire for another’s desire），如看到身边的人们均在欲求鱼翅、欲求有车、欲求具有某种身材某样气质乃至某类社会地位的美女/帅哥……故而，某人的欲望，总是他/她（在存在论层面上）被“抛入”的那个意识形态矩阵的符号性造物。
精神分析，便正是要追踪那“欲望的对象-肇因”（object-cause of desire）。
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那些“现实世界”所提供的“快感”（“美食”、“做爱高潮”等），很多时候往往并非那样地具有“快感”。然而，不少人却仍是把它们当作“很爽”，如同电影《Matrix》中那个光头叛徒Cypher 一样，明知吃牛排的快乐体验根本上是成问题的、虚拟的，还是情愿当它从来就是很爽的，继续吃得津津有味，并为这种虚幻的“爽”而背叛朋友（Neo等人）、放弃同Matrix 进行激进的战斗。
在拉康主义精神分析中，冲破意识形态矩阵的那套根本性法则（Law）——如冲破“走路规则”、“做爱规则”地和自己的身体器官发生关系——绝非变态，而Cypher这种人才是“变态狂”（pervert），因为他们总是对意识形态的符号性法则顶礼膜拜，甚至明知它很成问题还是把它当成行为准则，甘心使自己成为它的对象－工具（object-instrument）。
这种种“病理性的”、存在论上并不真实的、由语言符号编码化出来的“快感”，乃是这个“现实世界”（我们所居身的Matrix）使我们相信它是“二十一世界美好世界”而非“二十二世界杀人网络”的唯一法宝，是使我们感到它乃没有任何严峻问题、没有任何腐烂性创口的太平盛世的唯一诱惑。
当Matrix 所提供的“美食”、“高潮”都不发生作用时，那时或许不需要Neo他们从“真实的荒漠”来闯入Matrix战斗，现实世界里的人们早也因“不爽”或“没东西爽”而从内部搞出革命了（Matrix三部曲最后一部题目即为“Revolution”）。
因此，“快乐原则”实在是我们这个现实世界的镇山之宝。领袖的丰功伟绩，其实就是想尽办法、拉皮条地让人们不断地高潮，不断地爽。从拉斯维加斯到澳门，从股票、赌马再到红灯区，你不爽也要你爽，或者说，不爽也要让你以为你在爽！
既然“上半身”的“雷锋精神”、“为人民服务”现在早已不能让人们爽，那就“下半身”的玩意赤裸裸地全上，“丰乳肥臀”的“废都”上，看你爽不爽！
因此，在今天，唯一的政治就是快感的政治（politics of enjoyment），即以真实的快感对抗那“现实世界”的“快乐原则”。快感的政治所激进追踪的，并非马克思主义政治所追踪的“剩余价值”，而是更根本性的“剩余快感”（surplus-enjoyment，拉康术语），即“现实世界”之“快乐原则”所无法全然覆盖的那溢出性的真实快感。
    这不只是“剥削”与“被剥削”之间的对抗（意识形态矩阵内部的符号性对抗之一种），而是“生”与“死”——“欲望”下快乐地“生活”与“死亡驱力”下执着地“求死”（符号性自杀）——之间的纯粹的对抗。
与欲望截然相反的，就正是驱力，它驱使人们寻找被语言“阉割”前的身体的真实快感，从而驱使人们尝试超越那符号编码出来的快乐原则、冲出这个欲望横流的“现实世界”之矩阵。
故而，如拉康所言，“所有驱力实质上都是死亡驱力”，那是因为，驱力带领人们走向在Matrix中的符号性死亡，即经由死亡而成为游荡于“现实世界”并对其作最彻底的激进批判的幽灵。
在今天，成为意识形态的激进批判者，即意味着通过行动同“现实世界”这个巨型矩阵彻底决裂，即意味着成为幽灵，成为“死了的活人”。而对于意识形态来说，遭遇这样的幽灵，便是一个最为根本的危险/威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电影《Matrix》中，总有大批“计算机特工”在全力追捕围剿Neo等战斗着的“死了的活人”：
或以残酷的强力将之抹平除尽，或以虚拟的“快感”将其平滑地吸纳进意识形态秩序（“现实世界”）之中。
而在电影之外的当下“现实世界”（全球矩阵）中，意识形态系统对于其秩序内部的各种激进批判话语，不正是同样的一般无二：对于各种刺入“现实”的知识分子批判，意识形态秩序也同样是：
1.或强力镇压（如明确将其标为“非法”、“政治不正确”）、2.或提供“快感”（如许以终身教职、丰厚待遇），从而平滑地抹消各种溢出性的幽灵性声音，来完成自身的总体化、和谐化与完善化。
Via：慧田哲学编｜吴冠军《两种死亡，两种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