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我在大学第二年的时候，曾经和一位颇为传奇的上中学姐同桌吃饭，那时我和同学忙于在大学之中成立高中的校友会，饭局的主题也是向上中这个最为出色的校友会创始者学习。可能是在一个很不经意的间隙，学姐提到了随着她进入大三大四，生活的关注点逐渐从过去转向了未来，不再那么在意自己的高中，而是虎视眈眈雄心勃勃地注视着前方的职场和研究生院。
我不知道这个转变在我身上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发生了，我开始时刻关注着美国东西海岸的那几所学校和它们院系里的知名教授，在留学论坛上打听着各种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并就在这一刻还坐在他们其中之一的实验室里面对着服务器上的数据和程序。
前几天不经意看到了CCTV一个《高考》的六集纪录片，我抓紧一切的闲暇时间，用了两天看完了全部。这之中的很多时刻，我都忽然感觉恍如隔世，仿佛如今在我身边的数据，统计，实验，GRE都塌缩进了未来，我穿着高中宽松的校服，在一点半的教室里，在化学老师凌厉的嗓音中昏昏欲睡。同样消失不不见的，还有我大学前期无比怀念高中的时光，那一段一直努力于在大学重构高中认同的时光。 前几天跟高中同学吃饭时候说，来到这样一个生活惬意的地方，好像之前在国内大二大三野心膨胀的时光像盔甲一样从身上褪去，这么说来，盔甲之外还有盔甲，只是时光久远，我们只记得刚过去的那一层罢了。
影片的前四集，都是我相当陌生的场景，压抑紧张的“亚洲最大高考工厂”毛坦厂中学，甘肃山区贫困的学生和上海的打工子女。每年到了高考百日附近，门户网站上总是会挂出很多诸如衡水，毛坦厂这样超级中学极富煽动性的励志场景来搏人眼球，在大学期间，我看过很多次这样的新闻，但直到看着镜头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学生时，才真切意识到，他们的生活除去军事化和高压之外，和我们的是如此相似，无论我的高中拥有相较于他们来讲多么巨大的自由和视野，无法否认的是，在高中的绝大多数时光，我们还是在同高考科目的知识相处。哪怕现在我们只能，或者说意识深处只愿意回忆起那些打球，音乐和喝酒的时光。这些学校学生以及他们生活状态被呈现，无疑地会引起人们的怜悯之情，我们会设身处地去思考这种逆境下奋斗所承载着的压力和绝望，以及作为高考下优等生才能感受到的那种拼尽全力才能考上二本或者一本的距离感。就在第一次看到这个纪录片的下午，我还和朋友讨论着留学生圈背后家庭的强大财力和权力，讨论着巴哈马的度假，仰望着这些事物多了以后，仿佛上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或者无力负担大学的学费反而变成了“天方夜谭”，那一刻，我为自己的想法产生了冷汗，不知道是来自于从小到大对于这种生活的陌生，亦或是逐步接近了竞争激烈的后学生时代，心中冷血充盈？
其实很多时候我无法断定自己的这种怜悯是否出于真实，我承认在看到他们学习状态的时候心中确实压抑或者痛苦，但反观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在某些以智识作为社交资源的网站上，去鄙视一些努力勤奋却考不上北清复交的学生，不也是一种名校生常有的娱乐吗? 或者说，在给予了他们适度的怜悯之后，大多数的我们，不还是一样的回到了对于常春藤斯坦福和华尔街香港近乎谄媚的追求当中，来不及再多向后张望一眼吗？
另一方面，这部纪录片对比的另一侧对于我而言又是那么熟悉：新中关善缘街连绵不断的留学广告，人大附中红白校服，北大附中的改革。也是在高中的绝大多数时间，我看着身边的同学拿着巨大的SAT复习资料，AP微积分在教室后排苦读，在某几个特定的周末他们会一起去往香港或新加坡参加考试，在一切有校际交流的地方大家总会在背后窃窃私语人大附中学生对于校服的痴迷，而北大附中，就像后来清华对北大的态度一样，大家的赞扬中也带有无可奈何。
这一群学生有着良好的家庭，从小受着全面而丰富的教育，他们在中学就开始阅读马尔克斯海明威和米兰昆德拉，在很多同龄人第一次拿到自己护照时他们早已将自己用过的几本护照厚厚得叠在一起，他们有自己欣赏的乐队和歌手，课内的学习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并不构成挑战，所以有人选择了出国，有人投身学科竞赛。 公平的是，高考一如降临在片中主角身上一样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中没有放弃高考的人似乎理所因当的进入了中国地TOP4，而“出国党”少数能够去往常春藤，大多数也没有落到五十名的大学或者文理学院之外。 不公平的是，他们中留在国内者，在新的大学里很快又和其他大城市的他们成了朋友圈子，因为他们的高中同样有名，因为他们讲着无可挑剔的英语甚至法语西语，因为他们可以自如地谈论米兰昆德拉和绿洲乐队，而同一时刻另一些同龄人却还没有从名校这场幻梦中醒来，准备迎接过去十八年教育背景带来的窒息般压力。
如今的我仿佛还可以看到，在四年之后，前一群人和后一群人的佼佼者将再一次进入到名头响亮的公司和世界名校，前一群人会又一次依仗着自己的过去用自己的优秀和谈吐作为筹码，挤入当地更资深的留学生圈子，去交换后者中很多家庭无上的权力和财富，他们早已想好自己的目标，要成为一个像波士顿人或者纽约客一样的存在，这种可以延长却无法消弭的区别，在我们似乎默认假设了公平的环境里，也许成为了当年《波士顿人》的开头引发了如此轩然大波的原因：
"我记得，2011年她还会出现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派对上，那很少的一两个她充分信任的朋友的派对，用化名，只停留一小会儿，不多说话。几个月后，她父亲正式上台，我们再没看见她在任何公众聚会场合现身。2011年走在波士顿街头有时候可以撞见薄瓜瓜，被一堆朋友簇拥着，总是外国朋友，总是在笑。他的性格开朗外向，颇受欢迎，然而他会谨慎地只在外国同学中交朋友。"
我不知道这个转变在我身上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发生了，我开始时刻关注着美国东西海岸的那几所学校和它们院系里的知名教授，在留学论坛上打听着各种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并就在这一刻还坐在他们其中之一的实验室里面对着服务器上的数据和程序。
前几天不经意看到了CCTV一个《高考》的六集纪录片，我抓紧一切的闲暇时间，用了两天看完了全部。这之中的很多时刻，我都忽然感觉恍如隔世，仿佛如今在我身边的数据，统计，实验，GRE都塌缩进了未来，我穿着高中宽松的校服，在一点半的教室里，在化学老师凌厉的嗓音中昏昏欲睡。同样消失不不见的，还有我大学前期无比怀念高中的时光，那一段一直努力于在大学重构高中认同的时光。 前几天跟高中同学吃饭时候说，来到这样一个生活惬意的地方，好像之前在国内大二大三野心膨胀的时光像盔甲一样从身上褪去，这么说来，盔甲之外还有盔甲，只是时光久远，我们只记得刚过去的那一层罢了。
影片的前四集，都是我相当陌生的场景，压抑紧张的“亚洲最大高考工厂”毛坦厂中学，甘肃山区贫困的学生和上海的打工子女。每年到了高考百日附近，门户网站上总是会挂出很多诸如衡水，毛坦厂这样超级中学极富煽动性的励志场景来搏人眼球，在大学期间，我看过很多次这样的新闻，但直到看着镜头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学生时，才真切意识到，他们的生活除去军事化和高压之外，和我们的是如此相似，无论我的高中拥有相较于他们来讲多么巨大的自由和视野，无法否认的是，在高中的绝大多数时光，我们还是在同高考科目的知识相处。哪怕现在我们只能，或者说意识深处只愿意回忆起那些打球，音乐和喝酒的时光。这些学校学生以及他们生活状态被呈现，无疑地会引起人们的怜悯之情，我们会设身处地去思考这种逆境下奋斗所承载着的压力和绝望，以及作为高考下优等生才能感受到的那种拼尽全力才能考上二本或者一本的距离感。就在第一次看到这个纪录片的下午，我还和朋友讨论着留学生圈背后家庭的强大财力和权力，讨论着巴哈马的度假，仰望着这些事物多了以后，仿佛上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或者无力负担大学的学费反而变成了“天方夜谭”，那一刻，我为自己的想法产生了冷汗，不知道是来自于从小到大对于这种生活的陌生，亦或是逐步接近了竞争激烈的后学生时代，心中冷血充盈？
其实很多时候我无法断定自己的这种怜悯是否出于真实，我承认在看到他们学习状态的时候心中确实压抑或者痛苦，但反观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在某些以智识作为社交资源的网站上，去鄙视一些努力勤奋却考不上北清复交的学生，不也是一种名校生常有的娱乐吗? 或者说，在给予了他们适度的怜悯之后，大多数的我们，不还是一样的回到了对于常春藤斯坦福和华尔街香港近乎谄媚的追求当中，来不及再多向后张望一眼吗？
另一方面，这部纪录片对比的另一侧对于我而言又是那么熟悉：新中关善缘街连绵不断的留学广告，人大附中红白校服，北大附中的改革。也是在高中的绝大多数时间，我看着身边的同学拿着巨大的SAT复习资料，AP微积分在教室后排苦读，在某几个特定的周末他们会一起去往香港或新加坡参加考试，在一切有校际交流的地方大家总会在背后窃窃私语人大附中学生对于校服的痴迷，而北大附中，就像后来清华对北大的态度一样，大家的赞扬中也带有无可奈何。
这一群学生有着良好的家庭，从小受着全面而丰富的教育，他们在中学就开始阅读马尔克斯海明威和米兰昆德拉，在很多同龄人第一次拿到自己护照时他们早已将自己用过的几本护照厚厚得叠在一起，他们有自己欣赏的乐队和歌手，课内的学习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并不构成挑战，所以有人选择了出国，有人投身学科竞赛。 公平的是，高考一如降临在片中主角身上一样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中没有放弃高考的人似乎理所因当的进入了中国地TOP4，而“出国党”少数能够去往常春藤，大多数也没有落到五十名的大学或者文理学院之外。 不公平的是，他们中留在国内者，在新的大学里很快又和其他大城市的他们成了朋友圈子，因为他们的高中同样有名，因为他们讲着无可挑剔的英语甚至法语西语，因为他们可以自如地谈论米兰昆德拉和绿洲乐队，而同一时刻另一些同龄人却还没有从名校这场幻梦中醒来，准备迎接过去十八年教育背景带来的窒息般压力。
如今的我仿佛还可以看到，在四年之后，前一群人和后一群人的佼佼者将再一次进入到名头响亮的公司和世界名校，前一群人会又一次依仗着自己的过去用自己的优秀和谈吐作为筹码，挤入当地更资深的留学生圈子，去交换后者中很多家庭无上的权力和财富，他们早已想好自己的目标，要成为一个像波士顿人或者纽约客一样的存在，这种可以延长却无法消弭的区别，在我们似乎默认假设了公平的环境里，也许成为了当年《波士顿人》的开头引发了如此轩然大波的原因：
"我记得，2011年她还会出现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派对上，那很少的一两个她充分信任的朋友的派对，用化名，只停留一小会儿，不多说话。几个月后，她父亲正式上台，我们再没看见她在任何公众聚会场合现身。2011年走在波士顿街头有时候可以撞见薄瓜瓜，被一堆朋友簇拥着，总是外国朋友，总是在笑。他的性格开朗外向，颇受欢迎，然而他会谨慎地只在外国同学中交朋友。"
